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9月18日。  行走留影→   行走心得→   另参201508无形书院·人文行走 之 大学路重走大学路（预告）

行走留影

与老浙大有关的路名

这些路名，都与老浙大有关。大学路命名于1927年（也就是在浙江高等学校原校址上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那一年，第二年改名浙江大学），老浙大横路、老浙大直路位于老浙大校址里的两条相互垂直的小径（不知是否老早就有，那天忘了问一问住在那里的老人了），一条通环城东路，一条通庆春路，命名于1981年。

   那天行走没见到这块圆形牌子（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是打车去的，在大学路口等同学们到齐的时候，大家就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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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书院的殿外

我2009年去的时候，墙上还有一些与浙大有关的名人介绍（这张照片是当年拍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可能是因为日晒雨淋而坏掉了吧。

大家仔细看这几根柱子上的题字，第二根上的字为俞樾所题。俞樾（1821-1907），自号曲园居士，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在我老家的龙湖书院讲学十多年，在老家上过的小学，就是在龙湖书院的旧址上建的。同去的顾猷同学（也是湖州人）说，她在德清也看到过俞樾的遗迹，俞樾就是德清人，而且曾在德清的清溪书院讲学。

这些题字，都是佛教的话语（梵天、法界、佛力、净土、普度、西竺等等），显然是在求是书院创办前，还是普慈寺的时候就有的，右边两根柱子上题有年份，可以为证（光绪癸巳、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

                                                                                                                                                      求是书院前的水塘

求是书院的老照片、修复前的求是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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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书院的殿内（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

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馆 前言

杭州為文化名城，教育歷史悠久，尊師重教蔚然成風。隋開皇九年（五八九），杭州建置。據史料記載，唐武德七年（六二四），杭州所轄的富陽縣已設有縣學。宋時杭州經濟繁榮，教育事業日漸發達。天聖六年（一零二八），杭州知州李諮修文宣王廟為學宮，增置學舍數十間，收受士子入學。杭州所轄錢塘、仁和、鹽官、余杭、臨安、於潛諸縣也都在北宋時期建立縣學。十二世紀初，余杭縣龜山書院建立，是為杭州最早的書院。南宋定都臨安（今杭州），杭州古代教育事業進入興盛時期。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建太學，嗣後，宗學、武學、醫學、算學、畫學相繼建立，地方學校有臨安府學和各縣縣學。元代，臨安府改為杭州路，舊有的太學、武學、宗學等被廢除，臨安府學易稱杭州路學，各縣縣學依舊。明清兩代，杭州設府學，各縣設縣學，書院興盛，成為時代特色，敷文書院（萬松書院改名）、紫陽書院、崇文書院、詁經精舍被譽為杭州四大書院。

殆至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的炮聲開啟了近代中國的大門，中國社會進入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晚清，杭州各類新式學堂漸興，取代傳統官學書院。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後，杭州教育不斷發展。抗戰時期，受日本侵略的嚴重摧殘。抗戰勝利後迅速恢復。到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達到民國時期杭州各類教育事業發展的高峰。（个人以为，“民国时期”四字该去掉，因为迄今为止仍是难以企及的高峰！）

求是書院重修記

晚清戊戌變法前夕，愛國之士惕於甲午之役海軍盡殲，皆思所以振弱雪恥之道。然科舉未廢，學校未興，終無以啟民智、轉移風尚也。林公啟調知杭州，遂於一八九七年創辦求是書院。次年，北京創仕學館。越五年，南京立兩江師範。求是書院實為我國新型高等學校之權輿也。書院發展，名稱遞變，為浙江高等學堂，為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國立浙江大學，迄今已九十有五周年矣。故址原為蒲場巷普慈寺，今在浙江中醫學院西畔。一九八七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求是書院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址僅存歇山式殿宇一座，石柱桁桷，結構堅實，惜年深月久，瓴垣隳壞，崩榛塞路，亟待修葺。一九八八年二月，諸學者聯名向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建議，杭州市政府遂委浙江省中醫院任其事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召開會議?預單位為浙江省教育委員會浙江大學校友總會、杭州市園文局文物處規劃設計處、浙江省中醫院。經費由浙江中醫學院、市園文局和浙大校友總會分擔。越年六月修復。林公為禦史時，疏請罷建頤和園以蘇民困。出為知府，以振刷士習為先。浙江素為文物之邦，求是子弟、莅杭人士瞻仰故址，風範宛在，輒徘徊而不忍去焉。斯知林公教澤之深也，爰扵告峻（竣）之日為之記。

公元一九九二秊六月 劉搡南譔 張令杭書

●林启办学（在预告中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教会办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著名的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协和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等。其办学质量，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所有这些教会大学在1952年中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之江大学，1952年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现在的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我们读书时称为“三分部”）完好保存了当年之江大学的建筑格局（可参看网络博客文章百年之江大学，有很多清晰照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就在六和塔边上，风景怡人。

●流亡大学 东方剑桥（在预告中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那天正好是九一八！在这一天回顾这样一段历史，显得特别有意义。

●实物展品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我们现在的教育宗旨是什么呢？很遗憾，我百度不到。）

后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教育体系逐步确立，杭州教育获得新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在城西建设文教区，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一大批大中专院校落成于区内。后虽经受极“左”思潮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破坏，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杭州教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50年代——“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实在有文过饰非之嫌，这两个时间，中国的教育，先是被政治淹没，后是被经济淹没）

不过同学们感到很开心的是，右侧图的中央，就是我们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科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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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旧址

我们沿着大学路往南走，忽然间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幢颇有特色（民国风格）的老建筑——坐落于老浙大校区内的老浙江图书馆。值得欣慰的是，那里至今还留着两位民国老校长的名字——蔡元培、蒋梦麟。

                             蔡元培题写的馆名                                           “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元旦蒋梦麟奠基”（1929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他既在浙大读过书，也在浙大当过校长。1902-1903年在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27.7-1928.4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校长，1928.4-1930.7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这座浙江图书馆就是他亲手奠基的。
1930年12月，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蔡元培的学生，曾三次代理北大校长），他是任期最长（1930.12-1945.9，后一段为西南联大）的北大校长。或许是因为后来追随国民党到台湾，所以在解放后书写的北大历史上，没有他的地位。

【一段轶事】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新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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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茅庐（郁达夫故居）

郁达夫故居位于小区里面，很隐蔽，我们问了很多人，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找到。

这里实在修缮得太“新”了，已经不像“故”居，我们一行人都感到有些失望，我们是专门为了来这里才调整了时间的啊。从门口的保安那里得知，这里先前是用来做派出所了。

因为除了中学语文课本里那篇《故都的秋》，没有读过他的其他文章（所以过去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就是小资文人的形象），知道近几年，才了解了他“战士”的一面。

右边这张是1982年的外景，门口还有一辆派出所的摩托车。

行走心得

●徐家辉：行走与看戏的歧途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鲁迅

去年中，在南周上看到北京大学又要开办一个所谓的“燕京学堂”，称之为“北大近年来最为大胆的教育创新工程”，抛开“高端学术”、“全球独创的中国学”这样的口号不谈，最引人争议的是要占用原燕京大学女宿静园做教室。这意味着改建、改造，即便在北大内部也激起了不少师生反对。事实上，众所周知当年蔡元培手下“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的北京大学早已成了人们口中戏谑的“北京人大学”，问题又岂单在招生方面呢？而大学精神的丧失本来就是个全国问题，清季乃至民国保留至今的著名大学，或许都在说继承了当年办学的某某精神，但看看国际地位以及校风学风，答案都在大众心中。

恢复大学精神做起来之所以难，我想主要还不是行政阻碍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对它的重要性形成共识。虽然早有各界人士呼吁，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多，可是学校本身，尤其是学生对此基本是不闻不问的，即便大多数学生在刚进入大学时会感叹怎么大学不是期待或者想象中的那样（至少与影视中看到的不同）。社会对大学精神是有互换的，然而有需求却没有渴求，我们还缺少动力，包括老师们。那认识到的人能做什么呢，尤其是在其中的我们。当然，我作为一分子还远远不能说有多大的觉醒（没错，觉醒），但是跟随一直致力人文教育的杨老师学习，至少能看到他一直在为此发感慨，并努力做一些事情。我想，这也很好了罢。我们师生能再多做些什么呢？虽然我们能做的实在很多。

杨老师认识到这点了，所以我们不光要多与有共识的人交流（包括上学期拜访上海的樊阳老师，虽然他是中学老师但那也是培养大学的种子啊），多告诉世人大学之道的美丽（会读、晨读都是）,还要做当今大学师生的眼睛，代忙碌的他们去看看昔日的大学。口说笔写总比不上实物有力，有时候它能冲击我们的心灵。

“国有成均 在浙之滨”，其实整个近代史上，浙江远不止在教育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大学的发轫史与民族建国独立之路是密不可分的。在最危急的八年里，西迁的浙江大学与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共同成为中国教育的两大支柱。现在回头去看，浙江大学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那段最艰苦的岁月。称之为奇迹妥帖吗？我感到，我们口中念叨的某某精神，原来曾经真正存在过！那不是什么编造来粉饰的口号，也不是随便从什么三坟五典里拣出的好字句。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候，是有人真正理解它们的，奉之为大学真正的旗帜，如果它倒下，别说一校一国，民族也会倒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这个民族千年历史从没有过的黑暗年代，那些个大学生凭什么应该躲起来念书？10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们吗？带着很大程度的陌生情感，我们来到了杭州上城区大学路上的求是书院遗址。

我最早接触到对求是书院的描述，是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朝花夕拾》的一篇里——

“……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哈哈，那时鲁迅还小，求是书院才成立不久已经有这名气了。而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就曾就读于求是书院，当年日本的浙江留学生参加的革命组织浙学会，也是以求是书院学生为骨干的。那时候的学生，风貌与现在可大不同罢，从鲁迅的回忆也可见一斑。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看吧，那时候对这些学生来说什么都是新的，而且与那些旧的是多么的不同。虽然他们的校舍还只是不知什么年代建的古庙祠堂，求是书院也是这样。它原本是一座佛庙，因为主事犯了事所以被提供给办新学了。这种情况在洋务运动时期和甲午后非常普遍，因为政府根本拨不出钱来建新学堂。现在的求是书院只剩下几间偏屋了，后花园也缺少人管理。如果不是90年代的时候浙大把这块地作为校产买了回了，恐怕谁也不会知道这里还曾有一座当年鲁迅也上不起的好学堂了……

书院内部非常空旷，一张课桌椅也没有，甚至没有像样的灯光，使得四围墙上的展示牌看起来更加落寞。学堂真正成为大学后，竺可桢是最值得记住的一位校长。去年浙大118年校庆的时候上演了自编话剧《求是魂》，讲得就是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带领西迁，直至去世的故事。可以说他本人就是求实精神的实体化身。在话剧里最难忘的一句台词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真能做到吗？”在他决定辞去中国第一个气象所北极阁的领导职位前往浙大任职的时候，他的部下十分不舍，也知道这一去困难颇多，就这样问他。后来是在西迁路上，最困难的时候，妻子和儿子死了，国家难见曙光，他这样问自己；最后一次，文革期间，当年北极阁那个部下，已经受了太多不公正待遇，知道竺可桢日子也不好过，还希望做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

“老校长，您想做的事，您真能做到吗？”

三次的语气，以及近40年的变迁，不能不让人动容。联系建国后浙大的际遇，竺可桢先生都看在眼里，教育的死气，研究的压力，他的痛苦也许比西迁时更甚。

今天我们依然在一条回归当年西迁的路上，然而我们不能永远在这路上。大学或许不是越大越好，但一定是越有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魄力，才越有求是创新的精神，和实力。战火纷飞的岁月，整个国家都被动员对待从未有过的强敌，大学留在后方，不顾其他，只求人才，那才是最踏实最快的救国之路。如此才有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如此才有教授大师的人心所向。今天我们说没有大师，但良师益友是不会少的。

这样看看，似乎每次我们的人文行走都是一场落寞之旅，因为所见的无不是落寞的陈迹，少人问津，这也正说明了大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所谓盛世的失落。总有人以各种动机造出各种谎言涂饰出一个好的世界，当年有人做，今天依然有。鲁迅说，政治要求集中，而文艺总要求分离。象牙塔固然不能离开政治，但象牙塔里的人理应担负起说不一样的话语的责任。为世人求其是。让后来的学生初进大学后感叹，大学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但就该是这个样。

站在书院的空地环视，之间四面高楼逼仄，把小小的老屋包围在中间。我们好像被许多一样的面孔俯视，然而如果我们借历史的眼睛，明了人们真正的需求，实践着我们想做的事，怎不知浮华的背后是对魂灵的需求。

●顾猷：

台湾一学期刚回来，第一周开学就能参加“人文行走”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和久违的“道”友一起重走大学路，不仅是重新审视那一段大学岁月，更是对自己大学的一种反思。我们感叹于在四处繁华、高楼林立的地段能够保存下来的“求是书院”，我们感怀于竺老等一众文人的在浙大和对浙大的贡献。

求是书院的旧址现在是在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馆，也是一座寺庙的旧址。在那个时代。政府虽然要搞教育，但是碍于经费不足，因而借用了寺庙，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幸而求是书院能够成立，我们在书院旧址也看到一些寺庙留下的痕迹，也是那个年代独特的印记。陈列馆进门右侧是孔夫子像，左侧陈列的是一个书房的还原。再进门才是历史史料的陈列馆。虽然简单，但是在偌大一间旧的屋舍，想象百年前这边出现而又消失过的一些才子文人，不禁也心生敬畏。浙大的西迁隐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是作为“文军”的长征，它的意义不可磨灭。从生活的艰难上看，西迁或许是痛苦。但是西迁结束、新中国成立，大学系所进行重整，浙大如一个巨人被肢解，最后只剩下三四个工科系所，这对于浙大，才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看到从浙大走出来的名人，看到从教于浙大的老师名字如此熟悉，可是“东方剑桥”一般的浙大的辉煌也就西迁结束而结束了。历史总是不断在吞并时间，而我们崇拜的那个浙大也就变成了如今口中的“老浙大”。重走大学路，其实也是带着去挖掘老浙大精神的一个目的。一个大学的精神、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一个人的精神，看似是三个不同的命题，却因竺老而合一。不追求功利主义，追求政治自由、选课自由以及通才教育等等，不禁感叹竺老是真的在做教育。再看看那个年代所用的课本、所用的工具，已经不能简单地一种情绪来概括了。即使在城院，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竺老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来做什么样的人？”经过这次行走，再重新来扪心自问这两个问题，不经意间，确实有些东西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走出“求是书院”而前往百米开外的“浙江图书馆”，进门的奠基石透露出了岁月的风霜——这个是一块民国十有八年蒋梦麟奠基的时候的一块碑石。在大学路上的这个图书馆曾经是老浙大的一部分。两层楼高的柱子已经明显告诉来者，已然是民国时候的建筑风格。而现在依旧也发挥着图书馆的功能，走进去也甚是安静。两旁的法国梧桐也甚是好看。出了浙图，我们匆忙间来到了上个月刚修缮完成的“郁达夫故居”，那是隐藏在大学路小区里面的一个处所。后来问了保安人员才知道，没恢复故居前是派出所的所在地。郁达夫是富阳人，他将自己的住宅取名为“风雨茅庐”，想想也是他一生风雨的隐喻。

走完，我发现行走的意义是在于大家之间的交流以及那些个走走停停。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兴奋于张继兴学长的回归。也许也因为如此，我们有时候会呆呆地驻足或是一下子的伫立凝望，回神间才发现时间已过百年。而那瞬间的领悟或许也会和逾越千年的精神擦出火花。当然，这一切的一切，也都是人文行走带给我们值得铭记的感动。

●阳飞：

參加這次「人文行走」，我分開心。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參與。
聽說古代的先生也會帶他的學生去遠足，學生在途中若有疑問，就可以請教先生。在其樂融融的氛圍中得到的學問，才是與地氣相接的，真正的學以致用。
第一站是「求是書院」。
地價飛漲的杭州西湖周邊，沉寂著這樣古樸的百年遺蹟，在附近鱗次櫛比的高樓圍堵之下，這一座毫無美感的紀念庙堂，顯得突兀不群。
一走進，見到白牆一幢，大概也已經翻新多遍，只有四句刻在石柱上的楹聯，書寫著歷史的厚度。
「求是」在今天，作爲校訓，出現在全國所有中小學顯眼的地方，然而最初是竺可楨在引進西學時，作爲校名使用。
西學與中學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說「求是」，道家即是求真。用這樣的校名，或許能避免一些與舊社會間的衝突。
當年新學把象徵舊社會信仰的佛像，從廟堂請了出去。百年後的今天，它亦成爲了不符合時代的「遺址」。
當年引進西學時的崇洋運動，是否盲目過了頭？以致後來在吸收現代科技文明的同時，並未能保留下必要的傳統。
某圖書館外型設計精美，離開時我們發現了一個1929年的石碑。
郁達夫故居是本次人文行走日期變動的原因。作爲本次旅程的最後一站，尋訪之時遇到了些許困難，因爲路上沒有任何標示，導航已經距離0m依然無蹤無影。
最後(在我的帶領之下，哈哈~)，我們找到了小隱隱於巷的{廬茅雨風}…我強烈建議郁達夫故居入口的牌扁要重新製作。
郁達夫的死因是：他「知道得太多了」！

●孙婕妤：

三七国祸行飘摇，五二风雨舟难载。
从求是书院的匾额下过，我看见风景在慢慢地展开。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旅行，似乎每一步都踏着一个故事，每一瞥都留一段风流。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我喜欢的样子。有人见多识广，虽然在过去美好，可延续到现在，心心念念。
我曾经在郁达夫的故居玩耍过，不知道那是名人的居所，只觉得灯昏暗的有些过，却不料这亦是一种哀叹，叹一种美好的消亡。

●邹春雨：

行走感受：想到两个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如今的大学已经不同以往，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该做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个时代呢？若干年后后人会用什么态度看待我们这一代人呢？不知为何会想到这两个问题。

●阮文华：

这次人文行走已经结束，一路上自己的知觉仿佛自动被关了禁闭。面对人车川流的大学路，清冷寂静的求是书院，我无法把自己暑假里看的资料或书里的历史，人物和眼前看到的，听到的产生任何的联系。虽然老师在那很努力地带着我们去穿越，有时说着说着，到了人名地名时间什么的，然后又对着我们这群人问一句：竺可桢的妻子是叫张侠魂吧？。。。那个人叫什么？。。。诸如此类，听到有人答了，又继续说。不知道是真忘记了还是想让我们参与进来，要把说话主动权交到我们手里，可是习惯倾听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像高中课堂一样，在下面应和，我们要跟着老师的思维走，不然就成了掉队的大雁。十几年的填鸭教育，我现在深感我已经中毒不浅，自主思考的那块意识几乎空白，想有所改变的时候却发现大脑僵掉了，画地为牢等着别人的指引，没有这种安全感就不敢越雷池一步。思维创造力的褪化在我的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体现得犹为明显，经常看完书看完电影不回味思考就跑去看豆友的长篇评论，然后觉得一个个都写的不错，除非有强烈的情感共鸣否则我从来都是借着他人的眼睛来看电影，看一本书，即使有一些小想法也会在看了别人的观点后默默地掩盖上，就这样一直回避着那个真实的自己，因为潜意识告诉我：现实中保持真实的自我并不重要，站队才是关键。

     竺可桢校长在给新生讲话时曾说过，大学里不仅要求得一点专门的知识，毕业以后可以自立谋生而已，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我们离那个时代不到百年却已经很远了，在多数人眼里竺校长的这番话放在今天就像英雄者的教条一样无法深入它们的内心。他们已经是不顾是非，只徇利害的功利者哪听得进这番话？

一个头脑简单常赖被动指示，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又何来批判反省的独立精神？意志随着社会利益大潮流漂移，整日蝇营狗苟，又怎安于一味吃苦耐劳，牺牲自己？人的其他一切美好品行的出发点一定是一颗忠于自我的独立灵魂。

     1937年“七七”事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抗日战争自北向南全面展开。随着敌军步步逼近，竺校长带着浙大迁至浙江建德，又迁至江西吉安，泰和，又迁至广西宜山，最后迁至遵义，湄潭，历时近2年，共2600余公里，其路途艰辛非亲身经历难以想象。但浙大在这颠沛流离中竟然发展成了“东方剑桥”，此后国泰民安也未有如此辉煌，真是值得让人值得反思的悖论！

     浙大西迁路线是蹑着阳明先生遗踪（命运的某种巧合吧），竺先生说：他（阳明先生）在那时，与叛乱匪盗斗，与瘴疠疾病斗，又与权臣小人与种种不良环境之阻挠来奋斗。以一介文人而敢于蹈险于此，非具有修养过人之大无畏精神者，何克臻此！我想当时以竺可桢带领的西迁师生非修养过人之大无畏精神者，亦不可艰苦卓绝而益奋，迎来浙大的春天。

对比研究竺可桢和梅贻琦等当时大学校长的行为主张后，你会发现他们如此的相似，他们身上都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子。他们的教育思想继承融合了中国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教授自校，学生自治是对“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最好发扬。竺先生认为学校要点是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他们都主张大学教育应既重视专业教育又重视通才教育，侧重于通才教育。竺先生说大学教育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基础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是谋食不谋道的做法。他们四处笼络人才，任人唯贤，不受政党干涉，把浙大，西南联大办成了多学科，多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浙大校歌：包涵万流，海纳江河，形容的应该就是当时大学自由民主，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院系调整之后面目全非。经历文革摧残，改革开放后，为求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教育全盘西化，自此大学向社会输送着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功利人才。

竺先生在1939年的发言里就曾谈到：“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行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其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大学生理性已很发达，不久出而应世，尤必须及时注意内心的修养。而阳明先生所示教训，和其受害不愠，遇险不畏的精神都是我们最好的规范。”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再也不见古来先哲志士的嘉言懿行，他们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精神也只是我们要背的考试内容，我们因对考试的反感让我们失去了多少求知的乐趣和冲动？因为课本的呆板造成的偏见使得我们错过了与多少与先哲真诚对话，反观自照的机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恰恰只取了传统文化的表面，传统美德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可是作用如同以蚊负山。我们的生命离传统文化里精神的根太远了，对一些经典的理解是扭曲的无知的，没有和我们生命相契合的精神文化的支撑，人人皆为利来，人人皆为利往。不能认识自我，无视自己的本心，那独立自主求是创新的精神何日能重见天日？我们这些迷路的大学生不过是时代教育的牺牲品。

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呢？听之任之，一辈子昏昏度日。但凡还有点志气的年轻人决不想这样麻木地度过一生。当然不能期待社会教育的大改革后我们才改变自己，审视自己也无需抱怨愤怒，这并没有什么用。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学校教育也只是人生的一小段，日后的人生里我们可以渐渐与自己的本心靠拢，有觉知地活着，慢慢“对自己有办法。”人人如此，某天社会风向才有可能被扭转。

   这是一次平常的短暂行走，觉知自动关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的经验让我对中国历史景点，遗址不抱任何的探索的新奇，只能具有清醒而冷眼麻木的观望它们。我们已经失去了欣赏这些“老古董”的大氛围，但能和眼前的良师益友谈笑风生，这也就显得并不重要。

人文行走的重点在前期的深入的资料查询，和行走后的自我反思，这两个沉潜的过程直接决定了你对这次行走的认识。人文行走的乐趣在于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走走，看看，听听，说说，玩玩，而且途中总会有未知的风景和美丽快乐的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