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读经思想史（1）
海印
读经在晚清之前的中国，没有任何问题，是中国思想、教育、教化的定式，晚清的西化，对三千年中国文化造成了严重打击，上下五千年千年文化大厦轰然坍塌。如今，无比动荡的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西化的路上一去不回头，从思想到教育道百姓生活，我们已经变成香蕉人了。西化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失去了固有文化，失去了民族自信，失去了民族凝聚力，失去了强国之本，一个没有传统的国民，是客观意义上的西方傀儡，是西化思想的殖民地，我们并没有因为西化而站立成为世界的巨人，更无法成为世界的文化输出者。中华民族是不屈服的民族，中华文化遭逢三千年凤凰涅槃，吾国吾民，于此时此地，再兴读经救国大业，决然不同百年中的读经运动，这三次读经运动，从最初的抵抗西化，到袁世凯还魂帝制，至军阀读经欲政治独裁，一次次的读经运动，是中国人的屈辱史，是中国文化的屈辱史。而今之中国，再兴读经大业，不为哀清，不为帝制，不为强权，只为复我华夏家邦，只为世界因有中国文化而大同。吾辈二十年奔走呼号，终见曙光，又有天命降之习大人，真心复兴文化，真吾国民之幸，吾国文化之幸！回顾百年读经史，对吾等清晰认识中国文化思想之变迁、面临之问题，以及未来之方向，甚有助益。长久以来，国学培训大抵不从思想史出发，宗教的、鸡汤的、实用的、看病的、技术的、广告的、运作的等等手段，并不能使国人深入思想变革的核心，读经，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返归文化本源，开拓民族未来，这是全球背景下，全体中华儿女迫不及待的使命，诸位的生命，不可再浑浑噩噩，不可再蝇营狗苟于名利薰心，所谓读经教育、国学教育、传统教育等等，不过是名词，吾等承担此事，皆是大事因缘，发挥中国文化之灿烂，激发吾国吾民之博大思想，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放下执着，庶可再造辉煌。
海印长久关注读经历史，收罗史料，择时编辑《百年读经思想史》，今先罗列文献，诸位同仁，欲加入此研究者，望以收罗资料为盼，海印不胜铭感！
今择章太炎先生之文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章太炎
白话、文言，古人不分，《尚书》直言（见《七略》），而读应《尔雅》（见《汉书?艺文志》）。其所分者，非白话、文言之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尚书》二十九篇，口说者皆诘屈聱牙，叙事则不然。《尧典》、《顾命》，文理明白，《盘庚》、《康诰》、《酒诰》、《洛诰》、《召诰》之类，则艰涩难读。
古者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叙事之篇，史官从容润饰，时间宽裕，颇加斟酌；口说之辞，记于匆卒，一言既出，驷不及舌，记录者往往急不及择，无斟酌润饰之功。且作篆之迟，迟于真草，言速记迟，难免截去语助，此异于叙事者也。商周口语，不甚修饰，至春秋战国则不然。
春秋所录辞命之文，与战国时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甚见顺适。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者，不去语助，自然文从字顺矣。苏、张言文合一，出口成章。当时游说之士，殆无不然。
至汉，《汉书》载中山靖王入朝，闻乐涕泣，口对之辞，宛然赋体。可见言语修饰，雅擅辞令，于汉犹然。是以汉时有讥人不识字者，未闻有讥人文理不通者。赤眉之樊崇，蜀将之王平，识字无多，而文理仍通。
自晋以后，言文渐分，《世说新语》所载“阿堵”、“宁馨”，即当时白话，然所载尚无大异于文言，唯特殊者有异耳。隋末士人，尚能出口成章，当时谓之书语。文帝受周之禅，与旧友荣建绪商共享富贵，荣不可，去之，后入朝，帝问：“悔否？”荣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为不逊。”（见《隋书?荣毗传》）文帝不读书，故云“不解书语”。李密与宇文化及战时，其对化及之词，颇似一篇檄文，化及闻而默然，良久乃曰：“共尔作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耶？”（见《隋书?李密传》）可见士人口语，即为文章，隋唐尚然，其后乃渐衰耳。
《传灯录》记禅家之语，宋人学之而成语录，其语至今不甚可晓，至《水浒传》乃渐可解。由是白话、文言，不得不异其途辙。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此疑问也。白话亦多用成语，如“水落石出”、“与狐谋皮”之类，不得不作括弧，何尝尽是白话哉？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勇士”、“贤人”有别。
元时征求遗逸，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当时荐马端临之状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序》）今人称有本领者曰才士，或曰名士，如必改用白话，亦必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试问提倡白话之人，愿意承当否耶？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
昌黎谓：“凡作文字，宜略识字。”学问如韩，只求略识字耳，识字如韩已不易，然仅曰“略识字”，盖文言只须如此也。余谓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识字之功，更宜过于昌黎。今世作白话文者，以施耐庵、曹雪芹为宗师，施、曹在当日，不过随意作小说耳，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亦非欲取而代之也。今人则欲取文言而代之矣！然而规模、格律，均未有定。果欲取文言而代之，则必成一统系，定一格律然后可，而识字之功，须加昌黎十倍矣。何者？以白话所用之语，不知当作何字者正多也。
今通行之白话中，鄙语固多，古语亦不少，以十分分之，常语占其五，鄙语、古语复各占其半。古书中不常用之字，反存于白话，此事边方为多，而通都大邑，亦非全无古语。夫所谓白话者，依何方之话为准乎？如曰首都，则昔在北而今在南，南京、北京，语言不同。不仅此也，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
《史记?陈涉世家》“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伙颐、沉沉，皆当时鄙俗之语，不书，则无以形容陈客之艳羡。欲使声口毕肖，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学，如何成得白话文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
“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如“必子之言夫”，即白话之“罢”字，轻唇转而为重唇也。“矣”转而为“哩”，《说文》吕声之字，或从里声，相或作梩，可证其例。“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不应用“呀唉罢哩”也。
又如抑扬之词，“肆”训“甚”，《诗?崧高》“其风肆好”，即其风甚好。今江浙语称“甚冷”、“甚热”曰“冷得势”、“热得势”，其实乃“肆”字也。古语有声转之例，“肆”转而为“杀”，《夏小正》“狸子肇肆”，“肆”，杀也。今人言“杀似”、“杀好”、“忒杀”，“杀”皆“甚”意。
又今天津语谓甚好，曰“好得况”。“况”亦古音古字，《诗?出车》“仆夫况瘁”，“况”亦“甚”也。又如赞叹之词，南京人见可惊者，开口大呼曰“乖乖了不得”，“乖乖”即“傀傀”。《说文》：“傀，伟也。”四川胥史录供，造张目哆口卷舌而不发声之字曰“”，“”即咄咄怪事之“咄”。如白话须成格律，有系统，非书正字不可，则此等字，安得不加意哉？
又如形容异状之词，今江浙人称行步两足不能相过曰“垫脚走”，“垫”应作“絷”。春秋卫侯之兄絷，“絷”《穀梁》作“辄”。《说（文）》为两足不能相过，“絷”从“执”声，故变而为垫音也。今语喉破发声不亮曰“沙”。《礼记?内则》“鸟皫色而沙鸣”。若严格言之，字应作“嘶”。《汉书?王莽传》：“莽大声而嘶”。“嘶”正字，“沙”假借字也。今南方呼曲背曰“呵腰”，北方曰“哈腰”，实即“亚”字。《说文》：“亚”象人局背形。音变而为“哈”，又变则为“呵”矣。
又如动作加人之词，今上江称追奔曰“捻”，实当作“蹑”，声转而为“捻”矣。吊挂之“吊”，与吊丧意无关，《一切经音义》引《方言》：“，悬也。”窗钩亦曰“了”，“”音如“吊”。吊挂之吊，正应作耳。
又北人语打谓“奏”，至东三省，则官厅叱责人犯亦曰“奏五百”、“奏一千”，此字正应作“盩”。《说文》：“盩，引击也。”江南语以荆条或竹条击人谓之“抽”，“抽”亦“盩”字。又北方人称“斩”曰“砍”，此字不知何以从石？唐末已有此语，书止作“坎”，宋人笔记载朱温遣人相地，久而未至，温大怒，既至，问之，曰“乾上龙尾”。温入，人谓之曰：“尔若非乾上龙尾，已坎下驴头矣。”其实“坎”应作钱。《说文》：“，杀也。”其字后人亦作“戡”，“西伯戡黎”，旧正作“”也。唐人言“坎”，不知其语之来历，后遂妄作“砍”字。如此之类，白话不定统系格律即已，如须定统系，明格律，则非写正不可，故曰欲作白话文者，识字应过于昌黎也。
要之，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且今人同一句话，而南与北殊，都与鄙异，听似一字，实非一字，此非精通小学者断不能辨。如通语言“不”，江南、浙江曰“弗”，《公羊》僖二十六年传注：“弗者，不之深也。”“弗”、“不”有异矣。有无之“无”，江南一带曰“无不”。“无”古音如“模”，变为是音，而通语则言“没”，实即《论语?阳货》“末之也已”之“末”，“无”与“末”又异矣。又，北人言“去”，如“开之去声”，实乃“朅”字，与通语曰“去”者义同而字异。又如“打”字，欧阳永叔《归田录》历举其不可解之处，“朾”本音宅耕切，不知何以变为“打”字，作德下切，且“打铁”、“打钉”，称打则可，今制一物件曰“打”，每一动作辄曰“打”，如“打坐”、“打拱”，“打”于何有？欧公颇以为非。余谓宅耕切之“打”字，依音理不能变作德下切，今扬州鄙人呼此音如“鼎”，江南、浙西转如“党”，此实“打”之音变也，而通语作德下切者，乃别一字。按“挝”字，《说文》作“”，乃舌上音，古无舌上，唯有舌头，故“挝”音变为德下切，正字当作“”，声转则为“笪”。《说文》：“笪，笞也。”音当割切，又转而为“挞”，皆一语之变也。至于“打量”之“打”，字应作“”。《说文》：“，量也。”音朵，转为长音即曰“打”矣。是故不详识字，动笔即错，其所作之白话文，乃全无格律之物。欲使白话登于文苑，则识字之功宜何如？
古人深通俗语者，皆研精小学之士。颜之推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见地下小光，问左右是何物？一蜀竖就视，云是豆逼耳。皆不知阿谓。取来，乃小豆也。蜀土呼豆为“逼”，时莫之解。之推云：《三苍》、《说文》，皆有“皂”字，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见《颜氏家训?劝学》篇）其孙师古作《匡谬正俗》，人问：砺刀使利曰略刃，何故？师古曰：“《尔雅》：略，利也。故砺刀曰略刃。”以颜氏祖孙小学之功如此，方能尽通鄙语，其功且过昌黎百倍。余谓须有颜氏祖孙之学，方可信笔作白话文。余自揣小学之功，尚未及颜氏祖孙，故不敢贸然为之，今有人误读“为缔为绤”作“为希为谷”，而悍然敢提倡白话文者，盖亦忘其颜之厚矣。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章太炎
居今而言读经，鲜不遭浅人之侮，然余敢正告国人曰：“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兹分三段论之。
一、论经学之利；
二、论读经无顽固之弊；
三、论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
所谓经学之利者，何也？曰：儒家之学，不外修己、治人，而经籍所载，无一非修己、治人之事。《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皆修己之道也。《周易》爻象，太半言修己之道，故孔子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夫修己之道，古今无二，经籍载之，儒家阐之，时有不同，理无二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论其归趣，不相乖违。孟、荀二家，论性有别，而祁向攸同。厥后汉儒重行，宋人尚理，或实事求是，或旁参佛、老，要之，不能不以经为本。是故无论政体如何改易，时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则互〔亘〕古如斯；治人则稍异，古今异宜，习俗不同，不得不斟酌损益，至于尽善。吾人读二十五史（《史记》至《清史稿》），法其可法，戒其可戒，非语语尽可取也。
《尚书》、《周礼》、《春秋》，性质与历史为近，读之亦当如是。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重要者，厥维《春秋》。
《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造，革命党人之力，盖亦微矣，其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也。盖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诸老倡导于前，晚邨、谢山诸公发愤于后，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著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方今天方荐瘥，载胥及溺，满洲亡而复起，日人又出其雷霆万钧之力以济之，诸夏阽危，不知胡底。设或经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复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之一日。
且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在昔异族文化，低于吾华，故其入主中原，渐为吾化，今则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渝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有志之士，安得不深长思哉！要之，读经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虽有取舍，而保持国性为最要。
所谓读经无顽固之弊者，何也？曰：经学本无所谓顽固也。谥经学以顽固，盖出诸空疏不学辈之口。彼略识点画，苦于九经、三传之不尽解，而又忝拥皋比，深恐为学子问难所穷，故尽力抹杀，谥以顽同。少年浮躁，利其便己，从而附和，遂至一世波靡，良可愤叹。夫经史本以记朝廷之兴废，政治之得失，善者示以为法，不善者录以为戒，非事事尽可法也。
《春秋》褒贬，是非易分，而《尚书》则待人自判，古所谓《书》以道政事者，直举其事，虽元恶大憝所作，不能没也。例如《夏书·五子之歌》，序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文已佚，而伪古文有之，载五子作歌之意，甚见忠正。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尚书》不当以歌名篇，盖五子者，当时之亡国大夫也。”
屈原《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语》：“士亹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韦昭注：“五观，启子，太原昆弟也。”“观，洛油之地。”据此，则《五子之歌》者，五子往观耳。“之”训“往”，“歌”、“观”声通，故讹也。太康为失国之君，五子为致乱之臣，道太康以畋游者，即此五人，史臣书之，一如《晋书》之纪惠帝与八王耳。又《胤征》，序谓：“羲和缅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记?夏本纪》谓：“《胤征》，仲康时作。”伪《孔传》言：“羿废太康而立其弟仲康。”孔颖达《正义》谓：“仲康不能杀羿，必是羿握其权。”然则《胤征》者，羿令之征也。羲和为掌日之官，故后世有后羿射日之说，此事与曹操之灭袁绍、吕布，司马昭之灭诸葛诞无异。
《尚书》录之，一如《后汉书》、《三国志》之记曹氏、司马氏之事矣。兴废大端，不得不载，岂尽可为法哉？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今佚，据《汉书?律历志》所引，文与今《逸周书?世俘解》略同。观其所言，知“武王伐纣，杀人盈亿。”语虽过甚，要之，总不能尽诬，此与后之项羽伐秦何异？秦已无道，而羽之烧宫室、坑降卒，毒螫所及，更甚于秦，此岂可以为训？而史官书之。所以然者，兴废大端，不得不载也。苟有是非之心，不至如不辨菽麦之童昏，读之无有不知抉择者，孟子言之甚明，何谓读经必致顽固哉？
若夫经国利民，自有原则，经典所论政治，关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体，则三代法制，不可行于今者自多。即如封建之制，秦、汉而还，久已废除，亦无人议兴复者，唯三国时曹元首作《六代论》，主众建诸侯，以毗辅王室；及清，王船山、王昆绳、李刚主等，亦颇以封建为是，此皆有激而然。曹愤魏世之薄于骨肉，致政归司马；王、李辈则因明社覆亡，无强藩以延一线，故激为是论，若平世则未有主封建者矣。
余如陆机《五等论》，精采不属，盖苟炫辞辩，而志不在焉，则不足数已。其次世卿之制，自《公羊》几议以后，后世无有以为是者。唯晋世贵族用事，盖以九品中正定人材，其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自然趋入世卿一途，然非有人蓄意主张之也。二千年来，从无以世卿为善而竭力主张之者，有之，唯唐之李德裕。德裕非进士出身，嫉进士入骨，以为进士起自草茅，行多浮薄，宜用仕宦子弟以代之。此则一人之私念，固未有和之者也。
又如肉刑之法，自汉文帝后，亦无人昌言复古。王符、崔寇、仲长统之流，颇主严刑，诸葛武侯治蜀，亦主严峻，然均未及肉刑也。唯魏之锺繇、陈群，尝议复之，然群制定魏律，终亦不主肉刑，足知一时之论，亦自知其不可行矣。又如井田之制，秦、汉而后，唯王莽一人行之，诏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间不得卖买，然卒以致乱。若宋时张子厚行之于乡，要为私人之试验，非朝廷之定制。清初，颜、李派之王昆绳、李刚主辈，亦颇有其意。
余意王、李辈本以反清为鹄，其所云云，或思借以致乱，造成驱满之机耳。以故满清一代，痛恶主张封建、井田之人。总计三千年来，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王船山、王昆绳、李刚主、李德裕、锺繇、陈群、王莽、张子厚九人而已。此九人者，除王莽外，或意有偏激，或别含作用，固不可尽斥为顽固。就云顽固，二千年来，亦不过九人而已。
此外尚有一事足资讨论者，则什一之税是已。按十一而税，《春秋》三传及孟子之书，无不以为善制。《公羊》言什一行而颂声作，孟子谓：“轻则大貉、小貉，重则大桀、小桀”，以为什一而税，乃税则之中。然汉初什五而税一，文、景减赋，乃三十而税一，自兹以还，依以为准。即今苏、松赋税，最为繁重，然与全国轻税之地平均计算，亦无过三十税一者。（其预征田赋至民国五十年之类之非法行为，破坏国家定制，则未可以为例。）故自汉后税法观之，则什一之税，已为大桀、小桀，前代尊信孟子，不敢昌言驳议，多泛泛释之，然亦从无主张是者，有之，唯王莽一人而已，莽亦卒以致乱，后人引以为戒久矣。
举此五事，以见古今异宜，凡稍能观察时势者，盖无人不知，何得谓读经即入顽固哉？且自明至清末，五百四十年，应试之士，无不读经者。全国为县千四百有余，县有学府，州又有学，为数不下一千六百区，假定每学有生员二百名，以三十年新陈代谢，则此五百四十年中，当有五百四十万读经之人。试问其中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什一之税者有几人哉？上述九人，生明代以后者，仅三人耳。试问此三人之力，能变易天下之耳目耶？能左右政治之设施耶？况其云云，复各有作用在乎？夫无证验而必之者，非愚即诬。今谓读经为顽固，证于何有？验于何有？且读经而至于顽固，事亦非易，正如僧徒学佛，走入魔道者，固不数数见也，何为因噎废食而预为之防哉？
所谓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者，何也？曰：有知识之顽固者，泥古不化之谓也；有情志之顽固者，则在别树阶级，不与齐民同群，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夫知识之顽固易开，而情志之顽固难料，信如是。则今日学校毕业之士，其能免于顽固之诮者几希！吾观乡邑子弟，负笈城市，见其物质文明，远胜故乡，归则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又上之则入都出洋，视域既广，气矜愈隆，总觉以前所历，无足称道，以前所亲，无足爱慕，唯少数同学，可与往还，舍此，则举国皆如鸟兽，不可同群，此其别树阶级，拒人千里，非顽固而何？
昔日士人，涵泳《诗》、《书》，胸次宽博，从无此等现象，何者？“君子忧道不忧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衣敝缢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均见《论语》）此等言语，濡染既久，虽慕富贵、患贫贱之心不能遽绝，而自有以维系之也。若夫盐商子弟，无过人之才，恃钱刀之力，纳赀入官，小则州县，大则道员，顾盼骄人，俨然自命为官长，此最顽固之甚者，而人之嗤之者众矣。然如此者，为数亦不甚多，非若今之学校，每年必铸造数千百人也。
非直如是，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固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淘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矣。今学校之弊，既至于此，而国家岁费巨亿，以育人材，卒造成特殊之盐商子弟，长此以往，宁堪设想？论者不自病其顽固，而反惧经学之致顽固乎？
余以为救之之道，舍读经末由。盖即前者所举《论语》三事，已可陶熔百千万人。夫如是，则可以处社会，可以理国家，民族于以立，风气于以正。一切顽固之弊，不革而自祛，此余所以谓有千利无一弊也。质之诸君，以为然耶、否耶？
再释读经之异议
章太炎
读经之要，前既详言之矣。而世人复有不明大义，多方非难者。夫正论不彰，异议乃滋，深恐琦说恣行，有误后进，不得已复为此讲。此讲约分三端。
一、驳国家开创之初无须经学，经学兴于衰世，且讲经学者多行为不端之谬。
二、斥胡适以经训不甚了然，谓我们今日还不配渎经之鄙。
三、释读经应遵古文乎，今文乎之疑。
今逐条剖析如左。
国家开创之初，固自不赖经学。盖开创恃兵，兵略自有专家，非经训所能为力。昔叔孙通背楚归汉，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通所进者，皆群盗壮士，其徒因窃骂。通曰：“诸生宁能斗乎？”（见《史记?叔孙通传》）由此可知士人苟不能执干戈，列行伍，自不能与开创之业。非徒经学鲜用，亦正不须用普通大学之讲义也。观民国开创之初，曾用大学讲义否耶？经学本非专为开创国家，其所包含，固甚远大，不应以一端限之。
如云开创不用经学，即谓经学无用，然则大学讲义，果有用否耶？草泽英雄与陆军大学生作如此说，尚不足怪。彼身居普通大学而为此言，岂非作法自毙乎？若谓经学之兴，皆在衰世。此亦非实。汉文、景时，国势艾安，虽用黄、老，已知命晁错受经于伏生。武帝时，立五经博士，经学大盛，国势亦蒸蒸日上。
如云汉武阳用经术，而阴则背之，亦未见其然。汉武制礼作乐，虽属装点门面，然汉自高祖至武帝初年，宰相皆列侯任之，绝无起自民间者，武帝拔公孙弘于布衣之中，一反以前相必列侯之局。弘之为人，虽不能比伊尹、傅说，然规模实胜前相。夫废世卿，举侧陋，安得谓与经术无关？岂可云汉武所为皆伪也？至宣帝时，石渠议礼，经术大兴，而宣帝教子之言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汉书?元帝纪》）王者周政，儒学之常法，霸者汉律，施行之权宜。宣帝不纯用儒术，然云杂之，则固用其半矣。及元帝柔仁好儒，世以为汉衰之兆。其实元帝时膺惩戎狄，威力尚盛。
陈汤斩郅支单于，即在此时。夫国之兴衰有二。一为内政之衰，其果则权臣篡窃。一为国力之衰，其果则异族侵凌。秦用法律，汉用经术，其后皆为本国人所亡，亡者独在嬴氏、刘氏，斯乃一家之索，非全国之衰也。是后唐用经术，国势亦自开张，孔颖达等定《五经正义》，在贞观全盛之时。今有意抹杀，猥谓明皇注《孝经》而唐即中衰，不思明皇注《孝经》，乃偶然之事，较之定《五经正义》，巨细宁止天渊？何以不举前事独举后事邪？且明皇之失国，自由内任权奸，外信蕃将使然，究与注《孝经》何涉？以注《孝经》卜唐之衰，是即《五行志》灾异之说，岂可用哉？
宋立学校，在仁宗时，胡安定辈即于是时显名。若宋之衰，则在神宗以后，仁宗时固未衰也。明用《五经》取士，末世虽时起党争（神宗以前，尚无党争），然东林与非东林之争，其鹄的在政治，不在学术。即不用儒术，政治上之事实具在，当时亦必引起争端。近观民国初载，国会议员之争，亦甚剧烈矣，斯岂因经学致然？然则明之亡，虽由于党争，而党争本无关于经术、儒术也。余详察全史，觉提倡经学致国势衰颓，实为子虚乌有之事，不知今之人何所见而云然。至于人之操行，本难一致，无论提倡何种学说，其流有善士，亦必兼有凶人。评议之士，不应以一人之操行不端，抹杀诸多善良之士。
汉重经术，在位之人，固有匡衡、张禹、孔光辈之阘茸无能，然亦有魏相、师丹之守正不阿。今人乃举明末洪承畴、钱谦益事，以归咎经学，无论洪与钱皆无当儒术，即以为儒，亦岂能以一二人之短，掩数十百人之长哉？洪承畴以知兵任用，稍有历史知识者皆知之，不知何所见而称之曰负理学重望也。
钱本文人，不事经学，即以钱论，其人自身失节则信矣，而明之亡也，岂钱氏为之哉？况钱之弟子瞿式耜、郑成功等，亡国之后，志节皎然，尚能支持半壁，与胡清相抗，何以但论钱氏而遗瞿、郑乎？昔西晋之末，人人皆遗弃《六经》，务为清谈，致西晋之亡者，王衍之属也，何以又讳而不举耶？总之，经学于开创之初，关系较少，而于光复之关系则深。此意前已明言，若无《春秋》夷夏之防，宋亡则朱明不能起，明亡则民国不能兴矣。
上所云云，多就消极方面言之。至于积极方面，儒者身居上位，而功业卓著者，亦难更仆。约举之，则西汉宣帝时，魏相以明《周易》显闻，卒能废黜霍氏，致中兴之盛。哀帝时，师丹虽无大效，然守正自持，四方瞻印。后汉袁安，始则平反楚狱，后则力抗窦氏，为世所称。其后杨震、杨秉、杨赐，三世立朝，皆称清正，震尝有“关西孔子”之目。安帝以后，外戚、宦官，更互用事，其能独立不倚，使正人犹有所恃者，非杨氏三世之力乎？三国时，魏、蜀任法，吴独任儒，顾雍德量，殊绝于人。陆逊反对先刑后礼，武功卓著而外，亦以相业见称。
此后南北纷争，无足称述。至唐，魏徵以儒家佐太宗成太平之业，观徵所著书，《群书治要》而外，因《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盖纯乎其为经术之士也。尝侍宴，太宗奏破阵武德舞，徵俛首不顾，至庆善舞，则谛玩无敦。又，太宗宴群臣积翠池，酣乐赋诗，徵赋西汉，其卒章曰：“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均见《唐书》本传）其以儒术致太平，厥功最伟。其后则有杨绾，以清德化俗，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方大会，闻绾除平章事，即散音乐五之四，其佗闻风而靡者，不可胜纪。（见《唐书》本传）惜为相数月即卒，致有天不使朕致太平之叹。
其后陆贽亦以儒术相德宗，所传奏议，人称“唐孟子”。德宗两度蒙尘，如无陆贽为之斡旋，恐已覆于朱泚、李怀光之手矣。其次，复有一人，勋业虽不逮上列诸公，而支持残败，不为无功，则郑覃是也。覃相文宗，以经术治国（唐石经即覃所立），甘露之变，仇士良尽诛宰相，覃起继之，士良不致大为患者，覃之力也。若宋时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语或欺人，可以不论。
而李沆为相，常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见《宋史》本传）宋初之治，李沆之力最多。沆所行与曹参为近，人或上书言事，沆多罢之，然参本黄、老，沆本《论语》，则所宗稍异矣。李沆之后，则有范文正仲淹。文正以气节开理学之先，才兼文武，尚未能终其用，其所奖拔之富弼，亦于外交有力。其后温公司马光出，本经学儒术，为时名相。惜居位日浅，不及一年而卒，未能大展其学。
至明，相之贤者，首推三杨，然皆文士，无关儒术。孝宗时，刘健与徐溥、李东阳并称贤相，而健功更高。孝宗一代之治，健之力为多。其后徐阶以王学绪余，卒覆分宜，取嘉靖四十余年之苛政，一切改从宽大，人有中兴之颂。后之论者，虽归功张居正，实则徐阶导其先路。况居正又徐阶所引进者耶？
以上列举深明经义、通达儒术之贤相十有八人，西汉则魏相、师丹，东汉则袁安、杨震、杨秉、杨赐，吴则顾雍、陆逊，唐则魏徵、杨绾、陆贽、郑覃，宋则李沆、范仲淹、富弼、司马光，明则刘健、徐阶。此十八相者，天才有高下，际遇有盛衰，在位有久暂，然每一人出，必有一人之功用。其功烈最伟尤足称道者，治致太平，则魏徵、李沆、刘健；拨乱除佞，则魏相、徐阶；支持残败，则陆贽、郑覃、司马光。岂得谓明经术者皆无用哉？此外，不在相位而立大功者，则有魏之吴起，晋之杜预，明之刘基、王守仁、唐顺之等。吴起受业曾子，又传《左氏春秋》，虽行义未醇，而政治兵事，皆为魁桀，惜所辅非一统之主，遇谗被杀，卒未大显。
杜预专治《春秋》，人称“左癖”，而平吴之功，为晋代开国之基。宋之理学，永嘉、永康两派合流而成有明开国之刘基。基之功，尽人所知，无待赘论。其以理学兼战功之王守仁，与夫继承王学平定倭寇之唐顺之，亦皆赫赫在人耳目。儒家之不在相位而著功绩者如此，又乌得谓其全无用哉？
此外，复有经术通明，而仕未大遇者。汉则有贾谊、刘向、龚胜、龚舍。文帝如用贾谊之言，绝无七国跋扈之忧。成帝如用刘向之言，决无王氏代兴之变。龚胜、龚舍，不仕王莽，节概亦高。唐则刘蒉，深于《春秋》三传，虽未及第，观其对策，危言切论，深中时病。使文宗用之，必不致有甘露之变。宋则有陈傅良、叶适、魏了翁诸贤，当时果重用陈、叶，南宋犹可复兴，绝不致奄奄以尽。魏了翁位高而未亲，亦不能尽其怀抱。如能重用，亦陈、叶之亚矣。
如此，儒家之有效者，不下三十人，乌得概以无用诋之？又安得以失节相诬耶？其他不以儒学名家，而有为之士亦多。借问若辈所读何书？亦曰经史而已。以故，但举明末降清之洪、钱二人，以诋儒术，若非有意加诬，则多见其识之陋耳。以上释第一条。
胡适素未从事经学，然亦略窥高邮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读书杂志》数书。高邮解经，虽称辨察，要亦未能穷竟。胡适据王国维之言，以为《诗》有十之二三不能解，《书》有十之四五不能解。不能解如何可读？如读，非待全解不可。
于此余须问胡适者，如适之言，以为高邮王氏配读经耶？抑不配耶？在高邮诸书既出以后，经文可解者十之七，未出以前，可解者未能及十之五，然高邮当时，未尝曰我不配读经也，奋志为之，成绩遂过前贤远甚。使高邮亦曰我不配读经，则亦终不能解矣。何也？文史之学，本须读过方解，非不读即能遽解也。
初，念孙十余岁时，其父聘东原戴氏为师，授以经籍。当时东原教此未冠小生，当然卑无高论，是以东原在日，高邮尚无所知名。及后自加研究，方能发明如此。昔人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士苟有志，岂可以通儒之业，独让王氏哉？王国维金石之学、目录之学，粗知梗概，其于经学，本非所长，仅能略具常识而已。其人本无意治经，其言岂可奉为准则！正使国维已言不配，若非自甘暴弃，则亦趣向有殊耳。奉以为宗，何其陋也？
要之，说经如垦田然，三年然后成熟。未及三年，一年有一年之获，二年有二年之获。已垦二年，再加工力，自然有全部之获。如未及三年而废，则前之所垦，复归芜弃矣。今袭前人之功，经文可解者已十之七，再加群力之探讨，可解之处，何难由七而至八，由八而至九至十哉？高邮创立其法，而有七成可解。今人沿用其法，更加精审，益以工力，经文必有尽解之一日。设全国有一万人说经，集百人之力，共明一条，则可解者已不少矣。假以时日，如垦田之垦熟过半，再加努力，不难有全部之收成。如已垦二年，所收不过一石，即曰我不配垦田，岂非怠惰已甚乎？《记》曰：“善学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人之精神时日，自有限制，以高邮父子之老寿（念孙九十、引之七十余），其所著书，尚不能解释全经，则精神限之也。
然其研究之法具在。喻如开矿，高邮父子因资本不足，中途停顿，后人以资本继之，自可完全采获。如胡适所举杨树达，已有见端。余虽不及前人，自计所得，亦已不少。况全国学人之众哉？若夫运用之妙，本不待全部了解而后可，得其绪余，往往足以润身经国。如垦田然，非待三年全部收成之后，始堪炊食，得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时，亦尽可为炊而果腹也。庄子曰：“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胡适宁不知此！以上为正告有志研经之士而言。
复有为一般人识字而说者，夫读经非止求其义，亦必审其音，所赖《经典释文》作音正确，即宋儒释经，义或粗疏，而音亦无大误，是以前代老生，略称识字者，皆赖读经之功。若散漫求之，虽标音满纸，当时识之，少逝即遗忘矣。胡适自言：“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余以为惟其如此，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读经。“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语之下，应补足一句，曰：“以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读经。”不然，他人纵不配读全经，亦尚配读《毛诗》一句，而胡适于此，恐终身有望尘弗及之叹矣！以上释第二条。
读经依古文乎，依今文乎？此一问题，不待繁言而解。如论实事求是，自当依古文为准。然今文经传之存于今者，《公》、《穀》而外，仅有《孝经》。《孝经》今古文之异，不可审知。古文既亡，自然不得不取今文矣。其余杂糅古今文者，则有《论语》（今《集解》本古、齐、鲁杂）。文虽小异，而大义不至僻驰。《仪礼》亦杂古今文，更于大义无害。若《周易》则用王弼本，弼本费氏。《汉书?艺文志》谓刘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则王弼本亦古文之遗也。《毛诗》向称古文，其书不出壁中，而云古文者，小序述事，与《左氏》相应。传中陈述制度，又与《周礼》相应。是所谓古文说耳。《诗》本赖讽诵上口以传，别无古文真本，但取其为古文说可也。《周礼》、《春秋》、《左氏》皆古文，《尚书》真古文不可见，今文亦不可见，然伪孔本文多依三体石经，说多依王肃，与今文全不相关，故《尚书》去其伪篇，虽非真古文，亦可谓准古文也。此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兼采今古，而文字依今文者多。然《仪礼》今存十七篇，天子诸侯之礼，大氐无存，而时于《戴记》见之，不能以其为今文而不采也。今问读经当依古文乎，今文乎？余则谓古文固当遵守，即古今杂糅者，亦有礼失求野之用，况分别古今，研究派别，乃大学之事，不与中学读经同时乎？以上释第三条。
百年读经思想史（2）
百年读经研究史料初集目录
海印按，读经史料少有人整理，这部历史可称得是近代中国思想变迁史，其中重要的集解是1935年《教育杂志》的读经专刊，此外胡适、傅斯年、章太炎、林纾等人的论战文章，是民国大师的思想交战。孙雄的《读经救国论》，胡朴安、江亢虎的《读经问题讨论》，蔡元培、叶青的《读经问题》，都是必读的史料。近现代的读经运动，以南怀瑾、王财贵等议论为主。今仅将已知的收罗于是，资料亦有待完善。基督教亦采用“读经”名词，彼此不同。
近代：
《读经救国论》孙雄，1920年
《教育杂志•读经专刊》1935年
《读经私议》朱还，1912年
《读经说》丁晏，1862年
《读经途径指迷》胡嗣运，1898年
《中小学不读经私议》廖平，1921年
《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
读经吗？读外国书吗？--答陈芦秋君》，《读书生活》，1937年 第2卷第10期。
丙丞；《读经》《中学生》1933年第37期
伯韩；《读经救国论的商榷》，《湘声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曹聚仁；《劝世人莫读古文书》，《读书生活》1935年第一卷第七期。
陈公博；《我对于读经的抗议》，《中华教育界》，1937年第24卷，第十期
陈鸿业《中学生写作能力低落的原因》，《中学生》，1935年第51期
陈济棠；《陈济棠自传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第一版
得中；《杂谈读经问题》，《芒种》，1935年第一卷
涤清；《现阶段复古尊孔运动之社会经济背景》，《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丁德合；《读经问题之商榷》，《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20期。
丁甦；《关于国文程度低落问题》，《中学生》1935年第51期
仿基；《读<你们能写些什么>后》，《中学生》1935年第51期
冯友兰；《读经尊孔与提倡理工》，《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傅东华；《中学选读古经传问题》，《文学》，1937年第8卷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大公报》，1935年4月7日星期论文。
龚启昌；《读了<禁习文言文>以后》，《时代公论》1934年第42卷第112号
顾实；《论小学学堂读经之谬》，《教育杂志》，1909年第一卷4、5期
郭沫若；《论读经》，《学习生活》，1943年第4卷第5期。
何千钧《教育与读经》，《民钟季刊》，1936年第二卷第一期
何健；《读经与尊孔之关系及读经教育之方法》，《国光杂志》，1935年第9期。
何健；《拟请明令学校读经案》
何劲；《论两等小学读经讲经科之害》，《教育杂志》1912年第3卷第5期。
何途；《读经祭孔及其他》，《是非公论》，1936年第16期
胡朴安；《读经问题讨论》上海，上海三通书局，1939年版。
胡适；《读经平议》，《独立评论》，第231号
胡适；《南游杂忆（二）广州，《独立评论》，第142号
胡适《南游杂忆（一）香港》，《独立评论》1934年第109号
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独立评论》1935年第146号
江亢虎；《文化之意义》，《中外文化》，1937年第1卷第3期。
江亢虎《中国文化复兴大义十六则》，《国光》，1935年第九期
江绍原；《读经救国论发凡》，《语丝》，1925年第53期。
江瑜；《胡说读经》，《文化月刊》1934年第1卷第14期
菊；《民族复兴与读经运动》，《医药评论》，1936年第8卷第11期。
黎庵；《读经与读经》，《宇宙风》，1935年第8卷第1期
黎锦熙；《读经问题“老话”》，《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12期。
李齐念；《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版
李廷玉；《读经问答》，《国学月刊》，第一卷第2期。
李源澄；《读经杂感并评胡适读经平议》，《论学》，1937年第5期
李臧；《学校读经最有效的方法》，《国光杂志》，1935年第5期
梁实秋;《读经与新文化运动》，《独立评论》，第239号
林风《新文化运动与尊孔复古》，《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刘炳藜；《读经问题支单》，《京报副刊》，1925年。
柳亚子；《关于读经问题及其他》，《学习与生活》，1943年第4卷第5期。
罗正维；《读经平议》，《正论》，1935年第32期
罗正维；《读经评议》，南京经学会印行，1935年版。
马宗荣；《读经问题》，《中国新论》第三期
孟郎；《唸经救国与读经救国》，《人民日报》，1933年第二卷第76期。
潘慈光；《略论读经》《中国学报》1943年第一卷第2期
佩弦；《文言白话杂论》，《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114号。
容肇祖；《一件反抗读经的旧事》，《独立评论》，1934年第114号。
阮鉴光；《论小学读经问题》，《庸言》，1914年第二卷第三期。
阮雁鸣；《论广东之读经教育》，《大公报》，1935年1月28日
阮雁鸣；《论广东之读经教育续》，《大公报》，1935年2月11日
邵舜琴；《关于中国文学程度低落的问题》，《中学生》，1935年第51期。
宋畦；《中学生对于国文课的疏忽及补救》，《中学生》，1935年第51期。
宋润祥；《从今日中国之危机说到自救之方法》，《四师学生》，1935年第二期。
宋瑞祥；《从恢复读经说到儿童教育之重要》，《四师学生》，1935年第2期。
素痴；《戴东原乩语选录补篇(一)》《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陶镕成；《为提议读经和抗议读经的先生们进一言》，《是非公论》，1937年第44期。
陶希圣；《对于尊孔的意见》，《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天刑；《读经正义》，《国光杂志》，1935年第6期
汪懋祖；《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的探讨》，《时代公论》，1934年第136号。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2卷第2期。
王可让；《我们拿什么来写》，《中学生》，1935年第51期。
维；《读经救国》，《正在旬刊》，1934年第1卷第13期。
吴研因；《读汪懋祖先生关于小学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探讨书后》，《时代公论》，1934年第136号。
吴研因；《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疑问）之检讨》，《时代公论》，1934年第130号。
吴研因；《强令中小学生读经》，《半月评论》1935年第一卷第二期。
伍非百；《读经新论》，《中国公论》1937年第一卷第10期
谢悔盫；《中小学读经刍议》，《民鸣月刊》，1937年第8卷第一期。
熊梦飞；《旧事重提之学校读经问题》，《学生生活》，1937年第2卷第25期。
休然；《我的读经观》，《湖南学生》1936年第89期。
徐日洪；《现阶段尊孔运动的剖析》，《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许祟清；《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三民主义月刊》，1934年第4卷第1期。
雪门；《读经为什么》《论语》，1935年第67期。
晏庄；《读傅孟真论学校读经》，《国光杂志》，1935年第5期。
晏庄；《读胡适读经平议》，《国光杂志》，1935年第5期。
杨公达；《文言白话与大众语》，《时代公论》，第125号。
杨晋毫；《中国文艺年鉴》（1935），北新书局，1936年三月版。
杨立奎；《精神建设与读经》，《铎声旬刊》，1937年第2期
叶大任；《提倡经学之我见》，《四师学生》，1935年第2期。
余景陶《小学读经与学习文言文》，《时代公论》，第115号。
俞子夷；《读经问题》，《中国出版月刊》，1935年第4卷。
玉卿；《复古尊孔运动的展望》，《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张申府；《尊孔救得了中国吗？》，《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
张时雍；《从复兴民族的观点谈谈读经问题》，《长城季刊》，1935年第1期。
章太炎,《再释读经之异议》，《正论》，1934年第31期。
章太炎《读经之有利而无弊》，《正论》1935年第31期
赵庆森；《关于尊孔与读经》，《期刊》，1935年第5期。
钟兴棠；《尊孔论》，《四师学生》，1935年第2期
周淦；《小学国语教科书确实成了问题》，《时代公论》，1934年第135号。
周缈；《试卷能做中学生国文程度的标准吗？》，《中学生》，1935年第51期。
朱笠新；《为小学国语教材问题—答柳诒徴先生》，《江苏教育》，1934年第3卷第10期。
翥；《读经与科学》，《染纺织周刊》，1935年第1卷第25期。
《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程淯，东方读经会，1938年
《孔教外论》程淯，1934年
现代：
《广州百年大事记》，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馔，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毕苑；《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蔡元培等著，《读经问题》，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三辑第8册，2009年第一版。
丁身尊；《广东民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耿云志；《胡适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2010年三月第一版。
韩达；《1911—1949评孔纪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版
韩华；《民初废除尊孔读经及社会反响》，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韩华；《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及读经思考》，长春，《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
梁柱；《蔡元培是怎样看待尊孔读经的?》《中华魂》，2008年10期
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七月第一版。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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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珧华（2009）：《体制内实施儿童读经教育方案之研究》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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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正明（2009）：《亲子共读经典文化教育推广之研究以台北市经典文化教育协会为例》铭传大学教育研究所 硕士
黄彦富（2009）：《读经教育对国小高年级学生品格认知影响之研究》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 硕士
杨鸿泉（2009）：《小区亲子读经教育推广现况与价值之研究——以崇德光慧读经教育中心在台北地区推广为例》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硕士
谢惠雯（2009）：《苗栗县狮潭国中读经教育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所 硕士
吴玉云（2010）：《台北县国小四年级学童接受读经教育与品德表现关系之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硕士
李素珍（2010） ：《以读经教学促进品格教育之行动研究》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教学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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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民（2010）：《读经教学与品德教育之研究——以某国中资源班学生为例》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硕士
黄千芳（2010）：《熟读背诵在儿童读经中的意义探究——一个默会知识的观点》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 硕士
黄崇伟（2010）：《小区亲子读经对品格教育成效之影响研究－以中华经典研究学会为例》南华大学生死学研究所 硕士
现代评论著作：
刘晓东：《蒙蔽与拯救：评儿童读经》
胡晓明：《读经：启蒙还是蒙昧》
龚鹏程：《读经有什么用》
现代读经实务：
王财贵：《读经教育手册》
王财贵：《经典教育与文化关怀集》
王财贵：《读经二十年》
张利民：《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经典教育专刊》2002年，ICI国际文教基金会武汉大方印
张利民：《读经教育宣导员手册》2004年
张利民（海印子）：《读经十年》2008年
张利民：《读经十年宣传文案》2008年
张利民：《蒙学入门》（内刊）第一辑2010年
张利民：《塾师入门》（内刊）第一辑2011年
张利民：《国学教育研究》（内刊）第一辑、第二辑2012年
王密生：《私塾手册》2009年
秦德祥：《绝学探微吟诵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陈向春：《吟诵与诗教》，东北师范大学出版，2013年
张利民：《读经教学法》（内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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