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之争

《学习博览》编辑部    2008.01

维猴年马月，多事之秋，今人古人，天南海北，皆超越时空，会于无何有之乡圆桌之旁，共辩读经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计有眼镜山上之学者，亦有摩顶放踵之干将，竟有五四时期之诸公，更有无名无辈之闲人，洵为一时盛会，堪与兰亭比肩。

与会人众，或慷慨激昂，或温文尔雅；或娓娓道来，或咄咄逼人。机锋四起，堪比截流棒喝；头绪万端，直教欲理还乱……

一、读，还是不读，这是个问题

身着中式对襟大褂的“当代大儒”蒋庆提出一摞书来：诸位，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自然理解经典中的义理。职是之故，鄙人编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可谓“十万之文，经典精华尽在是；十二之册，圣贤法言萃乎此”，“惟愿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必在此朗朗书声中也”！

在耶鲁大学候选 历史学博士的薛涌颇为看不顺眼，值此盛会，薛氏按捺不住，首先发言：这套“诵本”，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0万字，832课。对象是3到12岁的孩子。这些内容还是要求孩子们背诵的！什么意思都不明白，如此死背9年书，活生生的孩子，不成书呆子才怪！蒋大儒啊，你这套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不回到蒙昧才怪！

归宗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者秋风对薛涌所谓“蒙昧”的说法不以为然：薛博士息怒，您如此责骂一个学者发出的阅读中国古典的号召为“愚民运动”、为“文化蒙昧主义”，恐怕有失粗暴吧！阅读、精读古典，乃是进行语言训练最重要的途径，不管那个民族，恐怕都是如此。

来自宝岛台湾的著名新闻人皮介行也不满薛氏论调，以惯常的激烈风格说道：在中国改革振兴的现代，重新接触中国经典与智慧，正是中国人治疗“殖民地伤痕”，重新找回灵魂，找回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大好时机。一切像薛老弟一般的西方代理、中国买办，可以休矣！

善于写讽刺文章的陈四益是“读经”的反对者，他曾经让丁聪画了一幅漫画。在那漫画中，一形象委琐的男子左手拿着《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书，右手拿着写有“新启蒙”字样的纸张，而一身背大书包的娃娃则无奈地看着盖男子。陈四益一边拿着这幅漫画，一边说道：什么买办不买办？看来薛涌说你们走向“蒙昧”是绝对正确的。中国要真正现代化，必须再次作思想的启蒙。如果“读经”能够达此目的，中国读了几千年的“经”，岂不早已完全现代化了？如果“读经”与此目的相背，那么，大倡读经，究竟是为了什么？且听鄙人赋诗一首：闻说读经样样佳，算来时代几分差。启蒙应是朝前看，何必回头学乱蛙？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王达三却对陈四益的漫画和打油诗意见很大：陈兄这个发问真是幼稚可笑。中国古人读了两千年的经，两千年前去寻哪门子“现代化”？咱们中国人在读经的时候，曾有过“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汉时代，有过“八方来仪，万国来朝”的盛唐时代。那时现在所谓的西方“现代化”国家还在茹毛饮血呢！本人也打油一首奉送陈兄：“读经何曾样样差？真正读来实不差！未读就说读经差，既是鹦鹉又是蛙。”

提倡“公民社会”的林江仙明确反对读经：我倒赞同陈四益的说法。我们到底从儒家经典中可以学习和体认一些什么样的可以据以立言立行的原则呢？这些原则是否和现代公民的理念契合，是否冲突，孰是孰非？这恐怕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我们成年人没有达成一般的共识之前，不要忙着向孩子们伸手好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已故的吴小龙老师深感忧虑：但是，从废文言、倡白话和废除读经以来，我们并没有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替代品。一开始是“火车来了，叮叮当，叮叮当”——几年大好时光，就这么“叮当”过去了。后来改称“小小猫，跳跳跳”，童年时光，就这么“跳”过去了，后来一直到到“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给孩子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看倒不如让他们去死记硬背“人之初，性本善”，或者“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自由主义者、成都大学的王怡也颇有同感：确实如此。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论语》读得起劲，和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交流。才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连《论语》都没有通读过，遑论《孟子》和老庄。但没读过孔孟，却并不妨碍我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这种局面以小见大，真令整个汉语社会汗颜。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却尖锐地指出：有什么好汗颜的，中国人何须为儒家文化殉葬！只有一条标准是正确的：社会进步、公民自由幸福至高无上，与此相悖的文化只能或迟或早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华东示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却指出了另一种担忧：也许没那么严重吧，不过，如今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社会，许多人读书，问的是有用无用，特别讲究“投入／产出”效益。儒家经典于当今社会，大概属于最无用的知识。所以，有多少人发生兴趣呢？这实在是一个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牟钟鉴却又有感而发地说：也不一定。我去韩国开会，在汉城遇到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中国留学生，他说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学过《论语》、《孟子》，来至韩国，学校却要求认真学习，没曾想跑到外国来学中国的经典。我看到韩国人修身处世中表现出儒家道德很深的影响，青年人彬彬有礼，社会风气很好。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似乎不满这些意胶着于义理的上纲上线的论争：大家的争论应该回到常识和现实才对！今天，我们对弘扬传统文化应当抱有更加民主、开放和宽松的心态。儒家文化教育应当进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其实，五四时期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提出的教育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便生动显示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理想和智慧。

手拿烟斗的鲁迅终于发话：又拿五四说事了。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只有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那一类聪明些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新儒家的熊十力对此颇为不满：“经”就是常道，不可不读。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常道包括天地，贯通古今，时时处处都是如此，不可改变！“经”当中所讲明的，就是这种常道，咱们如何能够废除掉呢？万万使不得！

极有个性的史学家傅斯年反驳道：十力所言差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而后来提倡经学之后，国力往往衰弱。在过去的社会里，经学只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没有修齐治平的功效。现在儿童的小学中学课程已太繁重了，决不可再加上难读的经书了。

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自然不会缺席这次读经争论：孟真（傅斯年字）所言极是。我们绝对地反对小学校读经。这是政府应该明令禁止的。何况今日的小学教员自己本来就没有受过读经的教育，如何能教儿童读经?

文采斐然的翻译家严复却与傅、胡二人看法相左：适之，我辈生为中国人，怎么可以荒经蔑古？中国为什么是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经书。有亡国,有亡天下。诸公身为中国人，却自己侮辱自己的经典，尤其是在童蒙需要养正的时候，交给他们那些浮浅的东西。如此，亡天下之实，公等难辞其咎！公等每每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不知此话真意！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说道：几道（严复字）前辈言之有理，不过也有危言耸听之处。我倒赞成有限度地读经。我们假使不是民族精神的自虐狂，则作为一个中国人，总应该承认并珍重自己的文化。中国的经，不能说都是常道，但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方面，确显示了常道。读一点是应该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胡晓明教授：唉，读经这桩子事情，是启蒙，还是蒙昧呢？

众人惶惑之际，《原道》辑刊编委会同人杜吹剑、周与沉和王达三等人见蒋庆始终沉默不语，颇觉奇怪，问道：蒋先生，这场“蒋庆读经运动”的大争论，批评者很多，支持者也甚众，您对此有所意料吗？

蒋庆：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按理说，一个民族去诵读自己的经典，应该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引起轩然大波。可是，我们中国自近代以来，读自己经典的传统断了一百多年，突然间有人出来提倡，引发起争议也就不奇怪了。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只不过是为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儿童读经运动选编了一套教材罢了。读经运动最先不是我发起的，是王财贵先生发起的。

二、你说读，读什么？

全球推广儿童读经第一人、台中师范大学 王财贵老师：“经”就是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人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典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逐步筛选出来的宝贵典籍，这种数千年筛选是需要巨大成本的，但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论语》、《老子》等中国的经典自然不用说，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莎士比亚等西方大家的著作，也应该拿来让儿童读。

蒋庆却不以为然：王兄这个说法难免驳杂。鄙人认为，所谓中华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圣贤义理之学的诸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老子》、《兵法》及杂家思想在儿童经典教育上不具有正统性。这不是不能学，只是不适于儿童阶段学，儿童长到十八岁有判断能力后则可以自由选择学。另外，在当前儿童诵读时间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蒙学、文学、外文等内容也不宜用来诵读，占用时间。总之，只有儒家经典把道德放在首位，才能培养儿童理想人格，引导积极人生。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韩星表示赞成：我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主流，儒家经典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精华。蒋庆的选本定位比较恰当。

袁伟时表示反对：蒋庆把中国的经典局限在儒家的狭隘框框中，连《老子》、《庄子》这样优秀的中国文化瑰宝都无缘列为经典，更不要说王充、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了。这样的眼光可取吗？同时，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是有世界眼光和素养的人。中国人不但应该只读孔孟老庄，还应该读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当代净土宗领袖净空法师独辟蹊径：不用一下子那么多。要知道《弟子规》比什么都重要。今天，全世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哪一个宗教，都要从《弟子规》学习。你看一些人在中国大陆差不多也搞了将近十年的读经，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就是疏忽了《弟子规》，认为只念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就可以了。所以变成什么？小孩学了之后贡高我慢，在家里瞧不起父母，在学校瞧不起老师，说出来的话很没礼貌。

王财贵：《弟子规》是人的行为规范，就像是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现在空气都给污染掉了，所以《弟子规》很有必要。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但是，经典好比面包大米，只呼吸空气，不吃面包大米，是会饿肚子的。所以不能只读《弟子规》。当然，净空法师属于乱世用重典。因为现在世道已经坏掉，所以《弟子规》要天天读，这是一个救世的方法。

三、真要读，怎么读？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海波：到底读什么？争来争去，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怎样学习经典，是相信还是怀疑。经典学习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如讲解经典含义的程度、聪颖儿童与愚钝儿童怎么因材施教、其他学习负担沉重情况下怎么办，似乎没有先定的、一成不变的办法。

王财贵：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有个六字真言，就是“小朋友，跟我念”。“小朋友”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第二句是“跟我念”。更是正中下怀。因为儿童就是这样学习的，就是跟着学得。人类的幼儿期很长，基本上是十三年，而人类不只是跟父母学习，人类还安排了很多的方法，让他跟老师学习。而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小朋友，跟我念”。你让他这样念一百遍，他就记住了。一百遍没记住，一千遍肯定就记住了。

沉默半晌的薛涌接过话头：一千遍？我认为教育是质疑而非背诵的过程。苏格拉底自称他什么也不懂，他唯一比人们多懂一点的，就是他懂得自己不懂。所以，他在雅典的街头巷尾和人们讨论，对那些自以为懂许多东西的人提出质疑，最后把对方搞糊涂，使之终于认识到自己并不懂为止。读经，只要不将其变成“政治理论课”那样——即变成由国家暴力支持的国家强制性行为，应该是允许提倡的。就我个人而言，倒真希望从小就受过读经的训练。

和薛涌一样客居美国的沈睿深有同感地补充道：我以为传统和经典的作用之一，在于对现实发言。但是，盲目地背诵经典能起到这个作用么？这种方式培养的不过是奴性，是没有头脑的鹦鹉。特别是要从小孩子做起，更让我觉得恐怖。在录音机发明这么多年后，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还是学做一个录音机，真是咄咄怪事！不过，我们反对十三岁之前的小孩背诵经典，并不是反对经典学习。我们要对经典进行挑战、批评和发现。

曾经创办过经典学校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志远现身说法反驳薛涌：薛老弟，我和许多教授曾经花费了很大精力很多时间，去关心和协助以传统经典诵读为特色的圣陶学校。我们超越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传统教育的文学描绘的局限，开始理性的科学的对传统教育合理成分的思考和论证。孩子在接受了圣陶学校6年教育后，亲口告诉我们，连他们都对自己在没有承受特殊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背诵了五、六万字，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绝不是在“死记硬背”，他们对经典的理解和体会正在日新月异。

刘海波也说：“子不教，父之过”是我国先贤的古训。在教育中，儿童没有完全自主的能力和资格，服从和权威、规训和惩罚是必要的，我家乡父老至今流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话糙理不糙的。薛涌先生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成绩又如何呢，有什么经验证据告诉我们效果良好？怕是以放纵开始，以浅薄甚至野蛮告终吧？

袁伟时却反对背诵的方式：读经典不等于“读经”，后者往往以蒙昧主义的态度跪在先贤脚下，诚惶诚恐去背诵。这样只能培养出虔诚的信徒，却离现代公民越来越远。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这样的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巅峰。不求理解的读经就有走到这一步的危险。

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王晓华老师：阅读经典有多种方式，可以视之为不可怀疑的正统，也可以批判性地读经，这两种读经方式之别是前现代阅读和现代阅读之别，蒋庆等人提倡的诵经法无疑属于前一种，它确有致人蒙昧之嫌。读经运动既然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就应将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融入其中。其目的也不应该是造就毕生注释圣贤之说的旧式书生，而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当代中国人。

净空法师对于二者的争论都不以为然：依我看，背诵也好，批判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落实。《弟子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要落实，一生都不能违背，从我们开始学到老死都不违背，都遵守，变成自己日常生活行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理、原则，根扎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我念得很熟、我会背、我能够默写，没用处，要做到，每一句都要做到，这叫实学。

……

如此唇枪舌剑，真个难解难分。遽然电光闪耀，俄而钟声轰鸣。聚会因缘已毕，众皆遁去无形。唯诸公论战之际，有书生缄默不语，十指疾走键盘，间亦窃附己意。值此人去屋空之时，但见圆桌之上，赫然白纸黑字，观其题目，乃曰：“读经之争”。又有小字附后，曰“关于读经的超时空圆桌会议简报”云云。

徐迅曾作《陈寅恪与柳如是》，以红豆一粒，接幽思百年，无今无古，亦今亦古。曹雪芹有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