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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的原因[摘自邓啸林编著《读懂李叔同(弘一法师)》]
作者: 发表时间:17-05-27 点击率:919

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的原因[摘自邓啸林《读懂李叔同(弘一法师)》]

 

  被众多大家尊称为中国近代艺术先驱的李叔同遁入空门,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实在令人不解。再有的是,他曾对好友夏丏尊表示,只做居士。突然剃度出家,好像一次即兴之作。作为天津富商后裔,一个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近代艺术推广和教育上创下数个第一的李叔同,难道出家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场行为艺术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叔同这样一个多才多艺、前途远大的才子落发为僧呢?在大千世界中,人生的取向、人生价值是多种多样的,并非说李叔同成为僧人后,就是他人生前途的终点,只是很多人都认为,与同时代、同类型的人相比,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作为一代艺术先驱,不必选取和他们相同的人生道路。他之所以入山为僧,其中必有其他深层的原因。为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考察李叔同的一生,不难发现其最终为僧的蛛丝马迹。

  父母亲属之中不乏佛信徒

  其实可以这样说,李叔同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佛教信仰浓郁的家庭。他出生的天津河东陆家竖胡同二号,附近就有一个地藏庵,从小就能看见和尚踪影,其声其香,耳濡目染。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字筱楼)虽然是一位儒家门徒,但也信佛,而且还被人们称为李善人。就在李叔同出生那天,为庆祝晚年得子,李世珍就买下无数鱼虾,举办放生仪式。此后,每逢爱子生日,他都大办放生仪式。李世珍的这种做法,对孩子造成不小的影响,与其说是庆祝生日,不如说是在感谢佛祖送子,暗示这孩子源于佛门,给李叔同植入了一种佛缘因子。

  到了李叔同五岁那年,李世珍突然染病不起,自知寿命将尽,他就提出请高僧到床榻边助诵《金刚经》,在诵经声中安详去世,办丧事期间,灵柩停在家中七天,也是每天有和尚来诵经不绝。年幼的李叔同觉得好玩,还跟着念。此后他时常带着侄儿李圣章等一群小孩玩放焰火的佛教仪式,自己披着床单扮演和尚。

  李叔同的母亲王风玲,据说粗识文字,笃信佛教。李叔同的大侄媳早寡,生活悲苦。就在他七岁多时,大侄媳向曾到普陀山出家的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李叔同听见她念,觉得喜欢,也跟着她一起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李叔同自小对佛事不但不排斥,还表现出天生的亲近,在日后他再接触与了解佛教时,这些儿时记忆,必定给他形成一种命中注定的使命感。

  天生佛门根器,性格怪异深感人生无常

  从性格上讲,李叔同是一个性格孤僻、孤傲清高的人。他不适应繁复的人际关系,喜欢清静独处,顾一尘在《纪念弘一法师》中如此评价李叔同:一个具有二重性格极端主义艺术家。

  李叔同一生所用名字甚多,根据他的俗家子弟丰子恺考证,足足有二百多个。除了李同、文涛之外,比较常用的俗家用名还有成蹊、李息、李哀、息霜等,可见他性格中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心性内向的他很少表白自己的心迹,后人无法确知他内心在想什么。当年在日本演话剧,正是春风得意时,因为有人议论批评,他就不再演了。可见其才华高,自视亦高。

  与李叔同有过深接触的,都认为他的性格古怪。有一次,李叔同与欧阳予倩相约八点在上野不忍池畔自己的住所处见面。由于欧阳予倩迟到了五分钟,李叔同便不给他开门: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欧阳予倩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

  五岁丧父,不能说没给李叔同留下挫折感。首先,他的生活发生巨变,虽然有母亲看护他,但毕竟是庶出,总免不了一些冷眼和不公。每当他烦闷不开心,能背诵《名贤集》的乳母刘氏就教他读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的警句。李叔同出家之后曾自述:七八岁之时,常有无常空苦之感,乳母每戒之,以为非童年所宜。及慈母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蔡冠洛《戒珠苑一夕谈》)

  人生中的每一次波折,都会给李叔同留下不小的心灵伤痕。母亲去世时,二十六岁的李叔同悲不自禁,在她的葬礼上抚琴长歌: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这不似其他的挽词,为仙逝的母亲歌功颂德,更多是倾诉自己的悲痛和孤寂,以此来感亲恩。后来,他向弟子丰子恺回忆起母亲,说:我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丰子恺《法味》)他的这种哀愁,与其说是对母亲的依恋,不如说是在为安身立命的思考而苦恼,以及独自面对生存的一种彷徨。

  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改名李哀,与其说是寄托母亲的哀思,不如说是表达内心的悲伤和对人生又一次重大转折的感叹。后来他出家,也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难以理解了。

  李叔同的哀伤色彩,更多地在他的诗词中体现。就拿他填词的《送别》来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其中包含着一种悲不直说愁满怀的情绪,接近佛教禅宗的意境,与被称为诗佛的唐朝诗人王维的作品意境如出一辙。

  慈悲是一个佛子必备的素质,而李叔同的慈悲是天生的。他自小喜欢养猫,敬猫如敬人。少年时,李叔同见兄长李文熙接人待物,礼仪常随人的贵贱而有差别,他对此愤愤不平,赌气地与兄长反其道而行之,对穷人敬重,对富人轻视。

  在浙一师任教期间,李叔同被学生们形容为温而厉,对他是既怕又爱。在他的课堂上,碰到学生做其他小动作,他并不当场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的学生都走后,他才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说下次吐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完,再微微鞠躬,表示你可以出去了。李叔同从不打骂、责备学生,他用谦恭的态度去教育他们,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慈爱。

  当初章士钊化名烁楼十一郎为名妓李蘋香立传正名,而李叔同也化名惜霜为《李蘋香》作序,不仅是出于他们的感情关系,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悲悯的同情心。

  而对于国家动荡、政治腐败,李叔同常常抒发出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金缕曲·别人好东》)”的感慨。从佛家眼光看,李叔同天生就有了视世事如霜露闪电、人生如西山落日等一类通达佛门的根器法缘

  环境因素,社会上浓郁的宗教风气

  清末至民国初期和中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精神上充满了失望和空虚。加上佛教教义更加神化,人们便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出家为僧和在家供佛的越来越多,甚至在政界里也有不少人信佛。19371月杭州《赵风》杂志增刊《西湖》上发表的根据1936年春李叔同在厦门南普陀寺口述整理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看。

  不仅寺院就在家门口,李叔同的交际圈中,还有研究佛学的人。那就是在十六岁时,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一起考县试,一举夺魁的马一浮。

  李叔同结识马一浮是在南洋公学时期,其后十余年未曾相见。直到李叔同在杭州任教后,两人才复相过从。这时候的马一浮已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儒学家和佛学家,而且自身出现了佛化倾向。马一浮来杭州寄住广化寺内,打算用三年时间阅读文澜阁《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卷。李叔同时常到寺中探望他,有时还在隔壁为客人准备的痘神祠小住几天,偶尔也到广化寺内僧人的住所去走走看看,感觉出家人的生活挺有意思。

  马一浮先后寄《起信论笔削记》、《三藏法数》、《天亲菩萨发菩提心论》、《净土论》、《清凉疏抄》给李叔同,对他的熏陶不浅。李叔同在19173月给弟子刘质平的信中说: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平淡,职务多荒。后来,他在撰写《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时,再次提及马一浮对他确立佛学信仰的影响: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仪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阅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

  在浙一师的好友夏丏尊给的不经意的暗示也不少。有一次,学校请一位名士来演讲,他们俩就溜去湖心亭吃茶,看见对面马路上一位和尚走过,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李叔同频频点头,觉得夏丏尊说得很有意思

  在没见过李叔同受到的种种苦行之前,夏丏尊是不反对李叔同出家的,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这样说: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夏丏尊和李叔同的关系不一般,并且出家后为他筹建晚晴山房,送他真白金水晶眼镜等资助。朋友的真心话,对李叔同的触动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早年的佛教倾向的暗示和支持肯定。在后来的1920年,成为了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在践行席间,指着夏丏尊对大家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亲身体验,弘法度生一直是夙愿

  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之中,还必须看到他身体病理的影响。李叔同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由此还染上了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有如当今的癌症,不能治愈,只能靠在幽静清新的环境中调养,远离嚣尘的山谷丛林是理想去处。再则,李叔同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也曾出国留学,受过近代科学的熏陶,但在对待疾病这件事上,却和同时代不少迷信的人一样,以为生病是前世有孽,今生有罪而来,吃斋念佛则是消魔祛灾的好办法。

  他从夏丏尊那得到关于断食的文章后,对其中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深信不疑,将此当作治疗神经衰弱症的唯一办法。于是他开始筹办断食,为计划能成功实施,甚至连好友夏丏尊也不事先告知。1941220日在澳门出版的《觉音》上刊登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夏丏尊这样说:

  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几乎之意,改名李婴……

  在虎跑寺方丈楼断食期间,李叔同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后来知道他是弘祥法师)在他的窗前经过,见他总是十分欣喜自得的样子。李叔同便时常找他相互交谈,这位出家人也常送来佛经给他阅读。李叔同亲眼所见僧人和寺庙生活的情景,影响了他的看法,不但解除了他对佛僧的一些误解,还加深了那些埋在记忆深处的对佛教的好感,回来后还对夏丏尊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热情。

  李叔同自己也说,他幼年也见过一些出家人,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在一起……也不知寺中的内容是怎么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而且羡慕起来。我虽在那里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喜欢吃。及至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断食归来后,李叔同带学生丰子恺去访问马一浮,向马一浮借回了《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许多佛学书籍。这一行为,可见他从曾经的徘徊观望,进入了亲自体验时期,这是非常大的跨步。到了春节,李叔同没像往常那样回上海与日籍妻子团聚,而是去了虎跑寺,和马一浮、彭逊之等佛学人聚谈。过后十天,彭逊之便剃度为僧。李叔同饶有兴致地做了个旁观者,亲眼见证了剃度受戒的全过程后,大受感动,当场皈依三宝,拜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中说: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乎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和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以及校工友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和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

  夏丏尊认为: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对他的不安,对他不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或者说,李叔同曾经徘徊在佛门前,苦苦地思考着,这扇门究竟是进还是不进。从来,他都不是个排斥宗教的人,只是受到那些赏识他艺术才华的人的影响,尚有一丝怀疑,佛教是不是能证明他人生价值的方式。但,随着他对佛学深入了解及断食的亲身体验后,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深信因果报应,对爱情婚姻反思和忏悔

  李叔同在出家后的一堂演讲上说过: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么,就有必要在此谈一谈李叔同在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生活方式。从实际考察来看,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生活在李叔同的思想和行为中,并非如常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与其说,他抛妻弃子、出家为僧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和克服自己造成的窘境,所以用出家为僧的办法,以期望一了百了,不了而了之。

  李叔同到底为自己制造了怎么样一个困境?这就关系到他的母亲和日籍妻子了。李叔同身系庶出,母亲在李世珍的四个妻妾中排列最后,而且二十多岁就守寡了。她的处境艰难,受人冷眼排斥,人格上不能得到尊重,也无法得到自由,这一切李叔同是耳闻目睹的。他很同情自己母亲的身世,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就因母亲的悲剧,李叔同一直反对纳妾,但他后来也走上了父亲的路,除原配夫人俞氏外,又娶了个日本夫人,使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子重复了他母亲的命运。

  李叔同从来没在公共场合曝光过自己的日本小妾,甚至不曾向朋友介绍过,就连她姓甚名谁都无人知晓。从日本归国后,李叔同将日籍妻子安置在上海,只身回天津,只在家中住了半年多时间。1912年初离津南下,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对于他的结发妻子来说,不能说没有感情上的伤害,以及人格上的轻慢。

  而从李叔同的情感角度上讲,与俞氏的包办婚姻没有能给予他太多的感情和留恋。李叔同十四岁时认识杨翠喜,他们曾热恋过,并私订终身。可见俞氏是突然强加进他的感情世界的。190610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作《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其双亲,李叔同回答健在。问起家室,他说尚单身。而真实情况正好相反,他当时父母俱故,他与俞氏结婚近十年,育有孩子。李叔同之所以向日本媒体说谎,必然有想更改这一人生路线,重头再来的愿望。

  在原配和日籍小妾之间,李叔同是极其矛盾的,似乎是不论怎么做,都会给她们带来伤害。年少时的李叔同因母亲的际遇引发对封建纳妾的反感,而后又因在日本生活与感情上的真正需要,不自觉地步入这自相矛盾的错误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越发察觉到,他对两位女性的负罪感,不但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负担。后来,又加上百万家财破产,一介书生要维持两地的家庭,李叔同不堪重负。而实际生活又强化了他在婚姻家庭生活上的存在感,他无法逃避被两个女人和孩子们依靠的责任。李叔同在艺术上堪称富有开创性的奇才,在生活能力方面,一直受母亲保护的他,却是个捉襟见肘的人。这种强烈的存在感和被依赖感,渐而变成难以摆脱的困境。当他在杭州接触过佛学,深信了因果报应之后,这种窘境更增加了他自视报应的负罪感。

  不回天津的家早就成了自然,那么在上海的家呢?自从1915年夏天与日籍夫人从东京度假回来后,他也不像先前那样跑得勤快了,最终发展到采取彻底逃避——在事先也不告知天津家人,也不通知上海日籍夫人的情况之下,以出家为僧的方式,将长期不能改变和摆脱的窘境,以不了之而了之。但李叔同不敢正视自己出家行为背后的这个动机,而是用出家为僧就得抛妻弃子的结果,将这种行为中所包含的深层原因给掩盖起来了。

  除了想摆脱一妻一妾的生活窘境,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中,不能说没有他对自己青年时期荒唐生活的后怕与忏悔。这是一个难言之隐。

  早年的李叔同作为富家弟子,除了上学念书,有时间与金钱多方结交名士,出入书香门第,切磋诗词骚赋,摩挲金石书艺。而且他有兴趣与精力沉湎于梨园舞榭,十四岁就与京城名妓杨翠喜结识,卿卿我我,神魂颠倒。避祸上海的头几年,这样的生活也没多大改变,参加诗社,与李蘋香等名妓诗词往来,互诉衷肠。去日本后,生活优越的李叔同不但能独居,还雇了个模特儿画人体素描,继而与她同居。除了原配外,还多了个日籍太太。在这些情形之下,不能排除郁达夫式的苦闷因素,还有一种颓唐、迷茫的情愫表现。这些**往事也应是他出家的诸多原因中,不能排除的一点。

  李叔同与一般无文化的和尚不同,他在出家之前看过不少佛经,知道各种戒条的含义。如此,他就不会不去反思自己年轻时,在男女之事上的种种荒唐和越轨行为。越是反思,就越发感到后怕,担心其来世万劫不复。怎么办?佛理佛规上说,出家为僧,在空门中边忏悔边修行,即为从这种后怕状态中得到解脱的道路。就是这个原因,李叔同出家后,老友尤惜阴想将他年轻时的诗编成集,他以多涉绮语,格调亦卑,无足观也对自己年轻时代的生活和**生活做了彻底的否定。1929年,大师受邀为开明书店写字模,他甚至因书写部、部的字感到不适而不愿执笔,就源于他对因果报应深信不疑的结果。

  精神迷茫,追寻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同样,李叔同遁入空门的举动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置身其中的时代,社会局势剧烈动荡,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面临着生存与意义的双重迷失,需要一个契应时代之需的思想观念,以解决社会和人心的种种问题。当此之际,佛教文化受到了部分寻找出路的先进分子的青睐。最突出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将佛教当作宣扬其新社会大同理想的思想工具和精神依托。从实现其社会政治理想的角度出发,康、谭、梁等一批人,又大力张扬着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救世精神,以这种精神有助培养人们无私无畏、为国家自我牺牲的品质与意志。

  李叔同早年十分拥戴康梁变法,刻有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可是,李叔同是一个做什么像什么的人。他在时代思潮的熏陶之下,对于佛教,他不是假借,是要直接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各种理念。

  李叔同开始也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但由于志趣与禀赋上的差异,加上家庭氛围的影响,由于他的根基不牢固,视野狭窄,出现了更形歧异。作为才子,李叔同的幻想多过现实,且又逞才使气。他是个在幻想中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诗词骚赋,金石书艺,音乐美术,是他所学习专研并十分钟情的。这些文学艺术往往空灵虚幻,无可把捉,李叔同长年浸淫其中,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将这种爱好与需要推向极端,是很容易与佛法接轨的。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这样说:

  他是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的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的扶梯的最高定点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弘一法师在闽中留下不少的墨宝,在内容上是宗教的,在形式上是艺术的——书法。闽中人士受弘一法师的熏陶,大都富有宗教信仰及艺术修养……

  ……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做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

  丰子恺在1926年作的《法味》中还说:

  他在日本的时候,听说生活很讲究,天才也各方面都拔秀。他研究绘画、音乐,均有相当的作品,又办春柳剧社,自己演剧,又写得一手好字,作出许多慷慨悲歌的诗词文章。总算曾经发挥过他的才华。后来回国,听说曾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又当过几个学校的重要教师,社会对他的待遇,一般地看来也算不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种深的苦痛,所以说母亲死后到出家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

  可见,在李叔同的心境里,他既继承了旧式文人的自由生活理想图式,又接受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性和自由思想。所以他将自己携妻带母避祸上海的那段时间视作人生最幸福时期,说明他先前最向往的,是那种传统文人的名士生活。然而,现实总是给他带来失望。其一,他所处的社会动荡不安。在1901年自天津返回上海不久,与李蘋香会面时,他大有感时忧世,借酒消愁之意,写下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的诗句。

  辛亥革命后,李叔同家的百万家资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别说难以恢复昔日繁华,就连基本生活都难保障,彻底抽掉了名士生活的基础,人生最幸福时期一去不返,最终成了他苦涩的回忆。从日本回国,他的事业都因这个动荡社会不断受挫,为了养家糊口,他随波逐流地拿起教鞭,为衣食奔波,还不得不屈从来自校方和社会的各种约束。李叔同在杭州的七年时间里,尚无史料证明他曾被当地媒体关注过,反而是日本《日日新闻》曾刊登一则消息:中国第一批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怀才无用,任其自生自灭,真可使人叹息啊。当时李叔同看了非常不舒服。而那七年,中国社会在军阀的统治下,国势日衰,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不断加剧。李叔同局促在学校这个小世界里,与时代主潮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只能刊登在校内的《白阳》杂志、《校友会会志》及《南社丛刻》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上。李叔同的精神痛苦就在这种与时代主潮的脱节中逐渐加深。时间愈久,心灵的创口就愈大,就越发难从中挣脱,越发要产生对个体生命存在、个体生命价值的怀疑。

  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在一篇回忆文章《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中说,有年暑假,吴梦非在西湖避暑,李叔同突然坐了一只没有布篷的小船去拜访他,并邀他一同游玩西湖。在船上,李叔同对吴梦非说:我在日本研究艺术,决想不到自己会回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这话里竞显不胜感慨和怀才不遇的慨叹。而这种被人遗忘、才能无处发挥的失落,更加深了他心灵的受挫感。

  李叔同属于那种不甘平庸、自期甚高的天才艺术家。传说他十二岁时,已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苍凉的诗句,可见他很早就思考人生走向,从少年时期就苦苦寻觅和构建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最佳位置。当教师并非他留学东京的本意。

  家族企业破产后,李叔同不得不回国,事业不断受挫,最终要靠当教师求得温饱。对于有着艺术家具有的孤傲气质,曾在艺术领域雄心勃勃的李叔同来说,这是于心不甘的;若是当个艺术家,在那动荡年代,却连养家糊口也不易保证。这又是当时的李叔同陷入两难处境之一。

  还有就是,李叔同是个重情之人,每次表示要离开浙一师,只要夏丏尊挽留,他又磨不开面子一定要走。这又是他遇到的一种两难处境。他既想离开学校,又一次次地难以脱身,这就使得他产生困惑感和压抑感,日积月累,达到爆发程度。但他需要一个离开的借口和机会,制造出一种被迫离去的假象。就这样,偶然一次断食,参加过一次剃度仪式,加上马一浮的鼓励和夏丏尊几句牢骚,强化了李叔同早年埋下的佛化因子,终于找到摆脱各种两难处境的办法——出家为僧。

  一直对宗教抱有兴趣,深入思考生死大事

  除了解决一些生活和精神中的问题以外,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中,不外乎是为了生死大事这一心理动机。这大概是李叔同出家时的心情和夙愿。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人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探究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本能地不愿相信这句了生死大事是他的真心话,而是认为这句话背后一定潜藏着难言的动机。

  不承认事情如此简单的人们,常以生性有缘看破红尘向往极乐世界普度众生等泛化概念,以及对出家人的一般情形的理解,去剖析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就有了众家所得出的种种猜测与说法。当然,也不能将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归结于一时一事一因上,以偏论概括全部。他的出家之因多而复杂,其中有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经历、性格、思想、喜好、病理等因素。既有一时一地的触发,也有长期形成的必然因果之驱使。既有表面的显现,又有深层的隐藏,是种种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说到底,那些去质问李叔同出家原因的人,并不把生死大事当一回事,或者觉得生死大事不值得花心思去探究,只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此,也就将李叔同出家当成了一个千古疑案去探索。

  李叔同生长于动荡时期,在少儿时代就见识了太多的死亡,对生命的痛苦与脆弱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受。而生、死这样的大关口、大问题,伴随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渐行渐远的人生理想,更趋于真实并日益逼近他,令他不得不认真思考起来。李叔同对生命个体的人生、艺术、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显然要比普通人深入很多,也更复杂。这注定他内心有那种要探究世界现象,挖掘生死背后之本真的不竭动力。在普通人以为早已解决(或者早已注定),从而不屑一顾的生死问题,在李叔同这里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难题。他一直对宗教抱着浓厚的兴趣,无论是日本的天理教、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学(理学)、佛教乃至道教,他都亲近过,并在逐一比较和选择。宗教可谓是他在精神困境里突围的一个方向。他投身于佛教这个精神家园,期望从此能把招人烦恼的一切通通放下,使自己这颗伤痕累累的敏感心灵得到妥善的安顿,并获得持久的宁静。

  因此,李叔同的佛学之旅才走得如此坚决。入山那天,好友夏丏尊送他到校园路口,两人黯然握别,互祝珍重。随后由几个学生陪同,从浙一师往涌金门去,经过净慈寺,一路走向虎跑寺。在距离虎跑寺约半里路的地方,李叔同叫学生们都停下,自己披上袈裟,换上草鞋,接过行李,头也不回地快步去了。

 

 

注:

关于为开明书店写字模的事:

夏丏尊在《护生画集》(第二集)的序言中写到:

犹忆十年前(约1928年)和尚(弘一法师)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籍。

钱君匋在《弘一法师写铜模字》中也写到:

夏丏尊和老板章锡琛看到弘一法师的一手好字,以宣扬佛学为名,发动他写成一副字模,浇出来来排印佛学方面的著作,一方面可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仿宋体来一个抗衡。弘一法师初想排印佛学著作,颂扬佛法,颇感兴趣,因此同意了这个建议。

弘一法师在试写了一千多字之后,便主动放弃了书写字模,并且详细说明了原因:

铜模已试写三十页,费尽心力,务求其大小匀称,但其结果仍未能满意。现由余细详思维,此事只可中止。其原因如下:(一)此事向无有创办者,想必有困难之处;今余试之,果然困难。因字之大小与笔画之粗细,及结体之或长、或方、或扁,皆难一律。今余书写之字,依整张之纸看之,似甚齐整,但若拆开,以异部之字数纸,拼集作为一行观之,则弱点毕露,甚为难看。余曾屡次试验,极为扫兴,故拟中止。(二)去年应允此事之时,未经详细考虑,今既书写之时,乃知其中有种种之字,为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者,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余殊不愿执笔书写,此为第二之原因(此原因甚为重要。)(三)余近来眼有病,载眼镜久则眼痛,将来或患增剧,即不得不停止写字,则此事亦终不能完毕。与其将来功亏一篑,不如现在即停止,此为第三之原因。余素重然诺,决不愿食言;今此事实有不得已之种种苦衷,务乞仁者向开明主人之前代为求其宽恕谅解,至为感祷!所余之纸,拟书写短篇之佛经三种,(如《心经》之类是)以塞其责,聊赎余罪。前寄来之碑帖等,余已赠与泉州某师,又新字典及铅字样本,并未书写之红方格纸,亦乞悉赠与余,至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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