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克立(1938— ),男,湖南湘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关于所谓“儿童读经”问题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
周济部长:
去年4、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12册)。这套“诵本”还注明是“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有一个阵容强大的“顾问”和“学术专家委员会”班子指导在全国试点推行。另据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教育部决定 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可见在教育部支持和推动的这一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中,蒋庆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多数专家学者支持和推动中国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青少年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但由于用人失察,误用大陆新儒家蒋庆作为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被他引导到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目标,作为新儒家“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程的错误方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纠正。
儿童读经并不是蒋庆最早提倡的。台湾新儒家学者王财贵1993年就发起“少儿读经运动”,已在台湾推行了十多年,影响所及范围并不很大。十多年后这一运动在大陆数百万儿童中扩展开来,被港台新儒家看作是他们的“反哺”理念获得巨大成功的表现。在大陆推行少儿读经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庆。他从王财贵那里接过这面旗帜,不仅编了儿童读经课本,而且还有一套“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的理论,企图把读经运动完全纳入新儒家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复兴儒学(教)”来克服“文化歧出”的轨道。
在蒋庆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亡文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西化(现代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变夏”的路。“新民主主义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至于‘用’ 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他的结论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国”保了, “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蒋庆一再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八个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现状,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文化歧出”,解决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教),“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从目前来看,推广儿童读经应放在首位,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复兴中国文化的担当者,时不我待,越早越好,应该从现在就抓起”。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学术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另一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等文章中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要解决今日中国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民主化或者说“再西方化”不是出路,而只能走“再中国化”即“儒化”之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在上层要“儒化共产党”,“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在基层要“儒化社会”,“立儒教为国教”。(立儒教为国教云云,我始终立场鲜明地反对!)“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
蒋庆、康晓光已把新儒家热心于儿童读经运动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为“复兴儒学(教)”培养人才,服务于他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需要。这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专家学者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蒋庆要求儿童读经的理论根据是圣贤创造文化,圣人编定的经典是表达“天道性理”和“圣心王意”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凡人和儿童要无条件地接受圣人的教化。很难想象这样露骨的唯心史观(圣贤史观)能为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所接受!例如,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说明》中说:“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的圣贤,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贤相外,孔子以后中国历代公认的大圣大贤不过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陆子、阳明子14人而已。”这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实际吗?又如,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些说法的确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这种观点,与劳动创造人和人类文化的唯物史观,与《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理念,相去不啻有十万八千里!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读经运动,将把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引向何方?
以上两个问题,在开展中国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能跟着新儒家跑。在去年以来的读经之争中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如只读从“四书五经”到朱熹、王阳明的正统派儒家经书,而将《老子》、《庄子》、《史记》等文史哲经典名著排斥在外,这与“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之名是否相称?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经典义理,是引导学生批判地接受,还是强制性灌输,让他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当代大儒”蒋庆编的12册儿童读经课本,报载已在一些地方刮起一股新的尊孔读经风,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诸如此类的问题,已在报刊上和网上展开热烈争论。这场争论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将在社会上和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王财贵、蒋庆等人搞的儿童读经运动,如果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就像中、小学课外办的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一样,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承担多大责任。问题是新儒家倡导读经运动的目的,正是要把儒家经典教育列入我们的中、小学正规课程体系;蒋庆编的12册读经课本,正是为小学6年12个学期设计的。这套课本又由教育部主管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育学会将其作为“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加以推荐,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了政府导向的意义。因此,在这场涉及千家万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读经之争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表示明确态度,在“为什么要读”、“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上与新儒家划清界限,采取措施消除重用蒋庆所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正确轨道。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有关指导思想和编选原则等问题,事前要讨论清楚,多听取教育专家和文史哲专家的意见。据我所知,现在的“学术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些学者也不满意过于倚重蒋庆的做法。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方向的,不赞成“复兴儒学”、“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等意识形态口号。因此,在今后开展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这些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致
敬礼
方克立2005年3月4日
【附记】教育部领导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
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
近来,在媒体和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吹“少儿读经”之风,其代表人物蒋庆和康晓光等人主张“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提出“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试图造成教育部也认同“少儿读经”的主张,支持他们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印象。这些做法混淆视听,蓄意误导社会舆论,把基础教育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要求与“少儿读经”混为一谈,必须予以澄清。
(一)在国务院批准、教育部2001年公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根据这一目标,《纲要》要求中小学教育要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养,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一目标要求,也体现在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把“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列人了语文课程的总目标;在2003年公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也特别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等具有价值观导向的目标要求。语文课程的这些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是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依据中央及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有关决定和要求确定的。这些重要文件是我们关于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选择的基本出发点。蒋庆等人要为实现“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而提倡少儿读经,这种严重偏离和违背教育改革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的教育主张,是我们坚决要反对的。
(二)语文课程改革主张加强科学和人文精神教育,重视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遗产,其中当然也包括先秦原始儒家以及历代进步思想家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只要古代思想家的理论观点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有利于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后人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其中适合青少年的内容,也可以适当进入基础教育课程,选进教材,但这和蒋庆等人鼓吹“复兴儒学”、将儒家思想宗教化、神圣化的做法绝对不是一回事。语文课程标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是以引导学生关心当代文化、尤其是参与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为核心的,而且是不排斥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多样文化的。所以,课程标准在关于语文教材编写的建议部分要求“教材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材要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但蒋庆等人却主张“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孔子等“圣人”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包括学生)只有无条件接受“圣人”教化的资格,如照这样引导,怎么能够培养出具有创造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一代新人?相反,只能使我们的青少年沦为古“圣贤”的奴隶!
(三)语文课程标准从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增加积累出发,十分重视学习经典(包括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但这决不等同于蒋庆等人所提倡的“读经”。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将“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的作品选人教材,提倡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这可以理解为是提倡阅读经典。课程标准一方面重视给学生推荐那些具有稳定性的、为历史所选择的、为公众所承认的经典名著,另一方面又认为经典阅读当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应该常读常新、推陈出新。所以,课程标准紧接着强调指出:“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学习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在选修课设置上,课程标准确实有一个“文化论著研读”的系列,但这不是蒋庆等人所说的“读经”,设置这一课程的目标说得很清楚:“选读古今中外文化论著,拓宽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培养科学精神,提高文化修养。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能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文化专题研讨。”也就是说,我们主张引导学生以今人的眼光和时代的需要对待古代文化和文学经典,对它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反对盲目崇拜古代经典,更不主张复古。而蒋庆等人所说的读经,是只读从“四书五经”到朱熹、王阳明的正统派儒家经书,连《老子》、《庄子》、《史记》等人们公认的古代文史哲经典名著都被排除在外,把经典仅仅限制在后世儒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正统经书范围内,而且只能顶礼膜拜,不许学生对古代经典有任何的怀疑和批判。这和我们提倡的阅读经典,相去何远!
(四)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前述蒋庆所说的“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完全不符合事实,可以说是凭空捏造。真实的情况是,高中语文课程改革是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的,已经审查通过并在四个实验区使用的五种实验语文教科书,都按课程标准规定的“阅读与鉴赏”和“表达与交流”目标设计必修内容,必修课中并没有蒋庆所谓的《中国文化经典课》;在课程标准设置的选修课中确有“文化论著选读”系列,其中关于选修课程的举例,设想可以设《先秦诸子论著选读》、《人间词话选读》、《歌德谈话录选读》、《中华文化寻根》、《社区文化专题》等选修模块,可见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贯通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而且这些选修课的开设,可以根据学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状况,由学校和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并非蒋庆所说的是“教育部决定开《中国文化经典课》”。实际上,实验用语文选修课教材还刚刚进行审查,结果尚未公布,选修课的开设将是今年下半年以后的事,2004年没有一个实验区学校开设这类选修课。至于“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则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教育部认同蒋庆鼓吹的少儿读经运动,支持他来编写这类教材。事实上,高中实验教材,不管是必修还是选修,都要经过严格的申报程序,由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审查,通过后方能出版。据了解,有关部门根本没有收到过此类读经“教材”,“已交教育部”云云完全属子虚乌有。事实上,这类所谓的“教材”也绝对不可能通过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另外,我们还要严肃地指出,蒋庆在关于“复兴儒学”的一些文章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散布了许多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有的论调在学理上非常荒谬,在政治上十分危险。
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
2005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