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

首发《书屋》, 2004 年第10 期

一

有“当代大儒”之谓的蒋庆编纂十二册儒家文化典籍，为儿童“读经”运动提供教材，引起思想界关于文化保守还是文化蒙昧的论争。我也曾撰文对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努力表示支持。一百年来彻底反传统尤其是反儒家的文化革命论，把两千年政治专制全推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身上，造成一种貌似启蒙却陷入更深蒙昧的观念氛围。这是我深恶痛绝的。王夫之说“六经皆象”。不但儒家经学，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构成了中国人自历史幼年时代以来几乎全部的文化意象。一个民族像一个人，只可能有一次童年，有一次价值在经验中的漫长累积。陆九渊诗中说，见坟墓而哀，见宗庙而肃(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这是千古不移的本心。若是全无这种文化的本心，跑去爬泰山游青城，爬来爬去就不如在自家床上折腾。在丧期守灵时摆十几桌麻将，还不如鼓盆而歌更显高蹈。一个简单的事实，若把自古以来文化和价值的意象(隐喻)系统去尽了，就不再有“中国”文化可言，所谓中国人也不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概念。这就是徐复观所说的“没有中国人，实际也便没有中国文化”〔1〕。基尔凯戈尔也说：“生活始终朝往未来，但悟性总是向着过去。”中国人在整体上若只要“安身”，或者可以不要传统，但若要“立命”，却不可想象能够离开儒家，离开佛、道、法的整个文化意象与精神传统。近年来公众中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绪倍增，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持续藐视和对其专制糟粕一言以蔽之的心态却并无扭转的趋势。这是颇令人费解的。民族主义若不植根于文化传承，就不知道要植于何处。

　　在我看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涵养自由的本土生长。自由的传统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不一样。柏克的保守主义有源自君主制的特定内容(如对超验的政治合法性的强调)，不完全是对近世自由主义价值的认同。但柏克的保守依然是对自由的保守，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眼里，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也可能包含着自由的成分。本土的自由首先根植于传统，甚至可以根植于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一个自由社会的建设，不能在彻底毁弃本土传统已有自由成分的激进主义下发生。相反，任何曾经运作良好的古老秩序都必然包含着个人自由含辛茹苦的积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法治也是最好的一种秩序，但在文化保守主义眼里，“仁义礼智信”也同样是一种守护了基本自由的秩序，虽不最好，但决不等于零。徐复观甚至认为，“孔子奠定了儒学的基础，同时就是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2〕。阿克顿研究自由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人类社会的自由从来不是诞育在无菌状态下。自由往往是在专制的背景下、在混合和杂居的状态中得到最初的滋长。人们常说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看，这句话意味着自由与反自由的力量是一种永恒的此消彼长，而不是激进革命模式下的你死我活。制度转型可以是激烈而决裂的，但如果认为宪政民主的建立只能发生在对价值传统的弃绝之上，或法治只能发生在对礼法秩序的彻底毁弃之上，那就不是启蒙，只是更深的蒙昧。

　　但我对儒家传统的看法，却与蒋庆具有原教旨倾向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儒家本身有了不起的文化，但儒家的了不起在今天的中国不是第一位的。我绝不把它放在普世的自由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制度追求之上。但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件东西昨天属于你，今天属于你，明天也属于你。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占有才构成一项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是抽象而虚妄的。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法治在处理一切纠纷、界定一切产权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在先的权利”。如英美普通法对“先例”的遵循，“两者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的法谚，甚至“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都显示了一种孔夫子式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立场。因为没有对既存事实的尊重和认同，就根本没法想像司法活动及其规则的存在。只有当社会共同体拥有一种同情传统、尊重连续性的基本心态，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涵养出真正的权利意识，并为自由的生长提供时间上的维度。譬如第一个房屋被强制拆迁的人站出来维权，第二个维权者的诉求就有了真实的依靠，社会就在开始延续和积累一种活在当下的传统。一种先验式的反传统心态，貌似现代，却恰好是与现代权利意识背道而驰的。任何传统都含有个人权益的内涵，含有无数个体在私生活中的积累。即使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黑社会收保护费，你也要相信这条街上必有自由的传统，有值得一个人去活、去爱的幸福含量。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每一个鲜活的个人。自由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前景，无论在极权时代还是后极权时代，自由永远是从昨天开始滋长的。追求自由，就是延伸和扩大这种滋长的历程，而不是在价值上推倒重来的工程。你要保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得到的一套房子，要让“房子是你的”成为一项不被颠覆的权利，你就必将拒绝在任何意义上否定中国社会十几年来的整体经验——即使你的确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某些不正义；否则你的所谓“权利”就在时间上失去了根源。

　　文化保守主义还有一个最平常和最基本的心态就是“敝帚自珍”。敝帚应该自珍，也必须自珍。危舟说：“爱传统不是老鼠爱大米。”我给一个正面的结论，健康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像爱自己的老婆一样去爱传统。你在五十岁后爱你的黄脸老婆，不因为她是全世界最美、最温柔、最善良的，而是因为她与你的精神世界血肉不可分，须臾不可离。黄永玉画老鼠图，题曰“我很丑，但我妈喜欢”。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所以我很欣赏道家的一个姿态，即“抱残守缺”。残缺并不完美，但残缺之中却葆有根本，而无根的自由一定是激进和空洞的。年初我请一位朋友写了这四个字的条幅，并以“抱残守缺，明目张胆”八个字自许。中国人的文化与价值世界，历经摧残后事实上已经残疾。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永不可逆的残疾。就像有人车祸后注定一辈子拄拐杖，有的孩子生来就只有单亲。个人似乎较容易接受生命的残缺处，民族在文化上的残败却很难被它的知识分子群体既认同又守护。文化的自负在民族国家转型中是一种深刻的负担，这在中日两国迥异的近代化之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更少负担的日本人恰恰在成功西化的同时保留了更多的民族精神性。而我们沉重的负担，却因自卑最大化地毁灭了传统，又因自负最大化地阻隔了现代化。 （接纳！）

　　近世宪政民主理想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保守，在我而言都仅仅意味着一根拐杖。而蒋庆的政治儒学思想〔3〕，却代表了一种妄想不但康复如初、而且还能因祸得福成为超人和蜘蛛侠的自负的文化保守主义，像前些年季羡林先生预言本世纪是儒家和中国文化的世纪一样。我对这样的信心从来敬而远之。但这不意味着我是相反的“自卑的文化保守主义”。自卑者要么导向对传统的虚无，要么转个身就成了自负的保守主义。我则执著于一个事实，即残疾人也有值得珍惜的幸福，就像长得再丑也有性高潮。我要保守的并不是我自认最好的东西，我保守的只是一种自己并不相信有一天会照亮全世界的文化，就像我爱的也是并不认为她可以母仪天下的女人。我的保守立场只是对本土文化经验的抱残守缺，是在守缺中传承和重新诠释安身立命的价值，并认为这种守缺之道与宪政民主密不可分，而不是像蒋庆那样慧眼识珠地去烧冷灶。我自认这是一种更加透彻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更卑谦与平和的保守主义。因为真正的保守主义一定没有虚妄的野心，抱着野心去保守，就难免有专断的危难。

　　二

　　目前国内公共思想领域存在着两种文化保守。一种是“西体中用”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以宪政民主为制度本位，但同情传统，从经验主义出发，认为文化价值与精神传统的赓续，可以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相辅相成。范亚峰的说法是“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这和新儒家“中体西用”、意图从心性之学开出“新外王”的思路是相反的。近年来政治学的王炎、高全喜、肖滨等，经济学的盛洪，哲学界的赵汀阳、郑家栋等，法学界的梁治平、许章润、王人博、杜钢建等(贺卫方也少见阐述，但看其学理脉络也可大致归入)；年长一辈的有王元化等人，以及一批更年轻的法学或政治学者萧瀚、秋风、范亚峰、刘海波、王怡等人，他们的一个重叠立场，都可归于“西体中用”式的“中道自由主义”，尽管在分寸和侧重上可能大相径庭。

　　第二种是被称为“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这又有两种趋向，一种是与海外新儒家相近的陈明，以儒学为本位，但认同自由民主，坚持自由宪政之下的政教分离。另一种以蒋庆、康晓光为代表，以儒家文化的原教旨复兴为最高理想，不接受民主政治(如蒋庆反对普选制、如康晓光提出的“仁政”说)，甚至也不接受儒家之外佛、道、法各家的本土资源。这就必然走向文化决定论，并倒向政治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在当代有几个代表人物，除康晓光外，还有法学家朱苏力和政治学家潘维)。以蒋庆为例，在儒学内部，他崇尚外王之道，但抛弃宋明理学从心性义理出发的道路，而从董仲舒式的春秋公羊学，直接向着政治领域(王道与圣人政治)开去，摆一副“素王为汉立法”的高屋建瓴之势。在公羊学内部，又不满康有为借自由民主价值“我注六经”的道路，认为“万法皆备于我”。其学术姿态足令人敬而远之，但其实离早期儒家的精神已经甚远，在思想的专断与封闭性上更接近于墨家。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才有儒家创造性的诠释之路，也为今天在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下诠释传统，在创造性的复述中衍伸传统提供了可能。但蒋庆对六经的膜拜却近如墨子所说“吾言足用矣”，“以其言非吾(圣人)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这才是蒋庆远儒近墨的思想专制倾向，近似于我们熟悉的“一句顶一万句”。

　　两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差异，如果再从蒋庆“政治儒学”的原教旨倾向那里展开看，大约则有以下三层。

　　第一层，是价值传统与政治传统之别。李慎之先生去世前思想上“自鲁而胡”〔4〕，并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了一些区别，部分修正了以往以“皇权专制主义”一言定之的全盘反传统立场。这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文化保守主义所欲保守的，是华人社会古往的价值传统和作为经验的文化意象与情感方式，而非政治传统。秦以来中国的政治传统的主流毫无疑问是专制主义，但秦政和“皇权专制主义”恰恰是背弃早期儒学精髓的一个结果。尽管董仲舒之后儒学成为了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如果反过来认为是儒学导致了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就甚为荒唐。儒学的道德理想(包括政治上的道德理想)打不过专制主义，这仅仅显示儒学在政治制度上的困乏。在强权之下，儒学的历史意义有二，一是为专制主义提供稳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它的“历史反革命”，可以批判并继续警惕(这也是很多人质疑蒋庆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董仲舒“屈君而伸天”，为儒生集团拿到了最重要的宪法(天意)解释权〔5〕，这就造就了一种“国王与祭司”两分的古典宪政主义维度。到宋明理学正式提出了“道统”的概念，也就是主张“道统”与“治统”的两分，这才是两千年儒学在政治上的一个基本走向。

　　事实上，儒学一直与君主专制构成着一种内在的对立和紧张，并对皇权专制主义起到了较大的制衡作用。至少从汉之后，到孔家店被彻底捣毁之前，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秦始皇。除了制衡政治合法性的儒家革命理论外，技术性的制衡如董仲舒开创的春秋决狱传统，其实质就是以儒家伦理去衡平国家暴力，与英国普通法的精神相当接近。其中又如“亲亲相为隐”的判例法，则是中国历史上以私人伦理对抗国家义务的一个极可贵的自由传统。所谓“三纲”也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三权分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高于“忠”的私人伦理本位。如官僚制度中的“丁忧”制，正常情况下一个官僚一生中将有两次机会长达六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是儒家对官僚终身制和国家义务至上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阻断与制衡。批评儒家的“三纲五常”要注意一个历史经验，就是没有“三纲”之前的秦政是几纲？是君权绝对的国家主义的惟一一纲。“三纲”在历史上的作用之一是防止了国家主义这一纲的无限膨胀，因此才有政体上两千年的所谓超稳定结构。恰恰是在经过反传统激进主义洗刷的二十世纪，三纲变成一纲，才导致了国家主义和领袖崇拜在秦始皇之后的第一次无限膨胀。而今天的中国，也反过来成为了全世界少数几个在刑法上不承认“近亲属作证豁免”的国家。

　　因此儒家传统是可以与专制主义剥离的。当它历史上臣服在专制主义强权下时尚能发挥一部分制衡皇权的校正作用，没理由在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下，却不能在道德与伦理价值上发挥更显赫的辅佐。但蒋庆的问题在于，他完全不承认儒学在政治制度建构上的无能。他的野心一以贯之，要囊括价值传统和政治传统，不假外求地设计一些想当然的制度创新。因此他就否定了汉儒之后“道统”与“治统”两分的政治儒学主流，而回归先秦儒家理想中政教合一的“圣人或王道政治”。

　　第二层，王道政治的实质就是君师合一。“君师合一”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梦魇，也是宪政民主制度首先要克服的一种道德理想国。前述两千年儒学的主流，从董仲舒到程朱陆王，其实都是致力于“君师分离”的。“君师合一”恰如柏拉图的“哲人王”，是儒家昙花一现的理想，也是儒学中的末流。仅仅在“文王演周易”之后，王和祭司的身份才有象征性的短暂合一。在孔子的时代，尽管孔夫子口中称道圣人政治，但他只是周游列国寻找圣王辅佐，并不自认为圣人。孔子之外儒家最大的圣人周公，也只是圣相而非圣王。这是对背弃“君师两分”、执意从素王到圣王的“王道政治”的莫大讥讽。况且周公制礼，定下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这本身就是对王道政治的否定。就算找到第一位圣人，他死之后怎么办？如果依周公之礼，王道政治最多一代而终，所以“圣人政治”的必然走向就是禅让制。又按孟子的话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禅让的实质是“天与之，人与之”。这样再往前，除了民主选举还会有什么“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呢。所以儒学在今天的复兴，只能指向对政治的一种内在道德要求，但政治的外观必须是宪政民主制度。不和宪政民主相结合的文化保守，必然会滑向政教合一和思想专制的道德理想王国。

　　所谓“经学”，正是圣人崇拜的一个产物。经者，“织之纵丝，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的意思就是恒常的正道，不变的法则。所以站在儒家之外，我支持儿童“读经”，也主张以传统文化典籍适当置换当下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历史、语文等课程立在反传统激进主义之上的大量内容。但我反对学生把儒家典籍当作圣人之常“经”去读，并反对蒋庆在读经方式上出于王道政治的理想而对“经”之概念的着力强调。我希望下一代学生能够适当读一些已经接连几代学生都不再读的四书五经、老庄佛禅，就像读西方和近世文化的篇章一样。这种“读经”，是对民族文化根源的同情和对话。这样社会才可能逐渐走出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蒙昧，逐渐抚平百年激进的戾气和蠢动，让具有实质道德内容的个人自由波澜不惊地滋长。这样在未来的体制创新中，才可能在渐进与保守、维新与守缺、主流与多元之间平和地回归中道。

　　第三层，指向应然价值的保守和指向实然价值的保守之别。大致来说，保守主义总是保守较古老的东西，而非保守当下某种蒸蒸日上的洪流。但一个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保守的事物却一定属于当下语境的一部分，即当下语境中较古老、在衰微和被藐视的某一部分。这部分事物是应然价值和实然价值的结合。对这部分事实的珍惜，是一个社会抵抗激进主义洪流，在渐进、妥协和对进步主义的审视中达成中道的重要力量。而一个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保守的却可能是某种纯粹的应然价值理想，如蒋庆的“王道政治”。在这种价值高标的俯视下，就容易看轻经验中的几乎一切事实，也看轻个人利欲在经验中含辛茹苦的累积。这就不是文化保守而是文化复古，复古主义者所欲保守的价值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和经验现实构成一种不可妥协的紧张关系，这样所谓保守主义就直接跳到它的反面，成为具有颠覆性的激进主义者。这是指向应然价值的保守主义的一个陷阱，因为它忽视了经验主义的维度。

　　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和当下的“民权”话语相结合，在“民权”话语下对个人当下利欲进行取舍和肯定，对个人权益在实然语境下进行坚决的保守。否则价值上的古老，彰显出的反而是政治上的激进，甚至越古老就越激进，如萧瀚最近提出的“科举宪政主义”。这样文化保守就有变成各式原教旨主义的危难，并将所谓“传统”反过来变成当下个人权益的敌人。如目前不少地方兴起的“古镇”保护热，把许多老百姓迁到新城区，以保护所谓古镇传统。对个人权益数十年的积累如此不屑一顾，就是从保守跳到激进、从文化跳到专制的一个恶劣典型。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结合，就是要将保守古老的价值和保守眼前的权利结合起来。

　　在今天坚持儒家关于“三代”的政治理想，也只能是对“在野”的道德理想的保守，是对政治品质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对“在朝”的政治制度的刻舟求剑。钱穆被公认为一个极度珍惜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据余英时记载，钱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美国后，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三代不过如此。这句话真正体现出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精髓。其对西方自由价值的开放心态，对个人生存经验的尊重，和对自家传统文化价值的“温情与敬意”，和谐而不卑不亢的融合于一身。

　　三

　　不过蒋庆式的极端保守主义在当下势单力薄，他的原教旨倾向是个人化的，仅仅在民间很微小的一块自行其是。譬如他坚持只读儒经，不读其他学派，遑论西方典籍。这一点无论国内持经验主义立场的文化保守论者，还是海内外的新儒家，都几乎没有人会赞同。因此他独自一人的原教旨倾向并不具有多少政治上的现实危险，不像某些“以笔为旗”、暗合江湖民族主义潮流的所谓理想主义。因此，蒋庆的文化姿态倒也是对抗当下反传统俗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维。蒋先生法学出身，在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摇身变成新儒家，在王阳明悟道的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他的出场，其公共意义在相当时期内都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所以只要儒家典籍应该读下去，就算蒋庆主张只读儒经，且斥自由民主是“小人文化”，但就“读经”而言却仍然应该得到声援。思想界没有必要担心会有更多的蒋庆如雨后春笋站出来。“读经”争论的价值，是让主流思想界和一般公众借以获得一次审视、尊重和同情传统的机会，有助于改变百年以来把本土价值传统视为自由民主之敌人的偏见。因为一种藐视传统的激进主义，甚至是在自由价值标榜下的激进主义，始终是今天和未来一个更普遍更庞大的观念力量。这就需要一面坚持经验纬度下的文化保守，一面把蒋庆原教旨主义的文化保守区别出来。这是在“读经”争论中，许多被视为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学者一面诟病蒋庆本人及其学说，一面又撰文支持蒋庆“读经”倡导的原因。

　　撇开蒋庆个人的原教旨倾向和道德霸气，论辩各方和公共社会还需要一个更心平气和的机会，去认真讨论“读经”的范围、方式和内容的取舍，及对当前应试教育的置换等技术问题。而在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六十多个城市、五百万家庭的少年儿童参与诵读儒家经典。因此更多的年轻父母也需要有人给出一个更加务实和贴切的意见，到底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读奥校、学钢琴，还是送去暑期读经班？一个高歌猛进和企求自由民主的年代，让孩子去读自己从小就没读过的四书五经，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在今天可以贸然下判的问题。当前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不过使这个难题赢得了又一轮被重新发问和深入研讨的机会。

 2004 07 29 于成都文庙后街。

　　注释：

　　〔1〕徐复观：《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徐复观文集》。

　　〔2〕肖滨：《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徐复观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3〕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5月。

　　〔4〕邵建：《自鲁而胡——李慎之思想衰变的意义与局限》，《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5月。

　　〔5〕王怡：《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的古典宪政思想》，《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读经”和文化保守

王怡 来源：《新闻周刊》专栏

　　梁漱溟之后，再次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蒋庆，最近编了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涉及传统典籍19种，推荐给儿童诵读。由此引出一场对“读经运动”和诵读教育的争论。但惭愧得紧，蒋先生开出的这些蒙童读本，我却有5种书架上无，有10种迄今并未读过。好在以郑板桥的标准，“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所以才敢厚着脸皮写文章。

　　我和蒋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立场成形于英国的柏克，是对当时欧美革命浪潮和历史进步主义的一种反抗。柏克要保守的那个主义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立宪）的传统，一是基督教的传统，一是普通法的传统。对英国来讲，唯一可见可触摸的“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三个古老传统的延伸，英国人就压根没有自由。但我们呢，这三种传统一个都没有，于是当自由作为一个普世的近代理念和政治诉求传入晚清后，彻底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成为了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主流。人们就像读不起书的孩子恨自己父母不争气一样，去恨自己的先人。一恨就恨了几代人。

　　一直恨到今天一个学法律的学者，可以连大多数的汉语基本文化典籍都没读过，从小也没有人教。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论语》读得起劲，和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交流。才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连《论语》都没有通读过，遑论《孟子》和老庄。但没读过孔孟，却并不妨碍我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这种局面以小见大，是令整个汉语社会汗颜的，只要这个社会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汉语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少数知识精英也许能够把精神的自由重新嫁接在西来的文化传统中，如对一个中国基督徒而言，儒道佛的传统是否被连根拔起，和他的精神自由的确没有太大关系。但大多数从小在汉语中学会呼吸的中国人，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而且正因为大量的不可能，中国才在文化意义上仍然成其为中国。

　　其二，自由不但与文化与文字的传统有关，而且与道德理想有关。道德理想主义只有当它具有强制性，与政治权力结合时才是可怕的。但一个健康和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在某种道德传统下有机生长的社会。人们对自由有一种长期以来的浪漫主义误解，以为自由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停下来，前后左右都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事实上一个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如果随时都像七岁时那样有无数路可以选，这个人多半的机会不是自由，而是发疯。60年代末，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殷海光在病床上同新儒家的徐复观握手言欢。标志着五四以来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和解。殷先生在临危时写下，“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

　　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也曾为天主教性道德的保守辩护，“我很奇怪你们为什幺要执着于天主教的性伦理，而不是苏式体制对人权的侵犯”。他说，教会的确是一个保守的机构，但它是没有强制力的。“如果这样的保守机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一个（政教合一），那幺教会将等于一座监狱或坟墓。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保守机构和价值的社会”。因此米奇尼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性道德，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在教会的训诫中是严厉的。我换一种说法，保守主义者眼里的自由社会，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在朝，道德理想主义在野。

　　几天前我特别请流沙河先生题一幅扇面，因为折扇是中国士大夫一个生活中的文化图腾，我想使用并提倡折扇，于是请先生在一面书写美国革命中的著名演说词“不自由，毋宁死”，另一面书写《论语》中的孔夫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这是普世价值在本土文化下获得表达的一个例证，显示言论自由不但是一种西方式和法治化的宪法权利，更是源自孔子的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气节。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本土文化传统在自由价值下有选择的复述和庚续，恰恰正是反抗极权、拓展自由的现实依靠。

我这篇文章不是专为蒋庆辩护的，也不想参与辩论。只是谈文化保守。我对蒋庆的立场也有所批评，但会另外撰文。至于能不能“要儿童背诵15万字的所谓经典”，这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提问。谁来要求，民间读经教育和应试教育什么关系，是否要求去置换语文、政治课和历史课的部分内容。以及怎么个背法。这些都可以作技术性的讨论。关键的问题是你认为背诵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我大致认为，如果将目前中小学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的意识形态内容，置换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篇章。那么要求强记（当然不是粗暴无理解的强记）是当然的。民间在自愿的情形下开展古学校的读经，也好。至少比现在家长都让子女去读奥校，学钢琴好。如果暂时置换不了课堂教育，置换一部分课外负担也是好的。台湾现在也有很多读经班。秋风也谈到，事实上目前中小学教育几乎所有课程，都有比重较大的背诵内容。儿童阶段接受的知识，至少有一半是通过诵记获得的，这些知识如果全部写下来，何止一百万字。以我自己当小孩子读书的感受。16岁之前在课堂上，背诵下的东西又何止15万字呢？在未成年人的教育中，没有背诵就没有知识可言。薛先生说要鼓励孩子的怀疑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仔细一想，孩子在求学阶段所疑问的部分，在他所获知的全部知识中占多少？我虽然没有数据，但以我个人的经验，最多1％到5％而已。其余的部分都是无疑问接受的。一个社会在教育方面给小学生传授的知识，如果没有90％是孩子能够无疑问接受的。那基本上就是失败的教育。就像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我们每个人在高考之前，背诵了甚至上千万字的东西，其中至少有三百万字的内容我们却并不相信，并在成年后拼命去遗忘。但那些东西仍然深入骨髓，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每一句说话，每一句思考和彼此之间的论争。

　　所以背诵不是问题，背什么才是问题。背孔孟不是问题，怎么背才是问题。

2004 07 26 凌晨于红照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