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帛书乙本，作“安有仁义”、“安有大伪”、“ 安有孝慈”、“ 安有忠臣”。安：乃，作“于是”解。意思不变。

 *《老子》的三个主要版本：①通行本（王弼注本）、②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③1993年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本。通行本和帛书本在内容上差异不大，而郭店本则有不少差异。

老子反对仁义吗？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道废弛，才会提倡仁义；智巧出现，才会产生伪诈。伪可以理解为“人为”，老子崇尚无为，反对人为。

郭店本（比帛书本和通行本都要早）没有“智慧出，有大伪”。除这句外，其他几句连起来看，对仁义、孝慈、忠臣并没有贬抑。只是说社会出了问题，仁义孝慈忠臣才会变得可贵，是事实陈述，非价值评判。类似于老子其他表述，如“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第38章），“朴散则为器”（第28章）。

已公布的有关楚墓竹简的文章，都正确地指出《老子》主旨在讲明无为、贵柔而不反对仁义。史书记载，孔子对老子虽不赞成，却还尊重。相互敌对，势成水火，那是学派造成以后的事。参照佛教禅宗史，当初北宗神秀、南宗惠能是两派，但并不对立，理论上也有相同处。敦煌写本中，神秀语录与惠能语录相去不远。（任继愈《郭店竹简与楚文化》）

任继愈这里提到的问题很值得注意，儒道本不对立，道家不反仁义，儒家也不辟老，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那是后世的事情（不过表面的势不两立并不能阻挡实质上的相互借鉴吸收）。

老子“反智”吗？

就算“智慧出，有大伪”这句话是后人添加的，我们还是能从《老子》书里读到对“智”的否定意味。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19章）[郭店本作“绝智弃辩”，绝智和弃智意思相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65章）；“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第3章）。

所以有人说老子是反智的。我觉得这是完全误解了。老子只是要人警惕“智多”的副作用。他是让拥有“智”的人超越“智”（否定之否定），而不是没有“智”的人拒绝“智”。这跟“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是两码事。老子真正推崇的是超越一般小智的大智。

近代中国经历了多次反文化的运动（以“文革”为最），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听到这些貌似反智的话会比较敏感，这也是情理之中。

佛家有“知识障”之说，可参考。

老子超越知识是为了通往大道。因为中国文化以“道”为追求目标，而“道”本身是不可名的，非知识的，所以到最后一定是要“过河拆桥”的。《金刚经》：“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儒家也讲“智”、“仁”、“勇”三达德，如果只是“智”一方面的单向发展，就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麻烦。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如果老百姓都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智超越了仁的承受范围，这个社会就会机巧伪诈盛行。

个人以为，“智仁勇”大体对应于心理学里的“知情意”。 理智过度发展有时会干扰情绪的自然流淌而带来心理问题。美国科学家麦克莱恩（Paul Maclean）有“三位一体脑”（triune brain）的说法。脑的每一步进化，都在保留原有部分的基础上，在外围增加新的一层。最里面一层（脑干，生命中枢，与呼吸、心跳、新陈代谢等维持生存的活动有关）是从爬行动物开始就有的；中间一层（边缘系统，与情绪、情感有关，可以称为“情感脑”）是从原始哺乳动物开始完善的；最外面一层（新皮层，与复杂的思维活动有关，可以称为“理性脑”），是从高级哺乳动物开始发达的。情感脑是大脑中很古老的部分，理性脑没法与它对抗，只能与它合作。

仁义本身并不是社会混乱的原因，但对仁义的刻意提倡、推崇、标榜，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并制造出许多虚假的仁义。所以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第3章）。

老子不可能要人不仁不义，他真正反对的是假仁假义。假仁假义比不仁不义还坏，俗话说“伪君子不如真小人”，“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而且真正有道德的人，看上去并不是那么道貌岸然的。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第38章）。

引《庄子》中的两段作参考：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园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缓佩袂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

社会上多的是装模作样的儒者。

夫谷虚而川竭，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胠箧》）

庄子对儒家的对立情绪已经很明显了，但这种对立情绪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儒家也在蜕变，庄子的很多批判源于他那个时代（离孔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的儒家。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是指父、子、兄、弟、夫、妻。

这一段，南怀瑾《老子他说》中有不错的阐述，引用如下：

我们若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标榜的“二十四孝”，将发现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拥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说不伦不类，很不像话，充分显示了舜的父母，是处在一个问题家庭中，是非不断，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为第一孝子。

我们历史上所谓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为大家所景仰。然而，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难。

我们中国讲“仁义”思想，春秋以前也有这种观念，但很少刻意提倡。为什么？那时社会上背情绝义的病态较少。我们提孝道，说明我们不孝之举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样的，社会上不仁不义的故事层出不穷，所以圣贤们才用心良苦，提供这服“仁义”的药方，希望社会有所改善。孔子是个文化医生，他把当时文化中的疑难杂症诊断出来，投以对症的药石，尝试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

老子也是个医生，但他是研究医理的医生，也就是医生的医生。他认为儒生们开的药方，对是对，但是药吃多了，难免又会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难免。光讲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病态最为严重，强调仁义，便最积极。老子身处其境，讨厌这种风气，所以从反面来对症下药。

舜能在这样一个变态的问题家庭中幸存下来，并且让自己保持健康而善良的人格，并且还能干出一番彪炳千秋的伟业，确实值得景仰！

王弼在这章的注中提到：“鱼相忘于江湖，相忘之道失，则相濡之德生也。”

正如人在空气中，并不时刻感觉到空气的存在（现在雾霾很重，人们才感觉到它的可贵）；大道流行，仁在其中矣，自然没有专门提倡仁义的必要。等到提倡仁义的时代，社会已经是问题很大了。比如多年前社会大力倡导八荣八耻，其实正是反映了社会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管理者，要做的，不是整天要老百姓提高道德。人性，千百年来，就只是如此，既没有升华，也没有堕落。真正要做的，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老百姓自然趋于道德。在很好的环境中依然为恶的，有，但是少数（人渣）；在很坏的环境中依然为善的，也有，但也是少数（真正的精英）。

我受过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熏陶，我觉得人就是人，人性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条件下，追求的只是现有约束条件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尽可能以最少代价获取最大收益，这本没有错，比如我们到超市买东西，就是希望少花钱多买到好东西，而不会相反，这跟道德仁义没什么关系。

个人以为，一个社会从坏变好，不是靠要单向地求平头百姓为善而实现的，而首先需要精英（或自诩为精英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为社会创造更好（“有道”）的生活环境。

仁义道德，是精英们自发的对自己的要求，而非倡导别人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