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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 发表时间:16-10-17 点击率:732

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邹金灿 2012-11-13

他是开创民国的革命元勋。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未有惧色。他学问深湛,在高人林立的晚清民国,被公推为大师。几经世变,这位国学巨公,从早岁的激越,渐变为晚年的苍凉,他的离去,也把世人赠予他的“颓唐”,留给了他所热爱的民国。

 

19351127日,苏州,钱基博为三子钱锺英举办订婚仪式。其间两位客人不期而至,一位是李根源,另一位是章太炎。对章太炎的到来,钱基博很诧异,他后来在《太炎讲学记》里写道:“此诚不速之重客。余乃初见太炎先生,致二十年钦迟之意。”

这一日,章太炎约钱基博到太炎国学讲习会做一场演讲。钱基博慨然应允。

7天之后,早上8点,钱基博从上海出发,乘坐特别快车,近两小时后到达苏州,赶赴位于锦帆路的太炎国学讲习会,为章门弟子做了一场别致的演讲。这一年,钱基博48岁,章太炎66岁。

演讲以太炎国学讲习会为题。钱基博拈出大儒顾炎武为例,称顾炎武有感于明朝的灭亡,留下《日知录》及音韵训诂等相关著作,然而顾氏身后的清代学者,却以他为考据学之祖,顾氏之名由此大彰,其匡世扶衰的志向反而湮没无闻。钱基博认为,章太炎如今的境遇也与顾炎武相似,人们知道他学问大、文章好,却“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

章太炎全程旁听,这位年迈的民国元老,不时点头以示赞同。1小时20分后,演讲完毕,他邀钱基博入书斋单独会谈。钱基博谈起了革命的话题来——这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僇(同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忍,戈予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险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同惧)亦以此终。

章太炎对这一番诘难,并未反驳。他沉默许久,怃然若失。钱基博也未作逗留,很快告别。

钱基博此番话,为太炎画出一幅如火如荼革命后的苍凉图景。

章钱之会54年后,钱基博的另一个儿子钱锺书,以复杂的心情,写下七律《阅世》,这是《槐聚诗存》里的最后一首诗: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垂老之际,钱锺书和章太炎一样,目睹世变,徒以支离叟的黯淡目光,留命桑田。

与钱基博这一次见面后7个多月,1936614日,章太炎在日军步步进逼中国的忧患中离开人世,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原,吾家世代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

 

康欲作教主 之洞非英雄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儒医世家,家教甚严,有“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尔曹当知之”的训诫。洪杨之乱期间,江南的文化与财富遭到毁灭性扫荡,章家变得“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

如今的余杭,工厂工地遍立,尘沙弥漫。仓前镇上还有章太炎的故居,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不新不旧的镇上,人们消费着“章太炎”这个符号,他们开办了“太炎琴行”,还有“太炎沐足”。

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个幽静的小镇。少年章太炎在此穷通经籍,外祖父朱有虔是淹通之士,来章家为其督学3年。朱有虔教以“夷夏之防”,小小年纪的章太炎,心中已经种下对满清的排斥。

1890年,章太炎依父亲遗训,来到杭州西湖畔的诂经精舍(晚清著名书院,1801年由阮元创建),师事俞樾、谭献、高学治等经学大师。这段时间,他定下6项治学要求: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范例,断情感,汰华辞。他谨守这些规条,偶有逸出。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在解读《史记•高祖本纪》关于刘太公见到神龙附在妻子身上后有了刘邦的记载时,他说:“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妇扮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这些话,非章太炎不能道出。

在诂经精舍苦学7年后,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沪创办《时务报》,礼聘章太炎主持笔政。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反对,决然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上鼓吹变法。尽管他的文章僻典过多、古奥难解,仍与梁启超的文字一起,如惊雷般炸响中国。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但章太炎很快与康梁发生分歧。康氏门徒视康为“教皇”、“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章太炎却不认同,认为是“病狂语”,矛盾逐渐演化为斗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这一切,被早已不满康有为变革政体主张的张之洞看在眼里,他于次年3月将章太炎请到武昌,主持《正学报》笔政。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上卷阐述名教,下卷倡导实业兴国。他持书询问章太炎意见,期待获得好评。不料热脸贴上冷屁股。章太炎冷冷回答:“下卷为佳。”对张所重视的上卷不置一词。一时惹得张之洞颇为不快。

两人矛盾很快激化。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以康有为来试探章太炎:“闻康祖诒欲作皇帝,有所闻乎?”章太炎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一番话把梁鼎芬吓得魂不附体,驳斥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回头即告诉张之洞,“章太炎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语。”

于是入武昌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就被张之洞驱逐。出鄂时他致书陈衍:“之洞非英雄也。”

“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因在《时务报》上的变法言论,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被迫赴彼时日据的台北避难,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

 

窃幸吾道不孤

供职《台湾日日新报》期间,章太炎还与康有为通信,对康的境遇表示同情和愤慨。此时他为中国制定了《客帝》和《分镇》两个方案。所谓“客帝”,是中国虚尊孔子为共主,降清帝为方伯;而所谓“分镇”,则是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使地方自治、强大,从而能御外侮。这一时期,他仍主张维新,担忧革命引起内部相争,导致列强乘虚而入。

在这家报馆,章太炎经常撰文炮轰日人治台政策,引起日本人不满。一次,报社社长被上头斥责后,气急之下遣工人传唤章太炎训话。章太炎对工人说,一定要社长亲自前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

社长忍无可忍,赴章太炎的寓所咆哮一场,责怪他“傲慢无礼”,最后下达逐客令。

饭碗没了,但章太炎相当平静,表示“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离开台湾,来到日本横滨,经梁启超介绍,正式结识孙中山。

早在《时务报》时,章太炎就听说了孙逸仙的覆清事迹,当时他就表示“窃幸吾道不孤”。这番相见,他更坚定了排满立场,革命思想日渐笃定。

18998月底,章太炎悄悄返回上海。唐才常等人在沪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出席了成立会。然而“中国议会”虽反对慈禧,但仍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掌权为目标。对这一点,章太炎表示强烈反对,愤然退出并剪辫明志,同时写下《解辫发说》。这篇文章获孙中山极高评价,“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对清廷的决绝态度,使他成为江浙反清第一人。唐才常起兵失败被杀,清廷再度通缉章太炎。七躲八闪后,他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授课,其时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主持,一时找到了庇护之所。

这时老师俞樾从诂经精舍退居苏州,章太炎前往拜谒。俞樾一向不满弟子的革命主张,此次见面,给了弟子一声断喝:“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狼狈而退,后来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但章太炎一生都对俞樾非常尊敬,由此可知,这或许是他对老师的曲为爱护,以免清廷对其加害。

“谢本师”事件也影响到了太炎的学生。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谢本师》一文,表达对章太炎与军阀过从甚密、称赞曾国藩为“人伦模范”等言行的不满,要与章脱离师生关系。不过他也跟章太炎一样,并未言行一致。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前去听讲两次,还在家中设宴招待,合影留念。

1901年,章太炎写下了《正仇满论》,批驳了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提醒人们清廷并不可信。这是晚清士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清的第一篇文章,正式拉开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由于在东吴大学课堂上的反清言论,清廷的两个总督、3个巡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下令“严捕立决”。

次年2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

 

《苏报》案虽败而胜

5个月之后,章太炎潜行回到上海。其时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办“爱国学社”,接纳学潮中被开除的学子,邀请章太炎担任国文教师。

授课期间,章太炎继续展现他的狂狷不羁,例如让学生为他们自己写《本纪》——正史之中只有帝王才能入本纪,章太炎试图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地位与帝王一样平等。

他喜欢抽烟,尤其是讲起学来,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往往是手上这根烟还剩一寸,就开始点燃新的一根。有一次他手头没钱了,写下借条向一个朋友借银元两枚,明确表示用来买烟。同事蒋维乔见状,笑称既然已经开口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我和此人只有两元钱的交情。

1903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采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彻底否定清室统治的正当性。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上海“人人争购”,朝野为之震动。

长期处于清廷统治之下的中国人,遽然提起反清,多被目为乱党,且当时革命活动也以暗杀居多。这时,革命阵营需要一个人为革命赋予正当性和迫切性,章太炎几乎以一人之力,将革命合法化,使革命思想成为当时最煊赫的潮流。

章士钊主政《苏报》,邀请章太炎任撰述。此时邹容的《革命军》写成,章太炎为之作序,与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起,成为当时革命纲领文字的双子星。

由于章太炎在《苏报》上频频发炮攻击清廷,甚至称光绪“载湉小丑”,他很快再入清廷重点缉捕名单。清廷向租界施压,巡捕房开始缉捕。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流亡,而是昂然接受拘捕,并写下纸条劝小兄弟邹容来投案。

其间,章太炎怀疑《苏报》同事吴稚晖向清廷告密,后来在报章上向吴发难,吴则矢口否认,也对章展开了攻击。两人结下一生的仇怨。吴稚晖张狂无忌,但对章太炎却毫无办法,以致后来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中宣称,假如遇上章太炎,要“用野蛮法子打他一顿”。

清廷得悉章、邹就缚,马上照会英、日、美等国公使,要求“引渡”。面对这一要求,租界各国产生分歧。俄、美、法、德等国认为,应该移交给清廷“治罪”;英、日、意等国公使则认为,同意清政府的要求,会损害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坚持主张由租界审理该案。

一番争吵后,该案由上海县知县和英国陪审团在租界公审。章太炎、邹容一审被判“凌迟处死”,因碰上慈禧70大寿,遂改为永久监禁。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审判方改判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两人俱被罚做苦工,刑满逐出租界。

清廷胜诉了,却也彻底失败。正如其时《江苏》杂志指出,即使章、邹等人激烈鼓吹革命,但毕竟能阅读他们言论的人有限,且读者也有各自的想法,然而审判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暴,则无意中把革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深,反而更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在“引渡”问题上,清政府的狼狈无疑也告诉人们,皇权不再凛然不可侵犯。革命派占据了理论、士气上的优势。

监禁期间,章太炎被狱卒虐待,他以绝食抗议,仍无济于事。邹容突然在狱中病死,再度招来舆论抨击。租界害怕事态扩大,责令狱方改善章太炎的待遇。章太炎出狱后,感慨地说,“余之生,威丹(邹容)之死为之也。”

狱中章太炎除读书外,革命事业也没有闲着。1904年冬,龚宝铨(后来成为章的女婿)联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以针对满清官吏的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章太炎其时虽在狱中,也参与发起这一组织,“光复会”之名为其手定。

19066月底,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即被同盟会同仁接上轮船,开始了第3次流亡日本之旅。出狱后的他,皮肤白净,体态发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福气”。友人大为惊讶,因他一向不修边幅,且“视沐浴为畏途”。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戏称,这是狱卒每天强迫太炎洗澡的缘故,以至体魄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健。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

是年7月,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章太炎在演讲中说:“独有兄弟欲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那一夜,演讲台下,数千名在日华人前来争睹这位“神经病人”的风采。嗣后,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章太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笔政,写下大量文章倡议革命,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且占据上风。梁启超致书康有为,称东京万余留学生信从革命党者过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但“死战”并未奏效。19071月,梁启超托徐佛苏出面向宋教仁说情:“(梁启超)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辄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

对此“讲和”,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坚持不允。

鲁迅曾盛赞章氏在《民报》上的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中华民国”一词,就发源于章太炎写的《中华民国解》。但《民报》文章语词的尖刻毒辣,也令人侧目。吴稚晖在法国办报与章太炎互相诘难,两人在《苏报》案中的恩怨也牵涉进来。双方越吵越凶,以致章氏对吴“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这种人身攻击,都堂而皇之地登上《民报》。

主政《民报》期间,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

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接受了日本方面17000元的赠款,留下2000元给章作为《民报》的经费,余款全部带走。彼时《民报》经营困难,章认为孙有悖革命道德,遂起不满。矛盾激化时,章激烈主张同盟会“开除孙文”,推黄兴为同盟会总理——这件事因黄反对而作罢。后来陶成章到南洋募款,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龃龉加深。

后来,章太炎在报刊上公开称同盟会从日本运到中国的军械有质量问题,同盟会的头等机密由此曝光,“组织”对章的不满愈发严重。

矛盾不能消弭,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宣布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另起炉灶搞革命。但此时,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革命运动都陷入了沉寂,国内起义不顺利,对清廷大员的暗杀并未动摇到满清统治根基。

章太炎的生活陷入窘境,于是把更多精力投到讲学中。这一时期,在东京亲炙章门的弟子有黄侃、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钱家治(钱学森之父)、刘文典、汪东等。

 

群盗鼠窃狗偷

赴日5年后,10月的一天,章太炎正在向弟子们用佛学印证庄子思想,外面传来报童热切叫卖号外的声音——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了。

在惊讶与疑惑中回过神来,章太炎赶紧买了多份报纸,直到傍晚看到所有的报纸所载消息都相同,这才相信母国已翻天覆地。

他随即中断讲学,伴随着欢迎的掌声,以革命元勋的身份回到上海。

在一片热切的乱糟糟中,他和孙中山的关系得到缓解。但当黄兴向他询问国策时,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选出“无党总理”,继而发表《诛政党论》,呼吁国人警惕并反对政党政治。场面顿时十分尴尬。

重返政坛的章太炎,对政事、人事表达率直,褒贬从不留情,由此得罪了不少人。被章骂的人给他起了个“章疯子”的绰号,于是“章疯子大发其疯”的标题,屡屡出现在报章上;但当章抨击到这些人的政敌时,新闻标题又变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民族革命胜利了,政治革命并未真正实现。革命党内部的争斗让章太炎疲乏不已,首先受伤的还是他的光复会。

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角力,一直存在。光复会的核心人物,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陈去病等,都是素养较高的精英。在光复会中,即使是王金发这样的悍猛杀手,也虚心向章太炎问学《礼记》,谨遵祖父遗训——“宁可穷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这与江湖帮会气味浓郁的同盟会形成较大差别。在《自定年谱》中,章太炎就说孙中山“喜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大总统不能悛”,不满与不屑之意旁出斜溢。

武昌举义后不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与光复会要人李燮和商议攻打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不同意,陈其美私下行动,失败被俘,部下向李叩头苦求支援。李燮和于是率军击败清军,光复上海,把陈其美解救出来。正当李燮和安抚完投降的清兵、疲倦睡下之时,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拥戴自己为沪军都督,生生逼走李燮和。

革命继续进展。光复会策反了江苏巡抚程德全,使之成为第一个“反正”的清廷大吏,进而控制南京。在攻克南京的战役中,光复会战士被认为“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拿下南京后,革命党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尽管江南非首义之地,但光复会在此将革命声势推到高潮。而程德全投归革命党,则为革命后新旧合作树立了一个上佳先例。

陈其美屁股还没有在沪军都督之位上坐热,又觊觎起浙江都督之位来。当时浙江派人士公推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出任该职。陶成章力辞不就,并放出狠话:“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紧募集军费和士兵,同盟会在江浙地区的境况益显窘迫。

南方局势明朗,孙中山归国,“自言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又言战则非吾所任,和则吾能任之。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光复会与同盟会,一个最能“战”,一个自称能“和”。同盟会若坐视这种尴尬局面而不顾,势必在未来的政治版图中失利。

19121月,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于上海。陶死后,光复会在江南地带的燎原之势迅速终止。事发后,孙中山、黄兴急电“保护章太炎”。无论如何,自此以后,章太炎和同盟会的隔阂更深一层。

之后,他反对孙中山定都南京的计划,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认为日俄对东北和外蒙虎视眈眈,如若定都南京,则无疑主动放弃东北和外蒙。对此,孙中山等人并不认同,章太炎成了同盟会的眼中刺。同盟会大佬中,只有宋教仁支持他。一年后,宋被刺身亡。

嫌隙愈来愈深。在南京的川籍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上,章太炎赠送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失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自此,章在政治上开始偏向于支持袁世凯,冀望袁结束无序的丛林状态。袁对这位民国开国元老也有意延揽,但同时又忌惮他,只给他“东三省筹边使”这个小官,这成了章太炎一生惟一的政府公职。

 

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南方并不平静。

首先是同盟会内部起波澜。宋教仁领导同盟会联合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等“小组织”组成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大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他洗脱同盟会的地下帮派气质,希望通过组阁来限制袁世凯,把中国政治推到理性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然而,1913322日,又是在上海,一颗子弹结束了宋教仁的生命。尽管真相扑朔迷离,与宋利益冲突明显的袁世凯,还是成了舆论众矢之的,一夜之间变为“袁大头”。

十余年后,孙中山的亲信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后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里说:“(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为这桩历史公案平添几分吊诡,耐人寻味。

章太炎得悉宋教仁遇刺消息后,迅速从长春南归,捐弃与同盟会的嫌隙,与孙中山一起反袁。是年8月,刚与汤国梨结婚不久的他,不顾劝阻,请命入京,“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继《苏报》案后,章太炎人生的光辉一幕再度上演。

章太炎来到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见袁世凯,与之“理论一切”。于是发生了“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语)一幕。

但大闹总统府接待室,并未让他见到袁世凯,反而很快被软禁,先后被拘在石虎胡同、龙泉寺、钱粮胡同等多个地点。

章太炎被拘押的消息传开,举国震动。《顺天时报》突破消息封锁,连续发文报道章太炎现况,并警告袁世凯:“以民国初任之大总统,竟不能容纳一硕学异能之士,……将使当路恶名播于五洲,传于万世,永难泯灭。”

报纸杂志竞相报道章太炎被幽禁的事,袁世凯处于巨大的无形压力中。

北京名流对章多方营救、说情,但袁世凯坚持不放章太炎。绝望之中,章氏长女自杀。消息传至日本,误传为章太炎已死,上海报纸据此转载。夫人汤国梨连忙去电询问,章太炎答:“在贼中,岂能安。”

压抑之中,章太炎曾满屋书写“袁贼”,用手杖痛击解恨。又以绝食抗议。在给妻子的信里,他称:“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际,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在袁党内部,的确有些忌惮。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警卫军统领陆建章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据陆建章回忆,袁世凯曾手书八条以保护章太炎:

1.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2.讲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3.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4.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5.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6.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7.求见者必持许可证;8.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在龙泉寺期间,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给章太炎送来锦缎被褥,放下就走。章太炎发现袁克定在窗缝里窥探,于是进房点燃香烟,把被子烧开多个洞后抛掷出窗外,大喝道:“拿去!”

幽禁似乎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严格。章太炎人身自由虽被限制,但仍拥有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他在与女婿龚宝铨的信中透露,自己相中钱粮胡同一新寓所,但租金等费用需要各方筹措。

如同武昌起义一样突然,19166月,袁世凯死了。章太炎重获自由。

 

一士之谔谔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太炎被任命为秘书长,为孙撰大元帅就职宣言。之后他西行云南、四川,希望争取到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戮力对付北洋政府。军阀都对章太炎极其尊敬,但对其要求并不买账。任他唇焦舌敝,依然徒劳无功。

失望之余,他对中央政府有了新的思考,几经酝酿,与张继等人开始大力鼓吹“联省自治”——先是各省自治,然后再联省自治。在《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中,章太炎说:“今所最痛心者,莫如中央集权,借款卖国,驻防贪横,浚民以生,自非各省自治,则必沦胥以尽。为此计者,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野心侵略之人,必以此为分裂,是何谓也?岂其心不愿分权于国人,而愿分权于敌人耶?”对此,各地实力派争相响应,并在湘、川、粤各地得到实行。

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反对统一,只是反对中央集权。但这仍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意愿违背。1922年,孙中山举兵北伐,由于陈炯明反对而中止。但这丝毫不改其志——次年1月,他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直系、奉系、皖系各大势力互相提携了解,暂时划疆自守,互不干涉,以企统一之成——孙中山有更大的动作。

当时主张“武力统一”的还有北方的“玉帅”吴佩孚,他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就在南湖之船成为历史节点的那个夏天,他挥师南下,狠狠教训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势力。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建立黄埔军校,厉兵秣马图谋北伐。章太炎怒斥之“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就这样,孙与章在革命征途上的分分合合中,渐行渐远。

1924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对此,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人极力反对,被孙中山排斥。这一年冬天,失意的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人物,聚集章太炎的上海寓所,推出由章太炎领衔署名的《护党救国宣言》,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容共主张。翌年又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试图联合光复会、共进会、同盟会的“老革命同志”,对抗改组后的国民党。

他们的反对很微弱,北伐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章太炎所坚持的联省自治渐告破产。

1925年,孙中山逝世,章太炎赠与挽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在史学上,章太炎推崇司马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孙郞三分天下、不忘袭击许昌,自然成了非法的事。上联是在暗讽孙中山的北伐,下联则更为严厉。秦一向被视为虎狼之国,“武关无故入盟秦”指孙中山联俄是引狼入室,贻害中国。

不过,尽管章太炎对孙中山多有异议,两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政见相异者。除了这副字挟风雷的挽联外,他还写了一篇典雅密栗的《祭孙公文》,称赞孙中山倡导革命,是追步刘邦、朱元璋,光复中华之功不可磨灭。

文中还说,“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兰之同臭,石之攻厝。如何南枢,委命穷朔。沮公北盟,终亦不获。”透露了自己反对孙中山联俄,并非否定孙本人,而是躬行《史记》记载的赵良那句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从公不从私,坚持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与主张。

他还希望能为孙中山写墓志铭,公开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他。章太炎未能执笔,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写,于是孙中山的墓碑独缺墓志铭,以“天下为公”四字代替。

 

民国遗民

与对“引狼入室”焦虑并行的,是对过往的反思。章太炎公开接受柳诒徵对自己早年诋毁孔子言论的批评,担任《华国月刊》社长,宣称要发扬“国故”、挽救“人心”。不仅如此,还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亲任理事长,通电全国,明确反对“赤化”。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沪拜访了章太炎。他们见面时天气很冷,室内没有火炉,穿得暖暖的章太炎似乎并未留意到,这位穿着单薄洋服的日本客人已瑟缩一团。

尽管章太炎“长得实在称不上仪表堂堂”,芥川仍被他的眼神慑服,“那双细细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无框眼镜后面不时冷冷地微笑着,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章的雄辩竟令他“忘记了吸烟”。

“现代的中国,不幸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问艺术方面,尤为沉滞。”

章太炎滔滔不绝,不时挥动留着长指甲的手,言之凿凿地向芥川表达他的乐观:“中国的国民,向不趋极端的,所以要使中国赤化,殊不可能。一部分学生正欢迎着劳农主义,可是学生并非即是国民,他们虽一时赤化,不久就会抛弃其主张吧。”

192510月,他在上海国民大学发表《我们最后的责任》演讲:

……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

次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上位。7月,北伐军占领长沙,准备进军武汉。章太炎发表《讨蒋介石》全国通电:“蒋中正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叛国反常。”

由于章太炎的悍然姿态,因此即使同样反共反苏,他也未成为蒋介石亲近的对象。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展开清共行动。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当局开列了一个通缉“著名学阀”的名单,名单上有数十人,章太炎高居首位。

花甲之年,章太炎再次遭到追捕,被迫逃亡。虽躲过一劫,但老家余杭仓前镇的财产则未能幸免,被没收拍卖。满清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国民党做到了,当局美其名曰:处置逆产。

让章太炎更为痛心的,是蒋介石废弃了民国成立以来一直使用的五色国旗(此旗为章本人手定),改为青天白日旗。在致友人的信中,章太炎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

政治失意,他开始自号“中华民国遗民”。192811月,已蛰居一年的他在上海发表公开演讲,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他认为,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人想做皇帝,而孙中山们则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应该人人共击之。“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祸首实属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尚须努力,应共奋起。”

这一次,他被国民政府单独列名通缉,从一个人人尊敬的民国元老,成了国民党口中的“章逆”。

已经59岁的章太炎,心灰意冷,蛰居在上海的寓所中“自定年谱”,但只写到1922年,就不再继续了——那一年黎元洪就职总统,53岁的章太炎接受了黎颁给他的勋章,并向其宣讲“联省自治”。《年谱》全本最后一句是:“黎公始不知利害,力主统一;余数以鸟尽弓藏为戒,久之亦渐悟。”

章太炎将重心转向著书讲学,“仆老不及见河清,惟有谆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窗外的国土,在诸强混战之中,满目狼藉。而他曾三次流亡、为中国革命蓄留火种的东瀛,已磨刀霍霍、指向中原。

 

(主要参考文献:《章太炎全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面壁集》,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王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姜义华《章炳麟评传》、《章太炎思想研究》,陈平原主编《追忆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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