李叔同的性格、心理等，根据瓦当《慈悲旅人：李叔同传》第七章 弘一遗案 基础上整理

 一、近代佛学复兴思潮影响

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后因日本侵华而停滞，前后持续半个多世纪。把李叔同出家事件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来考量，我们就可以看出其道不孤。“社会既屡更丧乱，厌食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身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出家是那样的时代不多的选择中正常的一种，因为李叔同的身份，其效果被人有意无意夸大。

 

二、佛学大师的忏悔精神

弘一法师人格中的一个非常特殊之处，就是他的内心充满罪感，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余于三十岁时，即觉知自己恶习惯太重，颇思尽力对治。出家以来，恒战战兢兢，不敢任情适意。但自愧恶习太重，二十年来，所矫正者百无一二。自今以后，愿努力痛改。更愿有缘诸道侣，亦皆奋袂兴起，同致力于此也。（1933年《改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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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佞自知世寿不永，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冬受马一浮大士之薰陶，渐有所悟。（1918年2月致刘质平）

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须说）”。（1937年《南闽十年之梦影》）

特别是1938年《最后之忏悔》中所说的：

就我自己而论，我的年纪将到六十了，回想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到现在，种种经过如在目前；啊！我想我以往经过的情形，只有一句话可以对诸位说，就是‘不堪回首’而已。

我常自来想，啊！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丧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自己的过失。我从小孩子起一直到现在都埋头造恶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常行袁了凡的功过格，三十岁以后，很注意于修养，初出家时，也不是没有道心。虽然如此，但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便大不同了：因为出家以后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天良虽然没有完全丧尽，但是惛愦糊涂，一天比一天利害，抑或与天良丧尽也差不多了。讲到埋头造恶的一句话，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这个也无须客气也无须谦让了。

就以上所说看起来，我从出家后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真可令人惊叹；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

可是到了今年，比去年更不像样子了；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

这种对自己体无完肤的批判，比比皆是，触目惊心！赎罪、悔罪。

弘一法师出家时的佛学准备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尚未入门，像马一浮、章太炎、欧阳竟无等都远胜于李叔同。但佛教毕竟是宗教，不仅仅是知识学问，重在行证佛果，这是弘一法师的胜处。

弘一法师出家前特别钟爱《人谱》，这是他在浙一师最常看的书，他还在书的封面上题写“身体力行”四字自勉。临出家时，又将此书送给丰子恺，他的“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也转获自《人谱》。应该说，弘一法师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来自宋明理学。大师后来弘法布道，亦多引儒书：“余于讲说之前，有须预陈者，即是以下所引诸书，虽多出于儒书，而实合于佛法。因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1933年《改过实验谈》）

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

李先生虽然是一个演话剧，画油画、弹钢琴、作文、吟诗、填词、写字、刻图章的人，但在杭州师范的宿舍（即今贡院杭州一中）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我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李先生当了我们的级任教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

　　唐初，王（勃）、杨、庐、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见《人谱》卷五，这一节是节录《唐书·裴行俭传》的）

　　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贵”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以下摘自张天杰《蕺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人谱》里面所表现的罪恶感，简直可以和其同时代西方清教徒的罪恶意识相提并论。宋明儒学发展到这一步，对幽暗意识，已不只是间接的映衬和侧面的影射，而已变成正面的彰显和直接的透视了。”

但“基督教，因为相信人之罪恶性是根深柢固的，因此不认为人有体现至善之可能；而儒家的幽暗意识，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淹没它基本的乐观精神。不论成德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人仍有体现至善，变成完人之可能。”儒家表现幽暗意识之时，还是肯定成人的可能性，这在刘宗周的《人谱》那里也表现得特别明显，“改过”与“证人”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

“这种幽暗意识，在王门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罗洪先的思想中看得更清楚。他对自己内心深处所蟠结的罪咎，曾有这样勘查入微的反省:……经过这种深切的反省和自讼，他才能对生命有这样的感受:‘吾辈一个性命，千疮百孔，医治不暇，何得有许多为人说长道短邪?’这种对生命有千疮百孔的感受，在晚明刘宗周的思想里有更明显的流露，造成幽暗意识在宋明儒学里一个空前的发展。”

幽暗意识，就是生命的阴暗面，李叔同这种对忏悔、改过的强烈感受，是不是也来自于他对自己生命千疮百孔的感受（儿时或是年轻时的经历）呢？这可以是一个心理学的话题。

李叔同喜爱《人谱》，和他的性格有关，这种性格又和刘宗周是相似的。

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刘宗周把心学最终归结于追求所谓至善本体的‘诚意’，由‘理’到‘心’，由‘心’到‘意’，路便愈走愈窄愈内向，走入准宗教式的禁欲主义，而完全失去任何丰满的客观内容，成为异常枯槁的戒律教条，毫无生意。”甚至还说《人谱》的一百条“ 记警”“腐朽不堪之至”。李先生考察了理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到了刘宗周这里发生了“愈走愈窄”、“禁欲主义”的特点，也就是说在道德实践上的紧缩，反而使得人欲的问题更加突出，其弟子陈确“反而提出接近自然人性论的命题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批评还有姚才刚先生（《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他说：“他虽然使心学变得极为精微、幽深，但却走向极端，使人觉得他的学说有过于紧缩之感，尤其是他的工夫论，让人望而生畏，读后徒增几分抑郁之情，难以有‘鸢飞鱼跃’的和乐境界。这种过紧的内圣之学，不利于制度层面的建构。而且，刘蕺山异常严谨的个人气质使得他无法对所处社会的时代精神加以响应，他的过份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也使他无法体认到当时思想解放潮流所应具有的价值。” 显然，这样的批评对于刘宗周而言，有一点过分了。

关于《人谱》在道德践履上的问题，牟宗三先生早就已经注意到，所以他说：“如若顺着蕺山《人谱》作实践，觉得太紧，太清苦，则可参详致良知以稍活之，又可参详象山之明本心以更活之。反之，如若觉得象山之明本心太疏阔，无下手处，则可参之以致良知。如若觉得致良知仍稍疏，则再详之以《人谱》。”

三、独特的人格际遇

当时留日学生多半在从事革命或政治活动，李叔同却独独醉心于艺术。有人说他参加过同盟会，但亦无明确证据。 

柳亚子称李叔同和苏曼殊为“南社二畸人”。

曹聚仁《李叔同先生》：“谁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极严”“他在和尚队中，该是十分孤独寂寞的吧！”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格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作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它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1937年《南闽十年之梦影》）

这种性格的养成，可能与身体不无关系。李叔同年轻时曾患过肺结核，并时常咯血。他亲近见月大师，不乏同病相怜之意。后来，又常年患有神经衰弱，他断食的初衷即有为治疗神经衰弱的原因。出家后，常年的苦行，衣不过三，营养不良，也使他身体状况大受伤害，这也会影响到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