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郁时代

百年来，读书人也不管相不相容，对西方，极度谦卑；对自身，又不忍忘本。于是动辄自期学贯中外，竞言会通东西。结果，固然有貌似左右逢源，亦有自称融会贯通者，但更多的、更普遍的，毋宁是，不蒙其利反受其害……

原拟题目是，“躁郁时代，当下安然”。但掂估了斤两，知道自己还差得远。心想，少说几句不要脸的话吧！于是，删掉后面四字。

话说，上回台积电文教基金会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合办讲座，邀我与业师林谷芳先生进行一场“对谈”。说“对谈”，那当然是僭越躐等[1]；做学生的，怎么就和老师“对谈”起来了呢？不过，老师是禅者，百无禁忌，不避僭越；再说，我素来心仪的孔子，亦与其弟子多有唱和，也丝毫无损门人对他的敬意，反倒因此，更显其大。

于是，就谈了。这场“对谈”，名曰“躁郁时代，重看琴棋书画”。题目是我拟的，老师事先不甚知情，也没准备。他向来如此，但凡讲座、对谈，几乎都不准备，上台就谈，下台便忘。这“下台便忘”，看似年纪大了，现前之事，容易遗忘；但不瞒您说，这其实是他的大本事；作为弟子，我琢磨了许久，至今仍学不会。他的“忘”，让我想起庄子的“坐忘”、“相忘于江湖”，这“忘”字，庄子谈得很动人；中国文学也常说“太上忘情”，“忘情”者，不溺于情，无有情绪之巫魇，生命遂可清朗；老师还深谙中国音乐，主持一个雅集，名曰“忘乐小集”。正因这“忘”的本领，所以“躁郁”二字，完全沾染不上他。

说他没准备，当然是，但也不全是。老师六岁有感死生，高中习禅，入“无生”法门；同时，他弹琵琶，优游中国音乐四十余载。因此，让他来谈“躁郁时代，重看琴棋书画”，本来就无须特意准备，信手拈来，随机对应耳；但话说回来，这样地应缘而说，后头若无他真积日累之力道，要应，也无从应起。再者，他所谈，非知解之事，而系自家生命之直抒；其所言，非刻意之安排，而是自性之本然。这直抒生命，流露本然，原是无心之映现；无心，故无有机心，无有造作。于是，尽管他邀约不断，演讲不停，却鲜少疲态显露；也正因如此不待安排，处处无心，所以，“躁郁”云云，离他真是天遥地远。

至于我，当然无此火候，也因此，便不能毫无准备。然而，既是对谈，孰先孰后，又且未知；而老师讲些什么，还得当场才知分晓。于是，真要准备，其实也一片茫然。话虽如此，我其实也不甚紧张；并非我不当回事，而是，较诸老师，我有个“优势”；有此“优势”，便可“不让于师”；真要来个“直抒生命，流露本然”，也未尝不可。

“困而知之”。借《论语》的话来说，这优势在于，老师系“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之人，而我，腼然言之，是个“困而知之”者。老师固然年少夙慧，但他今日的境地，实而言之，更得力于四十多年的禅宗修行。论修行，他看似散漫，平日世间之事又极多极忙，但他最根柢处，实则一念耿耿，未尝或忘，自有其毫不苟且又不绝如缕之绵密功夫在。至于我，虽说是“困而知之”，其实，“知之”二字，当然是张大牛皮；熟识的朋友都知晓，我离此境地，真是迢迢其遥！不过，前头那个“困”字，却千真万确，半点不假。

“困而欲知之”，这才是我最大的优势。老师起手便高，年少时代，对生命之了然，就异于寻常。而我不然，年少时代，对于生命，唯有稍异寻常之困顿；每每焦虑惶惑，忧思ㄔ亍，不知何往，只好上下求索，东寻西觅。于是乎，求知识、做学问、读文学、碰艺术，乃至于叩问宗教，我遍寻遍觅，试图要脱困解惑。然而，凡此诸事，似则皆似，是则并未全是；凡此诸事，皆有触及之处，亦皆有不到之处；凡此诸事，皆可受其益，然而，难免亦蒙其蔽。结果，起始的许多年里，多半是，即脱便即困，随解又随结，到头来，扶得东来西又倒，纠结依旧。我的或躁或郁，总的算来，其实也没什么减少。反而是有几回，误入歧途颇深了，险些往而不返；所幸，自己直觉被困住了，赶紧挣脱，总算还挣脱得了。

老师没有挣脱的问题，他早早便满头白发，随之也早早就一身清澈。而我，华发亦早生，然嗅了一嗅，仍不免是股浊气。老师又很早就不动如山，我却时时会动摇。百年来，读书人也不管相不相容，对西方，极度谦卑；对自身，又不忍忘本。于是动辄自期学贯中外，竞言会通东西。结果，固然有貌似左右逢源，亦有自称融会贯通者，但更多的、更普遍的，毋宁是，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他们或许不求甚解，或许不甚自觉，但他们仍不免会摆荡在中西根本之扞格[2]中，彷徨于两种价值之冲突里。我以前念台大，跟着大家一道拥抱自由主义，相信这是台湾的主流，现在如此，未来更当如此；后来，再看了一看，才发现，无论知识界抑或艺文界，虽然大家不愿承认，但真正的主流，其实是虚无主义。虚无的原因，固然林林总总，但最根本处，仍源于这种扞格与冲突；于是，读书人摆荡，读书人彷徨；又于是，读书人比常民更容易烦忧，读书人也比常民更多躁郁。

我就是如此，我就是如此摆荡彷徨着。记得彼时读大学，这会儿是论孟老庄与禅宗，下会儿是韦伯新马及解构。那时花了三年读新儒家，最尊崇的是牟宗三，他一边是陆王，一边是康德；唐君毅则左手理学家，右手黑格尔；至于徐复观，则特别强调儒家伦理与自由主义的兼容与会通。那些年里，我完全信服他们。于是，我嘴巴大谈中国文化，耳朵听着贝多芬，眼睛则看西方“艺术”电影；口中强调文化主体性，手里写着西式长句子（表示自己的思考复杂度），不时要夹带几个英文字（表示自己不是现代文盲），更要套用西洋学术术语（表示自己能与现代学问接轨）。有一回，抱着一本四十几万单字的大字典，走在路上，不瞒您说，我有一种得意，也希望别人能瞅见。

老师对此完全免疫。华人文化界的种种时尚，于他，均埃尘未沾。众人大谈中西，他唯标举东方；别人喝咖啡，他只喝茶；旁人西装牛仔裤，他一年四季只是那袭布衫。早在读建国中学时，他就理个光头，像个老土；同学个个唱着英文歌，唯他不唱，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唱着台语歌。数十年后，有个文化明星听唱西洋老歌，陶醉之余，幽然叹道，“那就是我们的青春！”老师一旁唯冷冷答应，“那是你们的青春。”早先，老师的建中同侪，时兴弹着吉他，而他，弹琵琶；那年校庆晚会，国乐社演奏，台下那群“时髦”的建中学生看不上眼，竟一片嘘声，台上成员当场怔住，稍稍踌躇，转头看了一眼，老师唯道，“庄严地演奏下去。”

我没有这种庄严。我虽有我的个性，但常会动摇，也常虚矫，总是在摆荡，还不时会软弱。高二时，我很认真听着一块卡带，琵琶曲，“春江”、“塞上”、“月儿高”；但在学校时，不谈这个，谈的是摇滚乐“工人皇帝”，布鲁斯·史普林斯汀[3]。大学时，朋友谈西方古典音乐，还帮杂志写乐评；我虚心听着，专心读着。同学房间贴着一张大海报，是卡拉扬，柏林爱乐指挥，我喜欢他的姿态，像在沉思，像个哲学家。我还读唐君毅的哲学，极尽“曲折繁密缴绕”，很佩服他那样的复杂度；他也谈古琴及箫的音乐美学，我亦甚觉其好；虽然古琴长成什么样子，那时并不知道，但高谈阔论之时，我还是会搬出来炫学一番。

这般夸夸其言，终将反噬；于是，我不安然。而向来佩服的“曲折繁密缴绕”，最后，也把自己层层叠叠给缠住，我整个人都是紧的。又原以为的博采中西，兼容并蓄，真说到底，其实只是杂糅，只是拼凑，是将许多并不兼容者硬塞在一起。这样的纷陈杂采，若视之为生命色彩的装点，似无不可；若纯粹以之为谈资，好像也能益人神思。然而，若是全力以赴、认真以待，且又坚持信念，那么，生命一旦面临状况，这些潜藏的冲突与扞格，便一一迸发而出，人就难免要仓皇失措了。正因如此，我始终心不得安。经过了许多跌跌撞撞，总算明白，我最大的课题，其实是，所有的浮辞浪语，终究要将之一一扫落；所有的诳思绮想，亦得要将之如实涤尽。否则，对知识、学问、文学、艺术，乃至宗教的求索，原本都是资粮，这下子，却可以尽成为阻隔；求索越深、寻觅越广，都可能与自家生命隔得越深、离得越远。千重阻，万重隔，那么，躁郁之病，也就难以幸免了。

在此躁郁时代里，我这么一个“困而欲知之”者，沿途步伐踉跄，七颠八倒；对照老师的不动如山，其实相映成趣。而这一路尽管狼藉，但蓦然回首，仍见万象历然，物物分明。知我者，或觉可悯；不知我者，或觉可笑。唯我自觉，侥幸哪！借用曹操的诗句，则是说，“幸甚至哉”！

（原载2010年6月3日《联合报》）

[1]　躐等：超越等级；不按次序。《礼记·学记》：“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

[2]　扞格：互相抵触。《苏子瞻策略五》：“器久不用而置诸箧笥，则器与人不相习，是以扞格而难操。”

[3]　布鲁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美国摇滚歌手，善于表达一般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被喻为“工人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