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为2011年底的修改稿,历次修改稿可点击下面链接下载:
&倡议现代义塾,公益儿童读经(第一稿 201011)
&指导手册第三次修改版(201012)
&儿童经典诵读指南[附录:近代名人读经生涯实录](2011年底)
【目录】
00 封面[返回目录]
儿童经典诵读
指南
杨海锋 编写

二○一一年底 重新编订
01 引言[返回目录]
“儿童经典诵读”为孩子奠定一生的文化根基
杨海锋 写于2011年底
我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分院的一位教师,今年是我当教师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里,做了不少“不合时宜”或“不务正业”的事情,诸如:发起“无形书院”,每周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大学生一起会读经典;创办“生生学堂”,每周六带社会上的家长和孩子一起诵读经典;倡导“日新晨读”,每天清晨在校园里的河畔和大学生一起朗读经典;开展“人心与人生咨询”,为校内外的求助者做心理咨询等等。
之所以做这些公益性的事情,缘于自己求学生涯和从教生涯中一种十分真切的感受——我们在体制内读了那么多年书,每天上课下课,看似忙忙碌碌,学了不少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大多与我们的真实生命有隔。我们的教育,重视“谋食”,而忽视“谋道”(《论语》),似乎是书读得越多,离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越远。
本文主要是这两年来办公益儿童经典诵读班的一些体会,是在两年前的倡议书(《倡议现代义塾,公益亲子读经——致杭州市区有心让孩子接触经典的家长们》)基础上形成的,供大家参考批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加入到“为孩子奠定一生文化根基”的行动中来,希望将来中国的社会,闾里风日闲静、书声琅琅……

儿童经典诵读的基本理念
儿童——最佳的时机——0~13岁记忆力的黄金期
经典——最佳的内容——东西文化中的不朽经典
诵读——最佳的方法——不求甚解只求多读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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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什么是“经典”?[返回目录]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朱自清《经典常谈》)
“经”的繁体字,左边是“纟”,与纺织有关,右边“巠”象形一台织机上正在纺织的布匹,上面有三根经线——在织布的过程中,首先要立下恒常不变的经线(经就是常,所谓“经常”),然后才能纺上纬线。人生也是一样,只有先建立起“一以贯之”的经线,才能编织出绚烂的生命篇章,才不至于在忙碌的“穿梭”中变成一团乱麻、支离破碎。“典”字象形放在桌上的竹简。合起来,“经典”就是能帮助我们建立人生的经线,帮助我们建立生活的理想和信念,帮助我们找回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典籍。正因为经典对人生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才能在几千年的大浪淘沙中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我们今天的教育,可以说已经离“经”叛“道”(远离了经典,背叛了大道)了。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从来没有通读过《大学》、《中庸》、《老子》、《易经》这些中国经典,西方的经典诸如《理想国》、《圣经》、莎士比亚等等也十分陌生。我们许多人名义上受过高等教育,却离人类文化最经典的部分很遥远。我在当大学老师和心理咨询师的过程中,看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人生的“经线”,以至于只能在混乱的状态中挣扎,左冲右突,直至遍体鳞伤,不少人在网络游戏、低俗读物甚至毒品色情暴力中稀里糊涂地发泄着自己的剩余精力。
我们在最有精力、最有能力、也最有心情接触这些经典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这些经典,工作以后,现实的压力让我们更无缘与经典相见——于是我们终生与经典无缘。我们倡导儿童经典诵读的基本理念,就是在孩子吸收能力、记忆能力的黄金时期(0~13岁儿童),给予他人类文明中(古今中外)最优美、最智慧、最精华、最有内涵、最有价值、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的熏陶,从而为他们打下一生受用的文化根基。“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
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内在的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里反映了它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罗曼·罗兰)


03 从小读四书五经,不会害了孩子吗?[返回目录]
许多家长刚开始听说儿童经典诵读时,关心的倒不是有没有用,而是有没有害的问题。他们总觉得,从小读四书五经、孔孟老庄这些几千年前的“老古董”,会不会禁锢孩子的思维、扼杀孩子的创造力?会不会把孩子弄成头脑僵化、思想封建、跟不上时代的废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许多人可能看过电影《建党伟业》,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下面出现在电影海报中的,都是有创造力、有生命力、引领时代、开天辟地的人物——蔡元培、张謇、李大钊、胡适、毛泽东、孙中山、罗家伦、陈独秀、辜鸿铭……而这些开拓创新的领军人物,几乎清一色都是饱读四书五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人——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张謇是前清状元,陈独秀考秀才第一名,毛泽东读过“六年孔夫子”,孙中山读过六年私塾,李大钊读过九年私塾,胡适读过九年私塾,罗家伦读过十二年私塾,辜鸿铭能背《浮士德》、莎士比亚37部戏剧和几乎全部的中国经典。
类似的人物名单,我们可以一直开列下去:科学领域的杨振宁(能背《孟子》)、李政道、苏步青(能背《左传》)、陈省身、丘成桐、钱学森、邓稼先、茅以升、李四光、竺可桢……;艺术领域的齐白石、沙孟海、启功、刘海粟、徐悲鸿、丰子恺、梅兰芳……;学术领域的钱穆(能背《三国演义》)、梁启超、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费孝通、朱光潜、陈寅恪……;文学领域的鲁迅(十一年私塾)、巴金(能背《古文观止》)、茅盾(能背《红楼梦》)、郁达夫、朱自清、林语堂、徐志摩、曹禺、冰心、张爱玲、梁实秋、老舍、沈从文、张恨水、臧克家、傅雷、萧乾、金庸、梁羽生……;政治领域的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陈毅、蒋介石……;经济领域的李嘉诚、陈嘉庚、霍英东、林绍良……几乎可以涵盖中国二十世纪绝大多数的优秀人物。甚至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从小能背《大学》、《论语》、《孟子》、《孝经》等大量中国经典。(关于这些名人儿时的经典熏陶,详见附录)
他们因为读经读坏了?读废了?没有创造力了吗?他们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读四书五经,非但没有成为废物,反而日后成为一代名人、伟人,这是不是很奇怪?不奇怪!因为他们读的是经典!时代在发展,如今身处信息迅速膨胀、知识老化严重的时代,孩子需要学习比他们那个时代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因此我们更需要精挑细选,把最经典、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提供给他们。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孩子更需要经典。
04 读四书五经会把我们变成“孔乙己”吗? [返回目录]
曾有家长问,四书五经读多了会不会变成像孔乙己那样?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鲁迅读了十一年私塾,没有读成他笔下的孔乙己?后来,我重新看了一遍《孔乙己》,才发现,孔乙己根本不是读四书五经读坏的——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摘自鲁迅《孔乙己》)
究竟是书读得太多变成这样,还是读得太少变成这样,书里写得清清楚楚——他原来也读过点书,但没有进一步学习。幸好读过书会写字,替别人抄抄书。可是他好吃懒做,常常抄着抄着,最后连人带书以及笔墨纸砚一齐失踪。是圣贤书使他如此这般穷困潦倒,还是他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呢?很明显,这是人病,不是法病。
无论如何,读书还是帮了孔乙己的,使得他虽然一身坏脾气,还能派点用场替别人抄抄书。而且正因为他读过点圣贤书,“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再说,如果他连这一点书都没读过,恐怕我们不会知道有一个孔乙己(据鲁迅说孔乙己确有其人,姓孟),而只是中国旧社会一个普通的农民甲或者游民乙,他的命运不会比读过书的孔乙己好到哪里去。

05 读四书五经不利于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吗?[返回目录]
一种文化有了深厚的根,才能吸收外来文化。唐朝民间佛经数十倍于儒经,但中国文化并未变成印度文化,因为我们有那么强有力的文化根基。宋朝佛教理论上为什么没有什么发展,因为它已经融化在我们的文化中间了。今天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前提是必须很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汤一介)
许多人以为,东西方文化是异质的,读四书五经会妨碍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其实这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想。我们只要想想,为什么像王国维这样一位前清秀才,能读懂康德、叔本华、尼采,而不读四书五经、且西学已经东渐了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反而对这些西方哲人的书望而生畏呢?为什么像蔡元培这样一位前清翰林,能有极深的西学造诣,开创民主科学风气之先河呢?为什么四百多年前明代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能够“精于泰西之学”,大量翻译亚里斯多德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
道理其实很简单,正是因为他们在深入中国经典的过程中,心智被开发了,心量被扩充了,心性被陶冶了。一旦心灵得到高水平的锻炼,被充分打开后,接下来吸纳其他的学问就容易了。东西方,文化虽然有异,智慧却是相通的,而且越是高明的智慧越是相通,《周易》所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一法通则万法通。只要是一流的智慧,我们深入一种,必有利于进入另一种。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比如王国维,是先深入东方文化,再深入西方文化;比如辜鸿铭,是先深入西方文化,再深入东方文化,无论孰先孰后,先深入一方地最深处,进入另一方就容易。但无论如何,总要在一处夯实地基。怕只怕我们不深入任何一种,任我们的头脑、心灵为浅薄的环境所污染、所遮蔽(王夫之说“害莫大于浮浅”)。污染遮蔽到一定程度,便什么高度的智慧都吸收不了,而只能接受一点诸如迪斯尼、好莱坞、麦当劳等等浅层的文化了,更可悲的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西方的表面就是西方的全部。

有一次我说到这一观点时,徐凌啸同学提起黄易一部的小说《玄侠凌渡宇》,主人公凌渡宇从小完全受东方文化的熏染(书里说“出生后十五年在西藏度过,每一天都接受密宗严格的武术、气功和禅定大手印的锻炼”;“长期的密宗修行,使凌渡宇拥有比一般人灵敏百倍的感觉”),直至15岁才随母亲到美国接受现代教育,而后在西方的许多领域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故事虽然是小说虚构的,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不差的。东方文化是关乎生命的,一个有更高生命境界的人,必然能更好地理解其他文化。中国近代的许多伟人都经历了与此类似的求学经历。

我们常常误以为,二十世纪初北京大学百花齐放、群星璀璨,都是新文化的功劳。可我们仔细想想,这些大师,哪一位是北大这一新的教育形态培养的呢?那个时代的耀眼光芒,是那一代人拥有的东方底蕴与西方文化撞击产生的火花,是那一代人拥有的传统根底在新时代的机遇中结出的硕果。而且正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学”根基,才有底气吸纳“西学”,实现融合、创造和超越。如今没有了这层底蕴、根底,恐怕蔡元培校长再世,也无法再现北大昔日的辉煌了吧。我们来看看被誉为“新文化之父”蔡元培先生的简历吧:4岁入家塾,17岁考中秀才,22岁考中举人,23岁考中贡士,25岁考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27岁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若要论新文化之功效,我们得看看这一百年来,我们树了什么样的人?
06 我们今天的孩子在读什么? [返回目录]

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肤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朱光潜《谈读书》)
1912年,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中小学废止读经科,1920年,在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小学国文课本全面改用白话文。此后,中国的绝大多数学子便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经典无缘了,因为经典几乎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此后中国的儿童少年,几千学时的美好时光,都浪费在学习一些味同嚼蜡、没有营养的白话文上。下面两篇课文选自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要求背诵。今年上半年,我在采荷一小的讲座中,讲到“我从树杈上取下两只鸟蛋,小小的鸟蛋凉凉的拿在手上真好玩”这样的课文背下来又有什么意义时,一位家长幽默地说:这样的文章背多了,脑袋就变成鸟蛋了。这些文章难道会比“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可道非常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等等更有营养?为什么读四书五经反倒被认为迫害孩子?
此类缺乏营养的课文,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主要精神食粮。多年下来,除了知道一些小明小红、小猫小狗的故事(钱穆先生称之为“小猫叫小狗跳的教育”)和认识几个汉字外(识字需要花费那么多课时吗),心灵依旧空空如也,没有精神的建构,也没有文化的积淀。我们的生命就这样被浪费了。吕叔湘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批评过语文教育的低效——“少、慢、差、费”。平心而论,这些课文本身无可厚非,作为小朋友们课外阅读也是不错的选择。但选入教材,作为典范,供成千上万莘莘学子效法,则是不够格的。古人云“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这些文章能否超越它的时代,还是个未知数。鲁迅的文章好不好?他无疑是近代以来的佼佼者,但在中国上下五千年中的地位如何?我不得而知。
07 犹太人因为读经而失去创造力了吗?[返回目录]
有人说,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没有哪个民族先天就比其他民族聪明,关键还是在于后天的教育。中国人和犹太人曾经有着相似的教育传统——从小背诵本民族的经典。犹太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会翻开《圣经》,在书页上滴一点蜂蜜让他去品尝。他们在13岁成人仪式以前,要学完所有犹太教的基础知识,包括《圣经》、《塔木德经》等,而学习的方法就是配合着旋律,反复朗诵,直至背诵。
照一些人的看法,犹太人从小读经典背经典,应该会成为世界上缺乏创造力的民族吧?可事实上呢?恰恰相反。世界上许多领域的顶尖人物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都是犹太人。日本教育家七田真认为,很多国家的教育只是着眼于眼前,而犹太人的教育则是着眼于未来,犹太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创造犹太人的未来、实现犹太人梦想的下一代。
近代以来,虽然同被誉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中国人和犹太人(无论是精神领域还是物质领域)的差距,是令我们中国人感到羞愧的:犹太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而一百多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是中国人的几十倍;犹太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二,却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命脉(以至于有这样的说法:控制世界的是美国人,而控制美国的是犹太人),而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却基本上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近一百年间,我们这个占世界1/5人口的伟大民族,究竟给世界增添过多少原创性的贡献呢?无论是科学技术也好,文学艺术也好,思想学术也好……毛泽东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这样写道:“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真的是太少太少了!一个忘本、无根的民族,怎么会有生命力、创造力呢?
一次上课我提到毛泽东这句话,有学生说,这是因为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缘故,我说——犹太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都是灾难深重的,直到1948年才有自己的国家,这又怎么说呢?正是因为犹太人对自身传统的珍视和坚守,才使他们拥有强大的自信力、生命力,才得以捱过近两千年驱逐、屠杀的历史,仍为人类文明创造了无数的智慧。灾难只是外部因素,它既可以催人振奋,也可以令人一蹶不振。多难可以兴邦,绝不可以成为我们自甘堕落的理由和借口。近代以来中国人创造力的衰落,根本上在于长时期来对自身传统的摒弃和疏离,使得我们的民族精神日渐浮躁和空虚,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以至于一个泱泱大国,对世界的原创性贡献乏善可陈。我们不要总是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过去,我们应该“反求诸己”,好好反省我们自己。
08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返回目录]
尤其在中国“五四运动”这个阶段,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彻底的推翻了读中国的古书,接受新的教育,把一些教科书都变了。过去是读《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三字经》、《千字文》,变成读的是“小猫叫,小狗叫,开学了,开学了,老师早,老师好”,这是学语言,没有文化了,一直沿用到现在,这种教育方法所造成的流弊,祸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代的中国人,变成没有文化根基。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南怀瑾《谈儿童读经》)
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到中国一百多年来接连不断的反传统浪潮。我们不断地否定自己的传统,“倒孔”、“批孔”、“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总是觉得,想要练成西方式现代化的神功,必须先废掉自己的根,就像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

可是一百年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日渐远去,神功练成了吗?因为没有了根的,不可能有真正的生长。更可悲的是,我们看到那些没有“自宫”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等)练成了神功。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建党伟业》中,有一段辜鸿铭与新派人物的辩论,说得极好:辜鸿铭:陈独秀先生大言不惭,借“推崇新文化埋葬旧文化”之名,将国人近代之磨难,归罪于孔家旧学。试问,两千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哪?罗家伦:辜先生,您学贯中西,难道对孔子之学难得用于今日的状况视而不见吗?辜鸿铭: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今日仍是,不会三三得八。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这就好比一个人自己不争气,把家业败了,却总在那里怪自己的爸爸、爷爷、太爷爷乃至几千年前的老祖宗没给自己预备好,这不是很荒唐吗?这样的心态,是在奋发图强,还是在给自己的自甘堕落找理由、找借口、找托词呢?我们该想一想,是我们的老祖宗在给我们抹黑,还是我们在给老祖宗抹黑?是经典在糟蹋我们,还是我们在糟蹋经典?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很值得反省的。
一个民族若不懂得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就会陷入一会儿自怨自艾、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一会儿自吹自擂、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怪圈,总在两极之间摇摆、纠结,而无法拥有雍容大度、安定自信、平和中正的心态继往开来——这是我们近代以来的真实写照。好在一个民族生命的根不同于个体生命的根,绝了还可以继,还可以复兴。“让血脉再相连,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这是童安格一首老歌里的歌词,可以说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重大使命。
我在上课时,也有同学问过类似罗家伦先生的问题:难道你对今日中国受封建遗毒的影响视而不见吗?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状我当然是见到的,这些怪现状确实与封建遗毒脱不了干系,但这些遗毒绝不是孔孟老庄的罪过,相反,孔孟老庄恰恰是对治这些糟粕的,正是古圣先贤的精神之光,将中国人的精神得以提着而不至于堕落。“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蕴含的道理却是不差的。如果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读一读《论语》,孔子哪句话是糟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真的是糟粕吗?还是我们把它理解成了糟粕。退一步讲,就算《论语》中有一些糟粕,我们为什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这几句话不放呢?我们的心胸是不是该更宽广一些呢?任何活生生的、真实的东西都是既有缺点又有优点的,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近代以来,我们恰恰丢弃了传统的精华,而沿袭了传统的糟粕。因为,好习惯是需要辛勤的教育加上主体的努力,才能慢慢培养起来的,而坏习惯则是不用那么费力教费力学的。好东西要留下来难,而坏东西要留下来则不费吹灰之力。所以,我们在破的时候,容易破的、好的东西破了,难破的、坏的东西则破不了至今还在。

09 爱的对立面是恨吗?[返回目录]
我过去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不解:为什么近代史上那么多人,其一生得益于传统,甚至一生热爱传统,却又激烈地反对传统。比如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古典作品,毛选中引用古典作品远多于马恩列斯,但同时也是一个反传统极为彻底的人;鲁迅,人们敬仰他,就是因为他有传统士人的文化修养和刚毅气节,但他却是要青年人“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胡适,读过九年私塾,却反对旧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后来在我做心理咨询师的过程中,慢慢对那一代人身上的矛盾有了一种理解。那一代人在传统中浸泡长大,但内忧外患使他们心急如焚,恨铁不成钢,于是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试图改造传统(中国的传统确实经过几千年的流传,许多部分已经扭曲变形了),他们爱之深,所以责之切。正如许多父母打孩子,内心的源动力,其实是爱,只是这种爱的能量在那种情境下找不到适当的表达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一代人对传统的极端情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当下人对传统的冷漠表情。因为,爱的对立面不是恨(正如流行歌曲里唱的“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李玉刚《新贵妃醉酒》里也唱道“爱恨就在一瞬间”),而是冷漠。他们激烈地反传统,恰恰说明,他们与传统是紧密相连的,有着很深的感情,就像我们年轻时对父母的反抗。最可怕的是对传统的无视、漠然,就像夫妻之间,如果还有心情吵架,说明还没到很坏。
如果我们对于孔孟老庄等等,既没有了爱,也谈不上恨,而觉得它就像一个古董花瓶一样,只是曾经的存在,与我现在的生活无关。那么,中华民族就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们不必苛责近代的先人,正如我们不必苛责古代的先人,最应该深刻反省的,还是我们自己。

10 书不读先秦以下?[返回目录]
古人有“文不过先秦”、“书不读秦汉以下”之类的话(河南百泉书院里有一副楹联:书不读秦汉以下,意常在山水之间。),我以前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绝对了,难道两千年来的书都没有比得过先秦的?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些话虽然说得极端,却是不乏道理的。
有一次,我与参加我们经典会读的李靖、张尧两位青年诗人聊天,问起如何学习写诗?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多背古诗。我问“先背什么?”他们说《诗经》《楚辞》。我问“那唐诗呢?”心想唐诗不是诗歌的顶峰吗?他们坚持说背《诗经》《楚辞》等等要比背唐诗好,但也没说出道理来。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其间的道理:《诗经》《楚辞》是“本”,唐诗再好,也是从这根本上开出来的花。有“本”自然能够开出灿烂的花,而单单靠采集这些花是很难再开出花来。从欣赏来说,唐诗是上品,但从学习创作来说,我们还是得“而今迈步从头越”。

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从我们经典会读的许多朋友身上,我已经许多次地验证了元典所蕴含的能量。经典的作品,常常由于时间的久远,不容易读。但神奇的是,即便难懂,我们却能在懵懵懂懂地反复诵读中,不知不觉获得一种领悟、一种力量、一种快乐。而这是读“小小的鸟蛋凉凉的拿在手上真好玩”之类的文章根本无法比拟的。宋儒朱熹有一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元典,就是为了接通那个源头活水,而流出自己的清泉来。
当然,我们不能说先秦以下的书都不必读,但读书总有个次第,从源头读起,这是正途。《庄子》天下篇有一段话:“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越到后世,学问越是分崩离析,韩非就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更不要说到了近代,原本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化,也在西方学问体系的肢解下,变得更为支离破碎、体无完肤。于是,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左右之争……甚嚣尘上,多为不通本源、流于浮面的泛泛而论。
11 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先进吗?[返回目录]
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大部份选自《自古观止》、《古文释义》,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这教学法好像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梁实秋《岂有文章惊海内》)
我们现在常常把汉语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把文言文称为“古文”,把白话文称为“现代文”,把汉语文硬生生割裂了。让人形成一种错觉——文言文是古老过时的,白话文是符合我们现代化趋势的。殊不知,中国的语文没有所谓“古代”与“现代”之分,只有“书面”与“口头”之分。文言和白话这两种形态,自先秦以来,就一直并存、相互依存(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文言就是写文章时用的语言,即书面语;白就是说(表白、自白、旁白的白),白话就是说话时用的语言,即口头语,两者并没有什么优劣、先进落后的分别。
因为口头语言,可能每过几十年就会有变化(就像现在年轻人说的话,老一辈已经不太听得懂了),而且每个地方千差万别,所以我们的先人将书面的文字、文法统一起来,几千年来,任由口头语千变万化,书面语文言文却一直保持着相近的形式。虽然一个地方的话另一个地方可能听不懂,虽然一个时代说的话另一个时代可能听不懂,但是大家有着共同的书面语言平台。文言可以被各种白话所共享,通过书写我们可以沟通,南人可与北人沟通,今人能与古人沟通,正是借助文言文,我们中国文化才能够如此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就像一个人既需要说话也需要书写一样,口头语和书面语不是谁可以替代谁的问题,没必要也不可能替代。曾看到一个故事:课堂上,英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着最简单的中国古诗,让学生们译成英文。一位同学站起来,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译成“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 please go upstairs.”时,老师笑了,说:“把你的句子再直译成中文就是‘如果你想看得更多,请上楼’。” 听着名诗变成这种味道,教室里一片爆笑。同学换了各种表达方法翻译,可仍然感觉到总有什么东西不到位。“感觉到总有什么东西不到位”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东西我们能真实地感觉到,却说不清楚。如果有朝一日,文言文真的被白话文替代了,那么这种东西或许就从此丢失了。
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生活中只用白话文,不用文言文,学文言文又有什么用呢?这种庸俗浅薄的实用主义态度是很可笑的,照这么说,我们课本里的范文是不是最应该选取我们当代人生活中最常用的产品说明、电视广告、市场调查报告、网络流行用语呢?按这种用什么学什么的逻辑,数学大概小学没毕业就够用了,学什么sin、cos呢。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高远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学好文言的效用不在眼前,而在将来——无论是文字功底还是文化底蕴。单就文字功底而言,文言文功底好的人都能写好白话文,而只接触白话文的人则较难以写出优秀的白话文。我们看那些优秀的白话小说作者,几乎都是通文言的,无论是古代的曹雪芹、吴敬梓、施耐庵……还是近代的鲁迅、茅盾、巴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以载道”,文言文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以及从这个源头流出的绝大多数精华作品,加上文言文简约凝练、优美典雅、意蕴无穷,有了文言的基础,一个人说出、写出的白话自然就底蕴。所以学习中国语文,从白话文入手,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文入手,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才是正道。否则,如果我们继续以白话为主要养料来“灌溉”下一代乃至下几代的心灵,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必将变得越来越贫乏。如孟子所说:“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12 白话文需要现在这么教吗?[返回目录]
要知道那些反对文言文,倡导白话文的“大师”们,从鲁迅到胡适有哪一个不是“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培育出来的?有哪个不是读圣贤经典,读文言文读出来的?有哪个是靠分析“主谓宾”、“定状补”分析出来的?有哪个是靠填空填出来的,靠选ABC选出来的?淳沫若、徐志摩能在新诗上有所造诣,那是因为他们七八岁时就能对出优美的对子,写出漂亮的古诗。没有旧学的训练和涵养,哪来他们新学的造诣?(周北辰《国民教育危机及其对治之道》)
所谓白话文,就是用大白话写的文章。人人都会说白话,只要会认字就能读白话,只要会写字就能写白话。根本不需要正经八百地在课堂上讲解那么多课。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或许是因为实在没东西好讲吧,才需要把原本浅显易懂的语句弄得“高深莫测”,总是要我们去猜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要我们挖掘作者自己都不曾想到的所谓深意。才需要将原本行云流水、浑然一体的文章肢解得七零八落,什么主谓宾定状补、名词动词形容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些东西分析得再清楚,也无法提高我们对汉语文的感受能力、领悟能力和运用能力。此外,我们还要花上很多时间去记那些所谓的“常识”,XX作者原名XXX,字XX,籍贯哪里,代表作是什么……除了应付考试,增加一点吹牛谈资,似乎没有其他意义。试问,有几个人的文化功底是靠这样训练出来的呢?
孟子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规矩掌握再多,也不足以使我们心灵手巧,甚至有害于我们心灵手巧。我曾在《苏菲的世界》里读到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从前有一只蜈蚣,可以用它那一百只脚跳出非常美妙的舞蹈。一只乌龟嫉妒它,就给它写了一封信:“伟大的蜈蚣呀,我对你精湛的舞艺真是佩服极了。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跳的。你是不是先举起你的第28号左脚再举起你的第30号右脚?还是你先举起你的第17号右脚,再举起你的第44号右脚?我热切地期待你的回信。”蜈蚣读了信以后,马上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先举起哪一只脚?然后又举起哪一只脚?此后,蜈蚣再也不能自如地跳舞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理智的思考对于某些东西是有破坏力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老庄为什么要“弃智”了。用西方式的语法分析,阉割和肢解中国语文,特别是在孩子熟悉这种语言的初期,会妨碍我们对语和文本身的感觉。到头来会像那只蜈蚣一样,反而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说话作文了。我们说话时,何时想过主谓宾定状补动词名词形容词这些问题?我们回想自己是如何学会了说话,是先学语法规则、学名词解释吗?还不是在多听多说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就会了吗?当然,技法的分析不是完全没用,但是得先有了对汉语文的感觉,谈技巧才有意义。
联想到我们的英语学习,也是本末倒置的。许多人从初一开始(有的从小学开始)学了十多年,做了无数道选择题,语法都懂,可依然是哑巴和聋子,在交流方面依然不如一个英语国家的文盲。说白了,我们缺乏对语言的感觉,没有语感,而语感是不可能靠分析语法、做选择题得来的。

13 为什么经典诵读要从娃娃抓起?[返回目录]
人生教育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幼儿养性──优美人格的奠定
第二阶段:童蒙养正──圣贤智慧的陶冶
第三阶段:少年养志──理想抱负的鼓舞
第四阶段:成人养德──真实生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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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大学的加藤荣一教授有一本着作叫做《天才满世界》,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1991年3月1日.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会上遇到了创业家井深大先生。我向他请教“使脑子变聪明的方法”。他回答说:“就是要大量的死记硬背啊。古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素读’——不求理解含义、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战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有10个人.他们全都作过这种‘素读’练习。汤川秀树先生从3岁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了。那时候他学习的有《论语》、《孟子》等,除了老庄不教,因为不适合儿童学习。但是少年时代的汤川自己把老庄也读了,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量子力学出现时他一下子就理解了。而其他人却不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读了老庄。”
战后的教育原则变成了“先记简单的再记难的”、“先理解再记忆”,这种观点是分析性的、成人式的,是把成人的思考方法强加给儿童。实际上,儿童擅长记复杂的东西,擅长不加理解地死记硬背。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培养天才的真实方法,也就是右脑教育法。犹太教育培养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教育就是以记忆学习为中心,强调反复朗读。
(日本教育家七田真《超右脑照相记忆法》)

为什么经典诵读要从娃娃抓起?简单地说,是因为成人和儿童在记忆力和理解力上的差别:儿童记忆力好,理解力差;而成人记忆力差,理解力好(下图引自王财贵老师的读经手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基本规律。年纪越大,越记不住东西。许多老人,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会记不得,但奇怪的是,他们对小时候的事情却能如数家珍(很多年前,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这说明,年纪越小,记忆的刻痕越深(真可以说“刻骨铭心”);相反,年龄越大,记忆越浅,甚至根本记不住东西。中国古人所谓“少成若天性”,小时候学到的东西,就像天性中本有的一样。

《颜氏家训》中说“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而且谈到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说他七岁时背诵的,每十年复习一下,就能记忆犹新;而二十开外背诵的,一个月不复习,就忘得一干二净。
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义父布朗教辜鸿铭背《浮士德》,布朗说:“我说一句,你背一句”,辜说:“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呀!”布朗说“没关系,只求你说得熟,不求你听得懂;听得懂再背,心就乱了,背不熟了。……就像学念咒那样学。”我们成人为何背东西比较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理智的思考干扰了我们对经典的吸收,我们大人的心太乱。

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我们成人因为有太多的分别、太多的计较、太多的思虑,他的心灵设置了重重关卡,无法达到婴儿那种浑然的、柔顺的状态,因而不再像孩子那样有灵动敏锐、有感受力。打个比方,就像我们面对一个人,如果有太多的分别计较,有许多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成见,有分别计较,就会有所遮蔽,会感受不到许多东西,就不能真正理解对方,不能接纳对方的全体。于是,与他总是有隔。
14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返回目录]
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有所当读之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读熟。(明末大儒陆世仪《思辨录》)

毛泽东有句话:“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人的头脑,是“先入为主”的,一旦形成了某种观念、养成了某种习性,就很难改。如果我们在孩子学习的黄金时期,只给他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充满了低俗广告、靡靡之音的贫乏、浮躁、肤浅的文化环境,他们的吸收能力便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于记忆那些庸俗的广告、无聊的歌词,于是乎孩子的心灵就可能永远与人类最有价值的文化绝缘了。说来也怪,我们在日常生活、电视节目里,经常看到一些小朋友学着唱大人才能懂的不三不四的歌,说大人才能懂的老三老四的话,大伙儿都啧啧称赞;反倒是让孩子背诵孔孟老庄,会有人说三道四。其实那些不三不四、老三老四的东西才真正是无益的。
作为大学老师,我在大学里碰到过许多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学生,我了解他们其实不是真的热爱网络游戏,他们实在是找不到生命能量的出口,他们是穷极无聊,在虚拟的网络中寻找避难所,越玩越空虚,越空虚越玩,不能自拔(这是饮鸩止渴)。因为他们深层的心灵从来没有被开发过,也就无法接近人类文明高级的领域,低级的无法满足他,高级的又进不去,所以只能这样挣扎着虚耗人生。我常常听年轻人说到一些词“无聊”、“郁闷”,我们仔细想想,这些词都是在描绘生命能量的无所去处,“无聊”是有精力却不知道做什么,郁闷是真我被压抑着,无法突围。我这里所谓的高级低级,并不只是量上的关系,而有质的区别,低级的东西,越深入进去,越感到空虚,越需要更多的外在刺激来填充;而高级的东西则相反,越深入进去,越感到自足圆满,越感到自信充实。
如果孩子从小能接受良好的经典教育(无论是文字、音乐、绘画……),就不太可能沉迷于卡通、武侠、电视、流行乐等等(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沉迷于这些不好)。因为这些浅层的东西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自然而然乐于接近人类最高明的文化(这种快乐不是一般的快乐所能比拟的),而远离庸俗浅薄的东西。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契克森米哈赖在《幸福的真意》这本书里,就说到背诵式学习对一个人幸福的意义。他认为,一个人通过记住故事、诗词歌赋、化学方程、数学运算、圣经章节、名人格言等等,可以获得一套“象征体系”,从而在心灵中建造了一个随时与他同在、自给自足的世界。而记忆中没有足够存储的人,因为内在没什么可以仗恃的东西,所以更需要外来的刺激——看电视、看报纸、找人聊天等等——才能保持心灵不限于混沌。我想,中国古人和犹太人其实早就明白这个道理。腹有诗书、满腹经纶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的生命有着更大意义的自主性,而不是总被外在的东西所左右。

15 从何时开始最合适?[返回目录]
家长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从几岁开始合适?”我的回答总是一个“从今天开始最合适”。我发现,凡是说我儿子才X岁,太小了,明年再开始,一般情况,这样的家长,到了第二年也不会开始。还有说我女儿已经X岁了,太大了,在早几年就我就让她读了,这样的家长,就算让他早几年听到儿童经典诵读,也不会早早的开始读。
0~13岁的儿童是最佳时期,只是相对而言的。小学毕业前后,孩子开始进入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会对单纯朗读、不求甚解的学习方式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中考高考的应试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到工作以后,要抽出时间来学则更难了。无论你现在多大年纪,只要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接触经典,都不算迟,“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我自己本科学工科,研究生读管理,在整个学校生涯中从来没有系统接触过经典;等我有机缘接近它们时,已经远远超过13岁了。这些年来和我一起晨读、会读的大学生,也已经远远超过13岁了。但我们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读,读一篇是一篇,读一本是一本,不投机取巧。在这样看似没有效率的学习过程中,获益匪浅。其实我们获益的不是几个文字而已,而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读经班里的许多家长也都都反映,在和孩子一起诵读经典的过程中自己也收获很大(不少家长都说,她们在带孩子读经的同时,孩子也在带他们成长),而且家庭氛围也变得越来越温馨。我们这边许多家长为了给孩子营造更好的读经氛围,关掉了电视机,带头给孩子读起来。有几位家长曾在QQ群里谈起他们家里是如何营造读经氛围的——
孙水花:昨晚睡前 我们全家一起读中庸一遍然后 呼呼去了 轻松愉悦
杨海锋: 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
智善:全家融入,和谐家庭,这样才真的是快乐读经啊。如果每个家庭都能这样,国家必将更为昌盛。感动。
余剑英:我觉得睡觉前背背很好的 关了灯躺着 背背 被窝里 很温暖
杨海锋:据说睡觉前和醒来后是两个绝佳的记忆黄金时段!
依依妈:这个想法好,我们也试试
余剑英:嗯 醒来也背 正好可以叫醒睡中的老爸让老爸也感受一下中国文化 哈哈
豆豆妈:我们每天清晨在论语的CD音中醒来,这也是个借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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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孩子在死记硬背吗?[返回目录]
我7、8岁读的书,我现在80多岁,你提了那一点,我马上都可以答出来,还是忘不了,理解了就忘不了。现在学校里,6岁起,读到20几岁大学毕业,拿到博士,有时你问他,这十几年当中学的东西,就答复不出来呀,这是常有的事,很明显的事。因为他不肯背诵,是应付临时的考试,那样叫做强记、硬记。“硬记不是背诵”,背诵像唱歌一样,不用动脑筋。现在的教育,假如是用脑筋强记,把脑筋都记坏了,这不是背诵。像有些人,大学毕业了,再去背书,用的方法是强记,不是背诵。因为他已经成人,就是强记,背诵是小孩,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什么内涵,并不知道的,就是会唱、会念、这个叫背诵。以佛学来讲,背诵是进到第八阿赖耶识里去,记忆强记是第六意识的作用,是脑子表层的作用。比如一个小孩子学普通流行的歌曲,随便一听就背来了,他不要用心的,就永远记得了,这就是背诵。硬记的不算数。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些领导人站在台上拿讲演稿一样,是强记的。(南怀瑾《谈儿童读经》)

许多人认为孩子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记忆是“死记硬背”,其实孩子的记忆过程,并不像我们大人想象地那样“死”、那样“硬”,许多东西是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而然记住的。我儿子两岁多了,我经常在他玩的时候,给他念一两句,他会边玩边跟着念(并没有专心听我说话),不用太多遍,他就记住了。下次再给他念,他就能跟下句,“三才者”,他就会接着说“天地人”;“大学之道”,他就会接着说“在明明德”。今年年初在西湖国学馆碰到王财贵老师,说起有些小朋友读经注意力不集中,王老师的回答是:“不需要集中注意力”。
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体会,孩子口里经常会蹦出一些奇奇怪怪、不知从哪儿学来的话,令人忍俊不禁。电视里那些不停狂轰滥炸的广告词,什么“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等等,孩子们更是耳熟能详(只是对这种句子耳熟能详没多大意义)。有一次,我搭一位同事的车,车上坐着她六七岁的儿子,这位小朋友居然唱起了“死了都要爱”,令人惊讶不已。若要论懂不懂,你觉得六七岁的孩子真的理解这些男欢女爱吗?而无论懂不懂,只要他觉得好玩、上口,他就会模仿,这并不需要刻意的努力,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中完成。孩子在吸收外界信息时,不像大人那样需要专注、需要思考,孩子的感官是全方位敞开的(所谓聪明,就是“耳聪目明”),他们依靠敏锐的直觉,对四面八方来的点点滴滴的信息,像海绵吸水一样、如明镜摄物一般,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并直达生命深处,牢牢地印刻在里面。
正因为他们吸收的东西进入了意识的深处,所以也能从意识的深处流畅自然地涌出。一个孩常常可以将上千字的文章一字不落、没有疙瘩地背诵出来,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而我们大人背诵时(比如我们背诵讲稿时),总是在拼命地想下面该是什么了,想自己是用什么记忆法记住的,所以很难将这么长的文章流畅地复述出来。我们大人是在用脑子背(这才是真的死记硬背),而孩子则是源源不断、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其实我们大人对特别熟悉的东西(已经进入深层),背起来也是“不用脑子”的,比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并不用刻意去想,就像自动播放一样。
台湾林助雄博士从左右脑开发的角度,肯定了儿童经典诵读的效用,他说,读经可以使脑波从β波转换至α波,可以使左右脑同步运作,从而增进脑力(包括记忆力、注意力、理解力和创造力等)的开发。他说,“其实,单从左右脑平衡的目的来讲,儿童除了读经之外,就是读其它的东西也会有效果,只要把握住轻松并有韵律感地重覆念唱即可。然而,一再重覆的念唱,即使没有刻意去理解,所读唱过之内容不只是会存入大脑记忆,它更会烙印在潜意识里,而潜意识的妙用就是无需经过意志的运作,能直接地、默默地、自然地影响了人类的思惟与行为,所以儿童读经,选择古圣先贤的智慧精华是正确的,因为假以时日,有读经的人多少会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

记忆力(哪怕是死记硬背)本身是人类的一项重要能力,而且记忆力不但不妨碍理解力的发展,而且成为理解力发展的坚实基础。问题在于背什么、怎么背,内容适当、方法适当,背诵也可以一件很愉快、很有益的事情。
夫群经乃吾国古文,为最正当之文字。自时俗观之,殊不得云非艰深;顾圣言明晦,亦有差等,不得一概如是云也。且吾人欲令小儿读经,固非句句字字责其都能解说,但以其为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欲其早岁讽诵,印入脑筋,他日长成,自渐领会。且教育固有缮绠记性之事,小儿读经,记性为用,则虽如《学》、《庸》之奥衍,《书》、《易》之浑噩,又何病焉?况其中自有可讲解者,善教者自有权衡,不至遂害小儿之脑力也。(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

17 长大了自然会慢慢理解[返回目录]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摘自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

据说在胡适老家(安徽绩溪)的祖坟上,就刻着他手书的这两句“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胡适感慨,幼年背诵时不解其意,上了年纪才对这两句诗有所理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人生经验:小时候懵懵懂懂听过许多话,看过许多书,一开始不理解,但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领悟了某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也常常能在别人的回忆录里读到类似的故事:多少年后,才明白小时候父亲对他说的某句话;多少年后,才明白老师当年的良苦用心等等。
经典的话语本来就是高度凝练、高度浓缩的人生智慧,所以它们“化”开来要比一般的作品历时长一些,需要我们每个个体在人生旅途中慢慢咀嚼、慢慢消化、慢慢吸收。经典就像酒一样,我们先将它存放在生命里,等它慢慢“酝酿”,时间越久越有味道。如果能在小时候背下《论语》,《论语》跟我们一辈子,背下《老子》,《老子》跟我们一辈子(真正的随“身”携带)……存放在生命里的经典,可以时时刻刻伴陪伴着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随时随地滋养我们的生命、启发我们的人生。它们不断地与我们的生命体验相往来、相交融,不知不觉渗透到血液里,自然而然为我们所用。在这样的“里应外合”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感悟逐渐得以升华。
许多人认为孩子读了经典不能马上理解、不能马上运用就等于没学,这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的。若要在幼年时强要求理解,那是强人所难,若是因为不理解,便不让孩子们接触,更是误人子弟。陆游诗中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少年下的功夫,年纪大了才见成效。我们去接触了才能理解,而不是能理解了才能去接触(正因为不理解才要去接触。人与人之间也这样,接触了才能理解对方,而不是理解了对方才可以去接触)。到能懂的时候在去接触往往已经来不及了,经典已经很难渗透进他的生命了,且不说还能不能看进去,或许连接触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了。不懂就不去读,不去读就不能懂,这是恶性循环;越读越懂,越懂越读,这才是良性循环。我常开玩笑说,如果一定要到懂的时候才能去读,那么越有价值的经典越是最好到死前再去读。
对理解了才能读的观点,我们还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吃饭是不是先把青菜分解为蛋白质、维生素、铁、钙等等才能吃呢?哪一个人吃东西不是先吃到肚里,让人体的消化系统自动完成消化的?我们相信自己的肠胃有这个能力。同样的,我们也要相信,孩子的生命有这个能力,在他们自己将来的人生路上慢慢消化这些精神食粮。我们的作用,不是帮他们消化,而是给他们创造条件带上足够的干粮。
消化、吸收、运用,这些都是孩子将来自己的事。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是会成长的。《周易》云“生生之谓易”,儿童的生命最能契合这种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我们的读经班称为“生生学堂”的原因。我们既要给孩子足够的人生储备,也要给孩子足够的成长空间,这才是教育的正道。而我们今天的做法恰恰相反,一方面,孩子没有足够丰富足够优质的储备,另一方面,又不相信他将来自然有理解的能力,而把我们的理解强加给他,一篇课文翻来覆去讲,浪费时间。

18 什么是“理解”?[返回目录]
有时候,我们听一段旋律,会被深深地感动,可是要我们解释一下这段旋律的意思,却说不出来或者说不清楚——请问,我们对这段旋律算理解还是不理解?我的一位外语分院同事,曾和我说起她在美国留学时,一位教英国文学的老师,带他们读莎士比亚的古英语,方法就是大声地朗读。有时回到宿舍,读着读着,她会流下眼泪,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她还不能完全读懂——请问,她对莎士比亚算理解还是不理解?
我的一位学生江文志曾在他的作业写了这样一件事:高一那年在语文老师家单独补课,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美籍华裔女孩,是个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的女孩,这是她第一次回中国,暑期跟随姑姑回中国学习汉语。我们每天坐在一起读的无非就是一些《诗经》《论语》《唐诗三百首》中一些特别有名的词句。刚开始看她读来很吃力,也不知道在完全不认识那些字的情况下她是通过什么方式记忆的,但是看她不停的朗诵可以看出,她自身是非常享受的。一个半月后她回了美国,走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将《陌上桑》这样的诗歌背出来了,真心佩服她。要知道,她是在没有任何压力和催促下学习一门对她而言比外语还外语的外语,但是她的表情和积极告诉我她很享受。我看了很感慨,读经典,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是不是已经久违了这样一种心情呢?我们是不是该重新沉下心来,体会一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韵律和节奏呢?
今人过于注重用“脑”去理解、去分析,而忽视用“心”去理解、去感受。我们可以看一看“思”这个字古代的写法(《说文解字》里的篆体字) ,上面是一个“囟”,下面是一个“心”。“囟”与大脑有关(婴儿头顶骨头未合拢的地方叫囟脑门儿,脑的繁体“腦”右下角就是囟),所以,古人的思,是兼具心的感悟和脑的思辨的。而在现代人则越来越偏向于脑的一极。
近日,读到台湾朋友薛仁明的一篇文章《游春涉险----关于阅读》,就说到自己小时候读报纸,虽不懂却有饶有兴味。摘录两段与大家分享:
那时看中华日报,真是波光潋艳,浩瀚无边。从头版头条,到内页小启,怎么看,怎么新鲜。小四生,哪懂?但是,正因懵懂,才好看至极。字多不解,词亦不解,内容当然更不解;但我一路读,一路揣度,甚至也不揣度,单单看着,单单读着,如游春,如涉险,沿途多有唐突,却皆成景致。
那一日,内人言道,现今学生,明明从小就有阅读运动,但不知为何,遇到较繁复之叙述,多半却步,便反射式地排斥,连试都不愿一试。我说,这系因他们从小习于浅阅读,惯于被迎合;只读懂的,只看成人迁就于他的所谓儿童读物与儿童节目。一旦习惯了轻松容易,当然要排斥费神难解。现今的阅读运动,学生自然欢喜,也似乎养成了他们的阅读习惯;但这种习惯,长久看来,却未必是好。内人听我言罢,便问道,那如何才不算是浅阅读?我指着六岁的薛朴说,譬如他看京剧,哪会全懂,但分明有着好感;再譬如他们姐弟读三国演义,又好比古人幼年读经,更好比我们童稚时听大人讲古,甚至只是闲话家常;凡此,都只懵懂,却都有助于小孩开向一个可向往之未知。现今小孩最欠缺的,其实是那一个可向往的未知。他们对这个世界,少了份虚心,因此就失去了兴味。

19 我都不懂,怎么教孩子?[返回目录]

经典是我们常听人说,“我在重读……”而不是“我在阅读……”的那类书。
经典具有特异的影响力,它们不可能从头脑中清除,它们潜藏在大脑的记忆层中,披上了集体或个体无意识的伪装。
每一次重读经典,就象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
许多家长的一个疑问是,我都不懂,怎么教孩子。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几点。
其一,人文的东西,没有完全懂或者完全不懂。只要是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理,都或多或少懂一点,但即便是那些文史哲专家,也没有人敢说自己全懂。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可能要比一个中文系博士更为深切。所以,许多家长说不懂,只是个托词而已,比如一部《论语》,不可能百分之百不懂的,就拿第一句来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对这句话可不可能完全不懂呢?就算不懂,也可以看注释啊。关键还是有没有心的问题。作为我们这个已经与经典疏离、隔膜了时代的家长,最好的心态就是,把自己当成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来一点一点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
其二,经典确实比一般畅销书难懂,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今中外,凡是可以称得上“经典”的作品,都不可能是“一目了然”的,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凡是伟大的作品,初看时必让人觉得不十分舒服。”读一遍就一览无余,再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深研体味的,不可能是经典,而是一次性的快餐读物。经典总是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可能含义,常读常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每一遍读,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读,会有不同的感受(正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下读,在不同的年龄读,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不过,这所谓难懂,是对大人而言的;对孩子来说,主要是吸收、储备,诵读“小小的鸟蛋凉凉的拿在手上真好玩”和诵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孩子来说,难度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后者更容易,因为后者句子短,而且有韵律。

华东师范大学关于“诵读经典与潜能开发”的研究指出:幼儿是通过听老师读某个字的声音,同时观看这个字的形状来认识这个字的,完全不用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在儿童的心智结构中,背诵被成人认为“艰涩难懂”的文章,与背诵浅显易懂的儿歌是同一种意义的活动,难与易只是成人自己的成见;幼儿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动”识字,完全可以不按照传统习字的教育方法“主动”认字,越是在低龄阶段,听和看的能力对帮助识字越有帮助。
其三,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把你对经典的理解教给孩子,只是给尽可能地给孩子多提供接触经典的机会。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觉得老师有一桶水,才能给孩子一杯水。其实这种理念是很狭隘的,这岂不意味着学生永远“小于”老师么?真正合理的观念应该是,虽然老师只有一桶水,但老师可以指引给学生一条河!(王财贵老师语)不懂的人只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最合适的时机、用最合适的方法、把最合适的内容),就能教出懂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大法。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教育,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社会才能不断前进。老师的最大作用,是指引孩子面向人类最有智慧的东西,而不是等到自己有学问了,再倒一点给孩子。
所以,家长懂不懂,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关键看有没有心。王财贵老师认为,教孩子读经,只需要六个字“小朋友,跟我念……”。他甚至开玩笑地说,老师只要“糊里糊涂”地教,孩子只要“糊里糊涂”地学。读多了,自然就记住了。既不要刻意求懂,也不刻意求背。
20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返回目录]

读书……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朱熹《训学斋规》)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苏轼有诗句“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多了自会理解。
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的一段回忆:余以半日力读英文,……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读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所谓英文历史书中之特有名字,较之此等,岂不易知易晓,难相比论。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无论读英文还是读文言文(对大多数人来说,文言文和英文一样,也是一门外文),如果我们觉得某些词不好理解,不要停下来,继续往下读,屡读多读,自然而然会“心知其意”。
古人又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杜甫有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多了,且自会作文。清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欲所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
不过,无论是“自见”、“自知”,还是“不会作诗也会吟”、“下笔如有神”,前提是“读百遍”、“百回读”、“熟读”、“破万卷”。也就是说,要反复的多读、熟读,乃至“读之极熟”。 《三字经》里说得好,读经典要“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这一点,方法看似简单,但是今天的人做起来却很难。随着生活节奏的加速,现代人已经没有这个耐心和经典“朝夕相处”了。我们追求“快餐”,崇尚效率,最好和一本书“初次见面”就能一览无余,让我们耗上几天几个月仔细揣摩、虚心涵泳,甚至让我们用上一生时间去证悟,可没这个闲工夫。所以,我们只乐于读一次性的报刊杂志,就算读经典也只是掠过浅层的头脑,不能进入心灵。孔子告诉我们:“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前日,刚刚在牟宗三先生的《五十自述》中读到一段:“今之青年,既无时间,亦无精力,时风日趋于苟偷,只想讨便宜,耳剽目窃,随便一观,便想有得,不得则弃之,真根本说不上也。”毛泽东曾对人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也还是没看懂”。这些人读书的功夫都很深。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孔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怎样向他学习呢?我们会不会希望他老人家开个速成班,在一个星期、最好是一天里,把儒家的精义讲给我听呢?面对这样的要求,孔子会怎样回应呢?我想他可能会说:“予欲无言”。要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可以速成,孔门的弟子何苦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跟着他呢?
我们在每个婚礼上都会听到这样的话:XX和XX从相识到相知到相爱。人与人的感情,都有这样的过程,相处日久,逐渐了解、慢慢熟悉,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想一下子就理解对方,是不可能的。经典也是一样的,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在“朝夕相处”中培养起感情,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它。

21 要不要给孩子解释? [返回目录]
究竟要不要给孩子解释?这个问题家长们问得很多。现代私塾的教学理念,大多强调不要解释。这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理解水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对经典的理解是有限的,可能是浮浅甚至误导的。比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我们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孔子让我们学习时常复习,不是很快乐吗?虽不能说错,但孩子可能就此以为,圣贤的话也不过如此。事实上,这句话果真只是这层意思吗?任何一句话,当作者说出后,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将随着越来越多读者的解读而生出无穷无尽的可能含义,越是经典,这种可能性越是丰富。任何一部,都有着万倍、亿倍于原文的注疏,如《论语》,原文的每一句话都有好多讲法,而每一种讲法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所以,除非下过一番功夫,家长和老师最好不要随意给孩子解释。
另一方面是孩子的接受水平问题。比如“道可道,非常道”,你觉得应该如何跟一个小朋友解释呢?即使字面上解释给他听了,也未必理解。有一次,一位同事和孩子一起看了一部关于《老子》的动画片。看到有一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片子里的解释说不出门外就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不看窗外就可以知道天下的道理。她六岁的女儿就说这不对,不出门怎么可能知道外面的事情呢?然后同事来问我,怎么跟她解释,我只能摊摊手,无能为力。我可以跟你解释,但要解释得六岁小孩听得懂,很难。其实这里的知天下、见天道,并不是见闻类的知识。老子的意思是“道”内于我们每个人,应该反求诸己,而不是盲目外求。正如他另一段所说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这一层意思,很难向一个六岁的孩子讲明白,很可能是你给她解释了一大通,孩子未必明白,又浪费了时间。而这些时间孩子本可以吸收更多的经典养料,尤其现在孩子功课紧张,可以用来读经典的时间本来就很少。
不过,对于“不解释”这一理念,我们也不必过于拘泥,因为确实有一些小朋友好奇心很强,很想知道书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能总是打击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只要诵读和讲解不本末倒置(诵读为本)。我也看过一些古代私塾的资料,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一味地让孩子读、让孩子背,一点不讲解。宋代王虚中的《训蒙法》就提出“七岁便可说书”,清代唐彪的《家塾教学法》中也说“童蒙七八岁时,父师即当与之解释其书中字义”。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三年级上)有一篇课文叫《不懂就要问》,是讲孙中山小时候在私塾里的故事(见下图)。这位王先生分寸把握得很好,“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而且讲得很详细。

总的来说,我的原则是:1、孩子不问,就不主动给他解释(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2、孩子追问,就和他一起去查阅资料寻求解释(这是我们读经班朱嘉慧小朋友的妈妈给我的建议,协助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答案);3、解释前,先要求背熟后;4、解释一定要参看经典注本,比如说《论语》,可以参看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的《论语新解》等等。
22 文理科教育方式的差异[返回目录]
王财贵老师关于文、理学习规律有差异的观点,十分精辟。理科的学习是线性的,必须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一步接一步,浅的不懂,深的就没法教,比如学了加减,才能学乘除;而文科的学习则是非线性的,必须一步到位,先耳濡目染大量接触,有朝一日自然可以融会贯通。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恰恰是在用学习数理化的套路学习人文艺术,所以是很糟糕的。
以音乐为例,我们幼儿园阶段学幼儿歌曲,“小燕子穿花衣”;小学阶段学儿童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学阶段自学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按这样“循序渐进”,是不是到了大学阶段,就能进入贝多芬、莫扎特的世界了呢?其实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到中学,加起来也有不少课时(虽然被应试教育挤压),可是到头来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缺乏欣赏经典音乐的品位和能力呢?我在大学里为了补课,还专门选修过一门音乐基础,但显然已经太晚了,总是无法进入那个的世界,孟子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语文教育也是这样,我们幼儿园时只教幼儿能理解的小猫小狗,小学只教儿童能理解的小明小红,等到我们长大遇到人生问题,需要那些有高度、有深度的智慧时,还来得及现学现用吗?陆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袁枚更有“书到今生读已迟”的感叹,这些饱读诗书的人尚且有此遗憾,今人是不是更该有所反思呢?
英语教育亦是如此,从初中(有的是小学)直到大学,很少选用经典美文,从肤浅开始,到肤浅结束,而且只注重背单词、记语法,而不注重语感。我们提倡儿童经典诵读,当然也包括英语的经典,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专家都指出,过早学外语可能干扰母语内核的形成。所以我认为,英语的学习最好是在母语有一定基础之后。目前许多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我们那时候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如果单从年龄来说,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他在这个年龄已经打好了母语基础的话(但现在语文教育低效,这个年龄段根本没有打好母语的基础)。
23 数学教育切勿拔苗助长[返回目录]
按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孩子的思维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比如他只能理解一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三个苹果,而不能理解1+2=3这样抽象的逻辑,更不要说“乘法”、“除法”这些更为抽象的内容。有时候我们以为他理解了,实际上他只是记住了(还是动用他这个时期最擅长的能力),稍微变通一下、换个表述,他又不会做了。

所以有人提出小学低年级应该尽可能降低数学难度,甚至不开数学课(上海静安区教育学院附校就曾推出过小学一年级不学数学的大胆改革),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孩子的抽象思维能力要到十一二岁到十四五岁(形式运算阶段)才慢慢成熟。在这一能力形成之前,任何强人所难的做法,都只是在拔苗助长,不但事倍功半,还更把孩子的学习的胃口弄坏,自信搞垮,逐步“培养”起对数学的恐惧感和厌恶感,更进一步窒息他本有的灵性和好奇心。正如孟子所说:“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当然,每个人孩子的资质禀赋、成长节律也不一样,如果你的孩子有数学上的天分,就需要因材施教,我这里是对大多数儿童而言)。

人的数学能力,就像走路的能力、说话的能力一样,是孩子本来就有的(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我们常说的“本领”、“本事”,都是说这些能力是我们本来就有的),而不是我们给他的。时候不到,再怎么折腾也没用;时候一到,他自然会走路、自然会说话、自然会抽象思维(这些都是他自己学会的,而不是我们给他的)。那些在一二年级难以理解的内容,过几年自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理解。这就好比让一个孩子去挑100斤的担子,到了一定年纪,他自然能挑100斤,但是你要他在6岁的时候挑100斤,怎么训练都没用,不但没有用,还会毁了他。
教育的道理,只不过是合乎天性、顺应自然,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罢了。一个人小时候记忆力非常强,而理解力比较弱,就让他多吸收、多储备,不强求理解。这也是孟子“勿忘勿助长”、“有为有不为”的道理。既不要荒废孩子的记忆力——这是有可为的地方,也不要强求孩子的理解力——这是有不为的地方。
24 会忘就没有用吗?
想起多年前,一位学生跟我说起他小时候的读书生涯,说他爷爷是语文老师,从小让他背诵过无数的古诗文,但现在基本上都不记得了,所以他觉得小时候背诵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完全是浪费时间。当时我信以为真,后来看了他写的几篇文章:他能写文言文,能写古体诗,而且平常写的白话文也很好——这才恍然大悟,虽然他口头上说这些东西都忘记了,其实这些东西并没有真的从他头脑中消失,而是埋藏到了记忆的深处,进入了前意识或是潜意识里。虽然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实际上无时无处不在我们生命中默默地起着作用。
郭沫若有句话:“吃狗肉是为了长人肉,而不是为了长狗肉。”正好可以用来形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吃了狗肉以后,在自己身上找不见狗肉,就认为吃狗肉是没有用的。我们读经典的最终意义是为了自己身心的成长,是为了长自己的“肉”。许多时候,我们所背诵的东西看似是忘记了,实际上已经转化成我们自身精神的一部分了。意大利作家伊塔洛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这样说:“这种作品(指经典)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书上的东西,本来就是为了激发我们自己的生命。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不记得原文,这个不重要,我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为了做两脚书橱,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会背。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否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宋代大儒程颐说过一句话:“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25 “看书”和“读书”[返回目录]
我们现在常常是读书和看书不分的,其实这中间大有分别。曾国藩在《复邓寅皆书》中说:“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

越经典的书,越要讽诵吟咏,而且宜熟宜专,日夜摩挲,但求其久。所以古人把上学叫做“读书”、“念书”,上学,就该学最经典的东西,而学最经典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声地读,这是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佛教就很重视这种方法,他们有“念经”、“诵经”。
读书和看书,对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比如一首古诗,读一遍和看一遍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比如上课,同样的内容,听老师讲一遍和自己看一遍,也是有差异的,如果能向别人复述一遍,印象会更深。干巴巴的符号,而还原为抑扬顿挫的声音,因为在自己身体里发生了共振,所以更鲜活、更生动、更有穿透力,更容易体会到文字背后作者的生命状态。
如果有朋友觉得中国古人这种感性的经验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请你看一看美国著名阅读研究专家吉姆·崔利斯的《朗读手册》,它以大量的实证数据告诉我们朗读的重要性。

26 “读书”和“听书”[返回目录]
一些年龄小的孩子(比如还没上幼儿园,没有坐在那里读书的习惯),常常很难长时间坐下来读书,这个很正常,家长不要批评。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经典诵读或者古典音乐的音频材料,随时随地(家里、车上等等,无论孩子在吃饭、玩耍还是干其他什么事情)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音乐和经典朗诵,因为孩子常常并不必集中注意就能吸收某种信息,这些声音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真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豆豆妈有一次在QQ群里这样说:还有不要浪费孩子的耳朵,当他在玩、吃、睡的时候,放些古典音乐或者经典育读,慢慢地也能记住。比如为政第二,我还没有带读,有个别句子他自己读出来了,就是听CD的时候有印象的。
日本教育家七田真也认为,“听觉记忆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记忆力训练方法。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盲人学者高保己一,以超群的记忆力精通和汉两学,写出了《群书类丛》666卷。他小时候的学习方法就是请别人给他念书来记。
我在这里也举一例,有关我非常景仰的一位人物——王阳明。我曾在《王阳明全集·卷二·年谱》中读到这样一段:先生五岁不言。……一日诵竹轩公所尝读过书,讶问之,曰:“闻祖读时已默记矣。”说的是王阳明五岁才会说话,一会说话便出口成章,家人都很惊讶,王阳明说:“我听祖父读,自然就记在心里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孩子,以为他什么都不懂,其实就在他不懂的时候,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印入了他的心灵(真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等到有朝一日发挥作用。如果印入心灵的东西是负面的,甚至创伤,那么将来发作起来,也是很厉害的。

27 孩子对读经没有兴趣怎么办? [返回目录]

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年轻人在正确的对象中找到愉悦。(柏拉图)
孩子对读经没有兴趣怎么办?这也是家长问得很多的一个问题。我常常会反问说:如果你的孩子对吃饭没有兴趣怎么办?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吃巧克力而不喜欢吃饭,你会任由他把巧克力当饭吃吗?如果你的孩子喜欢看电视而不喜欢看书,你会任由他整天对着电视机吗?我们都知道,食欲是孩子生来就有的,但孩子很容易被五光十色的“美食”所诱惑,而影响了对五谷杂粮的兴趣;求知欲也是孩子生来就有的,但孩子也很容易被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所诱惑,而影响了对精神主食的兴趣。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道理是一样的。大米饭似乎没有巧克力美味,但它是我们的主食,从长远来看,它比巧克力更有营养;经典似乎不像电视节目那样诱人,却是最能给我们的精神生命以滋养的。
要知道,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放任自流完全是两码事。水往低处流是容易的,往高处流却要额外做功。很多时候,孩子之所以没有培养起向上的兴趣,是因为缺乏引导。我们读经班里有好几位家长都跟我说,他们的孩子每天都盼着周六上午来和大家一起诵读,我想这不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兴趣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而只是因为这里有一大群小朋友,而且爸爸妈妈也陪着自己哇啦哇啦地读(因为我们是“亲子共读”),很好玩,读的过程没有任何压力(不用考试),读完了还可以一起玩。其实孩子不肯读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没有环境、没有氛围。孩子是最会学样、模仿、跟风的,别的孩子在玩什么,他也要玩什么,这是他们的天性。就在上周,我两岁多的儿子看到他表妹在吃西瓜,哭着嚷着要,可是回家单独给他买一个呢,他又不要了。读经也是一样的。别的小朋友都不读,学校里也没要我们读,回到家里为什么要一个人读?就算我会读会背了,又怎么样呢?别人又不稀罕。

所以我一直倡导在社区组建“家塾”,住得比较近的三五个家庭组成一个团队,由某个家庭提供场所,或者向社区借用场地,一起来读经。在当前的条件下,有这样的小环境来抗衡普遍漠视和反对的大环境,是很重要的。孟子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齐也,不可得矣。”(让一个齐人来教你儿子说齐国话,但是周围一群楚人在干扰,那么就算你天天打你儿子也没用)。上面提到华东师大关于“诵读经典与潜能开发”的研究也发现:儿童在班级中集体诵读,比单独在家,或由家长逼着诵读效果好。而且,只有当儿童把读经当成一种日常活动,并经常得到老师、家长的鼓励时,才会达到最佳的效果。
当然,如果实在没有条件营造或是参与到这样的大氛围中去,我们还是可以营造“家庭”这个小氛围。下面是我们QQ群里的一段话,我们都应该像“琦妈”学习,只有这样用“心”,孩子才能获得真正良好的家庭教育。
杨海锋:童话大王郑渊洁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想你的孩子和你一样,那你就用本色教育,本色救育不用解释就是做自己,很容易做到。可是要是你想你的孩子超越你,你就得用演技派教育了,做一个演技派演员,比如你想要你的孩子爱阅读,你就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你拿着书在看,一个孩子要是从来不看到你读书是不会爱读书的。还比如孝顺,这不是光用嘴说的,你想要他以后也孝顺你,你最好就是现在对你自己的父母往死里的孝顺。
琦妈:很有道理。我家小女如果不愿意读书的时候,我就自己念,大声的,饶有兴味地。她玩着玩着就会凑到身边来念了。。。这招很有用,而且反过来想了,如果她不过来,我念了,她其实也在听,孩子很多时候是看上去没有听,其实过耳成诵是真的。。。其实哪怕她不听不念,我自己也有所得。真的。孩子会想,妈妈为什么那么爱念书?看起来好象很有意思。。。。孩子就会模仿。而于我,摆出我们都是个体,你不念,我念,我有所得呢,好象她就会象别的孩子有糖吃而自己没有的产生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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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提高兴趣的具体方法,王财贵老师在《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已经总结得很好了,很值得借鉴:首先,“流行”可以制造兴趣;其次,“大人的热力”可以感染儿童的兴趣;其次,“情感”可以维系兴趣;其次,“成就感”可以提高其兴趣;其次,“变花样”可以激励兴趣;其次,“讲故事”,“讲有趣的常识”,不管与本课有无关系,都可以增长兴趣;其次,最不得已是“做游戏”;最后,如果有些人依然提不起兴趣,而且反抗太大,则放一放,停一停也没关系,只要他还没十三岁以上,都还有机会等到他回心转意!
28 坚持就是胜利[返回目录]
儿童经典诵读,贵在坚持,而且是家长的坚持。孩子读不读经、读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愿力(当然,这种热心并不意味着强迫孩子读,恰恰相反,意味着更大的耐心、细心,愿意在这方面抽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两年来,参加过我们读经班的家长和孩子,应该不下100人了吧。但差不多每周都坚持来的,也就十几人而已。刚刚前几天,还有一位同事吃饭时跟我说,杨老师,你给我的材料我还完好无损地放在家里,太忙了,一直都没时间教孩子读。有些曾经来过后来没有坚持的家长,有机会碰到,总会说,杨老师,不好意思啊……读经,真的需要家长的真心认同和全心投入,这个有赖于家长自己的觉悟,靠别人的宣导说服收效甚微,我做过的讲座应该不下三十场了吧,大多数听众也就是听听过去了,只有很少的家长会进一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佛度有缘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只是帮助那些认真思考过孩子的文化教育、着实关心过孩子心灵成长的家长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愿望而已。
现在城里的年轻父母,都在为生计奔波,早出晚归,回到家里,已经身心疲惫,再要带指导孩子读自己也不曾读过的经典,实在是勉为其难。但我发现,那些坚持带孩子读经的父母,平时工作也是很忙的,并不是他们时间比比别人多,只是他们更有心罢了,套用一句鲁迅的名言,他们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带孩子读经上了。顺便提一下,我在心理咨询中,发现有些家长,孩子小的时候,忙于工作事业或是享受青春,对孩子放任自流,美其名曰“民主”;等到自己有钱有闲觉得无聊了,却开始对孩子的人生选择大加干涉,对不顺从的行为横加阻挠,这时候孩子往往已经到了叛逆的青春期)。这是该管的时候不管,不该管的时候乱管,在两个时间上都做了错误的事情,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朗读手册》一书也说到时间的问题,标题是——“我丈夫和我都很忙,从哪儿找时间给孩子读书?”作者崔利斯说,压根没有少时间这回事。每个人一天都有24小时,不多也不少。有两位教授研究了普通人每天的日程安排作研究,发现美国人的闲暇时间比10年前还多了每周5小时。其实,对于自己重视的事,我们一定抽得出时间。有时间自己阅读并给孩子读书的人,同样也是拥有24小时;那些没时间阅读的人,却有时间盯着电视看球赛或连续剧,有时间讲30分钟电话,还有时间为一件小事跑遍整个商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24小时,只是用的地方不同。
其实,我们每天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哪怕十几分钟,也可以,关键是坚持不懈,平时点点滴滴积累。比如可以上学前、放学后、饭前、饭后、睡前等各读上5~10分钟,积累起来,也已经非常可观了。只要持之以恒,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河。试想,哪怕一个孩子每天熟读成诵十几个字,一年下来就可以背下一本《老子》了!
29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基础 [返回目录]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
从心理咨询与许多家长和孩子的交流中,我越来越体会到,任何家庭教育理念的落实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亲子关系上。如果没有相对自由、和谐、尊重、信任、理解的亲子关系,你懂再多的教育方法都没有用,不但没有用,很可能你的教育方法越正确,结果越糟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普普通通的家庭,甚至父母都不识字的家庭,却能教育出十分优秀的孩子,相反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庭,说起教育来头头是道,却未必能教出优秀孩子的原因。教育有法,但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亲子关系永远大于教育方法。亲子读经也是如此,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读经,读经又可以促成更好亲子关系,这是良性的循环(做得好,读经可以成为绝佳的亲子活动),千万不要陷入了相反的恶性互动。
我这里特别要说一点,一些家长在得知读经理念后,欣喜之余是焦虑,觉得孩子错过了大好时光,然后回到家里“逼”自己的孩子读经(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大多数孩子一开始并不会很乐意读)。这种焦虑的心情,常常会通过家长的一言一行传递给孩子,使得孩子更不愿意读经或者只是被逼无奈读经。去年10月,我在杭州青少年发展中心有一个讲座,后来《青年时报》在报到时起的题目是“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孩子的许多问题,都是我们家长“教”出来的——这是我多年做心理咨询的一个体会。许多父母来咨询,一开始来都是如数家珍般、没完没了地述说孩子的问题,可是当我真见了孩子本人时,才发现许多他们所谓的问题,只是父母眼里的问题,或者是父母“制造”出来的问题。虽然父母的用意是好的,但他们的许多做法、想法、态度、情绪,无意中传递给孩子大量负面的东西。对于读经,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必忧心、不必焦虑,不要让孩子感到太大的压力。家长自己摆正了心态,孩子才能有心情面对。所以,家长们需要一点“反求诸己”的精神,孔子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3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返回目录]
我曾在媒体上以及现实中,看到当前读经教育中一些过于严厉、呆板的做法,我觉得是不可取的,读经应该在安乐的气氛中进行,读经的孩子,脸上应该有灿烂的笑容。傅路江先生(明德学堂的创办者)有一个说法——用最开放的形式进行最经典的教育——我很认同。在我们的读经班里,正是按这一理念进行的,孩子们平时功课都已经很紧张了,如果周末再来我这里受罪,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我们班里有许多大学生志愿者帮忙,他们和孩子们以一种十分平等的、轻松的、自由的方式交流,孩子们很喜欢。
我两个例子。陈独秀大约从6岁开始,就跟着祖父读四书五经,因为他天资聪明,祖父对他期望很高,要求也很严。偶尔背不出(他最怕读《左传》),祖父便会生气,用板子打他。因为无论祖父怎么打,他就是一声不吭,结果祖父更加生气,几近狂怒。在这样的氛围中,陈独秀自然对读经十分反感,他后来的反传统应该与这段痛苦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而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去这样回忆他的私塾经历:“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能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滚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然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有新领悟,其中的意味,确是深长。”可见,教育者的管教方式与教学态度对孩子影响是很大,处理得当,可以使孩子乐在其中;处理不当,也可以使孩子苦在其中。
这里,我摘录王阳明《传习录》中的两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传习录·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绸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传习录·教约》)

31 读无字书和读有字书
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读无字书和读有字书、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同样重要。《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天地存在的本身和观人类创造的文明,不可或缺。
心理医生李子勋在“用智慧陪孩子长大”的讲座中说,在孩子7岁以前左脑还没有发展起来,不要过多用人类生成的东西来教育孩子的,而要让孩子更多的接触天地万物的本身。因为自然的形象、声音远要比人类画出来的图画、发出来的声音丰富得多,比如“汪汪”这个声音,要比狗叫本身苍白太多。过早刺激左脑思维可能会使右脑发展不能饱满,想象力、创造力等等受到限制(这也是我们读经的重点在诵读不在理解的原因)。我很赞成这一观点。孔子有句话说得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一个人天然质朴的一面盖过了文化修养的一面,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野蛮的人;一个人文化修养的一面压过了天然质朴的一面,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酸腐的人,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才称得上君子。读书固然重要,但当下的生活也很重要,与人交往的真实体验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所以,当前一些私塾把读经作为教学的全部内容,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毕竟,文字只是理解真实世界的一座桥梁,而不是真实世界本身。禅宗有指月的典故,意思是说真理就象天上的月亮,文字就像我的手指,经过我手指的指引你可以看到月亮,但你一定要明白:手指不是月亮,要看到月亮也不必一定经过我的手指。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不要给孩子过多解释的另一个原因。不要让那些文字符号的意义早早地在孩子心灵当中固化下来,文字符号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本是灵动的、变化的,我们不要急于让孩子在文字符号与真实世界间建立起确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我们应该让孩子将来自己感受到、体悟到以后,再印之于文字、给文字赋予意义,这样,他们所理解的文字,才不是干巴巴的;他们所理解的世界,也才是生动、丰富、鲜艳的。
顺便说一下,如果我们把读经的地点选在风景宜人的室外,就更好了,或者如果我们能在外出游玩的时候,随时随地朗诵,就更是好上加好了。我们杭州恰好是自然风景与人文风光相得益彰之地,无论对读无字书还是读有字书,都是得天独厚的。
32 先读哪一本好? [返回目录]
刚接触儿童经典诵读的家长,经常会问:这么多经典,从哪本开始呢?我们可以参考王财贵老师的建议:
与其读胡适徐志摩,不如读三字经;与其读三字经,不如读千家诗;与其读千家诗,不如读唐诗宋词;与其读唐诗宋词,不如读文选古文观止;与其读文选,不如读诸子;与其读诸子,不如读十三经。要读十三经,则当从四书起,四书又以论语为先,这是民族文化之根本命脉所在!
我把中国的经典分成四个层次。从最高度讲起,第一个层次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第二层次是:易经,诗经,老子,庄子。第三个层次是:古文,唐诗,宋词,元曲。第四个层次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些童蒙书读读也可以,不读也罢。因为那些书营养太少,不过它总是比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的营养还多一点。

中国古人把所有典籍分为四个类:经、史、子、集。王老师的安排,大致遵循了经→子→集的顺序。《三字经》里,也讲到了读书的顺序:“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当然,今天的时代,“经”不必特指儒家的经典。我们读经班,就是从《论语》和《老子》这两本经典开始的,余杭孙水花老师的读经班,是从《大学》开始的,其实关键是开始读,不必太纠结从哪经典开始。
现在市面上《弟子规》很热门,《弟子规》确实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我觉得不是儿童诵读的最佳选择。《弟子规》是三百年前清朝一位秀才(李毓秀)编写的那个时代的规矩。虽然天道是永恒的,但具体的规矩是会变、会与时俱进的。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类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核的东西容易流失,慢慢只剩下表面的形式(所以,孔子一再强调“礼之本”)。《弟子规》里的规矩,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规矩背后的“道”,只重其末而不重其本,就很容易成为鲁迅所谓的“吃人的礼教”,甚至被某些人所利用,成为“乱之首”。王阳明就曾说过,“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此外,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我觉得规矩更多地需要在现实生活日用行常间,在家长以身作则的行为示范中慢慢养成的,靠背百年前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的几条规矩作用是不大的。我经常看到说XXX学了《弟子规》就痛改前非,XXX学了《弟子规》就婆媳和谐了,这些我是不太相信的。读了某本书,只是一个外在的契机,根本意义上,还在于主体自己的觉悟。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目前的读经环境下,孩子的时间本来就很有限,该从更本源开始为好。规矩方面,身教重于言传,我觉得大人比孩子更适合读读《弟子规》,大人做好了,以身作则,孩子自然会模仿,“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至于选哪个版本的教材,许多家长也有些纠结。其实哪个版本都是一样的,哪本《论语》不是《论语》呢?只要是大字、拼音、正规出版社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若要吹毛求疵,哪个版本都有些小问题)。挑教材,不是关键,关键是现在就拿起一本,开始读,坚持读。或者到网上打个几页下来也可以,等孩子慢慢进入状态了,再买也不迟。
33 再补充几句[返回目录]
读经能保证什么?虽然说了那么多读经的好处,但我还是想说,我们不可以把读经过于神化。现在市面上有许多人把经典炒得热火朝天,这种炒起来的“虚热”是很有害的,就像一个人,发高烧以后,身体会更虚。经典需要的扎扎实实研读、认认真真体悟、脚踏实地践行。其实经典中的文字本身并没有魔力,不能说读了经典,就一定能成为优秀的人,不读经典就一定成不了优秀的人。说这样话的人,我们都要小心看看他背后是否有什么其他目的。书是书,人是人,两者之间并无绝对必然的逻辑关系。古往今来,读经典的人恐怕得以亿计吧,这些人未必都出类拔萃。读经是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储备,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最重要的还在主体自己,能否让书发挥作用,最终还是靠人。
读经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上次乐妈在车上说起这个问题。我的回答,还是同样的——对孩子来说,是为了他们的成长;对大人来说,是为了自己的修身。自从倡导读经典以来,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家长和孩子,许许多多的老师和学生,许许多多的同道朋友,可以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大家的真诚交往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心心相通的人际关系,一种温暖向上的精神风貌,不为利来、不为利往,只是简简单单地读点书,做点事,用自己各自心中微弱的光芒相互照亮。而在踏踏实实读书、做事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能体贴到了一点圣贤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知行合一,能够将经典中蕴含的精神落实到自己的生活、言行中去,并推己及人,在我们周围培养起一种清新的人伦关系、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地在给孩子传授经典的真义,这种意义上的传授其实更为重要,读经并不仅仅是躲在书斋里读死书而已。试想,活人与活人之间都不能真诚地说话、真心地互助,死去的古人能帮你什么呢?曾在老舍《我的母亲》一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深有感触: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关于内容和形式。在媒体上报道私塾,常常是环境很古色古香,师生都穿着古装、行着古礼。有条件这样做,也挺好,而且可以让大家在形象上对经典教育和现行教育有所区别。但在我们的读经班里,很少注重这些。我常常对家长说,洋装可以穿在身,重要的是我心依旧是中国心,衣冠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读经,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自己受用的,大家还是简简单单、踏踏实实读书,不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掩盖了读书的本义,不要让形式盖过了内容。如果我们在读经典的过程中,有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体认,自然而然会对华夏民族的衣冠文物产生感情(我们读经班里就有一位家长,出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浸染和热爱,她和她的女儿穿上汉服就显得特别得体)。如果一开始就注重这些,我们就像在演戏(因为在当代人的心目中,这些服装只出现在舞台上、电视里)了。
如何看待对私塾、读经的质疑?前几天,刚刚在网易“另面”栏目其中一期的标题,非常刺眼地将私塾教育定性为“开历史倒车”。我们也经常听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反对声。就在今年8月,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80高龄的袁伟时教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讲座中说,搞读经会抹煞学生的好奇心和怀疑精神。今年3月,作家、特级教师吴非也撰文《我为什么反对儿童读经》,把中国几十年来的诸多丑恶现象,归咎于“读经的意识”。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相信看了我上述的内容,大家自己会有一个判断。虽然当前的私塾读经,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太喜欢这种扣大帽子的批判。对这些年来全国上下兴起的“现代私塾”,我觉得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在当前弊病丛生的教育体制外的一种探索,需要一定的勇气。创办这些私塾所要面对的困难,比我们体制内的学校大得多,我们不要过于苛责。我也曾想联合一些家长以自助的形式办幼儿园阶段的私塾,但还是没有做起来,我能体会创办者的艰辛以及家长们的付出。我能看到大多数组织读经以及认同读经的家长,都有一颗真心。关于私塾的是是非非的争论,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特别要说的是,无论送不送孩子去私塾,读经都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家庭的影响力,比学校更大,年龄越小,越是这样。尤其是年龄很小的孩子,到寄宿的读经学校,我觉得牺牲会比较大,因为从心理学上讲,在这个年龄的孩子若是长时间不跟父母在一起,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以及亲子感情的建立,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前不久,台湾朋友薛仁明先生发我一篇文章《关于两岸读经》,其对今日读经的见解非常中肯。他说:目前的读经,并没有深植于该有的文化土壤,只像是种子撒在沾了水的棉花上,当然可生长,也看似清葱翠绿,但总难以期待枝繁叶茂,绿荫满地。这的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有志于复兴文化的朋友,我们首先要复兴的,不是那些故纸堆里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当下的人心。
最后想说的是,本人才疏学浅,且因理工科出身,没有人文的科班训练,无论文笔还是观点,肯定有不少浅陋之处,望各位朋友不吝指正。文中借鉴了诸多前辈和同仁的经验,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有兴趣可以加QQ群78196204(生生学堂·经典诵读),或给我发邮件(younghf@163.com)或打电话(13588751475)交流探讨。如果您有心组织公益的讲座交流,我也很愿意前往,如果您有心组织小朋友读经,我也很愿意义务协助。
《近代名人读经生涯实录》杨海锋 编
01 蔡元培[返回目录]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我五岁零一个月(旧法算是六岁)就进家塾读书,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后来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最后读《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当我读《礼记》(《小戴礼记》的省称)与《左传》(《春秋左氏传》之省称)的时候,我十三岁,已经学作八股文了。那时我的业师,是一位老秀才王子庄先生。
4岁入家塾→17岁考中秀才→22岁考中举人→23岁考中贡士→25岁考中进士(二甲三十四名),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27岁,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我们只看到蔡元培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父”、 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开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风气……
却不太会留意他是曾是一位旧时代的士大夫,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
02 陈独秀[返回目录]
陈独秀(1879-1942)

“习儒业十二世”的世家子弟。他在《实庵自传》(陈独秀号“实庵”)中这样描述了他考秀才的经历:到了院试,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指《昭明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
能把《昭明文选》中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的荒谬古文烂熟于心,考试时信手拈来,如今几人能做到?而且这篇“皇皇大文”居然还蒙住了主考官,取了第一名,可见其文化功底之深厚。
我们只看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党”(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却不太会留意他扎实的旧学渊源。
03 胡适[返回目录]
胡适(1891—1962)

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一文中这样描述他在安徽绩溪老家的私塾生涯:
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得了七百多字……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的很熟。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了《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4)《孝经》。 (5)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6)《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7)《孟子》。(8)《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9)《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10)《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11)《易经》,朱子《本义》本。(12)《礼记》,陈澔注本。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描述他参加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留美时的经历: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
胡适在第一场的国文考试得了一百分,可见他的文章造化!
我们只看到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主张“文学革命”、“全盘西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民国政府官员等等。
却不会留意他的文化底蕴究竟来自于他儿时“九年的家乡教育”。
04 李大钊[返回目录]
李大钊(1889-1927)

《李大钊故居导游词》:
第一部分,家世与少年 李大钊自幼父母早逝,靠垂老的祖父悉心抚育,七岁起在乡塾读书。良好的家教和九年私塾学习为李大钊的成长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李大钊与故乡》:
由于李大钊入学前从四五岁开始跟爷爷读书习字,早已学完了《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等蒙学课本,有了初步的读写基础。所以入学伊始就跳过了启蒙教学阶段,同年龄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五经》。
05 毛泽东 [返回目录]
毛泽东(1893—1976)

柯延主编《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在韶山六处私塾,先后上了6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对这6年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斯诺《西行漫记》):“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影响毛泽东一生的几个私塾先生 》(《名人传记》2006年第1期):
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他对枯燥难懂的经书、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都不感兴趣。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多位塾师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也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06 孙中山[返回目录]
孙中山(1866—1925)

7岁开始在别人家私塾中附读,9岁转到村塾王先生那里读,11岁因王先生去世又转到郑帝根塾中读,直至13岁跟随母亲一起去檀香山。(参张笃勤《孙中山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
1896年11月《复翟理斯函》中自述其求学之历程:
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至于教则崇耶稣,於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
1916年7月15日,他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1921年12月,广西桂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与日人某君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二月)》,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第9卷532页)
孙中山常引用的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均出自中国传统经典。
下面是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三年级上)里的一篇课文,讲的就是孙中山读私塾时的一个故事。文中“孙中山读了几遍,就背下来了”、“孙中山说着,就把这段书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等等,无不显示孙中山高超的背诵能力。
07 张謇[返回目录]
张謇(1853—1926)

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据统计,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毛泽东曾在1953年12月的政协会议期间,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前清的状元(1894年中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
08 罗家伦[返回目录]
罗家伦(1897-1969)

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
早期学习
罗家伦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稍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上,隔天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完毕再将小册交给他复习,如此持续了好几年。这份早年经验,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住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少年求学
罗家伦从四岁入私塾,直到十五岁进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日后回忆这段家塾教育的体验是:像我五岁的时候念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形而上学的经文,不但是读死书,更是读天书呢!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只可以说残酷地摧残脑筋!我小的时候没有得精神病。只可以说是洪福齐天。私塾教育的体验,造成罗家伦日后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现现代人的感情。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摘自百度百科)
09 辜鸿铭[返回目录]
辜鸿铭(1857-1928)

自称“生在南洋(马来西亚),学在西洋(留学英法),娶在东洋(日本小妾),仕在北洋(早年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精通9种语言,学贯中西,曾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乃至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人称“清末怪杰”;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余一彦《辜鸿铭的西文学习法》
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文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详细描述可参见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等。
10 杨振宁[返回目录]
杨振宁(1922—)

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父亲和我》
厦门那一年(6岁)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振宁说:“我之怀疑O.LAPORTE的奇遇不灭定律,这和我在西南联大读《易经》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似的道理,又有阴阳消长或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
11 李政道 [返回目录]
李政道(1926~)

张守良《李政道:凭背中国经典被美国大学录取》
1946年春,李政道动身前往美国。然而,初到美国的李政道却遇到重重困难。这位年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大学本科三年级的都还未迈进,却要攻读博士研究生,这简直比登天还要难。由于李政道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进研究院很难。但是,李政道是绝不会就此罢休,打道回国的。他听说芝加哥大学可以破格录取没有学士学位的学生进入研究院,条件是要读过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名著,并且通过有关这些名著的考试。李政道卷起简单的行装毫不犹豫地登上前往芝加哥的班车。谁料,待李政道赶到该校招生办公室一打听,却发现那些名著他几乎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更不要说通过考试了!但李政道还是不死心。他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说我也没读过西方那些,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读过孔孟、老庄,孔孟、老庄他们的作品和西方的经典是一样的水平,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那位招生负责人被他说服了!两个月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主任亲自出面为李政道争取,他终于以自己的卓越才华证明了自己完全有资格进入研究院学习,并从此迈开了向物理学高峰攀登的第一步。
李政道高度赞扬中华经典智慧,他说:“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从周敦颐《太极图》中李政道萌生了科学灵感,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给了我深刻的思想启迪。形象动荡的太极图,深深表达了宇宙星云至电子质子的一切形成。”又说:“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
12 丘成桐[返回目录]
丘成桐(1949~)

著名华裔数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著名华人数学大师,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得主,克拉福德奖得主,获得有数学家终身成就奖之称的沃尔夫数学奖。
张守良《丘成桐:对<史记>着迷的数学大师》:
可以说中国古代典籍深深影响了他做学问的气质和修养。丘成桐的父亲是学哲学的,他受影响读了很多文史经典,从小学五年级教他诗词、古文和《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等。父亲坚持让丘成桐在看这些小说时,要背诵其中的诗词。丘成桐对历史也甚有兴趣,开始研读史学名著《史记》和《左传》。对《史记》尤其着迷。这培养丘成桐对事物要作一整体观,丘教授说:“我觉得从历史上我学到很多事情,尤其中国的历史古书它写的很漂亮、文字很美,同时能够用一个很系统化的语言来解释人世的关系。同时从里边我可以得到很多经验,就是失败的社会怎么样子,成功的社会怎么样子。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对于我做人也好或者做学问也好。”
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中经济顿入困境。家中遽变,令丘成桐更成熟坚强。困境中人情冷暖,父亲生前的教导,竟变得真实起来。以前诵读的诗词古文,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花了整整半年,研习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藉此抚平绷紧的心弦,典丽的诗词教人欣赏自然之美。
丘教授坦言:“先父虽然离世,但他所教给我的文学、哲学及历史的学问却是终身受用。由于在学习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反复背诵,对于年轻的我当然觉得好讨厌,好花时间。但成长后,却发现过去读过的诗词歌赋不但可以帮助自己宣泄情绪及舒缓学习或做学问的压力,同时亦影响到本身对人生及做学问的看法。中国虽然有好多数学家,但很少能有大的发展,皆因他们缺乏远见。而自己优胜的地方在于看事物会远一点及透彻点,绝不会只局限于在某一个小问题上兜转,反而会顾及全局来看。这种高瞻远瞩的眼界,与过去研究历史及哲学时所学到的涵养有一定的关系。”
丘成桐慨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13 苏步青 [返回目录]
苏步青(1902-2003)

中国杰出的数学家,中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曾任浙江大学教务长、复旦大学校长等。
苏步青《略谈学好语文》:
1915年,我进了当时温州唯一的一所中学。那时,我立志要学文学、历史。一年级时,我用《左传》笔法写了一篇作文。老师把它列为全班第一,但又不完全相信是我写的。问我:“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说:“是的。我会背《左传》。”老师挑了一篇让我背,我很快背出来了。老师不得不叹服,并说:“你这篇文章也完全是《左传》笔法!”《史记》中不少文章我也会背,《项羽本纪》那样的长文,我也背得烂熟。我还喜欢读《昭明文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我欣赏极了。还有《资治通鉴》,共有200多卷,我打算在中学四年里全部读完;第一年末,我已念完20来卷。这时,学校来了一位因病休学从日本回来的杨老师。他对我说:“学这些古老的东西没啥用,还是学数学好。”他将从日本带回来的数学教材翻译出来,让我学。第二年,学校又来了一位日本东京高中毕业的教师,他教我们几何,我很感兴趣,在全班学得最好。从此,我就放弃了学文学和历史的志愿而致力于攻读数学。但我还是喜欢写文章,四年级的时候,校长贪污,学生闹风潮,我带头写了反对校长的文章。
14 汤川秀树 [返回目录]
汤川秀树(1907-1981)

理论物理学家,大阪大学哲学博士,1935年提出“介子理论”,194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诺奖的日本人。
汤川秀树母亲是中国人。他启蒙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他最爱《庄子》是因《庄子》使他开窍。“一天,我正在思考基本粒子时,忽然想起庄子一段话,‘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倏’与‘忽’如两个粒子相遇于混沌之地,是粒子对撞吗?‘混沌’是更基本的粒子构造吗?”由是,《庄子》确定了汤川秀树的“介子”理论。汤川秀树所著11种著作中,3本物理,8本哲学。他的哲学思想基于中国古代哲学。其中一本书开篇即引《庄子》语“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他评说《庄子》“文中有严厉的真理”。他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给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思维和个性。”
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
人们也几乎没有理由假设《老子》是为了使物理学家得益而写的。那么,我为什么还不顾一切地受到它的吸引呢?
我第一次知道有《老子》这本书,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当时,一种新的中国古典丛书曾经出版了《老子》、《列子》和《庄子》的单卷合订本;当我得到这个合订本时,我就开始熟悉《老子》了。在我五岁还没有进小学时,我就开始了所谓中国古典作品的“诵读”。我的老师就是我的祖父。所谓“诵读”就是跟着老师大声朗读汉语课文的段落。在头几年,我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意思。我相信,这种诵读大约一直延续到我读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在那八九年的时间内,我学习了各式各样课文,从《四书》中的三书——《大学》、《论语》和《孟子》——开始,没有读《中庸》,代之以《孝经》。如所预料,这些就是我在记忆力最强盛的初期所读过的书。我还记得,这些经书是用传统的方式装订的,而且,例如《大学》的开头几句,虽然我当时读时根本不懂,但是至今偶尔还能背诵得出。
七田真《超右脑照相记忆法》:
我前面讲到过,获得诺贝尔奖的汤川秀树博土从3岁时就开始习读四书五经了。汤川博士家共有兄弟5人——芳树、茂树、环树、滋树和秀树,他还有两个姐姐。这5个男孩从小就接受了外祖父小川驹橘每天晚上的“素读”训练——先是四书,然后是五经、唐宋八大家、《十八史略》,一直读到《资治通鉴》的开头部分。
学问决不是一朝一夕学会的.有了这样的背景才诞生如此罕见的这一家学者。
幼儿时期接受过“素读”练习的人,长大后学习外语,比如学德语时记忆复杂的倒形变化表没有一点困难。
15 鲁迅 [返回目录]
鲁迅(1881—1936)

7岁进私塾,一直到17岁(其中12-17岁在著名的三味书屋)。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幼学琼林》)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周易》)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尚书》)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清人刘翰《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
16 巴金[返回目录]
巴金(1904-2005)能背《古文观止》

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
老师平日讲的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说,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来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20 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并没有机会把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当时巴金10岁)
17 茅盾[返回目录]
茅盾(1896 -1981)能背《红楼梦》

(参钱君匋《书衣集》)
1926年,茅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离印书馆不远的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曾和茅盾一度同事,私交很好。因此茅盾每天下班后,总要到开明书店去,与当时的文化名人郑振铎等一起聊天交谈。
一次,章锡琛同郑振铎谈起茅盾能背《红楼梦》,郑表示不信,当时在书店工作的钱君正好也在场,于是章便请他做证人,与郑赌做东道。
一天下午,章锡琛请茅盾、郑振铎及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到饭店吃饭。酒至半酣,章说:“吃清酒乏味,请雁冰兄助兴。”茅盾酒兴正浓,便说:“好啊,以何助兴?”章说:“听说你能背《红楼梦》,来一段怎样?”茅盾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就请郑振铎点回目,并翻开早已准备好的书。茅盾随即琅琅而背,一口气背了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回目。至此郑振铎才深信不疑。章锡琛哈哈大笑:“郑兄你输了,这桌酒你请客了,君是证人,可不能赖呀。”
18 钱穆[返回目录]
钱穆(1895 -1990)能背《三国演义》

著名历史学家,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钱穆《八十忆双亲》七、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
先父每晚必到街口一鸦片馆,镇中有事,多在鸦片馆解决。一夕,杨四宝挈余同去,先父亦不禁。馆中鸦片铺三面环设,约可十许铺。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夕,余以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竞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闻震雷,俯首默不语。至馆中,诸客见余,言今夜当易新题。一客言:"今夕由我命题,试背诵诸葛亮骂死王朗。"诸客见余态忸怩不安,大异前夕,遂不相强。此后杨四宝遂亦不再邀余去鸦片馆,盖先父已预戒之矣。时余年方九岁。
钱穆《师友杂忆》十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余以半日力读英文,先读《大人国与小人国》一书。有中文译注,中英对列。每一生字不烦查字典。每一句皆有注,读注文,即可通,约一周,此书即读完。另一书亦与此同,亦一中英对照之小说。然余当时忽不耐烦,不愿再读。又一书全属英文,乃当时最通行之《世界史》,由美国两学者合作。余以《史纲》方成,函喜读之。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读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所谓英文历史书中之特有名字,较之此等,岂不易知易晓,难相比论。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19 南怀瑾 [返回目录]
南怀瑾(1918~2012)

《学问从哪里来--南怀瑾先生访谈录》冯哲整理 经南怀瑾先生审阅
我是从幼少开始,亲身经历新旧各种读书的教育法,现在已经活到八十年了。从十二岁起,一边做学生,一边代老师上课。以后又经历过文的、武的、在世的、出世的、中国的、洋式的各种教育方法,都做过学生,也都当过老师,一直看到现在,深深感觉到现代的学校教育法,以及家长们对儿女的教育要求,都有很大的偏差,应当“反求诸己”,不可再来自误误人了。
我在童年正式读家塾(就是请先生到家里来家教),开始就是先读《大学》,要认真背诵《大学》。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学问,我都实实在在告诉人家,这都是我十三岁以前熟背这些古书的效果。
20 李嘉诚 [返回目录]
李嘉诚(1928~)

陈美华,辛磊《李嘉诚全传》 第一章 时局动乱 辗转香港弃家园
李嘉诚不负父望,聪颖好学,3岁就能咏《三字经》《千家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咏诗诵文,是李嘉诚童稚时代最佳娱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李嘉诚正是在这些童蒙读物中,最早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5岁那年,李嘉诚在父亲的引导下,祭拜孔圣人,进了潮北门观海寺小学念书。学堂是观海寺的庙产,诵经声与读书声此起彼伏。
新文化运动已经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正在享受工业革命的文明。学堂的读书声与寺庙的诵经声一样亘古不变,“之乎者也”构成授课的主要内容,时光恍然凝固。
课堂的墙壁,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先生教授的诗文,李嘉诚在家早已烂熟于胸,他对陌生的诗文抱有浓厚的兴趣。李嘉诚回家讲给父亲听,父亲向他讲述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攻打上海的暴行。父亲忧郁的神色,深深铭刻在李嘉诚幼小的心灵里。
李氏家族的古宅,有一间小小的藏书阁,线装古籍层层叠叠排放在书架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日放学回家,李嘉诚便泡在藏书阁,孜孜不倦地阅读诗文。他涉猎甚广,《诗经》《论语》《离骚》,唐诗、宋词、元曲……
李嘉诚堂兄李嘉智回忆道:“嘉诚那时就像书虫,见书就会入迷,天生是读书的料。他去香港,办实业成为巨富,我们都感到吃惊。”
他的另一位堂兄,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李嘉来感叹道:“嘉诚要小我十多岁,却异常懂事。他读书非常刻苦自觉,我看过好多次,他在书房里点煤油灯读书,很晚很晚都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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