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蒙蔽与拯救：评儿童读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书摘

l、民国废止读经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据说近10年来儿童读经运动已经“惠及”数百万儿童。这一现象本是教育学界应当注意的分内之事，遗憾的是，出于各种原因，教育学界并未予以应有的关注与讨论。读经涉及许多儿童的生活和成长，不论其有益与否，不论从正面还是从负面论证，总应当有人进行讨论。

2、在儿童教育过程中，“你教他（指儿童）什么，（儿童〕都会放在肚子里，懂不懂？不懂。（儿童）现在所学的，不是现在要他懂，他有几十年人慢慢个懂，然后一辈子有用……一时消化不了不要紧，他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消化。”我是反对这种儿童读经“理论”的。在我的传统教育中，学习基本上等同于记忆。小孩子不懂，也要让他囫囵吞枣、鹦鹉学舌。在这样的记忆中，人被书本控制了。在这样的记忆中，人的地位消失了。在这样的记忆中，人的天性、个性、自由全被阉割了。在这样的记忆中，人的思想给禁锢了，人的生命给捆缚了，人的创新火花给浇灭了。终于，在死记硬背里，人成了留声机，变为传声简，在古书面前，在古人面前，新生的一代又一代做了泥古的奴隶。

刘老师显然对人的生命力、创造力不自信。照他的说法，中国历史上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人，都不被阉割天性的、被思想禁锢的？

3、儿童的心智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按照皮亚杰的说法，儿童心智的发展是通过其自身的构建而实现的。这种构建需要以先天图式或现行的动态心智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奥苏贝尔认知结构中的“先行组织者”）为基础，儿童在与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作用不断达成动态的平衡。而死记硬背既不能产生同化，也不能产生顺应，它是儿童生命、生活中异质的东西。著名教青家苏霍姆林斯基明确反对死记硬背。他认为，“应当设法做到使儿童在直接观察的过程中就能掌握关于周围世界的现象和规律的重要原理，而不是需要专门去熟背和记住。”苏霍姆林斯基反对让小孩子通过专门的反复的机械记忆去熟记什么东西。“死记硬背总是有害的”，“死记硬背的产物和不良后果之一，就是书呆子气”。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是脱离生活实际的。凡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凡是经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已经变成自己的东西了，还用额外的记忆吗？理解才是记忆的前提。但问题是什么是“理解”？

*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中，即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图式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图式改变)。认知个体(儿童)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当儿童能用现有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他是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坏，而修改或创造新图式(即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儿童的认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这就是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4、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说过：“学人不疑，是谓大病。惟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观音问》，见《焚书》卷四）李贽的好友焦竑也曾写道：“占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十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之言，而有所托以不朽。”（焦竑：《澹园集》卷十四）梁启超也说：“好记忆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况且幼小儿童正值身心发育阶段，他有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而你却提供其不需要的东西（人内在有智慧，判断什么是他需要的，但我觉得不可极而言之，有些孩子任由他自己选择，却变成了偏食的孩子，任由他自己选择，只选择那些省力的，这不可不查。），岂不累赘而可笑可悲可惧。中山（国？）禅宗有足效法者，那就是高扬人的心仕（志？）。其“不立文字，直指本心”，是其高妙的地方。禅宗认为，人要达到觉悟，认识宇宙人生之本来面目，必须忘怀佛祖经典，斩断理路言筌，甚至成佛解脱的念头亦不可稍介于心，然后才可能有所觉悟。禅宗“不立文字”，实际上就看到了教条主义是害人的，看到了执着文字、泥古不化是错误的。这虽有极端的一面，但颇能使那些倡导儿童读经的“国学大师”们深思。“国学大师”既然是“大师”，我想，他们大概不会不知道禅宗传道的这一特点的。（诵读没有说不能怀疑、不能自见）

5、如果教育的观念错了，那么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评价便都必然存在问题，于是，本来应当有更好发展的学生便会遭受本不存在的额外的压力、负担和干扰。错误的教育观念实际上是正常教育活动中巨大的干扰因素。对记忆的过度崇拜，便是旧式教育的一大陋弊。对记忆的过度崇拜，是对童年天性的扼杀，是对儿童生活的扼杀，是对儿童生命的禁锢。儿童的生活应该是好奇的、探索的、艺术的、梦想的、游戏的，它应当与大自然、大社会相接触（这话严重同意！），而中国的旧式教育却让儿童一头扎进背诵的海洋中，连小孩子换口气都不让。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回忆幼年读经的情形时说：“我们那时有什么好看的呢，只有略有图画的本子，都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翻开那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那读经的生活是怎样的呢？鲁迅的回答是：“读得要枯燥而死了！”

6、让我们看看童年的蒋梦麟是怎样对待读经的（蒋梦麟是著名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我恨透了家塾的生活。有一天，我乘先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条挣脱锁链地小狗，一溜烟逃回家中，躲到母亲地怀里。”母亲感到意外，问逃回家地原因。幼年的蒋梦麟回答：“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 “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到家里来找你呢！” “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火烧了它！”年幼的蒋梦麟急着说。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就是如此仇恨先生、仇恨家塾和书本的。为什么恨呢？因为先生、家塾和书本都是背逆儿童的天性、儿童的需要和儿童的兴趣的。因而必然要使儿童的心灵遭受苦难和创伤。教育本来应当促使儿童的成长，促使儿童快乐成长的，但在旧式教育里，儿童稚嫩的生命和幼小的心灵却受到了压抑、束缚和戕害。教育本来是教人以善的，然而这种压抑天性的教育培养的是什么？是压抑，是捆绑，是仇恨。蒋梦麟的这次逃学所表现出的旧教育的仇恨可谓溢于言表。然而旧社会旧文化旧任务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小孩子就应当接受这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呢？穿牛耳的教育，教育就是勒儿童的“性子”（天性）的。所以过去将小孩子入私塾进学堂又称为“穿牛鼻子”。可见中国的旧文化是与小孩子的天性作对为敌的。《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实在是一句空话。那编写《三字经》的人，让那小孩子背《三字经》的人，实际上是不信任人之初的，不相信人性善的。所谓“子不学，父之过”，所谓“教不严，师之惰”，都是不相信人性，都是不信任“人之初”。而父师这些人也是从儿童长大成人的，长大成人后便是“善”的了，便是“善”的尺度了，便又对儿童指手画脚的权利了。事实上，他们本来也是一个有着健全天性的儿童，他们自己便因为“子不学，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规训和催逼，其精神残废了，于是他们便又催逼下一代，复制自己的痛苦命运。宛若可爱的少年闰土成年后便将同样有健全天性的儿子水生，拉到他的循规蹈矩、等级森严的世界。

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蒋梦麟回忆的幼年读书的情况：“书却仍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西山才散学。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可以看出，私塾里的教育完全蒋小孩子当作了记忆的机器。教材是错的，方法是错的。小孩字的生命就这样被禁锢被浪费了。而这些小孩子本来应该拥有的是怎样的绚烂的生活！而有些试图“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文化人”、“爱国人士”，又在怀念私塾了。

8、众所周知，西方有个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就是要让民众做明白人，做自主的人，做自立的人，做自觉的人。我们说童蒙教育，也称儿童启蒙，就是要让儿童明白，看到生命的或生活的光亮，而绝不是填牛式的记忆。记忆呀，背古书呀，小孩子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小小年纪就变老了，回到过去了。还没有等到长成，他们就回到古代变成化石了。他们看似老道了，像小大人了，其实他们尚未真正长成，他们成长的机会、通过欢乐的童年生活才能获得的成长机会，被经书、被记忆剥夺了、毁灭了。新生一代本来可以长成茂密的大树，现在却只能在记忆的压迫下面蜷缩在一本本经书的缝隙中，变成了可怜的豆芽菜。于是，这些未来的“主人”成为真正的“主人”时，成为主人时依然萎靡不振。中国的魂魄就这样萎靡委琐，于是被列强欺凌国运不昌便成了理所当然。

9、中国需要的是理解，不是经书；中国需要的是启蒙，不是死记硬背。不明白，不理解，还要强迫记忆，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是搞愚昧主义。在不理解之前，就被告知这不理解的东西是不容置疑的正确的。这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处理应当是，在不理解之前，他是否对错，我并不知。只有理解了真相，我才能决定拒绝还是接受。我认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是西方民主传统的温床，中国的灌输与记诵是封建专制传统得意延续的培养基。所以，推崇记忆的文化和教育实际上是不民主的温床。儿童读经运动对于建立科学和民主的中国，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

10、有人说读经可以救国，读经可以淳俗。这也是历次读经运动的口号，其实已不新鲜，已经有些馊味了。每当“爱国人士”发现“国将不国”、“一代不如一代”时，他们便高喊读经。读经成了挽治人心的良药。他们往往认为 “国将不国”、“一代不如一代”，是“崇洋”惹得祸，骨子里认为“中华文明”高于西方文明，西方只是在“奇技淫巧”的“用” 方面高于我“中华”而已，中华的道德文明是远远高于红毛贼的。于是袁世凯这类人物便提倡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当然也要闹复辟，继续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千秋万代。这种“爱国人士”的思想实际上还没有“睁开眼来看世界”，而早在鸦片战争前后，魏源、林则徐、严复等便告诫国人要“睁开眼来看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早的开放意识。倡导读经的“爱国人士”弘扬的不是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他们弘扬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以为儿童读经运动对于改革开放，重建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读经不能救国而只能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