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有这样两段文字，讲的是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初教功课的感受的，当时看时只觉得好笑，钱先生的语言的确让人手不释卷。

    一件是点名。鸿渐记得自己老师里的名教授从不点名，从不报告学生缺课。这才是堂堂大学者的风度：“你们要听就听，我可不在乎。”他企羡之余，不免模仿。上第一课，他像创世纪里原人阿大（Ａｄａｍ）唱新生禽兽的名字，以后他连点名簿子也不带了。到第二星期，他发现五十多学生里有七八个缺席，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吊了几枚，留下的空穴，看了心里不舒服。下一次，他注意女学生还固守着第一排原来的座位，男学生像从最后一排坐起的，空着第二排，第三排孤另另地坐一个男学生。自己正观察这阵势，男学生都顽皮地含笑低头，女学生随自己的眼光，回头望一望，转脸瞧着自己笑。他总算熬住没说：“显然我拒绝你们的力量比女同学吸引你们的力量都大。”想以后非点名不可，照这样下去，只剩有脚而跑不子的椅子和桌子听课了。不过从大学者的放任忽变而为小学教师的琐碎，多么丢脸，这些学生是狡猾不过的，准看破了自己的用意。

    一件是讲书。这好像衣料的尺寸不够而硬要做成称身的衣服。自以为预备的材料很充分，到上课才发现自己讲得收缩不住地快，笔记上已经差不多了，下课钤还有好一会才打。一片无话可说的空白时间，像白漫漫一片水，直向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心慌意乱中找出话来支扯，说不上几句又完了，偷眼看手表，只拖了半分钟。这时候，身上发热，脸上发红，讲话开始口吃，觉得学生都在暗笑。有一次，简直像挨饿几天的人服了泻药，什么话也挤不出，只好早退课一刻钟。跟辛楣谈起，知道他也有此感，说毕竟初教书人没经验。辛楣还说：“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要说‘杀时间’（ｋｉｌｌｔｉｍｅ），打下课钤以前那几分钟的难过！真恨不能把它一刀两段。”鸿渐最近发明一个方法，虽然不能一下子杀死时间，至少使它受些致命伤。他动不动就写黑板，黑板上写一个字要嘴里讲十个字那些时间。满脸满手白粉，胳膊酸半天，这都值得，至少以后不会早退。不过这些学生作笔记不大上劲，往往他讲得十分费力，有几个人坐着一字不写，他眼睛威胁地注视着，他们才懒洋洋把笔在本子上画字。鸿渐瞧了生气，想自己总不至于李梅亭糟，何以隔壁李梅亭的“秦汉社会风俗史”班上，学生笑声不绝，自己的班上这样无精打采。

到如今，自己也成了方鸿渐了。

先说点名吧，因为我崇尚大学自由之精神，自然不喜欢被老师点名，同样我成了老师，也不喜欢例行公事地点学生的名。一学期十六次课，记得自己点过两次，一次是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那时我说我来点一下名，我觉得大学也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自由、最洒脱的一段时光，所以上课也不喜欢用点名强制大家来，今天的点名我是希望认识一下你们。然后按着名单一个个地报下去，每说到一个，我习惯于说上一段典故笑话什么的，以加深印象。这确实是蛮有效果的。我拿出名单第一个念的名字叫傅盈，可我抬头却见一男生，我脱口而出，是男生啊，一阵笑声，如此一来，对他的名字我印象是最深的。可是后来上课的情况，让我有些后悔不该说我不喜欢点名之类的话，这就好比我们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是好却不一定马上有条件在中国实施一样。难怪后来有学生在建议书里说到“但有时还需辅助点名”“平常不要让太多的人旷课”等等。虽然不点名，但还是相当多的同学是几乎每节课都来的，难道他们的积极性就不应该鼓励一下吗，不点名对这部分学生来说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对认真的学生不利，很明显，我的做法是有疏漏的。想到此，我后来又利用一次讨论课的机会点了名，因为大家都听踊跃，我决心鼓励一下。

我们系里开教师会议的时候，系领导一再强调学风建设，其中点名问题经常被拿出来讨论。但我发现，课上得好的老师对这一问题并不关心，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学生愿意来听他的课。也就像方鸿渐所说的：你们要听就听，我可不在乎——这才是堂堂大学者的风度。一名新老师，当然强烈地渴望着成为出色的老师，所以自然而然模仿了。这里我套用一下《技术管理》里中的一个观点：技术创新是市场需求的拉动和技术发明的推动两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教学也一样，学生求知欲的拉动和教师教学的推动，外加一个课程本身的吸引力。每个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教学水平、成长阶段、学生素质、课程性质等诸多方面来考虑在自己在强制措施方面的取舍关系。

新教师一定会碰到的方鸿渐所谓的“衣料的尺寸不够而硬要做成称身的衣服”。 也许，这是最头疼的问题了，我也常常是这样的感觉，如此简单一个问题，三言两语便可讲完，何必硬要做成几十分钟的演讲呢？现在我明白了，学生与你处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给自己听，当然三言两语就够了（其实不说也行），学生看书，作者与学生是不同的语境，我看书，我与作者又是不同的语境，这已经经历了两次扭曲，且不去说作者的观点又是从哪里扭曲来的，现在我与学生沟通，需要阐明的问题可想而知的多了，岂能三言两语？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就是症结所在。我举个例子，当讲到“技术轨道”的时候，有一个概念需要讲明白的——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本来我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概念。我首先亮出了它的含义：路径依赖是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它的本意是指制度的变迁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存在着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地自我强化，甚至最后进入锁定状态。我知道，这么抽象的解释肯定是不到位的，继续解释，我说，日本近些年来的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固有的财政金融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这一体制曾经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但是，由于它的经济体系是建筑在政治结构内部的，因而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情况发生变化，这种体制已不太适应了，但问题是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是很困难的，它有很大的惯性，所以已经成为杀伤日本经济的一个因素。说完，没反应。我还是继续说，不明白的话，我再举个例子，就说个人吧，也有路径依赖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人选择了某一人生道路，那么就存在继续走下去的惯性，而且时间越长，越不容易转换，因为若是要转换必须付出极大的成本。比如说一个人学了7年的临床医学，毕业的时候，就不太会再考虑当不当医生的问题。现在明白路径依赖的意思了吗？还是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攫取自己所需的知识，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於淮北则为枳，同一个概念，根植于不同的理论、经验背景下得出的理解可能是大不相同的，邓小平同志在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教师也不是如此吗？我知道这里面已经不止我的原因，一部分是没在听，一部分是听了但没听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