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抛弃圣智，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利益；抛弃仁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利，盗贼自然会消失。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郭店本（战国楚简）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郭店战国楚简本更贴近老子的本意。

纵观《老子》全书，老子对智、辩、伪、诈等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对儒家崇尚的圣、仁、义等并没有激烈的批判（虽然他认为相对于道来说，仁、义的层次要低一点）。至少在老子的时代，道家和儒家并没有那么对立。《老子》书中“圣人”一词约有三十处（不同版本略有出入），都是肯定“圣人”的（虽然有别于儒家的“圣人”）。只有这一处单独出现的“圣”，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一般认为通行本的“绝圣弃知”、“绝仁弃义”，很可能是后来庄子的后学改成这样的。

《庄子》外篇和杂篇（一般认为非庄子本人所作，庄子后学）中，有许多对圣、智、仁、义的批判，《庄子·外篇·胠箧qūqiè》最为典型，引一段如下：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不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而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鉤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鉤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在庄子看来，仁义圣智是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庄子的话是偏激的，因为没有圣人的时代，大盗就少了吗？比如今天的时代，圣人已死，大盗真的不起了吗？不过，庄子确实看到了仁义圣智被人利用而带来的祸害。仁义圣智确实成了很多大奸大恶之人的护身符，他们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不得不说，这段对圣智仁义的批判，是很深刻的。

社会越是标榜仁义圣智，仁义圣智就越变味，弄到后来，就是所谓的“礼教杀人”。中国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度，经常拿道德整人、拿道德绑架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整天大吹仁义道德的人，很可能不是什么好人（恰恰是坏仁义道德的）；而那些反对仁义的人，却可能是真正大仁大义的人，他们真的是把仁义道德当宝贝的。以魏晋名士为例，比如嵇康，他就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引鲁迅的一段独到的文字：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昭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昭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所以，即使老子原本就是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也没什么问题，只要我们明白，他所要抛弃的，是虚伪的圣智仁义，是假仁假义，是假道学。这种批评越到后世，越显其真知灼见。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文：文饰。此三者是用来文饰的（与后面的素、朴相对）。要抛弃这些被人利用的外壳、幌子。这三者都是文饰（文过饰非，遮蔽真实）的东西，不足以治理天下。

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属：归属。所以要让人民有所归属。

素：底下是丝，没有染色的丝。见素，就是呈现你的本色。

朴（樸）：左边是木，没有雕琢的木。抱朴，“朴散则为器”（第28章），抱和散相对。人被加工成器，就扭曲了，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器是固化、定型的东西。

“朴素”，就是本来的样子，没有人工的造作。见素抱朴，就是回到你本来的样子（也就是老子说的“自然”）。

杭州的葛岭上有一座“抱朴道院”（参我们的人文行走20151206葛岭——寻访葛洪遗迹 重温道教历史）。

“绝学无忧”，通行本在下一章“唯之与阿”句前；郭店本接48章“为学日益，……”，但也和通行本一样置于“唯之与阿”句前。高亨、蒋锡昌等认为当属本章。的确，从音韵、文义上看，接这一章更合。但从文献考据角度看，似属下章。

“绝学无忧”，抛弃上述的智辩伪诈巧利的学问，才能免于忧患、忧虑。河上公注：“除浮华则无忧患也。”

不能解释为不学习就没有烦恼。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哲学家呢？成长必然有痛苦。成长，就是痛并快乐着，经历了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快乐。

但老子的确是反对某些世俗崇尚的“学问”。绝学之学，有特定的内容，即智辩、伪诈、巧利等等“文”（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64章（疑他章错入）“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学别人所不学的，补救众人的过错）；71章“知不知”；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注重的是为道，为道要“损”。老子提倡“归根复命”，“为学”所增益的是生命根本以外并且损害了生命根本的东西；“为道”是要清除这些妨害生命根本的累赘。“绝学”，要绝的就是这个“为学”。

南怀瑾：尤其我们这一些喜欢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人，看到老子这一句话，也算是吃了一服药。爱看书、爱写作，常常搞到三更半夜，弄得自己头昏脑胀，才想到老子真高明，要我们‘绝学’，丢开书本，不要钻牛角尖，那的确很痛快。可是一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这就难了，“绝学”做不到，“无忧”更免谈。

苏轼：“人生识字忧患始”。文化、文明的发展，确实有许多副作用，矫揉造作、虚伪巧饰越来越盛行。老子提倡返回真实自然的状态。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在某个文明系统中，必然会承受这个文明系统（特别是那些已经僵化的文明）对生命的桎梏甚至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