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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的新意义

文/胡晓明 （摘自《读经》p3）（胡晓明 编 《读经：启蒙还是蒙昧？——来自民间的声音》代序二）

近年来，有关儿童及青少年读经的报道不断，各种争论也不断，形成了社会上令人瞩目的“读经现象”：即一场有语文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文化批评家、教师、出版商、教育基金会以及学生和家长们多方参与，有思潮、有纲领，也有争论和批评，自下而上，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活动。[1]历史往往有一些有意思的巧合，但是当前的读经问题，并不仅是民国初年读经运动的重复，也不仅是台湾过去读经争论的重复，而是有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代变了，相同的话题，也有了不同的涵义，需要不同的阐释。鲁迅先生民国时期有关读经问题的文章，以及徐复观先生在台湾参加读经讨论的文章，似乎都不能完全解释和回应今天的需要。老题目新含义，也许这是中国思想史进程的一个特点。我的两个结论是：第一，需要有限读经；第二，当前读经的实质是回应转型时代，守护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

读经既不是“蒙昧”，也不一定“启蒙”

很多人看读经问题，无非是两个视角：要么，你是不是又要回到“蒙昧”?要么，你是不是对“启蒙”有益?一般人只说这两种，“救亡”与“启蒙”，其实，这个最流行的、有关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主流框架本身有没有问题，人们很少怀疑。但是二十世纪的问题，可能正是忽视了第三种思想类型。

第三种思想类型就是“正本”。

“正本”，就是对于文明生命根源的正其本质、正本清源。每一文明生命之根源，即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广义地说，都是正本的，即解决人道与人心的根本问题。

救亡、启蒙、正本，这三种思想类型的指向，无疑是有差异的。“救亡”，指向科学、富强、民族国家独立与解放。“启蒙”，指向理性、个人、民主、自由、平等，尤其是其中来自西方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等价值。“正本”，指向仁爱、良知、诚信、责任、生命尊严、佛法、上帝，东西方共有的做人的基本价值。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一大问题是，人们忙于“救亡”、忙于“启蒙”，很可能忘记了还有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也忘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有人守护着的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今年是《新青年》九十年庆。最近我看《新青年》的材料，有两点体会，一是《新青年》不是一开始就要拿传统文化来开刀的，而是被当时的政府逼上梁山，逼他们不能谈制度，不能谈政治，于是就只好谈文化。谈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报纸被封，报人被杀害，据王沉森统计，1916年至1919年间，有二十九家报纸被封，十六名记者或主笔被判刑或枪毙。[2] 刻意不谈政治，地下火又越压越大，于是就把革命的火转过来点燃在文化的身体上，这在世界各国的社会改良中，只有法国这样做。用思想革命解决社会问题，中国二十世纪走了太多的冤枉路，一直走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后来才发现台湾和香港，都没有经历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却都比大陆进步快；二是，新青年他们，有一种惟“新”主义，“新”东西拜物教。新国家、新民、新时代、新社会，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冲动，一种你死我活斗争对立的冲动。科学与民主，至今依然极为重要，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社会进步推动力。但是，科学与民主，并非一定要以摧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为代价、为前提。大家都越来越意识到，社会的演化，旧的与新的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成全的。文化传统、良俗美序、世道人心，在社会进步中也会长久地扮演积极的作用。台湾与香港，都是新的与旧的文化成份在一起和谐生长的社会。社会学家已经指出，一个良性的文化建构，是“前塑型文化”(以未来为目标的文化)、“同塑型文化”(以同时代需求为目标的文化)与“后塑型文化”(以过去传统为资源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过程。所谓“社会秩序”，更是“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一种充分的政治文明，其实并不像我们原来的革命传统所认为的，要破坏一切秩序，自由主义政治其实是很尊重社会长期所约定而成、持之有效的美俗良序。一个无序的社会，是积极的建设力量与消极的破坏力量相互抵消，虚热而无力的社会。

我们今天看，五四人有其天真、夸张与简单化。

所以，中国文化有一个“守护人”的角色，对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守护，被五四的人视而不见，抹煞了。

思想史上有所谓“黑夜命题”。朱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现代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觉得可笑的。其实这里说的正是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如仁爱、良知、诚信、尊严等，没有这些，人类也正是生活在“黑夜”中。换句话说，在“去孔子化”时代里，人们的信仰生活也正是在“黑夜”里(中国人把孔夫子驱逐了，把孔方兄供起来了。李扬的电影《盲井》中的煤矿老板说的名言：“中国人什么都缺，就是人不缺。”正是典型的“黑夜”语言)。这句话听起来很吓人，其实一点都不吓人。何况在西方，《新约》里就有一个守夜人之歌。黑夜还有多长?黑夜还有多长?(以赛亚神谕)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称我们的时代为“黑夜”。他通过荷尔德林说过，“诸神逃遁”和“上帝缺席”为标识的时代，正可以命名为“世界黑夜"(Weltnacht)(只不过，“黑夜”是辩证的，一方面是无神状态，另一方面又是白昼的准备，诸神的降临时刻)。

救亡、启蒙，都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进步意义。然而同样也值得思考的是，根据现代历史的事实，有时候，越“救亡”、越“启蒙”，不免越“黑夜”，这是许多现代思想家根本无法预见的。因为“启蒙”有一个根本宗旨，是把人性解放出来，其结果可能就是人性泛滥。经济学家说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时代是最动荡不安的，这是一个浅的观察。“救亡”与“启蒙”如何联手打造人性泛滥，这个历史的“无明”，经济学家是根本看不到的。这里有很大的危机。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两个文化之谜，一是王国维之死，一是李叔同之走。两人都是跟“启蒙”和“救亡”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用启蒙和救亡，无论如何也解答不了他们的谜团。前者是回应中国文化之灭亡的问题，后者是回应西方文化之兴起的问题，都与“黑夜”问题有关。

所以，读经与“黑夜”命题有关，完全可以在“救亡”与“启蒙”的思想框架之外来想这个问题。

读经与现代价值有重要联系

然而也不要讲得太远，回到世间法，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也是普世价值，这正是读经与现代价值有联系的根据所在。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打成两截的。譬如，现代价值最推崇人的自主。现代思想中的自主性原则，甚至可以作为整个现代价值系统的核心原则，决定性地关联着其他原则如民主、平等与理性等。而中国文化传统恰恰也是最重视自主，这即是中国代代相传的一个最普通的有关做人的话题：“立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家文化传统中强调人要有志气，要自作主宰的思想，放在世界各种文明价值系统中看，都是极为突出的。我们看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又说“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表明自得、自觉才是真信，真信自己才是有力量、才是生命的美好[3]。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教条示龙场诸生》)陆九渊的话更可为典型，“昂首天地外，无我这般人”。曾国藩诗：“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熊十力说：“自性真实，无须向外觅天帝；自性自尽，无须悬想趋涅檠。”做人做得这样尊贵，这样不可一世，那是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即对人的生命、自我、人的在世性的尊重与关切的现代文化，因而虽然并不是权利自主，却是可以从道德自主向权利自主转化的。同时，一个深受儒家知识与价值系统熏陶的人，必定是一个容易进入现代独立自主生活之中，有持久的光源、充沛的力量，并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人。读经，无疑有助于加强这方面的资源，对于现代社会培养人的自主性人格，确实是有益的。 从政治学说来看，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过去以为孔子是提倡一种分配的平均主义，其实，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合法性上的公平，一种机会的、起点的均等呢?汉代的孔安国就是这样理解的：“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如果有谁制造或妨碍了这种公正与均等，那就可以以“经”的名义加以反对。这与现代政治哲学中公正优先的精神(尤其是罗尔斯的思想)不也是相通的么?孔子说的“富而后教”(《论语·子路》)、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孟子说的“制民之产”、“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与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经济思想是相通的[4]。而孟子说的

“君命可以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上》)，与现代政治学中的民主思想，其实也是相通的。《尚书》中说的“人为万物之灵”(《泰誓》)、《论语》中说的“性相近、习相远”(《阳货》)、“四海之内皆兄弟”(《颜渊》)，不正是可以作为现代平等思想的资源么?

但是我们毕竟要承认，经典在这方面并不是主要的作用。政治文明的建设，要靠法治社会，法的力量、制度的力量，远大于经典的、文化的力量。因而，经典对现代性的文化可能作用更大。

儿童读经的现代意义

有人斥今天的读经为“蒙昧主义”。理由是，一、“强迫孩子在三至十二岁期间背十五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这违反了教育即发蒙开窍的本来意义；二、妨碍了孩子们接触多元的文化，违反了“少年儿童的人权”。三、作者认为这样的东西，得不到孩子们的喜欢，竞争不过西方少年儿童教育读物。[5]

首先，这样的说法缺少某种沟通的理性。

什么是沟通的理性呢?有—个理念就是，传统／现代并非二元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不是与现代打成两截、甚至相反的东西，这在中外学术界渐已成为一种思想共识。[6]这正是沟通的基础。

譬如儿童在十三岁以前，充分开发他的语言记忆能力，多诵读—些经典，这是中国的蒙学传统，但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也具有相当现代的合理因素。第一，充分尊重儿童生理阶段的特殊性。根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类学语言最快的时机是十二岁前，称为语言的关键期。此时的语言识记能力极强，能快速背诵。尤其是对语音韵律特别敏感。中国强调背诵的传统，与现代强调儿童识记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相互支援，共同肯定了以记诵为特点的学习是科学的方式。文言古诗的短小、韵律，适应了儿童心理特点，通过诵读的反复刺激，有助于早期语言能力的开发，同时也打下了文言语法与词汇的心理底子。

第二，哲学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对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学习能力，很大一部分，甚至很重要的一部分，应是默会知识(Tacik knowledge)的学习，即潜移默化的学习。看起来他学了并不懂的内容，看起来他真正记得的也并不多，其实这些将转变成一种“内隐记忆”，在心理背景中渐渐会产生作用。[7]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候过于用一些看起来很道理化的内容，去晓之、知之，反而可能会伤及学生的未知能力。所以，表面上是“蒙昧”的传统做法，其实是有其科学的合理因素的。

百度百科：“默会的知识”（又称“缄默的知识”，又称“内隐的知识”），主要是相对于显性知识而言的。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比如语感我觉得就是一种默会知识）

再次，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语言并非只有单一的交流功能。有些书面语言，具有某种高强度的“储蓄”功能，即存储人类文化遗产的多元丰富信息，而“储蓄”越早，“利息”越丰厚；“储蓄”的习惯越早养成，“理财”的本领越大。无论是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和接受力，还是道德情操的幅度，文化心灵的动力，早开发早受益。梁启超早说过，文言的好处是“成诵易记”。这正是它“含金量”大、“提取方便”的原因。尊重文言的这一功能，也正是科学的态度。

第四，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又表明，语言与语言的社会性格是不一样的。语言有雅俗之分。文言与当代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缺点是生动性不够，优点是距离产生美。相对而言，对于生活的通俗化、平庸化也有了一点的隔离效果，不至于一损俱损，遭生活的妖化。因此也相对地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和圣洁性。这对于用于教谕式、启示式的语言功能，有优于白话的效果。因而让孩子较早打下这种语言的底子，无疑是道德生活的童子功，精神成人的固本培元。

最后，文化学家的研究越来越表明，人性的善恶，其实是文化建构出来的。你可以用游戏文化去建构—个暴戾的人，也可以用经典文化去建构一个知书达礼的人。未来的人性，在于今天的选择。并不是说现代语文教育必然建构不出知书达礼的人，而是说，正如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现代文化自身由于先天失调，在这方面缺乏自觉的反省，可能强化了其他内容，而弱化了这方面的教育旨趣。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化意识，是想去建构符合进化的强大国家需要的进化的强大的人，但是恰恰缺乏反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守秩序的人，却被删除了。而有良知、守秩序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理性的人。这一点，现代文化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因而，这既是千年文化经典在今天的正当性，又是它富有新意的现代性。

由于现代社会是以人的自主性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现代教育终究还是要以启蒙式为主，尤其在中国广大农村，更重要的是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应从小抓起。这就注定了读经不可能成为儿童教育的主流模式。然而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儿童读经的看法必然是：读经是现代教育重要的补充。与其他教育方式的关系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

我主张看待复杂的文化问题，不仅要有沟通的理性，而且要有区分的智慧。提倡者与反对者，都缺少“区分的智慧”。“读经”必然又是“有限”的另一个理由是，现代社会的情境不问。提倡者批评蔡元培下令取消读经，但是他显然忘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如果说传统社会是没有分化的、价值现成化、思想定于一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分化的、个人自主的社会。因而，蔡元培取消自上而下的教育部读经令，是具有教育理性的正当性的，是中国现代理性化进程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今天由民间来做读经这件事，正体现了政府的归政府。信仰的归信仰，心灵的归心灵，这正是分化社会的理性。在社会与个人自主性充分提升的时代，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的今天。如果某人再提倡由政府来主持自上而下的读经，明显不合时宜了。

历史上有四次具有正面意义的读经运动

从经学史上看，真正有意义的“读经”，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历史上有四次具有正面意义的读经运动。第一次，是孔子孟子的读经。这个“经”当然不是孔子孟子创造的，“五经”是在孔子之前就有的。“五经”是中国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是中国文化古今相承的这样一个价值。孔子只是整理了“五经”，“经”虽然是汉代的命名，但“五经”是孔子孟子提倡习读的经典。先秦时代“经”的发生，就是回应政治无序、民不聊生的苦难现实。诸侯之间攻伐兼并、弱肉强食、饿殍遍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人心、道义都丧失了它的正当性，这是春秋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那样的时代需要道义权威、秩序、理想、人道，圣人应运而生，“经”应运而生。读经就是学圣人，学圣人就是救世。孔子孟子提倡读经，就是创造了一个以道为关怀的知识共同体、思想共同体。以读经作为一代士人的思想训练和文化承担。这第一次读经运动，并不是一个贵族的、风雅的或者说一个学院派的事情。

第二次“读经”运动是秦朝之后的两汉。两汉的“读经”运动是对什么的回应呢?是对秦始皇暴力文化的回应。这是由秦汉之间的儒生来主持的。所以西汉的那次，表面上看起来是汉武帝提倡的，其实骨子里是民间的。因为秦汉间的口号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什么孔子之十六世孙孔鲋(甲)抱礼器而归陈胜吴广?恰因为暴秦失去了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也就是抛弃了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汉代的儒生又是面对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强势，即一人专制的权力格局。有物必有对，汉代的儒生就要用一个东西去加以抗衡，这就是“道”，这就是思想史上所说的“道势相分”。“经”就是道的载体，经以载道。西汉的“读经”运动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东汉的“读经”运动呢?我们知道东汉的士风特美，东汉的儒生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名教”。“名教”为什么发明出来呢?他就想用“名教”这样一个东西，凌驾于皇权之上，凌驾于官爵之上，凌驾于权力之上，用知识的权力去压倒其他的权力。所以汉代的知识分子用顾炎武的话来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一种道义关怀，有一种天下关怀。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

第三次是宋明时代，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读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把隋唐叫做“佛化的时代”。整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唐代的知识分子、六朝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被佛教的文化所俘虏，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他的文化主体，被西方来的佛教文化完全俘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一个“读经”运动，就是两宋的理学。两宋理学就发现了天地间最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叫“道理”，它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尊崇这个东西，崇尚这个东西，重新获取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地盘和文化地盘。

中国经学史的常识，至少有上述重要的段落。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运动是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那时中国的“四书五经”顺着做生意的商船，顺着传教士和有些商贩，在侠客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引起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运动，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些思想家，都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国的文化。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就像发现了东海的圣人。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法国，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来反对神权、反对教皇、反对宗教，这个武器就是中国的人道的、人生的、人性的文化。所以说中国的儒家经典，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史上，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这里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曾经把儒家的经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他们的《人权宣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法国《1793年宪法》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第六条(有关自由)：

自由就是属于个人的不侵害他人的权利的行为的权利；……道德上的限制表现于下列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有关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一个证明。

从历史上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读经是对于时代问题的回应。这个意思是说，从比较大的角度去看，读经不是复古，不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不是提倡蒙昧和复辟倒退。但是我也不同意夸大它的意义，并不是自恋式的斯文重振、弦歌再起，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文化抵抗。“经”一方面是一个常道，读经与世道人心的重建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变数，每个时代的读经，都有对于时代问题的不同回应。

2005 年10 月29 日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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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王财贵教授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得到广泛的响应。后经南怀瑾、杨振宁等倡导和推动，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乃至北美、东南亚华人社会均开展了儿童读经活动。《深圳特区报》(2004年7月14日)载文《读经运动：重寻古典智慧——王财贵博士访谈录》：“6年来，台湾已有100多万儿童诵读经典，香港也有上万名少年儿童在学习中受益。据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万儿童先后投身其中，受其影响的成年人超过600万人，武汉、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现青少年读经热。”2004年蒋庆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选录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832课，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引发争论。本书收入了《新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以及《世纪中国》等网站共发表讨论文章约三十余篇。

[2] 江南：《<新青年>如何影响了旧中国：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王讥森院士》，《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9月22日。

[3] 焦循：《孟子正义》，“《诗·召南·小星篇》‘实命不同’，《释文》引《韩诗》云：‘实，有也。’即此有诸己者，扩而充之，使全备满盈，是为充实。”中华书局1987年版。

[4] 这方面的一本好书是台湾学者侯家驹的《先秦儒家自由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

[5] 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南方周末》2004年7月9日。

[6] 最近的一个有力表述，是余英时《余英时作品序列总序》，《读书》2004年第5期。

[7] 参见[英]迈克尔·波兰尼著，许泽民译：《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二编《默会成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方明：《缄默知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读经的新意义——胡晓明教授谈读经

注：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4年12月03日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
主持人：在上一个星期的《世纪大讲堂》，郭齐家教授讲了“少儿读经与中国的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他大声疾呼，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间，一定要让我们的后一代重新“读经”，重新熟悉我们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甚至作为命脉的那些“经典”。那么郭教授的这样一种呼吁，其实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一种忧虑，而且可以说代表很多很多人心里头的一种忧思，因此恢复国学，包括在学校里头恢复国学教育，也开始有人一直在实践。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就有过国学班。那么2002年的时候，武汉大学也开了第一届国学班。今年的四月在我们北京，就有一群家长牵着他们少不更事的幼儿进了国学班，在那里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是一边读这些经，一边孩子们说：妈妈我要撒尿，爸爸我要回家。然后把家长们都乐翻了天。面对这样一种情况，现在媒体也在讨论，就是国学到底能不能弥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这一种缺失和这样一种缝隙。那么拯救国学，能不能够拯救中华文明。所有这些问题，好像看下来已经有点太大，但是它的的确确变成我们今天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他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今天给我们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主持人：胡教授过去的一些论文和专著，其实我也拜读过不少。因为我觉得胡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诗心，就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明中间，一直贯穿下了一种用诗意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这样一种东西。他有很多很独特的一些研究，我想就是，您个人从小就喜欢诗吗？

胡晓明：对，大概是，原来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些古诗，唐诗。

主持人：那您小时候，发蒙的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之前，你家庭有没有那种环境，就是你的父母或者别的家长，有没有逼你去背过什么千家诗，或者读没有读过《论语》和《大学》这些东西。

胡晓明：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没有，这套蒙学的传统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蒙学传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就像一个摇滚歌手说的那个话一样的，“红旗下的蛋。”所以的话，就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的教育。但是呢，我比较有幸的是，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国文教师，她就会告诉我中国的经典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话。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我那时候很小，十岁左右，她就会告诉我就是说《论语》当中说的，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样一个话。那时候我听了这些，我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它含义很深。你像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我就觉得很受用，对这样的经典的话很受用。

主持人：因为你主要接触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唐诗的研究很多，是吧？如果按广义的角度来说的话，像唐诗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讲国学中间，也叫做是一种“经典”呢？

胡晓明：对，应该说广义的“读经”的话，应该把这些东西包括在内。应该说包括了在“四书五经”之外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像老子的《道德经》，庄子以及唐诗、宋词这些重要的中国国学的“经典”，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经典”。

主持人：我注意到就是您从文学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来慢慢地就是更多地关注一些文化的一些大的话题。比如说对于国学的这样一种讨论，甚至包括于像马加爵的这个事件。

胡晓明：好像是我讲一个观点，就是马加爵从小到大的语文成绩一直不好，这个是他的成长当中一个缺憾，一个缺陷。

主持人：就是人文教育。

胡晓明：人文教育。

主持人：语文成绩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文教育方面不够。

胡晓明：对对，作文一直不好，他从小都写不好作文，但是数字思维非常好，我发现这样一个很值得去思想的问题以后，很多学教育的人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失去了传统的国文教育所担当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主持人：就专门的变成了一个

胡晓明：工具化了。

主持人：工具化了，以识字为主了。

胡晓明：对，工具化了，应试教育。

主持人：应试教育，对。好，那么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胡晓明教授给我们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

胡晓明：同学们好，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一直是，刚才鲁湘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我关心的，从中文系的角度来关心的一个题目。实际上中文系也好，在旧的传统当中的中文系，不是仅仅是一个纯文学的一个训练、一个教育。它包含着中国的、所谓的，经、史、子、集都在中文系的范围当中。所以“经”学的内容呢，在大陆上应该是放到中文系，而不是放到哲学系。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比较多地学苏联的，所以纯文学的这种趋向比较厉害，所以“经学”在中文系已经失传了。那么我今天讲了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说“关于读经的新意义”，新在什么地方呢？我有两个结论。第一条，“读经”是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一个回应。这是我的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读经”是对现代价值的一个和解。那么在讲这两个观点之前，我就想把关于什么是“经”，跟一般的教科书不太相同的观点，我就要做一点简单的澄清。

“经”是什么？有两个老先生，这两个老先生都是我们经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老先生，一个叫章学诚先生，一个叫章太炎先生。清代的章学诚先生说“六经皆史”，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今天看来对的，但是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六经皆史”的一个，在思想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把“经”下降成为一种史实。实际上“经”不是价值中立的，“经”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那么另外一个章先生，就是章太炎先生，他对“经”有一个说法，他说“经”是什么呢？“经”无非就是一根绳子。最早的古书是竹简，怎么样把竹简连在一起，不是散乱的？因为古代的那些书生都要把它背在背上，就有一根绳子把它捆起来。久而久之呢，这个就变成了“经”，一捆一捆的书。这个话对不对呢？当然从书籍的历史来说，最早的“经”就是起源于那根绳子。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有一个现象，最早的语言的起源不是它最重要的含义，往往一个词，一个词语往往有很多、很多含义。

胡晓明：“经”为什么说不是一根绳子？简单地说，古代的时候“四书五经”的那个载体，实际上还有其它的一些语言，比方说“方”，一个方板的“方”，还有“策”。文武之道载在“方策”。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为什么不叫“四书五策”？对不对？为什么叫“四书五经”？“方”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毕业的“业”，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字的这个毕业的“业”，就是那个“方”，“方”是什么呢？“方”就是大黑板。因为古代的教师不可能拿一个竹简，竹简上字虽然很大，但是不可能拿一个竹简来说，只能在“方”上说。所以说授业、授业，就是讲的是授黑板上的字。那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四书五策”，就是因为“经”除了它最早的这根绳子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很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经”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书”、“最基本的书”，这是古代的这个“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为什么它叫“最重要的书”和“最基本的书”呢，因为它是靠这根绳子把这些重要的书捆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丛书”一样的。比方“四书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把它扎在一起，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经”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要”，重要的“要”。

胡晓明：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常”，常道的“常”，“经者常也，经者要也。”那么这样一个含义呢，就是汉代人对“经”的最重要的解释。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书”。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载体，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说，前面两个章先生的说法都不全对，我们应该这样地来了解我们的“经”。

那么我刚才说教科书上对“经”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束缚广大人民的、压迫的一个工具，这是对“经”的一个利用，但是它不是“经”的基本含义。如果回到中国文化当中的“经”的真实的含义来说，“经”是中国文化当中“最基本的书”，最基本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价值。这是我要纠正的一个，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学术界近几年来，大概十几年来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对什么是“经”，有一个新的叙事。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读经”并不是一种复辟、复古和倒退和蒙昧。这是一个新的，这也是对过去的观点的一个重新叙事。“读经”我简单地归纳一下，人类的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读经”。所以这个“读经”的运动，并不是我们今天才开始有，而是从人类历史上一直就有的。

胡晓明：简单地说第一次“读经”的运动，就是先秦时代。那是面对着一种诸侯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饿殍遍野，这样的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人心、道义都丧失了它的正当性，这是春秋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那样一个时代。“读经”是对那样一个时代的回应。这个“经”不是孔子、孟子创造的，注意，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五经”是在孔子之前就有的。“五经”是中国的三代的文献，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是中国文化的古往相承的这样一个价值。孔子只是整理了“五经”，孔子只是做了“六经”当中的一“经”就是《春秋》。所以说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对“经”的“读经”运动，就是说创造了一个儒家这样一个共同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任务，就是以“道”为关怀，以“读经”为他的思想的训练和思想的承担。这是第一次的“读经”运动，并不是一个贵族的、一个风雅的或者说是一个学院派的一件事情。

胡晓明：第二次“读经”运动是秦始皇之后的两汉。两汉的“读经”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运动。因为两汉的“读经”运动是对什么样东西的一个回应呢？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西汉的“读经”运动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东汉的“读经”运动呢，我们知道东汉的儒生，东汉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名教”，“名教”为什么发明出来呢？他就想用“名教”这样一个东西，凌驾于皇权之上，凌驾于官爵之上，凌驾于权力之上，用知识的权力去压倒其它的权力。所以汉代的知识分子用顾炎武的话来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一种道义关怀，有一种天下关怀。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

那么两宋的时代，就是北宋、南宋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读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隋唐文化叫做“佛化的时代”。整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唐代的知识分子、六朝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被佛教的文化所俘虏，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他的文化的主体，被西方来的佛教文化完全俘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读经”运动，就是两宋的理学。两宋理学就发现了天地间原来最珍贵的东西，原来这个东西叫“道理”，它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尊崇这个东西，崇尚这个东西，重新来获取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地盘和文化的地盘。

胡晓明：我今天讲的东西，是近几年、近十年以来的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叙事，对中国的经学史的一个新的叙事，至少有这样简单的、这样几个大的段落。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是“人类历史上的读经运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运动是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你们要是了解的话，你们都学外语的，你们会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经”顺着做生意的商船，顺着传教士甚至有些商贩，从侠客马可波罗那个时代等等，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引起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运动，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些思想家，都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国的文化。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发现了东海的圣人。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法国，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来反对神权、反对教皇、反对宗教，中国的人道的、人生的、人性的文化。所以说中国的儒家的经典，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史上，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只能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当中，就曾经把儒家的经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他们的法国的《人权宣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胡晓明：这就说明了“读经”并不是复古、并不是蒙昧、并不是倒退。每一个时代的“读经”，都是对他那个时代的回应，对他那个时代的重新的一个推动。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对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我们的“读经”，并不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一个复兴东方文化这样的宏大的口号，或者振兴华夏民族的这种东西。不是一个这样的宏大的和形式主义的口号，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回应。那么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回应，具体来说是对什么样的东西的回应呢？我想至少是对两个东西的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的一个回应。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型时代，这个大家都会同意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人文的危机。简单地说，这个中国的人文危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它的大大小小的一些道义的危机、公正的危机以及合法性的丧失。

胡晓明：讲一个比较大的例子的话，就是现在正在讨论得非常热火的关于国有企业的生存的问题。是不是有些部分的企业家，通过一种假装的市场经济的手段，去侵吞中国的国有资产，像这样大的问题，都是中国所面临的道义的危机。还有像中国的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这样、那样的诚信、道德的丧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面临的人文的危机。所以我想“读经”，至少能够对这样的时代的危机产生一点回应的作用。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世界的文明的危机，这也是很大的危机。简单地说西方的强权政治和来自西方，来自也是外面的当代世界的宗教的冲突、文明的冲突，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危机。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和平崛起，那么和平崛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的“读经”，一定是这样对世界的文明的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应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个“读经”，广义的“读经”放在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去看，实际上它有这样一种脉络的意义。

西方的人文危机，不仅仅是表现在这样一个很大的政治、军事的冲突上面，而且它表现在西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一些危机上。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上世纪末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可能中国人也知道的，就是有一种新的，发明了一种新的药叫“百忧解”，“百忧解”这个药据说吃了以后，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勇气，改善，甚至久而久之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可以改写人性的图景。这个药它的基础，它的科学基础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医学发现，就是对人的身上，影响人的情绪发展的一种物质，叫做血清素的发现。由于发现了人体当中的血清素是导致人的情绪的很重要的一个物质，所以就以此为原理生产出一种药叫“百忧解”。据说这个药已经到中国来，而且很贵。比方说哪个同学去应聘工作，应试的时候感觉到今天情绪特别不好，然后你吃了一片这个“百忧解”之后，你就可以想像到自己，可以想像自己就像鲁湘先生一样的，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充满了朝气、活力。

主持人：屡败屡战。

胡晓明：屡败屡战，所以这个药是非常的灵验。那么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还要不要？耶稣、基督还要不要？孔子还要不要？孟子还要不要？因为人类几千年来的人性，获得他的道德勇气，获得他的尊严，获得他的生命和人性的生命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人类的几千年的经典文化。但是现在好了，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药品，对不对？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金钱去买到，而且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买多少算多少，不产生任何的副作用。于是还要不要人文主义？还要不要人文文化？莎士比亚的戏剧还要不要？这个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胡晓明：有一个很著名的汉学家叫Schwartz，他的中国的名字叫史华慈，他的书已经翻译到中国来了。在临终的时候，他是1999年去世的，在临终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与西方的千禧年主义的新神话》，他就提醒中国人注意，千万不要被这种新千年到来的一个新的科技主义的神话所迷惑，这是一个新的神话，新的神话。为什么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东西，实际上把原来上帝做的事情转变成为科学家。原来上帝可以决定人的人性，可以决定人的罪恶和高贵，现在转变成为科学家。科学家可以决定你这个有钱的人很高贵、很自信，那个没有钱的人很低沉、很悲哀。然后还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可以把很多东西的定价和很多东西的定价定得很低很低，然后勇气很高很高，悲哀的心情定得很低很低。其实人性，实际上是很丰富的，悲哀也是很美好的人性。为什么大家都去买那个乐观的、自信的，为什么都要得到好的工作？那么久而久之，人性不是被改写了吗？人性最美最美的东西就是不能被安排和被书写。上帝书写不好，科学家书写也不行。所以史华慈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神话。

第二，人性最高贵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完成自己，自己成就自己。这是自由主义的最根本的一个信念。不靠皇帝、不靠神仙、也不靠家长、也不靠权势、靠自己去完成，在自己完成的过程当中是很美好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犯错误，去克服错误，纠正错误，本身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胡晓明：如果说有“百忧解”这样的，科学家的一个地图、一种密码、一种新的手段，人类永远都不会犯错误了，人类失去犯错误的结果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图景，你们想过没有？那是一个非常的呆板甚至懒散，没有任何的作为，完全。所以他说，史华慈先生认为就是人性的真正的丧失，就是人性的堕落。所以说莎士比亚是要的，耶稣、基督是要的，孔子、孟子也是要的。这些伴随着人类几千年来，他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地让他去吸收的人文资源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读经”的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是对我们现代的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应。

那我讲最后的一点，就是“读经”是对现代文明价值，现代价值的一个和解。简单地说“读经”在我们以前，“五四”以来，完全是一种冲突的时代，充满了一种批判、斗争、你死我活。但是这样一种文化冲突的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越来越多的人不太相信，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打成一种二元的对立，打成一种对抗式的关系，这样一种文化的观点，已经慢慢地被学术界所改写。传统绝对不是跟现代截然对立的，也不是说甚至是跟现代完全相反的。其实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像一些非常保护得很好的，没有那种剧烈的传统变革的那些社会，像台湾、像香港，它的人的文化的素质，它的社会的那种人心的风尚，其实是很好的。在欧洲也是，把文化的、文明的传统没有一下子给它全部拿掉。那个老房子还是那样地充满了人情味，对那个古代的东西还是那样地在情在意，但是跟现在我们一点都不矛盾。这个城市里面有古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好几个时代的建筑的话，这个城市很丰富、很美好。不像一个爆发户的城市，你走到一个小的内地的城市，全部都是拔地而起的九十年代的，或者说八十年代的大的建筑，那个城市很单调的，没有一个文化的根基。所以文明，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和解，而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冲突，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批判，一个全部的打倒重新来，这个观点越来越多的人去认同。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的现代文明和我们古代的文化，实际上是可以在一起并存的，而不是说一定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种现象。我想我今天就讲这样一个观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胡晓明教授给我们讲到这个“读经的新意义”的时候，的确给开发出了好几个引起我们重新思考的这样一个角度。胡先生说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读经”，并不简简单单地好像是一个爱国主义或者是一种民族大义，或者就像我们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然后要靠“读经”来挽救这个民族。他立足点全在于我们当今的现实，就是说，他是对当今时代的一个回应。他讲到这种回应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得非常充分。那么我想，您是研究唐诗的，我希望您能够从唐诗的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讲讲，就是说我们在今天读唐诗，对我们人性的复苏有没有意义？

胡晓明：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唐诗实际上，我想在座的同学每个人都读过，每个人都喜欢过，但是不一定都知道它的含义，也不一定都能够像刚才鲁湘先生所说的从中国文化精神，从中国文化内在的这种魅力来了解唐诗。实际上唐诗里面含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小小的一首诗，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甚至佛家的思想，跟中国文化的精神。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简简单单一首诗，你说它是伤春呢？还是爱春？还是赞美春天？一觉起来，啊，窗外的愁红惨绿落了一地，被风风雨雨吹毁了，然后有一种惜花，怜香惜玉的心情。（对啊，为什么不能保存着这样一种混沌，等待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去破解它呢？庄子混沌的寓言，你把这句话破解了，它就死了！）

胡晓明：但是你看它第一句，第二句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处处闻啼鸟”的这一句话当中充满了无边的春意，盎然的春意，生机勃勃。所以你说他这个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非常地有中国的文化的一个精神，中国的文化很重要的一种追求，或者有一种基本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当中，肯定有花开，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的事情，但是你免不了花落。人类、人生就是在花开花落当中前进的，就像天道自然一样。所以我觉得唐诗有非常多的人生的魅力在里面，这是我对唐诗的一个解读吧。

主持人：因此在唐诗中间的话，实际上我们能够体味到用诗的形式和诗的意象所表现出来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和佛家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讲到“读经”的时候，大体、大概也离不开所谓的儒、道、释这么三家，是吧？那么您觉得就是，跟我们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和今天在座的大学生们可以讲一讲，就是在我们经典中间所说的比如说儒家、道家、佛家，他们分别所表达的那种精神意象的美丽都有哪一些不同？包括对人性的那种美好的、深刻的、细腻的表达和观察入微之处，他们分别都在哪些方面？

胡晓明：对，鲁湘先生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很多很多人写很多很多大书的一个题目。其实儒家就是杜甫，道家就是李白，佛家就是王维。如果我简单地就是回答鲁湘先生说的这个话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诗性的表达。杜甫，就是大家想到杜甫的话，他是那样的充满了一个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一个爱心。比方说他有一句诗叫做“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那么就讲一个月亮，在三更，晚上黑夜的三更的大半夜的时候，山嘴当中吐出一颗明月来。“残夜水明楼”，这个楼边上那个水、水池被这个月光明明地溶化了，明亮的一片。实际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写他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大唐走向一种毁灭的这样一种时代当中，得到一种复苏，生命的一种生机的复苏。他的生命从哪里得到复苏呢？就从大自然当中。黑洞洞的山谷当中吐出一颗明月，然后他心情也为之而得到一种开朗。他从哪里得到了营养呢？就从大自然。从大自然当中得到了一种力量、得到一种信念、得到一种肯定，这是杜甫的思想，杜甫的诗歌。

主持人：他永远是一个，好像是行进在大地上头的一个诗人。

胡晓明：就是，这是杜甫。那么李白呢，他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是自由的精灵。想到李白就想到了天地当中最亮丽的、最自由的一个词汇。那么最能够表达自己的生命的一种光、力量、能量的就是李白。你看他写那个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如丝天际来”。你看他写长江“轻舟已过万重山”，都是把这个人的生命的那种飘逸、美好都写出来了。这是道家的一种情怀，道家一种自由生命我们可以从李白诗当中体会到。但我们看王维呢，王维的诗歌就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非常地空明，非常地干净，好像那个天地当中一尘不染，所谓纤尘不到，明镜一样地清纯和透明的一个世界。佛家就是讲的是透明。

主持人：琉璃世界。

胡晓明：琉璃的、干净、透明。就像一个桂花的花瓣，在深深的山谷，有月亮的山谷上慢慢地飘落。佛家就是把这个生命的过程捕捉到，然后玩味这个过程。虽然这是个幻影，但这个幻影很美，这是佛家所描绘的一个世界。

主持人：其实从我个人读书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凡是构成经典的东西，都是回到人性之初，那个最基础上的东西。最美好的唐诗中间的句子，是最自然清新的句子。然后的话大家要是去读一读《论语》可以发现，《论语》不过是孔夫子的学生，对于孔夫子平时的一言一行，这种喜、怒、哀、乐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的、一种最朴实的一种记录。但在这个记录中间我可以发现，孔夫子作为我们后来的所谓的圣人，在他的生活和生命中间，是怎么对待每天发生在他身边的那些其实看起来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中间，我们看出了孔子的人格的一种高尚，以及他所能达到的人生修养的某种最高的境界。包括像老子，很简单的几千言，但是他也是对于人性中间的一些最最基础的东西，可以说一种揭示，把一种蒙着的东西他给你轻轻地剥开了，然后你看到了一种智慧的闪光。包括庄子的东西也是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实际上“读经”的话，就是真的让我们回到人性的起点，同时在经典中间，我们能够感觉和观察到或者体验到，人性曾经达到过的一种境界。

胡晓明：老子有句话非常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想想看这句话很简单很平淡，但是它的含义非常地耐人寻味，是一个很具有人生的启示意义的。

胡晓明：老子的经书在西方非常受到重视。为什么呢？它跟现代的社会当中所流行的一个后现代的哲学思想，就是所谓的妇女哲学、儿童哲学有非常重要的一致性。因为老子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妇女哲学、儿童哲学，他不是讲霸道的。

主持人：他讲柔弱胜刚强。

胡晓明：柔弱就是女性、阴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经典当中，有刚强的儒家经典“天行健”，也有以柔弱胜刚强道家的经典，构成中国文化的这种阴阳互补，周易的太极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其实受到您刚才这一番话的启发，我倒想起就是，实际上不管是儒家的经典也好，道家的经典也好，还是佛家的经典也好，包括我们读唐诗、宋词也好，凡是那些美好的东西，最终是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的焦虑，一种人类的焦虑。就是我们读这些东西到最后头，我们是一种焦虑的释放。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焦虑的一个社会里头，我想“读经”的新意义可能这也是一个方面。

下面我想同学们一定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向胡先生请教。

同学：教授你好，我是二外国贸学院的学生，那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身边，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像我们党的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过来的，像市场经济这也是西方过来的，还有像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一些比如说自由啦、竞争啦、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也是西方过来的，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读中国的“经”，我们读西方的“经”行不行？或者说我们读中国的“经”的话，会不会使我们变成一种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是说让我们再失去一些利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算读中国的“经”的话，中国古代也有诸子百家，就是说他们流派也是很多的，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像比如说韩非子，他的那个法家，它就是比较残酷的一种理论，我想说我们学习“经”的话，是都要学习还是说就专门寻找其中某一种学习？谢谢

胡晓明：这个同学提的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是学术界、思想界现在一直在关心，在讨论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读经”会不会跟西方的文明产生一种距离？甚至使我们变成社会的弱势群体？当然我刚才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没有把这方面的话展开来说，其实我在讲第二个观点的时候，就是说“读经”，我们今天“读经”，第二个观点就是，是对现代文明价值的一个和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不是对立的。比方说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社会有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权利的社会，一个个人的社会。现在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点的社会，是以权利为伸张的社会。那么看起来中国的文化当中，这方面的资源是比较弱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认为“读经”就是去挖掘新的资源，这方面的资源重新把它挖掘出来。比方说孔子就说过“因民之利而利之”这样一句话。“因民之利而利之”，就是说孔子根本就不反对人的基本的欲望。

胡晓明：台湾有一个新儒家叫徐复观先生，曾经专门为这个问题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儒家讲的“修己治人之道”是两分的。就是一方面是修已、修身，一方面治人。也就是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要去充分地去发挥他个人的一个创造性，伸张他的一个个性，伸张他的权利。这个在儒家那个地方完全是合理的。孔子有一句话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成为人民应该顺着他的本性，应该让他充分地发展他自己，而不要不断地去教育他、训导他。因为儒家讲的是仁政嘛，儒家讲是那种王道嘛，王道政治，就是充分地让人民得到充分的权利的实现。孟子讲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等等这样一些王道政治，都是让老百姓得利的。只有1949年以后，我们才取消了人的私有财产，才觉得是罪莫大焉的事情。但是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没有说把私有财产觉得是一个要取消的事情。我刚才讲到利，一个是老百姓的层面，还有一个层面知识分子，你如果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呢，在儒家那个地方是可以去求利，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说他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满足，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官商什么的，侵占国有资产的人，那就叫做为富不仁。那么为什么讲修身？为什么讲克己，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和对这个有权的人，对有权有势的人。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利，它是有三个层次的。其实西方早就有很多学者发现，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认为儒家的价值和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不相悖的，是可以和解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所以刚才那个同学说，你一方面在社会上我们要去“读经”，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作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们正当地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社会里应该做的事情，你不会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非常的具有自己的尊严，同时又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追求的人。刚才那个同学讲的好多问题，比方说中国的文化有好多好多的多元的不同的因素、观念，这个观念与观念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肯定有很多张力的，这个我觉得恰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恰恰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它的人文资源的丰富性。那么我们在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情况，最忌讳“读经”把人都变成一个样子，这个不对的。刚才鲁湘先生也讲到了，实际上“经”是一种生命的文化，是一种性情的文化，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我这个人需要这个儒家的东西，我就多补充一点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需要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我觉得这也可以，也可以进来的呀，全可以就是相安无事，完全可以就是不打架，可以并存。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种正常自由的转换。资源多了以后，它就有不同的运用，所以我对那个同学一个简单的回应。（掌声）

同学：胡教授你好，我想我们是不是太过分强调“读经”意义了，你想，像历史上很多佞臣还有现在的贪官污吏，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诗词水平也好，可是他们道德素质也不是很好啊，我想是不是说，“读经”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意义能改善一个人的素养？（好问题！比如秦桧是状元。所以我的观点是，教育是人与人的事情，人与书的事终究还是要回到人与人的事。生命的精神交往，充满人情味的互动。才是关键。好书并不必然造就好人！）

胡晓明：这个命题我承认，比方说有一些政治家他的书法很好，龙飞凤舞对不对，到处题词，写得很好的东西。还有，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这个当然跟“读经”没有关系，但是也是同样一个命题呀，就是那个《辛德勒的名单》里面有几个德国纳粹的冲锋枪手，他的音乐素养非常高，他冲到一个犹太人的房间门口的时候，突然听见房门里面传来贝多芬音乐的钢琴声，然后这两个冲锋枪手就停住了，他们在争论，这是莫扎特，这是贝多芬，两个人讨论起来了。讨论完了以后，冲进去机枪扫射，冲锋枪扫射，还是把犹太人射倒在地。就是说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就是说人文素养的最重要的要害，并不是他的那种经读得多，他的书法写得好，他的音乐的素养高，他知道很多东西，很多很多。我觉得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性，是人性能不能真正地，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这个才是中国的“经”的最重要的文化。如果说能够有这样一个人性的根基，人性的一个教养，我想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很贪的，当然还需要制度的一种安排，制度的一种监督的作用。不是说靠了这个东西就完全，完全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应该是两回事。

胡晓明：如果这样的话，就把人文教育完全工具化了。但是政治家一定是要有人文素质的，一个好的政治家，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是一定要有人文素质的。但是一个具有人文素质的人，不等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两个逻辑，我相信每个同学都知道这个逻辑关系的，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定是一个有好的人文素养的人，这个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掌声）

主持人：好，节目录制到了一个我们每一次都要有的环节，就是请主讲人用一句话，把您今天演讲的主旨把它总结一下。

胡晓明：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突然一下，比较突然。

主持人：这个是一个智力题。

胡晓明：对，智力题，很突然。那么我就想到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词语，报纸上。实际上美国人早就发明的，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文化软实力”，叫做Soft Power。但是现在特别流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大的格局，美国在伊拉克军事的失败以及国际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批评，发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文化的力量正在兴起，文化的力量。所以的话我就说，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经，是文化的软实力”就这句话。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胡晓明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