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　序题赠 题赠 当我们滑向核心的边际精神便化作两枝梨花，一枝雪白静置于金色书房，一生默默无语，另一枝招展在蔬菜市场，毫无意义我们渐渐感到肩膀承受的风，一点点滋养起与涵养对立的事体我们甚至视之为坚硬的逻辑恰如大雨深处，雨伞之必须我们踏过自己的心灵，躬腰拾掇在一群恶劣的人民中寻找缝隙，我们放弃铅笔，只是无力拿起它因为有许多餐具等待我们去洗阿忆摘自旧作《生存十四行》。 《青春的敌人》　序自序 四版自序 □ 阿 忆 完全没有料到，我这本14年前写的小册子，竟长销了整整10年，即将刊发第4版。 我是知道的：在这转瞬即逝的10年里，内地书市上的自助丛书（Self-help Books），仍未摆脱空洞无物的传统；内地书市的这个巨大空间，仍为海外译著牢牢占据；而国人自著，仅能以滥竽充数的方式，苟且偷安，分出小小的一杯羹；而这，正是《青春的敌人》仍能卖得出去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你很难买到几本国人自己撰写的货真价实的秘籍。 我们中国人有许多“中国病”，为其他民族所没有，其中“一提到‘青春’便觉得幼稚可笑”便是典型的一种。这使得有自尊的学者从不涉及这个一贯被视为“浅薄”的领域，干脆把它拱手交给无论是知识层次上还是智力上都有些欠缺的人。于是，一个失恋者很难从这些人写的书中获得失恋症结的经验。书告诉她/他，要陶冶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仿佛没这样做便是失恋的根源。但实际上，他无非是忘记了把皮鞋擦干净再去约会，这便是他失恋的全部原因。 把所有实际问题上纲上线，拔到离地很远的虚空，这是大多数国人的写作习惯。给青年人写作，更是如此。阿忆不耻于此，便把人人必然经历的10年青春细分为前后5个阶段，逐一列出每段岁月中的主要困难，名曰“敌人”，对其一一审视。这种结构方法，受益于美国病态心理学家J·维尔斯特的《必要的丧失》。在谈到人的一生必然丢掉的种种心爱，这位美国老太太采取的就是这种“阶段展现，逐一诠释”的方法。这种结构从一开始便杜绝了国人传统，避免了浮光掠影，不做扯起高调的泛泛之论。它增加了内容上的理性成分和学术色彩，能描绘出更加真实的生活图景，因而相比而言，对读者更有助益。 至于本书主要读者群，本来仅仅圄于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对这个范围以外的其他人，本书没有和作者主观目的相一致的影响力。因此我曾在12年前发行第1版时估算，这本小册子的功利影响，最多不过7年寿命。尽管10年间我收到大量来信，写信者出生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人，大有人在，但对2004年《青春的敌人》尚能第4次改版，第4次加印，我仍然是将信将疑，恍如梦中听雨。 我不知道，30年代出生的老人和80年代出生的少年，究竟能在这本写给60年代出生的人的小册子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只能宽慰自己说，D·卡耐基写《人性的弱点》是在1936年冬天，但我们今天看起来，它依然像是专为我们而作。没错儿，近70年来，只要没对照卡耐基这部著作一一校正，我们人性上的弱点，就依然和他当年描述的一模一样。或许，虽然14年光阴似箭，但大多数人在青春时节必然遭遇的种种困苦也依然如是，这就是《青春的敌人》依然畅销的主要原因。 那就由它去吧！ 我只想请大家记住这个略有陌生的书种——“自助书”——它是心灵的慰汲，它是经验的陈列，它使我们向远看，向前进，向上走，它是纸上医院。 2004年8月8日 北京天通东苑一区 《青春的敌人》　序目录 目录 导言：告别十六岁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 恐慌感仍在延续 责任感如期而至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矛盾化，人生的永恒特征 爱，是一种权利 把自卑消灭掉 不必完美 适可而止 为生活鼓掌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打破思维定式 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 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伟大的尝试性 坏牌不一定输 热恋·慰籍·归宿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沟通四面八方 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世界需要热心肠 我们劳动，我们收获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从小生意作起 矢志于一个领域 就地开源 地位即是金钱 向洋人纳财 从作助手开始 热忱七大原则 安度贫穷：在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健康地走过 幽默是一种力量 花钱买欢乐 精神胜利法 伟人也曾贫寒 尽兴将是第一原则 享受贫穷：向苦难的生活索取教义 贫寒是一所学校 苦难使人深刻 患难之交·糟糠之妻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 作凡人，还是继续追求不朽？ 面对竞争，还是逃避考验？ 另寻一个美差，还是继续混日子？ 改变积习，还是顺应它？ 继续反对父母，还是招安和好？ 结婚，还是独身？ 我是个多余的人 我的心呵，我的心 在恶劣的人民中 在阳痿的土地上 不良的预感 多么小的空间呵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 丧失的容颜 与死神交谈 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宽容 你是否已经成熟 向独身挑战 寻找一个家 夫妻冲突·婚外情·离异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逝水流年 缀语：三十岁，秋天的早晨 《青春的敌人》　序告别十六岁 导言 告别十六岁 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也许你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但这一天却如期而至，这是一个自然的承诺。不过，你并没有察觉到此前此后有什么明显不同，甚至是好多年以后，你才偶然翻看到《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则——从十六岁开始，你必须对自己的全部行为，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因此，十六岁比起十八岁来，显得更为重要。从那时起，你已在法律意义上，长大成人。 过了十六岁生日晚会，你已抬起腿，跨越交界地，走进了纯粹的青春地带。 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你怀揣着童年之梦，为流行风和男欢女爱而欣喜陶醉，但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此时，由于学龄限制和教育水准的阶区不平衡，南方诸省的十六岁少年已走到十字街头，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抉择：是作工，还是上大学。而大多数江北少年却相对平稳，处在高中二年级的好年华，壮怀激烈而又心事忡忡。因为尚未意识到自己就要去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有所意识，因此你只是觉得，许多担子注定要你承担，但无论如何，都谈不上迫切。 一九八八年夏末，大型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震动了中国，在参加研讨会之后，我约了发言的几位少年，去北京素食斋共进晚餐。 “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好像现在还是十五岁。”范向后仰身，翘起座椅的前腿，又挥着餐勺说：“可能十八岁会有点儿变化吧，谁知道呢！” 黄和孟说，学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但隐约中，又困扰在无穷的问题之中，好像在跟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仗。“觉得累极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让我们好好睡一觉。”黄补充一句话说：“最后是一睡不醒。” 姜，十七岁，明年就要毕业了。除了硬着头皮去高考，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倒是我慷慨请客的作法，让他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哪儿来得这么多钱”，一直是他最想知道的问题。 何沉默寡言，是中专护校的学生，日后我们成了朋友。在随后的整个冬天，他多次说没办法把心思集中在学业上，他在为一位出色的女同学，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每天下午最后一次下课铃响过，男生们早已候在教室门外，等着女朋友，然后骑车去“老地方”。 韩是一位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把电话勇敢地打到我的办公室，希望超越友谊。 宋显得桀骜不驯，天天跟父亲对骂，恨透了家长制。而一切造反精神，都能引起他的共鸣，为此，他崇拜《河殇》。 他们兴奋极了，不断地打断别人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证明自己，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刁难餐厅服务员。是呵，十六岁本该是轻松欢愉的年纪，但他们却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尽兴。于是，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象。 “我们这么大的人，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吗？”黄突然问。 “你们想说话，对古往今来的事情都要评价。我们只是在听，有时候笑一下，好像有点疲倦，也可能是学会了容忍。”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但却没有得到认同。这太好理解了，因为十六岁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年龄。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而一切原本就应该如此。 你无法清楚地知道，前辈心中沉淀着怎样的沧桑。实际上，在父母孕育你的生命时，中国社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颤巍巍第一次触到录音机的按键，那感觉，就像是古时候的乞丐摸到了皇上的衣袖。那时，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被迫低下头去，保持沉默。那个年代，着实荒唐，居然所有的杂志都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同一个问题——艺术作品能不能描写爱情！在你的脑海里充满着罗大佑、谭咏麟、张学友、王靖雯、朱哲琴的时候，你注定无法想象，就在二十年前，李谷一曾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位名叫周荫昌的专家，竟把自己的讲座制成录音带，告诫青少年说：“港台歌曲是黄色的糜糜之音！”在整个八十年代，邓丽君的名字十分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北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这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深埋在长辈心中，一经提起，往事如云。当他们在现实世界生活时，往昔一直是他们抹不去的记忆。对他们来说，崔健完全是一种陌生而又别开生面的歌喉，他用“这世界变化快”描述了八十年代。 然而你，十六岁的新人，从你记事起，组合音响就在你的沙发旁大声喧嚣着。你有幸乘坐叔父的本田车，不到两个小时，便以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完成了从天津到北京的全程奔跑。于是，你对着京津高速公路说：“世界真小。”在餐桌旁，母亲请来的那位历史学者让你看不顺眼，不知道他何以那样自得，于是你会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只想知道你赚没赚到钱？”母亲立刻现出窘态，客人也为此感到尴尬。但你却踌躇满志，自认为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没有错，并且强调说，世界本该如此。 你哪里知道，金钱也只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显得如此重要。在这个日趋享乐的现实社会中，前辈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亲情越来越廉价，人情费却越来越高。他们曾在漫长的年代里与世隔绝，故步自封，过着平均主义的日子，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真正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但他们的舞台被动而狭小，历史留给他们修改错误、建设图强、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短促。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天才。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不过，你却无从比较，生下来就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长辈们经历过的那些动荡，在你记事之前业已完成，人们已从集体主义走向各行其是。你比旧时代更自由，更不容易满足，并且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肯定个人之间的爱情。 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读金庸的《侠客行》，看数字视盘，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游戏。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十七岁的南方少年，他已读完高中，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知道当时的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究竟是万里，还是李鹏。起初，我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后来当我们作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方面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天才般的精打细算、适度的慷慨，渐渐感染了我的心。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青春的敌人》　序自行其是 对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嘲弄或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家长纷纷忧心忡忡。我的确也认为，这些越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富裕病，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又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所以，共和党人与其只是哀叹世道不古，还不如去设法理解它。 尼克松说这段时，美国的成年人正隔着大代沟，俯视着新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那时，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烈的精神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痛苦的记忆、共产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动荡不安、铜臭味在人们心灵中飘荡——于是，“垮掉的一代”应允而生，美国社会发生了剧变。面对一九六四年美国各大学的第一次暴乱、性解放的过头、毒品的迅速蔓延，美国长者无不觉得新一代染上了世界末日的气息。那情景，与今天中国的恐慌十分相似。然而，让我们抬眼看一下，今天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大亨、市政厅里的要员、机场候机楼里的外交家，哪个不是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走来。他们的头上没有圣人的光环，却分明带着世界的朝气。 这是一个提示：未来不会在新生代手中丢失。 在走访了形形色色的十六岁人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十六岁看不起周遭，但又被周遭所吸引，努力抵制着世界，同时又在适应它。就在这种抵触和适应的矛盾中，内心冲突和精神压力产生了。十六岁的人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妨碍了行动自由、理想的实施、个性发展、含蓄而沸腾的初恋，因此是一切烦恼之源。 此时，你向少年时代不停地挥着手，转身靠近青春的门槛，但迎面扑来的风却令你窒息。你的父母变得更加鸹噪，每天都要唠叨你，为此你几次想到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你珍视与父母不一样的东西，为之不懈抗争，以争取它的合法存在。于是，你第一次伸展腰肢，试着与父母唱对台戏，并把一切叫倒好的观众，视为青春时代的第一批敌人。 在很多宽容或溺爱的家庭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到舒心或无所顾忌。在另外一些家庭，情况却不是如此。你必须不停地以各种方式警告父母：“时间到了！”“我要自己下地了！”但他们既不像那些无知的父母疏懒于管教子女，又没有西洋家庭中那种脉脉含情的从容。他们依然报着包办带管之爱，紧盯着你，企图拆看你的信件，得到你的日记。但你珍视自己的隐私权，甚至恨不得如法炮制，也拆开母亲的几封信，然后告诉她：“请记住您现在的愤怒，这和我的愤怒没什么两样！”的确，隐私权，成长的标志。一个女孩子可以因为自己的日记本被好朋友不经意地翻看而痛哭失声。十六岁，心灵在日渐丰满，你开始把自己迷乱的星空、羞于启齿的冲动、不着边际的向往、对周围人的怒气，统统记录下来。恐怕直到大学毕业，日记将是你最好的、悉知你一切秘密的伙伴。 你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父母也不打算把上大学对于中年生活的益处，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说给你听，或许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读书的真正好处，只是想以父母的名义胁迫你放弃别的兴趣。你哪里知道，你的父母都曾参加过或听说过七十年代末的那几次高考，被吓怕了。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但全部高校只能从其中招收27.3万名学生。一九七八年夏天，1160万人挤进考场，但录取名额仅有50万。直至80年代，高考始终是激烈竞争的代名词。我的一位北大同窗回忆说，十六岁那年她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妈妈劈手夺走她的《悲惨世界》，转身投入火中。理由是，两年后她要参加高考，因此她必须把全部心思，铺在早已烂熟于心的数理化课本上。此外，她家在青岛农村，高考是改变农民身份的唯一办法，必须全力以赴。实际上，今天的高考只是在应届毕业生中进行，本来你可以轻松地对付它。只因为父母过分地要求你把一切精力献给它，你才变得如此讨厌它，讨厌一切考试和读书。在很长一段时光中，你是靠沉默不语的赌气，打发掉了饭桌上的时间。 不过，这是美丽的16岁，无数新奇而神秘未知的幻境夜夜集临。一种晶亮的情愫在身体里涌动，就连肌肤与衣服的轻微摩擦，也会带给你某种震颤。有种似曾相识的情绪使你坐卧不宁，念不下书。你总像是企盼着什么人的出现，只要那个人与你不期而遇，你就会凭空增添出喜悦，觉得充溢在胸中的全部都是明媚的阳光。你也会发现，许多男生每逢从眼缝里瞥见女生来了，便会拼杀得更勇，施展出全部球技，而十六岁的女孩子已学会含情脉脉，用眼波传达声音。那时，最淘气的同学天天宣布着“午间新闻”：李在食堂替梅买饭了，陈总是借赵的小说，周最爱给王讲题，林在生物课上一共看了阎27眼……在这种新闻的包围下，你的目光瞟来瞟去，最终落在了最能吸引你的那个人身上。为此，你写下了无数封从未发出的长信。由于你一段时间内神情恍惚，你的父母确信这是“早恋”，于是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社会舆论，再也没有放过你。直到你捂着伤口，痛苦地退却。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在北京农业大学见到一位十四岁的少女。她漂亮、多情、爱读言情小说。在她略略早熟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奇异的梦幻。但十六岁时，她却疯了。她的父母为阻止她继续追求语文老师，把她强行转到延庆县一所中学。在一段时间的反常的静默后，她爆发了第一次间歇性精神分裂。在大雨滂沱的深夜，她跑到长安街上，在幻象的精神世界里躲避着魔鬼的追逐。人们找到她时，她正惊恐万状地躲在公安部大门旁的一只邮筒下。此后，她每每发作起来，总是对男性施以恶性纠缠，即便是正常时，她对那些正常的年轻夫妇也总是怀有一种神经息息的病态看法。一九九零年，我在先农坛再次见到了她。她围坐在一把吉他旁，对爱情话题依然有着浓烈的兴趣。我不得不在简约的和弦中，为她唱《玻璃心》，那是她十分喜爱的一首老歌—— 《青春的敌人》　序心是玻璃做的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既已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 就像那支摔破的吉他 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她对多年前发生的一切小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可想而知她热爱那些岁月，依旧愿意充当她曾梦想过的那些角色。 我常在想，为什么看到孩子长大了，懂得恋爱了，首先涌上我们心头的不是喜悦，而是忧虑和恼怒。退一步说，不高兴他们情窦初开，就非要用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甚至用非人道的手段去对待他们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特殊的开明态度，去应付这个富于特殊激情的女孩子留给我们的难题？为此，我常常感到一股《儒林外史》的味道，似乎作父母的责任，只是为了阻止感情问题带来麻烦，至于儿女是否快乐，那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宁可把儿女逼疯也不能让他们谈上恋爱，成了一条天经地义的原则。当我们看到《成长的烦恼》时，每个人都会为那位美国父亲用自如的方式向十四岁的儿子解释爱情而感到，但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中，却没有多少中国夫妻能善待十六岁的初恋。 我们可以断言，两代人由此造成的紧张关系，不会在10年之内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不取决于父母认识几个字，读过几本书，看过几部美国家庭片，它必须依靠于文化环境的整体变化。可以说，家庭民主不是学来的，而是滋生在心灵深处的宽容的流露。因此，你注定要在长久的受挫中，幻想出这样一种父亲，每当你心神不定时，他便拉来一把椅子，坐到你的旁边：“怎么样儿子，谈谈你的看法？”你甚至想象出，他轻轻地点燃一支烟，亮光在星夜中一闪一闪。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梦。而班主任与你的父母联手，共同对你不依不饶，倒成了一个明显的现实。而且，比起父母来，老师作得更高明，她要你自己拆开信，快速读给她听。事后，还为这种既不侵权违法又没对你放松要求的作法沾沾自喜。当她敏锐发现了苗头，她会连连找你谈心，说些大而无当的空话，要你不要“早恋”。 但实际上，“早恋”是一个内涵极不科学的概念。既然大多数的十六岁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恋”，那就说明十六岁之恋完全正常，何以称之为“早”？可以说，只有那些不善思考、人云亦云、习惯了以简单划线的办法来认识世界的民族，才会偏执地硬性规定说，某某年龄之前的恋爱，即是“早恋”。他们忽视个体成熟的差异，至于你的身心是不是已发育到了必需爱情不可，他们不屑花时间去研究。 此时，学校不再是现代教育家们构想的那样，成为为学生排忧解难并纠正父母错误的机构，相反却成了延续和扩大家庭失误的场所。老师们禁止学生去尝试个体之爱，以便始终如一地强化竞争训练，把智商当作是学业成绩的最高标准。他们没能增添学生们的社会情趣和从属感，而是在天下为公的大话下，赋予学生一种纯属于个人的生活意义。实际上，这为你的整个人生抹上了一层阴影，以致于当你处理未来的友情、职业、婚姻时，竟不知道可以用对话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面对这一切，你总是不欢愉，却总是充满梦。你对未来有着任性的设计，认为只要有机会实施，准能大功告成。但那一天太遥远了，于是，你期盼着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的到来，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为了抵御烦恼，你作过许多梦。你甚至想过用私奔、自杀、以及一切消极的办法去恐吓父母，让他们后悔终生。你曾发誓说，有朝一日，自己有了孩子，你一定会是位好父亲或者良母，绝不打骂孩子，给他充分的自由。你曾幻想过，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作一名坏警察，天天把在学校路口，专门刁难那些曾和你过不去的老师。你也曾作过梦，幻想自己成了权威，宣布一切清规戒律犯法。 十六岁，人人的口袋里都藏着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字。此时，你把伟人的长明灯毫不犹豫地接过来，供奉在心中。你崇拜自己的英雄，并成为英雄的捍卫者。对于那些与你有着相同缺陷的英雄，你会格外推崇，以此例证自己也会成功。矮个子一定会爱拿破仑、列宁、邓小平。不被人理解，便想想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打不好篮球，就抬出尼克松，这位美国总统从未在运动场上感到过协调。提起果戈里终身没能改掉手淫的习惯，许多惊惧的男孩子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而西塞罗的口吃和马连良的大舌头，使无数口腔缺憾者不甘于现状，崔健别具一格的摇滚更是鼓舞着大批人，操着货真价实的破锣嗓子满街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无穷无尽的烦恼和漫无边际的梦幻，叠迭交织，晖映明灭。此时，青春的顽敌，一半来自于环境，比如社会不允许你释放少年人的感情，另一半则藏在你自己的性格里，比如你的自卑。你决定要勇敢战胜它们，并看到了希望的灯火在未来闪烁，也看到灯火辉煌的路途中出现了更多的敌人。你必须不断地击倒它们，从它们身上跨过，才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为此，你向你崇拜的几位兄长请教，你找遍所有书摊儿，去购买涉及青春的书，付不起钱，便蹲在地上，一声不响地读完。为能找到一剂万能良药，你苦思冥想着。但你的收获并不大，甚至常常得到刚好相反的效果。或许，你听到D·贝尔这样一句话，会恍然大悟。贝尔说：“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看来，往往平淡无奇！”正是因为世界的复杂多样化和无限运动性，前一段时间的经验和教训常被后一段时间否定掉，一个人的经验和教训常被另一个人所推倒。这就是你总想从别人那里学点儿什么经验，但到了你那里却统统变成了教训的原因。 我必须在你读这本书之前告诉你，智者增添自己的感受，愚者才寻求别人的答案。 感受将增加你的水平高度，使你变得成熟和健康。当你陷入困境，感受会使你自发地得出自己的答案。即使你无法直接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感受也会让你保持达观。事实上，困扰你的事情，特别是来自环境的那部分困扰，你完全可以采取一种迂回的办法来对付。你可以绕到它们身后，继续走你的路。 如果是为你开启皆大欢喜的药方，这本书可以叫《消灭青春的敌人》，或《怎样度过青春》。但我坚持认为，一部书的好坏，不在于它提供给你多少答案和照章行事的办法，而在于它是否提出症结，给你启示。一部书，当它流畅的语言吹进你的心湖，揉碎蔚蓝的波影，引起你胸中美丽的回声，当它轻轻诉说，把特殊的形式美舒展在你面前，当它不断勾起你的追忆，使你感到朦胧和醉心的澎湃，当它优美的思维超越你想象力的边缘，使你发现许多事情你早想宣泄但却始终没能形成语言，当它把你渐已逝去的从前一步步复原，又把你正要面临的未来说给你听，这部书便当之无愧堪称好书。尽管它罗致了不少伟人的格言和劝诫，罗致了大量的现成办法，但你不要刻意遵从。答案——特别是别人的答案——远不及你自己的感受博大精深。 读书不是为了记诵别人的答案，而是为了增添自己的感受。 中国的大学教育思路和中小学判若两地，几至截然相悖，其区别正在于此。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向我感叹说，教育界形成了一个“怪圈”，搞“题海战术”，自己身不由己，也陷了进去，不得不让学生们去死背习题。但是我想，如果派一位历史系教授下挂中学教职，去教那6本薄薄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他却会引领学生走上一个制高点，转而俯视史料，达到有趣而轻松。另一方面，他会把乱七八糟的考题扔在脚下，要学生们老老实实地直接熟悉那几本书。当这些史书进入了学生的心扉并成为他们想法的一部分时，学生们就会获得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考试中，这种感觉会面对不同的难题，自然迸发出相应的答案。因为历史就在你心中，你自己也就成了历史书，而万变不离其宗。这样想来，那些使历史学习脱离了整体性，让学生们割裂发展逻辑而硬记考题的办法，实在是笨得出奇，它把历史流程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断点，降低了历史学的深沉和趣味性，求“变”而无视“宗”。 那么，你不会希望《青春的敌人》也失之根本吧？ 这部书的终极目的是，开启你的观察目力，使你能洞彻表象，获得生活的真实性，最终打破你内心深处那些自欺欺人的谎言。一句话，就是成熟和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说：“健康的含义，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在这部书中，我将使我们常常无视心理卫生而奢谈健康的习惯得以更正。我所说的“成熟”，多是指心智的完善。在确立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后，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去看青春。 《楚辞》中有“青春受谢，白日昭只”之辞。起初，青春只是指大自然的一段时节。每年春天，草木一片绿意，故被称之为“青”春。到后来，它被挪借出来，喻指人的那段年富力强（准确说，是完成成熟过程的）的年岁。《文选·潘尼》就有“予涉素秋，子登青春”之句，感慨陆机出任吴王郎中，正值人生的好时节，而自己却已走向了生命的秋天。 严格说，青春只有十年光景，起于十八岁，结束在二十八岁。 从十六岁到十八岁，不过是青春的序曲，就像是这部书的导言。无论是从洞察力上讲，还是从身体状态上看，十六岁都只是一只花蕾，摇曳在宁静的初春。真正的，还都没有开始。而二十八岁至三十岁，却是尾声的回响。那时，青春的帷幕已幡然落下，人生的新章已在大幕之后悄悄地酝酿。 歌德说过：“每一时刻，自然都在启程。每一时刻，它都到达了终点。”是的，你无从停顿，无从逃脱留给历史的印记。你的每一个足迹，留在了你曾走过的土地上，每一个步伐中的每一个空中停顿，也都作为轨迹，永远地镶嵌在了青春年华的时光中。你的每一个动作，在动作的同时就已经完成，而每一个新的生机，在每一分钟里都在开始。时光在消逝，青春和整个人生，也许你总认为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但它们却行色匆匆，马不停蹄地行将逝去。就像席慕蓉在那首清淡的诗中写道的：“十六岁花季只开一次……而在陌生的城市里/ 我夜夜举杯/ 遥向着十六岁的那一年。” 这是挑战的十年。尽管开始时，你没有充足的力量，但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凡是父母说的，你都不屑一顾。你分明已对老师提出了刁钻古怪的质疑，并且逐渐认为，崇拜是件滑稽的事情。 十年里，你几度失恋，为此还曾仇视过异性，可最终你还是结婚了。也许此刻，你正在为儿子的入托而奔忙，途经一个小书摊儿，回眸间瞥见了这本书。也许后来，你离婚了。也许你根本就没有结婚。这是感情动荡不已的季节。 为了适应社会，成长壮大，你曾放弃梦想、依存、初恋。这些牺牲和代价换回了成功，使你置身于一种职业。你或者为之骄傲，或者依旧感到怀才不遇。 尽管淡淡的忧伤一直萦绕着你的心灵，但当你走过青春，回头望去，凭着梦一般的依稀的记忆，你会有一种纱一样的透明印象，认定青春十年，到处撒满着阳光，觉得那个时候，不曾有过多少阴天，连下雨的时候也出着太阳，雨后是七彩的虹和更蓝的天空。 那是一个鲜明的季节：春天。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必要的丧失 第一部分 烟雨蒙蒙的梦幻 （18岁—20岁） 成年意味着放弃童年最可爱的夸大妄想的梦，意味着懂得了这些梦不会实现。成年意味着掌握智慧和技巧，从而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我们所需求的东西。这个现实，包括减少了的权利、有限制的自由、与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完美的联系。 ——J.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 A·阿德勒恐怕是搞错了什么，这位世纪初伟大的个体心理学家，在他那部思想熟透了的《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中，谦逊地说，他无法给青春期订下严谨的起始界限。他认为，青春期大致是起于十四岁，也有可能是从十二岁开始，最终在二十岁结束。 但今天，我们认为，青春期（也称“青春发育中期”，即“少年时代”）是在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完成的。此前一段时间叫作“青春发育初期”，包纳在人的童年之中，它仅仅反映为身高和体重的变化。此后直到二十四岁，是“青年期”，也就是肌肉、骨骼、心血管系统的发育完成阶段。看来，认为青春期的性发育一直要拖到二十岁才结束，可能是时代差距所致，也可能是阿德勒博士真的错了。 不过，认为青年期可以在二十四岁之前完结，也够戗能站得住脚。特别是在中国，尽管二十四岁的人已经完成了身体成熟，但心理的完善尚在缓慢进程中。他们对生活和爱情、处境和事业、人际关系和自身的认识，还都停滞在书本知识上，没有深刻的实际体验。可以说，中国人的心智完善，一直要推迟到二十八岁才能初步完成。 不过，阿德勒说，青春期是一个无法使人格发生整体改变的“危险期”，这个观点与众不同，但却完全能够站得住脚。按照他对青春期的划法，十八岁到二十岁仍在青春期内，因此仍然符合这个结论。而按本书的分法，十八岁至二十岁已是十年青春的第一个阶段，但对这段时间，我十分愿意挪用阿德勒关于“青春期里有惊无险”的观点来描述它。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在这段岁月中有着真正的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它不过是十六岁的延伸。十六岁有什么，十八岁就有什么样的影子。这段时间，无论是身体生长还是智力发展，都远远没能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留一下的地点。而变化只是斜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我们心中原有的困惑不安、冲动的激情、愤怒、被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都不因哪一天的到来而突然改变方向，骤然倍增或是锐减。 因此，十八岁只是文化心理上的里程碑。 如果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已经走上社会，我们就可以在生日那天和父亲一起喝酒。这一天，我们第一次被容忍在家里公开吸烟。而乡村的十八岁，意义更加重大。从这天起，我们已被绝对地认可，可以寻求占有一位女人。我们下田劳动，并在每一次婚丧仪式中，享有成年人的一席之地。中学生的十八岁，在喜悦的节日气氛中度过，随后便被迫在眉睫的高考情绪淹没了。大学生的十八岁生日，不是吹蜡烛，切蛋糕，而是靠着远方父母汇来的紧巴巴的一点钱，喝得大伙酩酊大醉，胡说八道，最后纷纷栽倒。醒来时，除了头脑发涨，胃里火烧火潦，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变，太阳照常升起。 从法制角度看，一九八零年的《婚姻法》把男女婚龄统统推迟到二十岁以后，所以和十六岁比起来，十八岁便并无新事可言。从心理状态上看，十六岁曾有过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只是在十八岁时有所加深，变得显而易见，至于行为上的矛盾化和极端化也只是因为生活领地的变宽而显得格外刺眼。我们通过逐步拓展自己的责任范围，长大成人，但我们只是一点一点地成长，一点一点地对周围的事务负起责任。此时，我们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矛盾化、极端化相互渗透，或者成为阻碍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或者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内在推动力——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恐慌感仍在延续 恐慌感仍在延续 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对青春期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记忆犹存。当初潮和第一次梦精出现时，由于没有预先的知识，我们都曾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我们在失去一个十二年来为自己所熟知的身体，开始陌生的转变。 一九九三年，我在协助《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台进行生活咨询时，获得了大量的相关经验。一位小伙子说，他在十二岁时进入了变声期，但在最初的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十分讨厌听到自己发出这种陌生的声音。他变得沉默寡言，或用小嗓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时常遭到其他尚未变声的同学们的取笑。到了十三岁，一见到自己日渐其长的小腿，他便感到莫名的惆怅。他依然愿意过从前那种熟悉的生活，作母亲的小儿子，因此这么早便与父亲变得一样，简直令他害怕。另一位女孩子接受不了让别人看到自己有阴毛，每次去公共浴室之前，她都要花很长时间把它剪光。初潮第二天，母亲才告诉她，女人都是如此。至今，她仍为几十年里不得不忍受经期的不断骚扰而感到不公平，认为作女人简直太麻烦了。 青春期的少年身高猛增，手脚加大。由于心理依旧孱弱而身躯快速发育，这种极度的失调反映在行动中便会笨手笨脚。那时，我们需要重新训练身体的平衡协调和灵敏度。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遭受别人的讥笑和呵斥，我们就会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差，变得更加手忙脚乱。我们在白天作着未来的好梦，却夜夜在惊雷中发抖，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会一事无成。我们读不进去书，终日作着粗鄙的性尝试的幻想。对异性，我们总是渴望见到，但见到后又忸怩不安，不知所措。如果必须回答问话，还会感到舌头发硬，面红耳赤。为此，我们感到无比绝望，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也许是渐渐习惯了，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这些恐慌仿佛消失了。与其为变化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听其自便。此时，我们已凭着猜测，完全弄懂了童年时代萦绕在我们脑际的疑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让我们对生育的高尚性，产生了怀疑。我们开始用观察的眼睛，环顾四周，变得愤愤不平。 到了十八岁，当我们走向车间和麦田，当我们在高校图书馆里浏览报纸，恐慌感再次涌上心头。我们还不强大，社会又不公正。我们为“明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时，我们必须充当主角，对人生道路作出第一次重大抉择。 但我们只有四条大道可选—— 第一：上大学，为更远的未来铺平道路。如果不谈目前正在酝酿的人事制度改革，我们可以在毕业后终生享有“国家干部”的资格。只要不辞职，人事关系永远在人事局。即使辞职，关系可以转到人才交流中心，由此保留干部资格，延续工龄。从人生的创造性、仕途中的评职称和晋升、调动工作的便利程度和谋求更高发展的可能性而言，上大学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而且社会地位最高。 第二：不再深造，立即就业。由于国有机构面临巨变，铁饭碗被事实砸烂，因此非把人事关系弄到劳动局的人，日渐其少。许多人把档案存放在劳动交流中心或职业介绍所，然后去各种新兴企业应聘，成为打工者。尽管打工的日子朝不保夕，但好在这个领域流动性大，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找到一席之地。此时，如果我们的档案，被毕业学校转到了家宅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那我们的头衔将是“无业人员”，即失业者的代名词，而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几乎和农民一样倒霉。不过，几乎所有没有大学文凭的私营企业家、合同制工人、临时工、跑到海外去扒分的人，都是“无业人员”。换句话说是，这个年月，当无业人员并不可怕。 第三：考不上大学，选择自费攻读。目前，中国尚有一些机构提供一部分公费医疗，更多的新企业为员工们投下越来越多的医疗保险，因此可先行就业，解决衣食之忧，而后再在工作之余，弄个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自修大学的文凭，作到糊口和学习两不误。 第四：自己掏钱，或签劳务合同，去海外谋生。 总之，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一致认为，在整个一生中，此次的大方向抉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规定一个人的一生浮沉。一方面，中国社会并不浪漫，因此道路的选择，就像是单行线，一经踏上，难以调头他往，甚至一朝出生就已无可选择，数千万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作着最辛苦的工作，但即使挣到了钱，依旧改变不了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丰满的年纪，在不精通繁文缛节的父母的帮忙下，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单相思般的推测，如此确定下来的方向选择，不可不说是草率。或许，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了选择失误，但却无从改变它。我们因此初尝了事业黯然无光的苦痛，并要随波逐流地飘下去，越来越糟。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人来说，这种惊恐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走上了较为理想的道路，我们也会马上发现，代价是巨大的。 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了人民住宅、长官楼、贵宾入口。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但是有一天，我们邂逅一位昔日同窗。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但她的老爸颇具活动能力，竟在一个挣了钱便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为她谋下一职。现在，她花枝招展，眼光里流露的不光是自信，简直是对我们的同情。望着她扭搭扭搭地走远，除了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剩下的便是感到自己可怜。瞧！我们穿的竟还是过了时的细跟儿皮鞋。 假如我们是司机，十九岁，却已跑下八万公里的路程。我们拼命劳动，一年时间中，把固定薪水、公里数奖金、帮忙礼金、黑车收入加起来，已超过五万元。但有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的外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早听人说起，两年前他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现在，他领着我们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看他躺在卧推长椅上，一下一下地推举着210斤的重量。他的胸臂肌肉线条分明，优美地隆起，而我们却骨瘦如柴，没有头脑。分手时，他说他一星期后就要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想到未来的他，将用一个半月时间，挣够我们两年里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我们一心赚钱，却忽略了其他。 假使我们边学边作，结果只是一切平平。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但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暖的家，我们却骑着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我们清楚地知道，与一心挣钱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八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我们都是些三个鼻子的怪物。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开始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看不起工人的无知，又指摘学生们缺乏生活经验。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了高低难就的人。事实上，仅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已越来越难以提升自己。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但这时的恐慌，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十六岁时那样容易被忽略掉。它隐约可见，而且持久地延续着，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向往美好生活。此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光里，我们的忧愁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开的性格，几乎把我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冷与热、光明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阴阳男女，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殊不知，在科学领域里，它们根本不是两种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变异。不是吗？在若隐若现的恐慌之中，也同时蕴涵着期待、野心、责任感。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责任感如期而至 责任感如期而至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我们安慰自己说，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苏格拉底、屈原、唐宗宋祖、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温文善辨的肯尼迪、刚毅铁血的里根、容貌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蒋经国、毛泽东，从乔丹到李宁，从赫本到姜文，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大明星，都成了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我们和父母无话可说，却可以随时向偶像倾诉。我们向伙伴们推介着自己的英雄，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其实根本不懂霍金，真浅薄！”十八岁，所有风云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督促着我们，要我们朝更高的目标奔跑。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漏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规则。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的来龙去脉，并向其它领域突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我们有责任呵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且，只能在尊重长者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底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的面子。我们不断地作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独立承担起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首先，现实感确立了我们的发现能力和估价能力。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最早曾是发现和估价的产物，但在一定时间的相互作用下，现实感最终成为我们发现一切和评价一切的基础。 在襁褓中，我们曾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父亲抱我们不如母亲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出道理，于是我们含着眼泪，不服地盯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十五岁，我们纯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打电话时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便违背了他曾教导我们的诚信原则，妈妈曾对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高官的孩子有着特殊的偏袒，在讲台桌上，她说的是爱国心，而且情真意切，但为一台东芝彩电，她能跑遍全城。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的讲话平淡空乏，服务员们专司迫害顾客。这一切，与我们早期教育的童话世界，竟是天壤之别。这一发现，险些让我们玩世不恭。 十八岁，但愿不是因为看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对此，上了大学的人有着更深入的发现。由于众多的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的美丽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便轰然倒塌了。我们发现，事物甚至不是两个方面的集合，而是复杂得多。进而，我们还发现，世界的发展竟是荒诞的，人性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东西。此时，一部分人疯了，要去自杀，另一部分人却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在复杂性中生活，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社会、所爱的世界，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当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把着我们的双手，教我们学习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已作出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它的一部分——由此，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退让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向别人妥协，以谋求合作的成功。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和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注定会一败涂地。 从经验上说，二十五岁以前的人，不可能对“合理妥协以夺得最终胜利”的方法，拥有较为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总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了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地让步，我们也就掌握了选择的要义，即，在现实允许的范围里，挑选出最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的所有玩具抱在怀里，不问母亲的购买能力，于是选择只能由母亲进行，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那他唯一的结局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学会让步，放弃它们。 此外，现实感还使我们渐渐地学会了宽容。 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戒律牢牢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因此那时，不能抽烟喝酒、不能骂人打架、不能“早恋”、不能赌博，曾是我们的金科玉律。大约十三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生活就太单调了，只能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去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一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音，上网查一些自己不该查的东西——成年以后，我们不再恶作剧，但当年对清规戒律的嘲弄，却使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新教条，并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 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学着灵活地运用宽容。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三块大洋，像中年人那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溯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便宜的雪茄。烟雾中，我们无须讲话，却也并无尴尬，风云中体验这种妙不可言的静寂。愤慨时，我们骂将起来，用最刻毒的语言表达对丑恶的批评，并且发现，那是我们宣泄不满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对方执迷不悟，我们操起拳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追逐自己热爱的女孩子，把渴望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告诉她们。在游戏中，我们掏出五分硬币做赌注，享受一下意外收获的刺激，并在输赢中观察朋友的性情。所有这些自我放松，并没有招致父母警告过我们的后果，反而增添了我们的生活情趣。 不过，我们还是发现了另外一些人。他们终生的生活原则，只是儿时依偎在母亲膝下所聆听到的训言。那些限制婴孩、不使其在无助的情况下越出轨道的紧绷绷的家训，一辈子没有宽容他们自己，更不放过别人。这些人常常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左派的角色，因为单调的生活，曾造就了他们简单的头脑。他们迟迟没有获得现实感和宽忍心，并在尚未真正认识生活的情况下，仇视生活的新意，认为一切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和将来都不该发生。他们因噎废食，对人缺少怡怡深情。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对别人多几分宽容，自己就多了几分成熟。不过，十八岁是刚刚从童话世界中苏醒的年龄，过去十几年的纯真纯善纯美的教育，如同美丽的谎言，占据着我们的身心。我们嫉恶如仇，几乎把所有不完美的事物视为敌人。殊不知，对社会问题的极端化认识以及个人行为的极端化，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十八岁时，我们开始对过去熟知的事物，第一次用成年人的眼光，进行再审视。我们往往因为发现了一点瑕疵，便对整块白玉忍无可忍。为了发泄被蒙骗的不满，我们把“一片洁白”从端点推到另一个端点，斥为“漆黑一团”。如果发现教育过我们的人还是对瑕疵视而不见，我们便想用极端化的挑衅拨开他们的双眼。我们不再把父母当为先知圣人，他们不仅仅是有错，简直就是误国误民的罪犯。我们暗地里奚落老师，直呼其名。前辈理论如果和我们的空想不一致，便会被全盘否定。民国时代被看得一片光明，共和国没有一个白天。爱和性的传奇，从不可触知，一变成为了精神寄托。像一九八四年的电影《红衣少女》那样不出大格的自行其是，已远远不能使九十年代的孩子们得到满足。 就像梅子说的，这时的情感,“说它盲目，却也清醒，人海的噪音即使铺天盖地而来，它也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走在大海边缘的浅滩上，不必为“可能淹死”或“怎样远航”而担忧。成功了，我们会走得更远，失败了，就转回家。十八岁，是一个自立而不必谋生的年纪，因此我们的想法有恃无恐，丝毫不姑息。 我们几乎一直认为，十八岁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必须证实“自己不再是孩子”了。如果父母和社会能设法使我们相信这是桩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的极端主义造反精神，会相对减少。但假使得不到肯定的回答，我们便只得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立场。 二十岁之前，我们的许多个人壮举，都是这种正常欲望的表现。单小燕，一九八四年春秋时装大奖赛中唯一一位男装设计一等奖的得主。当时，她只有十九岁，但她凭着艰辛的自学，又用600CC血换得了参赛资格。她告诉记者说，之所以必须这样奋争，就是要向社会宣布她的存在。可以说，青年时代如何表现独立性，如何表现出“与成年人的平等”，取决于我们对“成长”的概念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假如成长意味着独立存在，我们就会像单小燕那样，努力争得展现自己才华的一席之地。如果成长仅仅是指不受约束，我们就会以极端化的方式，从事破坏法则的事情，也就是“青年反抗主义”的作法。我们会刻意模仿中年人的抽烟姿态，在情敌面前表现出中世纪骑士般的仇恨，也会学着电影里的坏女人和画报上的明星姿态，吸引各种各样的男孩子。 这种走极端的作法，多年以后想起来，的确是杂乱无章的。翻一翻这个时期的日记，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许多颠三倒四、前后冲突的观点。但当时记录这些感想时，我们相信自己的头脑并不幼稚，我们是严肃的，完全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们会对昔日的这些想法感到脸红。可以说，十八岁的极端化，是矛盾化的姊妹。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人生的永恒特征 矛盾化，人生的永恒特征 我们一睁眼就陷落到各种纠缠不清的冲突之中，我们总在思考，却一直不得其解。因此，在每一个行动中，在我们极端化的情绪中，总藏有一丝不安。这使我们保持了几分谦逊，没有把话说绝。或许，我们还陷在了矛盾之中，自我否定，难以自拔。 有许多人，直至十八岁仍未能果断地承认自己的性别现实，朝自己的方向行走。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脂粉气很重的男孩子，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愿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模仿女性的姿态。轻微的，孤僻清傲，时而发出几声娘娘腔。严重的，沾上了被庞坏了的女人的恶习，他们搔首弄姿，虚张声势，乱发小姐脾气。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文化中“男人比女人优越”的想法根深蒂固，因此女孩子“不喜欢身为女性”显得比“男孩子女性化”更为显著，这就是阿德勒在弗洛依德影响下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男性钦羡原理”，它或者表现为对男孩子，特别是对漂亮男孩的无比讨厌，或者表现为对所有男孩子的过分兴趣。 还有一些人干脆和自己的成长矛盾起来，他们希望永远逗留在童年。于是，他们喜欢用儿语与父母交谈，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时常向父母作出他们喜爱的小动物，例如小猫小狗的样子，学它们的叫声。在单独与爱人亲昵时，他们就像是嘤嘤私语的幼童。 一方面，我们是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不懂的，并一直为此惴惴不安。但由于偶然得到了几次表扬，而且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交往中，这种偶然遭遇表扬和恭维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于是萌生了“无知未必无智”的心理。甚至，我们有了一种渴望得到更多赞美的念头。实际上，女孩子由于通常缺乏自信心，所以习惯于用别人的赏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男孩子过分追求赞美，那却是一件可悲而又危险的事情。男人对赞美的热衷，常常是精神虚弱的同义词。 另一方面，我们又莽撞地自信什么都懂，而且常常故意回避问自己“不知道什么”。于是，在我们混沌未开的世界观里，恐慌不安和妄自尊大的极端化、羞怯自卑和亢奋的责任感、虚荣心和诚实的天性，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不成熟的年志、零敲碎打的知识、对往昔胆大妄言的挥斥，便与初生牛犊的执著和“我不会错”的狂想相交织，而且把着我们的手，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矛盾重重的青春日记。 赫胥黎说：“只有死人才是始终如一的。”换句话说，矛盾是人生的永恒特征。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它，它便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不断摘除如期而至的各种矛盾疑团，一步一步向前走，矛盾化便只是对我们的考验，是我们的动力。实际上，对矛盾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请相信，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所遇到的恐慌感、极端化、矛盾化，完全不必我们为之忧心忡忡，反而可以使之成为我们追求成功的推动力量。在明确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便到了我们直面具体生活问题的时候了。可以说，我们此时已完成了一种心理转变。爱情走向我们，我们要离开父母。爱意每向我们靠近一步，我们就与父母多了一些分离。此时的所有心态变化，都与我们的情爱、独立意识、行为风格有关。让我们来看看与此相关的十大问题——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爱，是一种权利 爱，是一种权利 爱情的审美意义，是我们整个人格的最完美的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诗人、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目力，也没有哪能一个问题能比爱情包容更多的欢乐和忧伤，更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足以滋养生命的健康或者彻底毁灭一个人的幸福。爱情是一所学校，同时也可能是一座火葬场。因此，我们无法不精心地关注它。 十六岁的时候，大多数女孩子是把目力投放在群体中学业最优秀的男同学身上的，哪怕这个优等生并不漂亮。她们会长久地记住他，甚至很久以后，依然会为当初没有接触他的机会而抱憾终生。十六岁时，王偷偷喜欢上班里的一个高个子但不漂亮的男孩子。每次考试，他都会把第二名远远抛在后边，涉及他的学习、生活、家世的传说，神乎其神。毫无疑问，这一切也同样吸引着其她女同学的青睐，许多人总是以求教解题方法为借口去接近他，但王却始终没有那样作。高中文理科分班后，他们分在了不同的班集体里。后来，他们都从青岛考到了北京，王在北大中文系学汉语，他进了清华无线电系。在清华园的一次周末舞会上，王意外地遇到了他。此时的王，已出落成北大的一朵校花。王问：“还记得我吗？”他的回答出乎王的意料：“实在想不起来了。但似乎，有点印象。”王没再说话，也唯独没和他跳舞。第二天，他跑到北大36楼，找到王的宿舍。一刹那，王被喜悦占领了。但她没有想到，他说的第一句话竟还是那样不伦不类：“我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想起你了。”王的眼底失去了尚存的一丝柔情。不久，当时正在追王的李，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来到了女生宿舍。他则慌忙站起来，失态地跑回清华，没有说任何告别的话。从此，王飘忽的梦结束了。他也再没有出现。一九九一年，二十五岁的王就要去美国了，她把九年前那段隐情说给我听，言谈中却似乎依旧怀念着她那少女时代的梦中情人。尽管她十分清楚地知道，梦中情人与现实中的他完全是两个人。可以说，许多女人都曾有过相同的经历，也有许多人曾默默地爱过男老师，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按照老师的形象去寻找爱人。 对于男孩子来说，十六岁的爱没有这么持久。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漂亮女孩身上，或是集中在由于奇特的童年印象而被他们自己认为是漂亮的女孩子身上。也许分开仅仅一年，那个女孩子便会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十年后，当我们提起往事，他不会牵肠挂肚。过去的已经过去，十六岁的爱只不过是愉悦了他们的眼睛。不过，就当时的真挚程度而言，男孩子的感情又不可说是不珍贵。他们会在想象中赋予意中人无比神奇的色彩，并拒绝把她与性交联系在一起，即便是由于睡眠中的冲动，或是故意手淫，他们也只是想象出一个坏女人去实施。要二十五岁的人去想象这个年纪富于诗意的情操，是困难的。对于爱，十六岁的少年采取的，多是歌曲和诗的方式，而且很自然地充满了象征主义。他们虽然充满浓烈的激情，但却没有多少亲昵行为，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情人们一样。 那个时候，与其说他们是寻找爱，不如说是在希求接触和懂得。实际上，当少年人很早便显露出对异性的兴趣，并打定主意去寻找他们所喜欢的伙伴时，社会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性早熟或胡闹的标志，把它蔑称为“早恋”，也不应该把它视为笑柄，或病态地联想到性的接触。相反，应该宽容他们的看法，并把这种可贵的感情当作他们学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一个准备步骤。不仅如此，爱情还是少年人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一个伟大步骤。为此，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说—— 那些从未领教过两人之爱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人，失去了生活本应赐予他们的最美好东西。他们无意识地——假如不是有意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不满会使他们朝嫉妒、压迫、残忍的方向堕落。因此，让热烈的爱情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应当是社会学家的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无法从世上其他人那里感受到热烈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无疑将受到损害。 在十七岁大步走来时，我们有了独立意识，爱意便像潮水般地蔓延在我们心田。我们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向所爱发出第一张要约的纸条。也许消息不幸走漏，或是被不知所措的心上人交给了老师，老师便搬来了父母。我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如果不让我们去爱一次，我们又怎能得到经验？又怎能知道社会劝诫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只有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心中已埋下爱的种子，而且就要抽芽。这是抹不去的影子，尽管迫于高压，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去作，但谁能阻止我们去想呢？实际上，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阻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反锁的家门里停止走神。父母师长的阻力，并没有帮我们节省下来爱恋消磨的时间，只是保全了他们自己的安心，但却深深地刺伤了我们。 我们渴望这样的父母，他们坐在我们的床头灯下，轻声地问：“孩子，谈谈你有把握吗？”我们最爱这样的老师，他们既无纵容，又不认为我们走上了邪路，而是告诉我们一条终生难忘的真理：“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迅语）如果他们把这个年纪该交给我们的，全部不逾期地交给我们，我们将会更好地学到生活和爱的真谛。 今天，少年群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泛性主义倾向，并不是少年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其原因正是由于舆论始终禁止他们去爱，于是他们便对一桩原本美妙的事情怀有犯罪感，并用极端化的反抗享受着偷偷摸摸的快乐。由于没有完整的性知识，泛性主义的结果便促成了更多的流产，污染了性器官。 为了生命更有意义，十八岁时，我们需要掌握一些爱的基本知识。 Y 爱的起点。十八岁，我们一步步走进爱的区域，宛如第一次踏上冰层的人。前面充满失败的危险，我们又毫无经验。我们喜欢花掉大量时间，去猜测、压赌、拐弯抹角地打探意中人。由于我们天生缺乏自信心，或是过于羞怯和矜持，我们曾默默目送着自己所爱的人一点点走远，或者被浅薄但却勇敢的人带走，而我们自己只是在写日记，纪念爱恋的存在。实际上，这正是恋爱的症结。我们的起点没有放在接触上，反而是沉溺于主观臆想。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对方：“我想了解你！” Y 爱的原则。不要把爱情和事业分开。为事业牺牲爱是愚蠢的，尽管它时常显得悲壮，但起码是一种残缺。为爱而牺牲事业同样愚蠢，因为一旦爱情消失，生存的全部基础将会一同消失。此外，男孩子恐怕要到二十六岁，才能彻底摆脱生理姿色对其择偶原则的控制。但十八岁时，我们不妨在头脑中，强行加进一个观念：“将来，我们会渐渐懂得，和谐比漂亮更重要。”而十八岁的女孩子，由于依赖性和孤独感，会认真地想到拥有一个家，并渴望为这个家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但此时，她的标准太高了，那人必须是白马王子，不仅肚子里有才，还要谈笑风生，最好是风流倜傥有阅历，还要有钱有势。为了失恋时不至于太悲伤，女孩子也一定要提前知道：“完美只在电影中存在。” Y 爱的方式。在中国，能被现代人称之为“完美的爱”，自古罕见。由于典范爱情不能在各个历史年代比比皆是，因而只显得有几件恋情分外可歌可泣，可歌的是梁祝，可泣的有唐明皇和杨玉环。不过，即使是这几桩罕见的恋爱，也未见得有法国贵族那种浪漫的玫瑰花式的爱情传统。我们没有自己爱情经验，又无法把欧洲的方式搬进中国。怎么办呢？还是走自己的路吧，干嘛非要学人家。只有自己觉得对，不妨就试一下。十八岁时，有人有了初吻，甚至更多的温存。但我们拿不准究竟什么时间适宜最初的性经验，我们只知道一条科学的经验，不能用长久的性自慰的办法去代替它，那将毁掉我们的心理健康。 Y 爱的基础。鲁迅曾说过，爱情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能被金钱所卖掉。今天，对于十八岁的感情而言，完全没有钱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它需要贺卡、冷饮、围巾，需要一个小小的心意。因此，它确实能被缺少金钱所卖掉。不过，我们是否知道？缺钱的时候，最能观察对方的性情——最可爱的女人不要男人破费，却鼓励他相信明天；最好的男人不假充大款，却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勒紧腰带，作出一点合理的破费。不过，总得说来，十八岁的爱远离物质性，不大考虑至关重要的学历差异、门户教养、病史因素，因此，十八岁的爱，大多数没有结局。但无论将来我们如何看待此时的爱，十八岁的情怀毕竟是存在过的历史。这时的爱，不能算早，但却过于幼稚。它耗费了许多时间，但却增添了几分成熟。 Y 爱的目的。迟早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爱的真正目的不是奉献，当然更不是索取，也不是在奉献的过程中索取等价的东西。爱，仅仅是一种权利，它的终极目的就是健康，生理上的，心态上的，你的，我的，他的，全社会的。在《我的信仰》中，罗素说：“高尚的生活，是受爱的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正常的状态下，爱可以鼓舞我们过上普遍高尚的生活。反过来，在高尚的生活中，我们的爱就不会因为男人的胆怯或粗俗，以及女人的无事生非和无休无止的抱怨而荡然无存。 当我们养成了爱的习惯，我们就会健康地对待生活和生活的荒延性，并且拓展爱的外延，不仅爱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生活。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把自卑消灭掉 把自卑消灭掉 许多人以为，胆大妄为是十八岁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但我的经验却恰好相反。我发现，过分的羞怯和深深的自卑感，才是中国人在二十岁之前的真正问题。我们多少年来的反常的早期教育，使家庭教育在整体水平上归于失败。因此，只有极少数天质较高、家庭教养良好的人可以有幸避免自卑，但绝大多数人则要终生与其结伴，有的沉溺下去，一辈子缩首缩脚，有的顺水推舟，装作老成持重，一语不发地掩饰它，有的反其道而以目空一切的极端化与之抗衡。 研讨自卑意识如何产生，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要说的是，如何消除自卑。不过，对自卑的产生一无所知，却妨碍着我们去努力消除它，这正像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了解成年人一样。如果一个儿童在家庭中的发言不能得到尊重，他的尝试性行为时常受到压制和打骂，或者他一直受着冷落，得不到爱，他的父母宁愿看到一个不敢走出家门的懦夫，而不打算鼓励他去闯天下，那么这个孩子的胆魄便提早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他先天具有生理缺陷，需要更多的体贴但却得不到时，他的强烈的自卑意识就会附带着报复心理，与日俱增，呈现出暴躁的特征。假如这种缺陷仅仅表现为不漂亮、不善于在客人面前表演、呆头呆脑、遗传性的胆怯，因而屡遭长辈的冷眼，这名儿童的所有改革性的潜能，便会被顽固的自卑感破坏掉。当父母热衷于一厢情愿地为他制订一个又一个远远高出他的能力的计划时，他注定要失败，这种反复不断的失败等于很早便告诉了他：“别干了，你什么也不灵！”当家庭中出现了巨人，而这位巨人又没能起来带领全家前进，相反只是以巨大的阴影遮盖住孩子时，孩子们也会产生自卑：“我永远也超不过他。” 自卑者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自卑沉溺型。由于内心过于软弱，加之没能得到环境的补救，最终向自卑性格低头，一生没再振作，成了一个忐忑不安的人。 第二，自卑转化型。由于偶然的幸运、正常的妒忌心、冷静的自省，使自己不断得以扬长避短，削减了自卑。而且，他们善于掩饰自卑感，竟迈着小步履，在人生路上取得了略强于凡人的成绩。 第三，自卑超越型。在报复和自强心的催动中，又在天性或偶像的感召下，这种人会成为杰出的专家，甚至划时代的伟人。 第四，纯粹自信型。他们在儿时就没有太多的自卑意识，又因为在长期的竞争中总能获得胜利的清新感，所以全部消灭了自卑，成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最理想的健康者。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群属于第一类，他们对长期的自卑渐已习惯，所以很少感到卑怯的直接困扰，除了一部分人因为一直不能忘记旧梦而时时不快活，大部分人已变成生活机器，只要相安无事，也就别无他求。 假如我们去大学或科学院走一遭，就会发现大量的第二类人。在他们身上，由于仪表缺憾、家庭不幸包括出身卑微、童年深刻的心理伤痕所酿成的自卑，隐约可见。只要悉心去看，我们就会从他们低头默思、近视眼镜后面眯细的眼线、从不挺胸直视别人的习惯姿态中，察觉到深深的自卑感。他们拙于交际，但翻开书本，谈到学问，他们的思维就像入水的鱼儿一样灵健。这种反差，是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隐秘的特征。一个学识渊博洞悉社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参与精神的残废。优越和自卑并行，使他们很难直接走向社会管理的前台。一方面，社会缺不了他们，一方面又看不起他们。 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时代的火车头。但我们不得不对自卑超越型报有深深的疑问，翻一翻史书，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都曾有过暴虐的父亲或极不愉悦的童年记忆，当全斗焕还是“泥舍穷孩”时，他曾亲眼看见亲兄弟因为担负不起医疗费而一点点走向死亡，然而，当他们最后成为领袖时，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政敌呢？他们留给世界的，多是家长制和经济崩溃。可以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便会一模一样地专横，那种“苦孩子心甜”的说法不过是人们的善良的想象，大量的事实恰恰相反。而那些伟大的真正带给社会幸福的人，总是那种受过不长时间苦而又没有产生自卑的人，他们生就有一股一往无前的快乐力量，总的来说，他们绝大多数的日子，处在爱和幸福之中。 1932年，阿德勒在有名的小册子《自卑与超越》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公式： 超越 自卑感====>优越地位和光荣 他认为，人可以从不同程度的天生的“自卑情结”中超越出来，通过对优越地位的追求，最终获得光辉灿烂的未来。但我们不能不对这种超越的可怕后果，持有一定的怀疑，尽管它确是破坏已有自卑的最好办法。 我们说，与其等到自卑感已根深蒂固之后再去砍伐，不如从一开始就去消灭它。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有两点：第一是，学会作父母之后，再去生育；第二才是帮助那些由于其父母不断疏忽而形成了自卑性格的人，让他们突破内向。不过，我们不能抛开青春问题去过多地谈论早期家庭教育，所以这里不打算去写本来最为重要的“第一”，只能本末倒置地讨论一下“第二”，提供出一些参考办法。 在问到“你怎样对待自卑”时，好几个女孩子用一句流行语作了回答：“没人比你好，你不比别人强。”但它真能慰籍自卑者吗？只要很客观地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人的层次之分的确是客观存在，无论是社会背景、仪态、品味、才智潜能，还是威慑控制力，哲学家就是哲学家，而搬运工最多只能混到监工的地步。因此，这种说法不过是在文字游戏里欺骗自己一下罢了。真实的情况恰恰是：“你比一些人强，又比另一些人差。”只有建立了这种健康的世界观，我们才能把自卑变为谦逊，把亢奋化为乐观，才能不可思议地向胜利者礼貌地认输，然后不屈不挠地提出再一次挑战。 自卑者总是能不停地找出优胜者的优胜之处，然后拿它们同自己的薄弱环节相比。于是，站在球场上看到别人动作灵活，我们便为自己笨得像牛而暗自神伤。比起优等生，我们总是记不住乱七八糟的定理，在不算复杂的逻辑演绎中，我们感到头晕目瘴。可是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你也有长处”？且不说我们各自都有两手拿手好戏，就是我们的自卑性格本身不是也可以变成长处吗？内向的人，听的比说的多，易于积累。敏感的神经易于观察，长期的静思使得我们情感细腻，内敛的锋芒全部蕴藏为深厚的内秀心智。而温和的性情，极得人缘。这一切不是很适合我们置身于幕僚顾问或者作家的位置上吗？如果我们能发现并积极拓展自己身上最有希望的那部分特性，我们就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强。罗斯福在短促无备的小冲突中，常常张口结舌，尴尬万分，但他却能力挽狂澜。普希金一生中只会在简单的算式后面，统统写上“０”，可他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却家喻户晓。萨特也是个数学上的笨蛋，但他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堂而皇之地加以拒绝。 阿德勒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当我们发现别人也有各自的隐痛时，自己被自卑折磨的程度似乎会轻一些，特别是当我们读大人物的传记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他们在青年时代曾有过和我们类似的自卑感。我们顿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救。我们读卢梭的《忏悔录》，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读弗洛依德和阿德勒本人，读索菲亚·罗兰，我们都会诧异地发现，自卑创造了文化。庞德说的对：“美是难于接近的。”罗素说的也对：“人类所具有的，首先是一种不满足的情绪。”如果我们面对庞德的话，感到悲伤和精疲力竭，那么请对自己大声说：“别人也自卑，他们也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他们在消灭不满、在接近美、在自卑中创造着。 高中生尹告诉我，无论在车站等车，还是走进教室，他总是觉得有许多人在盯着他，挑剔他。为此，他处处不自在，坐卧不稳，站立不安，走路时也不自然。淹没在这种情绪中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这是自卑青年的共同特征，它很像阿德勒指出的一种精神错乱，即“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如果无力改变穿戴陈旧的不合体的服饰，留自己不喜欢的发型，我们就会怀疑别人在嘲笑自己土气。如果认为自己不漂亮，驼背，脖子长或腿短，也会感到周围的人把自己当成了怪物。如果放纵了自己，违背了耸人听闻的传统说教，做了些越轨微行，比如说暗恋一个人并为之常常手淫，我们就会时常以为别人看破了这些隐私，正在轻蔑自己。但实际上，这些幻觉就像早发性痴呆症一样，不难破除。我们之所以感到这些压力，是因为理想状态和高尚情操在惩罚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理智得多，但又没理智到家。如果我们提醒自己：“不必太在意。”我们就会像一般人一样，恢复常态。如果我们的理智更进一步，告诉自己说：“没有注意你！”我们便会更加轻松。事实也是如此，人们的目力通常是落在最美或最丑的事情上的，最容易忽略恰好是一般化的人和事。我们没有穿绫罗绸缎，也没有麻布加身，既不是美人，也不是丑八怪，因此我们身上没有过于吸引人的东西。至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只有我们自己才会知道。此外，我们可以多交些朋友，与他们时常往来，或者坚持几种高强度的竞技锻炼，最终会连根儿拔去那些怕人知道的心病。等到我们恢复了健康的精神状态，我们甚至会产生另外一种愤愤不平，那就是：“为什么没人注视我?!” 那时，我们会为有人注视自己而自豪。 自卑者全部是信心不足，一旦遇到挫折，情绪会更加低落。我们常常羞于放声开口，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开会上课时，不敢坐在前排，不敢在大庭广众下行动自如。就连敲别人门的时候，也惴惴不安。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会让我们想上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不想与公众生活脱节，我们就该催促自己说：“不妨试试看！”还是不必太在意，而且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把每一件事缓缓地作完，并适当地把旁观者当成傻瓜。如此坚持作完一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招摇过市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最关键的是，一定要让自己明白：“错了没关系。”如果我们强求完美，情况会很糟，假如放弃尽善尽美的标尺，我们反而会得心应手。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不必完美 不必完美 实际上，小的时候我们就曾发现过自己的不足，发现后我们会生自己的气，哭上一场。不过，要把大量不如意的发现与感伤联系在一起，形成悲观主义，却只有在青春期过后才有可能发生。十六岁时，不完美的现实和完美的梦幻短兵相接——我们不美丽，脚总是出汗，可能还有狐臭！我们有好多事情作不好，有时连一件小事都作不到尽善尽美！世界怎么样？也不像过去想象得那样美丽！可是，我们曾经梦想过，自己是天下最漂亮的演员，什么缺陷都没有。我们既是天文学家，又是赛车能手，一生会说七种语言，做一件事像一件事，天下都会满意。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会接纳我们的梦想和建议。 当现实感唤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与悲伤结缘。 可是，我们要活下去，快乐地活下去。我们应该确信，在物质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完美的存在。就在这种不完美的状态下，我们寻找着欢乐，向不完美发出挑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力争作得更好一些，以接近完美。既然不完美构成了世界，是一个必然，我们便没有必要去畏惧这个事实。就像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我们又随时有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们并不因为终有一天会死，或者车祸的可能性暗藏在每一秒钟之内而放弃穿越人行道的生活。实际上，不完美不过如此，大可不必神经过敏。 据说，毛姆晚年患了右臂疼痛症，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活。于是，他去看医生。医生给毛姆的右臂和右手作了一遍检查，从理论上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你不会写字。你手指的拿笔部位不对，右臂放在写字台上的位置也错了。”毛姆轻声自语：“可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医生幽默地回答：“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这是多好的一个例子，这位天才作家的写作姿态不完美，但他却为人类文化创造出一篇又一篇的一流小说。 卢梭说：“种种优劣品质，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其实，优与劣是一种东西的两个变异。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读高中时，总爱与一位名叫“徐宝力”的同学摔跤。但我怎么也摔不倒他！无论落地前的一刹那，我有怎样的绝对优势，但刹那之后倒地的，却总是我。后来我相信，优劣之间，正如胜负之间一样，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互化点。说来奇怪，待人傲慢在江青身上表现出神经质的嚣张，在丘吉尔身上却是“大儿童式”的天真。当维纳斯失去了双臂，她却从严重的缺憾中找到了神秘的另一种美。当周恩来落在快骑之下，造成小臂残损，但独具一格的领袖风采恰恰由此产生。当戴高乐将军不幸成为弱智女儿的父亲，家庭的不完美，却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父亲形象。因此，不完美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种无处不在、深浅不一的状态，有时候它反而能塑造别具一格的美。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瘸腿诗人吗？当我们因为不完美而陷入深深的伤感不能自拔，我们会被恐惧所缠绕。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个关键的互化点，那么别说是不完美，就是纯粹的乱摊子也不可能压倒我们。三十年代，罗斯福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美国人的低落情绪，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我们唯一可以引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自信而精明地发现了转机的关键，在漫长的执政年代里，他引领人民，走出低谷，并全线击溃了法西斯。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一切不完美加起来也大不过那种糟糕。我们缺乏的只是勇气、乐观、适应能力，还有那个神秘的互化点。 在我们萌动着挽起意中人的手臂走上街头的念头时，我们曾经反复面对镜子，端详自己，寻找自己的不足——眼睛太小，鼻子不周正，夸张的嘴，稀疏的头发，矮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筋骨，还不一副坏脾气——这一切令人颇为泄气的发现，使我们无数次徘徊在对象窗下。然而，另一些人无所畏惧地敲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勇敢的人也不完美，但他们成功了。是呵，天下痴情最可爱，他们发现了另一面，或者天生具有那一面：韧性和自我感觉良好。对方为衷情所感动，情愿做了俘虏。人生一世，体表的条件有时就是这样无足轻重。过了一定年龄，你甚至会发现，人的精神风范能使体表发生奇妙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里根的照片，那完全是一张长歪了的脸。但你反感这张歪脸吗？不认为那正是一张美国总统的脸吗？不用细看，你便会知道，有一种气质彻底驱除了那脸上的不完美，使它朝另一面发生了转化，突出了他不屈不挠的硬汉精神。很多时候，我们大可不必苛求容貌的完美，尤其是男人，孟轲所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逃脱不了不完美的纠缠。有时，我们觉得活得很累，这正是因为我们企图躲避这种纠缠。我们想使一切变得周全，既要师长满意，又要自己自由，既不想触犯同事，又想洁身自好，既想得到一份报酬合理的工作和漂亮的丈夫，又想去天边云游，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寂静。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人生路上，没有学会拒绝，不会正视指责，不敢背叛某些应该背叛的原则。我们活在别人的眼里，很少想到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强求完美，因而违背了不完美的客观性，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我们要求诸事皆以大团圆为结局，这个想法就像枷锁一样，使我们闷闷不乐。 但是，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怎样成功，都注定要在某一个高度上以失败告终，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一位体育健将，因为等着他的早晚是败下阵来而放弃运动的权利。就像人生以及每一件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其价值都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是整个过程的审美意义。一切只要我们欣赏，我们就会在走近目标的每一个阶梯上看到诗与美，就不会因为终生伴随我们的不适和必将到来的死亡而天天哭泣。只要我们享受过纵身跃过一米九零、两米一二、甚至两米三九时的那种胜利的感受，就足以面对朝自己不停地挥舞着旗帜的观众和自己盈满汗水的心田，而把对于不朽的想象彻底扔掉。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上苍造就了人们功能相近的眼睛和方法基本类似的思维路数。尽管我们看世界所得到的结论有时截然相反，但我们进行观察的原始起点却是一样的。只要精神方面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不会把别人认为是一条直线的东西看成圆锥体，或者把布料看成是一条条纤维，也没有多少人可以真的透过墙，看到它所要挡住的东西。上天赋予我们的这种局限性，无疑阻碍了我们去发现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适可而止的观察力却拯救了我们神经。 我们生来是与细菌为伍的。在我们的手指上，嘴唇边，食物上，茶杯的边口上，细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入我们的肌体。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相反，那些终日在无菌净化间灌装化妆品的工人，却常常感到不适。只要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深刻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厌食，不会感到恐惧。但是，那位发明显微镜的人却受不了了，他亲眼看见了随处可见的细菌，于是他自杀了。所以，感谢造物主，没有把我们的眼睛造成显微镜。我们适可而止的目力没有使我们在看电视时，把美丽的图像，看成是一大堆彩色颗粒。 有时，知识会带给人们许多麻烦。知识的作用是解析事物，打破隔墙，使我们洞悉终极的一切。但如果我们不会把握自己，那知识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力量，而是毁灭。当我们透过所有的隔墙，看到每一起隐匿的凶杀、肮脏的交易、男女隐私、厕所里边的粪便时，我们不是要隐遁到深山老林过逍遥纯净的生活，就是义无返顾地举枪自裁。当我们以知识的方式，洞彻存在的帷幕，一切巨大的考验便同样走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能事先作好准备，那么不是闭上眼睛随便摸到一种宗教，或者以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世，再就是找出一种比较惬意的自杀办法。我并不是说知识应该适可而止，只是说假如由此发现了什么可悲的事实，我们应该对这种悲怆适可而止。我们必须学会从容地生活，调节自己的感受。过了十八岁，我们有必要在培养一双观察的眼睛的同时，锻炼一副强健的神经。 烦恼的少年维特，写出过这样一篇青春书信—— 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着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嗨！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了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来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这个女孩般的脆弱的男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和乐观，解决好眼前的问题，不应该以宿命的观点摧毁自己的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过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但是我们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偏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究竟“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那样行路恐伤蝼蚁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不是在养育成群的骏马，抢救熊猫和阿拉斯加的巨鲸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并不比毁坏的少。 我说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在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说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负荷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在看色情录相。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十八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象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此外，我们不打算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把清史、货币学原理、水门事件搞得一清二楚，只需对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来一个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会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如果视其为作人原则，适可而止中自然包括了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和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互化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言行中，把适可而止从庸俗世故，转变成生活的艺术。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为生活鼓掌 为生活鼓掌 第一次体验掌声效应，是在一九八五年秋天。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九月十八日，北大学生去天安门游行，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昭记五十四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暴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必须在经济起飞时期三缄其口，忍辱负重。有一天下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召集学生坐满第二教室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并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但是，学生们被狭隘的爱国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后全场没有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回半步，站定后，竟从容地为自己鼓起掌来。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为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壮观。后来，我们停止了扩大事态的活动，但那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因为在热烈的掌声中受到了某种感染，现在已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掌声有一种迷恋，就像是迷恋第一声喝彩，它代表着激励，是一种高度的集体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用金钱方式，搞了许多年物质刺激之后，它需要一种更为新鲜的奖励办法，于是，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想出了冒险的一招儿。她让领奖者站到主席台前，面对台下数千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的掌声。当年，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是一种高度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了世界，在回到北京后，她发出了一声叹息，说中国缺少掌声。不是吗？每一次节目即将结束，人们早已归心似箭，急着赶着要提前退场。这种对演出毫无眷顾、不起立鼓掌的景象，在海外恐怕很少见到。 此外，掌声还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意大利的帕瓦罗蒂和西班牙的多明戈访华时，曾有一个不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中国人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希望这两位超一流的美声大师否定流行音乐，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都认为那是一种“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那时，许多中国乐师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坚持与流行歌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有人还把刊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摔在地上用脚踩。在一个门派之间互不相容的社会中，掌声已幡然落在深渊里。 实际上，掌声是一种肯定的力量，而肯定和赞美别人并不丢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它是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方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但是，鲁迅这样的看客并不多。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开幕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了。你们的目光，永远是看着冠军的。”谁知，龙年体育的凶险不幸被李宁言中，他竟从双杠上掉了下来，于是，举国蔑之。一九八四年，韩健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仅以一分之差，便从冠军变成了人人叫骂的千古罪人，电视台竟不愿给他任何一个镜头。同一年，许海峰欣欣然接受了由于项目安排上的运气而垂手得到的荣誉，然而，一九八八年，他绝活失手，一下子被骂声淹没了。在一九八五年的“五一九足球事件”中，中国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泱泱大国输给香港足球队，白发苍苍的主教练曾雪麟，只得含泪辞行，那时他收到了许多信，信里寄来了刀片和上吊用的绳子。面对失败的英雄，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已忘记了用掌声激励他们，这个民族剥夺了英雄们失败的权利。 然而，让我们看看巴西，这个把足球视为“国球”的国家。在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中，恐怕没有比巴西失利更让人大吃一惊的了，以致于国家电视台的讲解员竟在镜头前哭了起来。可想而知，那时的巴西沉浸在怎样的悲痛之中。但巴西总统却发出一条激励性的专电：“巴西足球有它伟大的时刻，然而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难以预测的一面。我们一起痛苦，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巴西的继续。”于是，巴西那些失败的英雄们，听到了掌声。 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没有比陷入相互无休止的指责更为可怕的事情。在喋喋不休的指责和谩骂声中，人们增加着敌对，把问题丢到了一边。但是，人生是需要笑脸的。我们赞美一个好孩子，利于他的成长。赞美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感到自豪。我们赞美失败者，他们就不会躺倒在地不起来。我们不去羞辱出狱的犯人或向他们挑衅，他们便会向新人转变。我们赞美自己，自己就会永远不掉队。只有在一个飘满掌声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批评的价值不在于批评本身，而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获得更多的欢呼和掌声。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日本人用“别学中国人”来教育下一代，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懒，你就完了！ 现在，外民族早已不再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勤劳的种族了。看来，懒惰已不只是青春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了。当我们从夏夜的街市上驰车而过，会看到成群成群的散凉者，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围观棋局，在打扑克，尽管我们依然相信，此时肯定也有人正吹着破电扇，在他们闷热的陋室里研算课题。当我们在候车室和车厢里看到大多数人，宁愿叼着烟卷朝窗外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但我们还是相信，在最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仍有人在背诵英文单词。在机关办公室里，职员们在喝茶聊天，但我们依旧能透过窗户，看见几个终日忙碌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 此时，“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已经成了一个以偏盖全的结论，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八四年，一群苏联专家来华，传播“巡环展览派绘画艺术”。对这些客人，我们当然也喜欢用“勤劳智慧”的习惯套语，去进行称誉。但苏联专家们摇头笑了，并毫不掩饰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智慧的，但是它却很懒惰。”那时，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民族，中国和苏联有着十分相近的一面，但我真希望，在坦率方面我们也能彼此相似。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到那种坦率。我能作到的，也只是敲响一只小小的警钟，告诉十八岁的人，如果祖国能听见，我当然也想告诉它：“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 家族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志趣 许多懒人并不是有了什么心理障碍，只是因为性格遗传。他会说：“有什么办法呢？我爷爷就懒，我爹爹更懒，我还算最好的呢！”究其心理原因，就是相信干也没有希望，所以“要志向”和“不要志向”是一回事。 他们的错误首先是弄错了逻辑顺序。人们一般是先有志趣而后才看到希望。荀况在《劝学》中写道：“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含义都是说，志趣存，尔后眼亮心明，机会上门，希望丛生。 二十三岁时，我在北京三露厂，为实业家武宝信作秘书。一次闲暇，武宝信谈及他的往事说：“你要永远记住，小伙子，只要你保持志趣，傻学傻干，总有一天你会成功！”随后，他又大声补充道：“志趣，傻学傻干！”这就是武宝信自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技术员，变成了千万富翁的关键。后来，我真的照武厂长说的那样去作了，但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再后来这些努力竟一一派上了用场，赚到了大钱。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这样去作，都会获得成功。只要他有志趣，又坚持劳动，他就会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就不会像他的家族那样长久地懒惰下去。 此外，非生理因素的家族性特征，不是不可转变的。萨特说，在人生的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是“起跑突破的能力”，而起跑的年代正好是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这时，“你总是你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自新的人”。如果不放弃这个转机，我们就可以从此改变家族历史和家族性的惰性。 ◤ 幻想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自信 幻想性懒人总是光说不练，或者作起事来拖泥带水。其原因是，他们很担心把幻想拿去接受考验。考验晚一天到来，懒人便可以多一天幻想性的享受。他害怕失败，缺乏自信心。他所犯的两个错误是：① 失败没有那么可怕而他却怕；② 幻想有实现的可能而他却在不行动中加大它。 他的等待一方面是打算多享受一会儿“可能成功”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想，有可能天降大运，自然功垂。然而，天上只下过雨雪风沙，还有几颗陨石，自古没掉过馅饼和大运。 ◤ 受挫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韧性 这种懒人是遭受了几次打击，自甘败下阵来的一蹶不振的人。阿德勒曾说：“懒惰是野心加上丧失勇气所得到的结果。”可以说，受挫性懒人曾拥有过比别人更大的野心，他们缺少的只是坚韧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零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厉兵秣马，终于在八年后荣登总统宝座。在回忆学校生活时，尼克松曾提到一位使他变得坚忍不跋的足球教练：“我无法恰当地叙述纽曼队长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精神和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后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理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如果我们只是十九岁时没有成名，或是严重失恋了，我们不该躺倒在地，应该争取“卷土重来”。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韧性，并稍稍调整一下过于浮夸的计划。 ◤ 自卑性懒惰只是缺乏勇气 如果在我们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不行”（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是我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来自于父母的评价），我们将真的一事无成，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婚姻。可假如我们能天天对自己说一遍“你也有长处”、“别人也自卑”、“没人注意你”、“不妨试试看”，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变了。或许，中国与美国不同，不会因为“Just try it”，一切就会成功，但是请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勤劳不懈，我们就一定不会一无所获。但只要我们屈服于自卑，我们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也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我们都不该忘记，我们华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 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自从那位站在田埂上的贫下中农，怒气冲冲地反诘仲由，讽刺他的老师孔丘，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苛求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辞，便萌生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肢和谷子问题，成了贬低读书人的最通行的说词。可以说，这个阴影甚至至今仍未散尽。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为那位只知“植其杖而芸”、此外仅会辨认五谷的老农进行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以及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的未来，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一九八八年的竞选中声称，他要做一个“教育总统”，以此拉拢选民。李登辉也在台北呼吁说：“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全世界的任何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使已不再是“仕”的唯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1979），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教育。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去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在其发源地被批倒批臭了，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高丽人尊奉。当韩国老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子女教育时，他们完全不清楚这对后来的经济起飞会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断定说，不放弃读书，日后就会发大财。他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地教育子女，只是因为崇拜知识。在韩国，这种习惯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文革以及经济变革那样的困境。如果一个青年在那些日子里，能在汉城大学或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白先生说此话时，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并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了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说，假如当年他能完成学业，现在他肯定是个大财阀，不会仅仅是个小企业主。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也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能坚定地上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而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职业和荣誉地位，那我们将会多么难过。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那些已经手攥高学历、虎视眈眈、紧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十四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二十岁就在街头全心全意摆地摊的人，他们打算挣多少花多少，像个不知追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的蹩脚的小业主。毫无疑问，几十年后，今天曾被嘲笑过的穷书生将会成为有地位的大人物，或是大财阀和高级白领，而今天的小业主，明天还是小业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请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远糊涂到只让文盲发财的地步，不会永远把文盲富翁奉为它的上宾。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变，像俞作敏一样，爆富的文盲巨头一个个被投入监狱，而那些举止文雅、谈吐高尚的知识富翁正在占领舞台。说到底，知识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赖以持久的东西，知识经济将是未来的颜色。所以请相信，中国还将是读书人的中国。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是的，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联，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让我们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却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它是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划满强调线的地方恰好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那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发明。” 实际上，读书就是接近世界。为了能把未来的工作干得出类拔萃，我们必须认真攻读专业书。此外，我们看言情小说，熏陶一颗水晶般的心，同时我们知道，那柔情似水的天地，不是世界，而是梦。我们看武侠小说，门外汉观其表而自乐，智者察其智而慨叹，因此，大数学家华罗庚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我们时时关心着书市又在流行什么书，那是时代的回声，因此，读流行书使人健谈。我们还养成了翻阅报刊杂志的习惯，这使我们坐观天下，不过其中真伪相杂，使人眼花缭乱。 也许谈“民族读书”还太早，我们有两亿多目不识丁的文盲，文化起点无比之低，而且绝大多数教师的水平，普遍低劣。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开始不读书的年龄，正是十八岁。那些进不了高校的人从此与知识相揖别，他们最大的文化乐趣充其量也就是电视机、色情小报、武侠短篇、还有一把吉它。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即便嘴上随声附和几句“尊重知识”的官方口号，但骨子里却对读书怀有跟那个春秋老头儿一样的鄙夷。 假如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走在普通公民的前面，不能真正从品性到交际，从著作到言谈，都成为普通人的光辉楷模，假如我们作为普通公民而不去怀疑自己的贫瘠，在智者面前没有忐忑不安的恭敬，假如我们的舆论继续坚持知识分子（非农业研究的）必须要为分不清五谷而谦卑，而不要求劳动者为目不识丁而羞耻，那么我们民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就将在动难逃，在动难逃！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打破思维定式 打破思维定式 十六岁时，我们曾隐隐地从父辈那里察觉到，这个国家有哪儿不对劲儿。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清楚，终于惊叫：“毛病出在思维上！”那一代人的思维是程式化的，他们可以不开动脑筋，便丢给我们一大套顺势而下的道理。“同流”必定“合污”。“贪生”肯定“怕死”。不是上天堂，就只能下地狱。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思维方法——如果暂且还能算它是思维的话——只不过是习惯性地背诵答案。它容易滑向极端化的“两极思维法”，在那里，没有中间地带和第三条道路，憎爱分明全线击溃了雍容大度的边际主义。 吴稼祥在他的短文《新权威主义：尚未真正开始的论争》中指出—— 我一直以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民族100多年来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这种思维缺陷有关，总想一步登天，却很少考虑登天的工具，结果跳得越高，后果越严重。我们对逐步改善我们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到不耐烦，我们渴望出现奇迹，而且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不结束这种两极思维方式，就很难说我们民族的苦难接近了尾声。 我们是父亲的子女，成长在父亲的环境里。尽管我们觉察到了父亲们的毛病，但是在我们十八岁的身躯里必然承袭了那些缺陷。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用极端化方式，在另一个极端上，随便挑出一个答案，去抗击和匡正父亲的极端，朝他们背诵新的定式。 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象上与父亲们有所区别，实际上，这种极端与极端的对峙却根植在同一种方式上。这个方式依旧是“定式思维”和“两极思维法”，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是新定式以及两极中的另外一个端点，而他们是旧的。 平素，我们站在自己的极端和父亲们争吵，仿佛我们是崭新的。遇到大风大浪，我们却和他们过去一样，“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而对“逐步改善”的“不耐烦”，竟是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旧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简单化的思维，依旧认为事情最多不过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多面的，我们的未来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我们还会沿袭那种让“长时间的死气沉沉”和“短时间的热血沸腾”交替耗损社会生命力的方式。 这些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让我们开始改变，使我们的思维站起来，穿过一维的时间线，进入三维的多面性的生活空间。人的思维，本该是优美而明晰的。 ▲ 向幽默化思维转变——学会幽默，不仅对思维本身，而且对未来的生活，特别是对应付清贫生活，具有极大的益处。幽默使思索的人敢于冒险，得出冒险的结论，这种结论又反过头来，增添着幽默的喜剧性。如果有人问：“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幽默的回答是：“人能用背部睡觉。”幽默化思维可以在紧张状态中，以从容的姿态出现。其中暗含的明知故犯的勇气，以便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夸大真理的某一点，以取得漫画化的效果，这对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施放灵感，肯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自己不幽默并对别人的幽默总是不解其意的人，很少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卡在了常规之中。 ▲ 常规思维仍有一席之地——常规思维极容易成为高级思维的精神枷锁，它的严肃和刻板约束着人，使之成为“正常人”，即“伟大的人”的反面。不过，思维的规则性仍然是有用的，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它是不带笑料的严肃的真理。对它来讲，“人和动物的区别”只能是“劳动意识”，或者“灵性优势”。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是他们因规则性而保守，倒不如说是连基本规则都没掌握而头脑混乱，他们常常使发言和谈话陷入语无伦次和胡说八道之中。 ▲ 理性化的逻辑思维——50年代，中日学者登泰山，见盘山路西侧石壁上镌刻着“ 二”两个字，众人大惑不解。日后翻书查典，走访专家，还是没有结论。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他假装沉思片刻，随即提笔，在两字边缘各加上两笔，改成“风月”，并说，它们的念法是“风月无边”。实际上，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明朝时，唐寅跑到湖南岳阳楼，远眺800里洞庭湖的旖旎风光，在墙壁上题下了“ 二”两字。1933年6月20日夜里，鲁迅给林语堂博士写信，讽刺他只谈风月闲逸，也曾提及唐寅的这两个字。可见，郭沫若应该早知此事，并没有真正行使任何思维。不过，第一位猜出这两个怪字是什么意思的人，一定曾用了逻辑思维的推理术。这种思维，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至关重要。有一次，爱迪生想知道一个灯泡的体积，求一位数学家演算，但因为灯泡是梨状的，所以计算起来很不方便，久久没有答案。爱迪生不耐烦了，他打量了灯泡一会儿，把它充满水，然后又用量筒测出了水的体积。于是，爱迪生用曹冲称象式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数据。实际上，这就是逻辑思维的代换法则。 ▲ 圈外思维术难能可贵——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是因为自己在事物旁边。一方面感情迷惑着我们，使我们的判断有失公正，另一方面，我们无法从空间全局和时间长河中总体把握它。故而苏轼写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假使我们的观察点能跳到圈外，挂在高空的某个远点，这个点在未来的时间里，那么我们就会摆脱狭隘的感情和可怜的时空局限。左派中国人，对中国症结一无所知，多半是因为他们无法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他们不会用超然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也不会用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在。 ▲ 全面发掘型思维法滴水不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借了钱，不能如期偿还，按当地的法律，他得去坐牢。债主建议说：“让这你的女儿，决定你的命运。”办法是，债主在一个口袋里装进一黑一白两颗石子，如果女儿摸到黑子，就嫁与债主抵债，摸到白子则不必，债务也一笔勾销。不过，十分可恶的是，债主在口袋里偷偷放进了两个黑子，而且被欠债者的女儿看了。这时，结局似乎只有三个：① 拒绝去摸，父亲坐牢。② 揭穿债主，父亲还是坐牢。③ 硬着头皮，摸出一个，嫁人抵债。但是，这个小姑娘十分聪明，她竟飞快地摸出一颗，佯装丢落在石缝里，怎么也够不出来。最后，她建议说：“不要紧，咱们可以用口袋里剩下的那一颗石子公断。”口袋里剩下的当然是黑子，于是她摸到的那一颗被推定为白子。于是，她救了父亲，也保全了自己。由此看来，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绞尽脑汁，似乎已经列尽了答案，实际上最妙的一个答案却被疏忽掉了。这种全面发现答案的办法，有似于“博诺思考术”，也就是“水平思考法”。它的原则是，别在现有的结论里兜圈子，要另辟蹊径。 ▲ 创造性思维具有黄金般的价值——在常规思维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一般人经常疏漏的岔道口，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就习惯了尝试探求，超脱一般规则，怀疑权威，而年长一些又逐渐掌握了以上诸种方式，那么他就会沿着常规思维的方向行走，却又在每个岔道口停下，分别走进去试一下，直到在某一个地方找到瑰伟的发现。这种综合性的搜索式思想方式，就是创造性思维。拥有创造性思维意识的头脑，是最最高贵的头脑。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我们知道，人类史上有过一些时期，比如青铜时代，生活是忙碌欢乐而朝气蓬勃的。然而在另一些时候，这个世界却萎靡不振，苦不堪言，人类必须通过追求精神慰藉和梦想未来，以补救自然环境和人世的创痛，于是他们找到一种宗教，把感情和信仰交给了它。 对于西方宗教，父辈们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蔑视，他们宁愿对那些业已滑向修身健体、甚至现代迷信的东方宗教深信不疑，而无心问津以爱为基础的洋玩意儿。可以说，许多国人是相信灵和鬼的，而西方人热衷的却是神与人。我们的前辈曾相信谣言，对“育婴堂和教会学校残害生灵，甚至贩卖婴儿”的说法，深信不移。他们除了认为宗教是虚伪的之外，还认为信奉西方思想有辱于爱国心，是一种“信仰危机”。但实际上，他们首先是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因此而不爱国，相反连给国家提一点意见都不肯。此外，他们把“信仰危机”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混为一谈。而一九八二年的《宪法》，虽经数次修改，但其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却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八十年代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向崇拜别的教义或者“什么都不信”的大批人，他们对于新信仰，就像对旧信仰一样，仅仅是一知半解。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的厌世情绪、对他人的冷漠自私、对金钱的热衷，是多么的违背教义，而且丝毫不因博爱的光照而减损。我们指责长辈盲从而且言行不一，但我们自己不盲从？不口是心非吗？我们不想对原有的信仰五体投地，就是为了对新信仰五体投地，而且照旧稀里糊涂地深信不移。实际上，这仍是人类精神的触目惊心的堕落——我们竟能在对一件事情尚未清楚了解的情况下，去坚定不移地信仰它，或者激烈地批判它。 的确，宗教在文明史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圣经文化几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并且养育了不计其数的科学巨人和文化前驱，比如牛顿和托尔斯泰，他们活着的时候向一切未知事物和人类积习发出妄自尊大的挑战，然而宗教信仰却使他们对于神秘天宇和生灵万物始终怀有深情。今天，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漫步在一些世界大城，我们依旧会发现许多商店在星期天歇业，我们还知道北京饭店和大多数海外饭店一样，没有第十三层，这些经济上的和生活上的传统和习俗，都是来自于宗教的故事。翻开《圣经》，无论是身心上，还是艺术上，我们都会被这本抒写给人民的通俗读物所吸引。走进教堂，我们会因为感到身体渺小而认为自己在人世间的烦忧也是微不足道的，而唱诗班肃然的歌声，高远宁和，放松了我们疲惫的筋骨，给我们以心灵上的慰藉。前辈们曾说，教堂、佛寺、道观里到处是外国特务，但我们从未撞见，相反倒是发现一些管理员凶神恶煞，显然是具有特殊背景。我们察觉出这个社会的虚弱，它已经不起别的东西与之共存，只得编造出各种荒唐的谣言。 不过，宗教的确有过暗无天日的年代。我们不会不记得，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生前他却始终不敢公布它。布鲁诺更进一步，说“太阳也不是中心”，这使他化为灰烬。还有伽利略，一个用天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天体构造的人，当他必须面对妄想出来的原始教义时，心中曾充满什么样的鄙夷，但他不得不低头认罪，宣布自己是错的。此外，一次次血腥的宗教冲突、沾染着鲜血的宗教改革、以上帝的名义草菅人命，涂炭生灵，对于我们对宗教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这是一种讽刺。在《安多克勒斯和狮子》中，萧伯纳提醒我们说：“危及我们社会的，并不是不信，而是信仰。”当我们草草选上了一种思想。并且毫不怀疑虑地坚持它，那么无论它本身是优是劣，却都是危险的。越死心踏地地坚持，危险系数越大。 人在二十岁，谈“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都太早。我们应该多看一些事情。提早为撼动一个信仰去求助另一个，并为捍卫新的而拒斥研究其他的，只能减少我们的客观精神。 我们无权三言两语对宗教和信仰说出个究竟，但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持续多年的宗教热，就像大规模的气功热一样，除了延年益寿的幻想之外，却显露了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被认为除了另寻他路之外，无从解决，别无他途。为了摆脱坏死的情绪和萎磨不振的精神，人们在寻找寄托。而“宗教信仰……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刘”（歌德语），也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语），于是人们选择了宗教，让它给自己慰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要想扼制宗教热升温，消除“现实苦难”、冷漠、萎靡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宗教热是一个警钟。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绝不背离这个世界(1)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在我们刚刚脱离母体时，世界一片漆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分钟，我们就为丧失母腹的苦痛感到过不适，我们伤心地哭了一场，渐渐睡去。我们静静地躺在世界的摇篮边，在两三天的睡梦里，走过了祖先二三百万年所走过的漫漫长路，获得了基本的人的天性。我们自然地掌握了行走和语言。从两岁到七岁，我们在双亲膝下，感受着世界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温暖。”我们通过学校，走进社区的一小部分生活。那时，我们受过一两次欺辱，至今还记在心底，并认为它在我们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我们也同样伤害过别人。不过，那时我们认定世界很有可能比这些小小的不适要欢乐。青春期过后，我们感受到了前面谈过的所有不祥。自身、人性、社会的不足，让我们十分伤心。但此时，我们仍然认为世界是悲喜交错的，一方面我们热烈议论着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完全可以改观，变成一个无瑕的天地。 但是二十岁时，我们终于清晰地悟彻，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将是万古长存的状态，于是，失望惊哭、颓废消沉、隐居、发疯、自杀，接踵而来。我们忍受不了误解、歧视、有意的迫害、污辱、失恋、长时间没有理想的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折磨——世界的丑恶。 自从第一批生命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瘟疫、压迫、战争就跳出胚胎，一刻不停地追逐着生灵。后来，人们发明了医学、政治、谈判手段，用以尽量减少那些灾难。可是，当仲由长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那一度怃然自信孔丘先生最终败下阵来，没能见到他的仁与爱的“大道之行”。当李耳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一变成为庄周的彻底逍遥，当屈原投江弃世，当陶潜不经意地漫步在田园小径，写下几首“采菊东篱下”，当铁血理性的法家，从商鞅发展到韩非，当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了第一位皇帝的身心，第一次满足了以暴力行为消灭无政府状态的冲动时，东方的弱点大局已定，就此形成。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历史同样没能免于思想和情感在权力和武器面前的退却。亚里士多德出色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铁蹄溅血欧亚非之后，顺路探望了那位趴在路边狗一样晒着太阳的犬儒大师。那一刻，这位毕生致力于血腥功名的君王，竟对人本生活产生了渴望，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情愿是这位第欧根尼。”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的老师，就是那位被类似于中国法家的新兴奴隶主们定罪为“毒害青年”因而从容饮鸩赴死的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居高临下的讽刺：“你的肮脏是自我陶醉，你的自我陶醉是肮脏的！”在他看来，这种脱离社会结构的抗议，孕育着背离世界的萌芽。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文明被弘扬，一举摧毁了从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含情脉脉的小市民、许许多多乐善好施的人民、高尚激扬的古代骑士以及向风车挑战的人，化为文化遗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随后，他一直呼唤的“超人”们，把二十世纪变成了最辉煌（技术进步超过了以往社会的总和）和最血腥（其间150多次战争中，阵亡了1.2亿人民，是从前诸世纪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的年代。 今天，科学技术也引来了灾难。科学一方面为现存的人们尽可能多地提供着舒适豪华，而另一方面，它上天掘地、填海夷山、截水断林，为保证最佳的舒适豪华而攫取一切一次性的宝藏资源。在提高了当代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它急剧缩短着整个人类的寿命。遗憾的是，我们并不因为环境的改善而感到舒适豪华，反而像“托克维尔效应”阐述的那样，变得更加敏感和不耐烦，要求更高的舒适豪华。在这个普遍陷于电脑程序和金属铜臭气息的世界里，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质朴如初、千年幸福的幻境。人们只是刹那间享用着用钱买来的快乐，灵魂却依旧没有着落。他们穿着华丽的衣着，精神却是裸体的。 这就是世界，我们已居住了二十年的不完美的世界。 一九九一年元月四日，母亲从编辑室回来，带回一个消息和一封来自香港何小姐的便笺。消息是：“三毛自缢了。”那位写过《撒哈拉的故事》和《我爱我的荷西》的女人，离开了世界。便笺是寄给我的，里面夹着一只可爱的书签，下面印着两句圣经箴言：“忍耐胜过威力，自制强如夺城。”在便笺背面，何小姐以清秀的字体，抄录席慕蓉的《尘缘》短诗，用以相勉：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 希求 快乐忧伤啊！ 是我的担子我都 想承受。 我喝了口咖啡，又想起蒙田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我走访过许多酗酒的人们，他们多数认为烂醉如泥，比清醒时痛快。他们呕吐，闭紧双眼，丢开心灵，为了躲避无法化解的愁绪，寻求眼前的痛快，甘愿缩短整个人生。我也走访过精神病人，也许精神分裂症是上苍对不堪忍受现实压力的人的一种宽容，他们不再需要清醒地看世界了。还有一些人退避回自己温暖的小家，另一些人走向教堂和遥远的村野。而许许多多三毛忠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选择了自己的死期和死法，仿佛这个尘世怎么也不能使他们留恋。 同时，我还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举杯，为点缀在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而庆贺，酒不过只是欢愉气氛的陪衬；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弱点，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他们拼命锻炼体魄，强健精神，作好了迎接灾难性事实的准备；他们走在世界的大街小巷，尽其能力，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变得尽量美好；他们也去教堂，观望一番天国的庄严和世间尚存的爱；他们造访大自然，以企求自然的风和自由的生命力；另外一些人在走上楼顶，系好绳结，走向铁轨的最后一刹那，决定活下去，以另一种坦然，洒脱地放眼世界，而不背离它。 是的，当我们发现世界无意义的时候，正是无意义的世界需求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们除了是飞行员、化学家、经理秘书、挡车工，还是大自然和父母的子女，是诗人，是广阔的海洋和每一次回归的气流。一方面，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活在游戏规则中，并激烈地抨击它不公平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是自然人，内心里充满着田园风和牧童笛声。我们唱着：“三在六十五里路呦，越过春夏秋冬……”听着歌德著名的绝笔下，浮士德在如何咏唱—— 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 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们就会像这位倒在砂地上的老人一样，望着一生走过的漫漫长路以及自己在路边种下花朵，抱着高度幸福的预感，带着对于尘世生涯的美好记忆，欢乐地开始长眠。而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要不停地多种一些花朵，怀有一种坦然，绝不轻易地背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带着达观大认识，终结二十岁的年华，直至走完最后的长路。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绝不背离这个世界(2) ※※※※※※※※※※※※※※※※※※※※※※※※※※※※※※※※※※※※※ 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说：“最致命的痛苦，在于为成为自己而奋斗。” 二十岁之前，我们曾遭遇到的恐慌感、现实感、责任感、极端化、矛盾化以及十大问题，它们纵横交织，凝就了一个中心冲突。那就是，我们想要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但现实世界却阻碍着我们，想把我们变成另外一种人。在这个残忍的冲突中，我们在现实的胁迫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违背公众利益的那部分恶劣天性，同时，我们又激烈地抗争着，要把自己的天性和独立风格保留下来，以使自己不同凡响。 我们曾经持久地坚持着，不让现实磨灭我们必须坚持的东西。我们的任性也支撑着自己，从不允许自己主动放弃原有的和想要有的东西。尤其是少年时代，无论是必须放弃的，还是不该放弃的，我们都不打算丢失。可是，社会规范的目的，恰恰在于要使每一位公民都成为它所需要的彼此相似的模范人。因此，二十岁之前，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冲突，这些冲突纷纷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了伤痕。 北京东方饭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回想起她的十九岁的学习生涯。她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学校。因为自从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常常被老师叫到后排，去罚站。我最痛恨的是学习和考试。学习非要灌输给我们许多根本没有用的东西，考试最让我觉得滑稽，因为答案早已写好在一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标准答卷上，我们别无选择。” 另一位女孩子毕业于著名的北京育才学校。她说她的班主任“是个极讨厌的人”，只要班上谁的分数下降了，她便首先想到是这个同学“早恋”了，实际上不过是那个同学贪玩，或者出了什么意外麻烦。但班主任会“突然叫住你，眼睛却看着别处，眼里诡秘地露着变态的光，然后重复她那句问谁都一样的话：‘外边有事儿了吧？’那副德行，真叫人恶心！”这位班主任把“早恋”，羞答答地代称为“外边有事儿”。 陈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在客房部已有一年多的工作经历。他像是在问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不是就是这些？睡觉，上班，没完没了地活着，干这些简单得连白痴都会干的事。而且，一年只有七天连假。看到那些月薪是中国人一辈子所得的外国人，那些从地球那一边跑到中国来度假的人，我真是感到不平。我弄不懂，同样是人，一些人过着最好的日子，另一些却不能。” 一个士兵抱怨说：“我觉得，我们的军服是随随便便造出来的，很不好看。走在现代化的大街上，很不适合，就像是七十年代的东西。但我是战士，又必须穿。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粗陋的军衣来打扮我们？有时候，不光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也需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他犹豫了一下，像是探问似地补充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我不该说，但我想说出来让你知道。我们十八岁就来到了军营，祖国可以让我们去死，我们也不怕牺牲，打仗嘛。可我们来人世一趟，还没有过女人……” 保姆市场的一个女孩，因为从小的过度劳累，手指变得短粗，脸上泛出农村人特有的暗红色，身形大概从孩童时代就遭到了毁坏。“我不愿意通过他们，他们是合法的人贩子。他们每天下班后就把来找事作的人，全都锁在一间没有床、没有椅子的大房子里。”她指着旁边一家官办的劳务服务公司说。说话间，那家公司的员工正在给大铁门上锁，就像售货员在下班回家之前要把没卖出去的货物锁进柜台一样。“我多羡慕你们城里人。有时候又恨你们，嫉妒你们。我爹是农民，我也必须是，我将来的孩子还是。为什么你们就一定是城市户口?!” 一位发廊的小主人，起初似乎疲倦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可是几杯酒下肚后，他变得激动，一扫刚才那副百无聊赖的神态：“我有的是钱！被看我大学考不上，但我有钱！有钱，就能买小妞，下大赌，逛饭店，唱卡拉OK。凡是我们这种人还能干的，我都干，这辈子就这样了！” 白在银行学校读书，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女同学，但他为自己没有钱而自卑。看到个体户的儿子们想找哪个女孩都能如愿以偿，便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很堕落。他预感到，在这个越来越金钱化的社会里，他不会得到爱。 一九八三年秋天，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新生，身着白色连衣裙，从校园西侧一幢正在拆除脚手架的塔楼上，纵身跃下，结束了十八岁的生命。在遗嘱上，她写道：“活了这么大，还没有给社会一点有益的东西。再活下去，也没什么用，不如死了好。”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深夜，北京航空学院管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勇，在计算机系一位女学生背部，扎下了深深的十刀，然后自杀，以病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自我实现”，出了大名。他曾一再表示过：“如果正常的途径不能出名，就杀死一个无辜者。” 北京大学一位十九岁的三年级学生，推倒了手中的十四张麻牌（还是清一条龙），然后淡然地表示，他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不是需要他，不知道需要他作什么。是抄抄公文？还是当一颗“螺丝钉”？可制造一个螺丝钉需要投入如此多的经费、时间、精力、思索吗？他自我解嘲地说：“我是一颗经过最优良程序加工的小钉子，我知道我的命。” 一九八七年秋天，贺照田只有十九岁，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他组织了一次“折光文学大奖赛”，收到一首被他称之为“最了不起的”诗，属名“苗苗”，题目是《二十年后》： 我已是平凡的妇人 崇拜丈夫 或许 或许还溺爱儿子 也驻足在如斯的春暮 倚窗看落花飞舞 而我已是挽发的平凡妇人 回头笑问你 能否忆及少女时代的苗苗 娇气又爱发低烧 而我已顺从地挽髻呵，一切俱往 这位苗苗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和宿舍地址。贺照田便几次张榜，要她去领奖品，并想借机见到她。但苗苗不愧是不凡的苗苗，一直到现在，她也没去领奖。 总之，冲突、冲突、还是冲突！ 这时，我们已开始把目光和触角广泛地探向整个生活和大社会的局部，开始真正地与始终想匡正我们的环境抗争、妥协、对话。我们是多么不情愿地放弃了那些尚未被自己认为是幼稚和错误的习惯，又是多么地为不能为所欲为地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人而难过。 经历了各种必要的伤痛，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这使我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单薄。我们获得了更加熟练的工艺技术，更加善解人意的服务水平，更加多的自主和更高的薪水。我们几乎是喊着“不满意，不满意，我们不舒服”走过这段岁月的，但当回首，又有一份柔情，正如舒婷的短诗—— 记忆清澈如潮水 照见人人有过的十八岁 现在，二十岁的生日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走近。 我们对它期待已久，觉得那必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端。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岁月 （20岁—23岁） 从乐园的山坳爬出，去寻觅 双脚站起走出家门 去上学，去作工，去过婚姻生活 没有母亲，仍敢穿越街道和所有的大洲 ——R.韦尔博《萌芽》 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现在，我们最讨厌的是长者们喋喋不休地对我们重复“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是一句淡而无味的老话，老掉牙了，根本不作用于我们的感情。对我们来说，时间的游移并不可怕，我们刚刚二十岁。尽管日复一日地过去，但我们的额头上，却没有落下任何一丝皱纹。 二十岁据说是个重大的节日，道贺的人们大声而来，朝我们赠送礼品，然后相继消失。于是，一切又像昨天一样，风平浪静。我们还是没有因为某一个日子的到来而增添一分高度，也没有随之生长出一块肌肉，多一份美丽，没有一夜之间的思想质变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还是昨天的我们，因为生命长途中没有明显的门槛，只有过渡带。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行走，不再相信时间有多么大的魔力。 可是呵，如果踮起脚尖向前看，我们还是会预感到某种时间的来临。我们更近地走向了夏天，走近烈雨，走近我们马上就要全部承担起来的生活。此时，如果我们驻足回首，身后那些小家伙已经长大，男的学会了一招一势地打篮球，女孩子已开始打扮自己。当一个十八岁人向我们请教初恋经验，我们俨然已是完完整整的二十岁人。因此，我们第一次清醒地觉察到时间在行路，十七岁只有一次，十八岁只有一次，十九岁也只有一次。所有过去的事情，我们青春期的闪电惊雷、不屈的抗争、最纯洁的初恋都已完成，成为记忆，永不再来。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忘记，再也不能想起。 青春呵，青春是生命对于时光最深沉的凝视。 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感觉到了时间在一刻不停地行进。你看，假如我们搬过一张藤椅，静静地坐在一棵老树下，或者一个人独自躺在洒满阳光的青草地上，只要稍加咀嚼，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触知到像溪水一样流淌的时间。从仲夏清晨的高空一片积雨云的飘逝，从早秋一只浮燕的南飞，我们不是在体验雨不能来了、绿地行将枯黄的事实吗？时间把今天的经历，变成历史，又把即将到来的预感一刻不停地推到我们身边。 我们的眼睛进一步成熟了，当我们观察许多成长的事物，就如同看到我们的小妹妹一天天丰满得可以称得上是女人一样，发现时间在匍匐前行。你看：一片绿叶翻转身体以捕捉灿烂的阳光；一枝玫瑰含苞欲放；另一些植物，摇曳的花托日渐圆熟，妩媚的花瓣悄悄舒展成一只洁白的梨花；豆花已经凋谢而豆荚又在形成；我们最后看一眼饱满的瓜子，那里面蕴藏着未来的无穷无尽的岁月，假如我们把它埋入适度的深处，几个月后就可以尽情地品评瓜实；我们播种一粒橡实给大地，一棵橡树就可以参天掩月，跨越几个世纪的风雨。 我们目力所及的一切，几乎全部是时间的陈迹。当一只涂着粉色指甲油的纤手轻轻扶在雕有依稀可见的章纹的古柱上，那便是上下几千年时光的交合。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张木椅，每一件皮衣，甚至每一只钢窗，都曾是活着的，繁衍的，而今它们已是时间不朽的形骸，是凝固的生命。我们坐在溪流旁边的岩石上，只需静静地想一下便会知道，启初，这条河流刻画了自己的河床，可石头却限制着它的流速，但多少岁月过去，河流改变过甬道，石头也被河水磨圆。但只要有雨和缓缓的坡地，小河就会依旧这样奔腾。 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地球就会在环绕太阳的运转中飞行30公里。当人造地球卫星达到每秒钟11200米的速度，它便可以脱离摇篮，飞进太阳系，自在地遨游。而我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天狼星的光射，由于不尽的空间距离，却都是它九年前就已散发出来的。时间写下历史、神话、奥秘，又把未来、可能、匆匆的去意描述出来。 许多人认为，青春的最大的敌人之一，是时光的流逝。其实并不完全对，真正的大敌是对时光流逝的视而不见，这种麻木使我们无法在匆匆逝去的岁月里珍惜青春。二十三岁以前，我们几乎无法真正意识到时间如箭的残酷。尽管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些关于它的客观知识，但是最深沉的主观经验却依旧没有被我们获得。我们只是感到时光在缓慢地推移。我们自信还有充裕的时间在等着我们，宛如一个有钱的人多叫了几个好菜也并不在惜它们会被白白倒掉。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可惜的是，这个敌人悄悄从背后包抄过来并夺走了我们的时间，但并未引起我们的憎恨，甚至根本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二十六岁，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最美的东西已被这个敌人掠走。 二十岁的最初几个年头，无论是对大事业的奠基还是对情感追求而言，都是人生中最纯粹的黄金时代，也是最后一个少忧少虑的时期。这是一个还可以花上几个星期远足游乐的时代，一个以想象的方式和活力尚存的精神去恋爱的时代，一个调整观念，探索以往理想的实现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尝试着作人并“成为自己”的时代。如果我们希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作得比别人更好，那么就必须首先学会如何与时间打交道。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制定小型计划 ♂ 制定小型计划： 生活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有两种人——毫无计划的人和计划大得没边没沿的人——第一种人，随波逐流，混混噩噩，第二种人，有志而偏颇，会被连连的失败毁掉。 二十岁，我们还没有成熟到领悟一切的地步，我们的许多判断和对策往往从假象、空妄、错误中得来，这时为自己定下终身计划，往往不切实际。将来，随着我们的观察、判断、感受能力的逐步加强，以及环境和时尚的变化，我们会发现，终身计划的确有一种单相思式的可笑之处，基至必须全部推翻。比如，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们爱上了应用数学，并矢志为作个著名的专家而奋斗终身，而且还为此编制了一个十五年的努力方案，可一段时光过后，我们可能发现，真正能使自己全部倾心的却是服装制造业。看一看身边的人，有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搞出了方案，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又否定掉了它，浪费了不少感情。有的人在行不通的理想中一意孤行，最终使好高骛远的信念走进了坟墓。 二十岁的壮丽的野心，其实只需要一种乘风破浪的精神（而不是长远计划）和一系列小型计划（需要我们一个个完成）环绕它。精神是我们热烈追索的依托，小型计划中的每一个方案是自我实现的步骤。小型计划的短期性和阶段性，既适合在变幻莫测的岁月中随时调整，也比较符合二十岁的青春目力。这样，如果我们顺利地实现了一个小计划，我们也就脚踏实地地向前迈了一步。如果失败了，也无妨，由于时间不长，因而代价也不会大。此外，这种失败很快会转化成经验，促使下一个计划成功。 时间里藏着无究无尽的变化，假如我们不能为一段时间赋予相应的内容，并在戏剧性的改变之中灵活调整步伐，那么我们就将虚度时光，或者淹死在自己妄想狂的偏执里。 ♂ 别让时间超过你： 想一想，自己在一群人里显得相对出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行，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出色的原因都与时间有关。这些时候，我们走在时间的前头。理应二十分钟解出的难题，我们十五分钟就能交卷。假如十岁该学会骑车而我们八岁就已技艺精湛，于是，相对于同龄人，更广阔的行程便增添了我们的自得，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一场了不起的电影被我们提前看到，我们的头脑就会比别人多一份重量。总之，只有我们提前一点点，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 这是一个诀窍——如果我们想成为佼佼者，除了努力本身之外，比规定时间提前得越早完成规定动作，我们超越众人的梦想的实现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我们总是在追赶时间，却又怎么也追不上，我们就会从气馁最终变得懒惰。假如我们正是尾随时间而精力憔悴的人，不妨试着“跳一下”，即，不必亦步亦趋地从现在站着的地方追赶，试着大步跳一下，扔掉一些包袱，有效地缩短距离。这样急跑几步之后，便会追上排头兵。一旦我们超过了排头兵，并且最终远远地超过了时间，那么稍稍回头看一看那些还在我们走过的路上跋涉的人，我们就会为自己自豪。看看那些走过的路，一切都变得简单。这种感觉，就如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去翻看初三英语课本，当时难得要命的语法，现在早已是家常便饭。假如一个初三学生，在业余时间已攻读了高等数学，那他对初三数学课的感觉也无非如此简单。因为，他已走在时间前头，正在用提前到来的未来，支配现实生活。 ♂ 新计时法和末日假设： 当萨特写下“必须一个小时比另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时，我们可以从这位目空一切的伟人的“小时计时法”中，感受到一股总在爆发的全新的力量。假如我们把小型计划由一个时期分解成若干天，再在每一天里，以小时为单位，制订下分门别类的子计划，此后再给每小时里的每刻钟作出一套孙计划，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是紧张的。如果我们60%的孙计划和子计划能在相应的时间里完成，我们就会在日积月累的朝气中，不断有所收获，并且日益加深着信念，那就是：只要努力去作，就会有结果。 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强化训练自己，就如同一个超级指挥官接受残忍的军事训练，也像争作球星的运动员们在他们熟悉的大路上日复一日、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出类拔萃。因为，我们在单位时间里，充实了最大程度的内容。 新计时法很像警钟，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并不多。你看，1000亿秒之前，地球上发生了特洛伊战争，1400亿秒之前，最古老的金字塔在埃及建成，而人的一生如果按80岁计算，也不过只有3万个日子。这种换算，其效果就如同H·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提出的那种“末日假设”一样，对我们的懒惰，是一个常鸣的警钟。 H·凯勒说：“把每一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是的，恐怕这样我们就会珍惜末日前的每一分钟了。 ♂ 自甘寂寞的人上人： 如果想在未来的某一天领取时间的奖赏，那么二十岁时，我们就必须为作一个出色的人而锻炼自己甘于寂寞的本领。巴尔扎克曾经长年从事着每天十二个小时不受打扰的写作生活，每天里，他面对的只是一套桌椅，一大叠白纸，一支削好了的鹅毛笔。在他完成了包纳九十六部巨著的《人间喜剧》和使自己成为伟人的长途中，他曾面对着怎样的寂寞。 远离熙熙攘攘的环境，暂时搁下爱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一个绝对目标而回绝一切密友的造访，这需要一种不畏孤独的勇气。许多女人不适合担当伟业，多半是因为她们天生缺少这种勇气。为了争取获得担当伟业的条件而长期独处，密闭自己的大量时间去为之努力，这对一般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二十岁到二十三岁，是大批青年被作为没有发芽希望的种子而被社会淘汰的时期。育苗室的种子越来越少，大批人在落伍。看一看这些不幸的落伍者，他们几乎都有不能自甘寂寞的弱点。哪怕高考之前的几个月，他们也不曾为了高走一步而暂时收敛一下，静寂几天。他们或者被朦胧的爱情所诱引，或者过分留恋甜如蜜的朋友亲情，舍不得每一次出游和聊天的机会。现在，他们已早早结束了梦想，开始了那种不求进取、四平八稳的日子。 而每一位成功者，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为了成功时的一声喝彩，他曾忍受了多少默默无闻的日子。这就是那些被掌声证明了第一次演唱成功和被掌声欢送结束一生舞台生涯的演员们，为什么都会垂泪的原因，所有的掌声，都是他们寂寞苦斗的结果。 ♂ 花时间陪陪你自己： 我的一位小学同窗，他有一副滚烫的热心肠，从早跑到黑，从一家跑到另一家，梦想着自己赚大钱，又为别人救苦救难。一点浮夸和虚荣之外，这多半是因为他那热情洋溢的天性。像所有把自己的时间全部交给别人的人一样，他的这种放不下的心肠中，暴露了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把自己的所有权利交了出去，又把别人所有的义务揽了过来。结果是，既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也没有真正帮上别人的忙。许多年过去，有的同学从清华大学毕业，先从雇主那里得到稳定的住房，然后跳了槽，去南方经营房地产。有的同学一步一个脚印，先是爬到了区政协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官阶，而后辞了职，跑到广州去经营大酒店。有的同学从国家足球队退役，饮誉安生之后，又奋斗着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而他，却还是马不停蹄地向四面八方奔走，一事无成。有时，我真想呵斥他：“停一停吧兄弟，回到你自己的屋子里，安静一段时间，静静地想想自己到底在哪里！” 如果我们已在胡乱的奔忙中迷失，赶快把自己找回来，花时间陪陪自己。 一个人，常常需要一种面对自己的宁静，自省并且休息，否则在繁多的交际中，自己必然消失，成为别人的手足、传声筒、甚至是牺牲品，成为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大军。一个人独自面对中秋满月时，会感受到另外一种与众人共婵娟时截然不同的体验。人生是一个整体，有亲朋，也应该有自己，有自己的独立而安静的心灵。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别做时间的守财奴 ♂ 别做时间的守财奴： 我们对那些挥霍时间的人感到惋惜，但同时又看不起另外一些人。他们为了能在世界上多存在几天，很早便开始节制，把自己包裹起来，放弃一切被怀疑是影响健康的乐趣。但是，生活的第一意义，并不是活得长久，而是活得欢乐而有意义。还有一些人，他们不肯与周遭的人们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春天的新绿，多给别人一点帮助和温情，对于大多数美好的事物，他们缺乏兴趣。这也是一种可怜虫，他们惜时如金。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停一下，回忆一下大家共同走过的岁月，或者欢庆某一个伟大的日子，他们会显出不解的神情，像一个担心自己被打劫的守财奴一样，冷漠地避开。 时光对于人生有着众多的意义——睡眠，娱乐，学习，工作，生育，梦想——当我们不能在这些要义之间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平衡和组合关系时，实际的问题就会出现。沉于睡眠，会造就白痴。迷于玩乐不能自拔，将一事无成。只知读书，可能会成为理论家，但可能沦为书虫子。对工作的狂热，可能成为事业的领袖，也可能变成冷酷的工作狂，早晚会离婚。不停地生育，是畜类和原始农夫的习惯。天天梦呓的人，如果成不了艺术家，就只能是个眼高手低的人。实际上，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光中，除了少数时候需要我们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其余大部分只是用来从容地生活。它不是挥“时”如土的人可以真正作到的，也不是守“时”奴可以理解的。从容生活，不是时间的虚掷，它需要以健康的态度去珍惜光阴，珍惜每一次睡眠，每一场游戏，每一个问题，每一项工程，每一只胚胎的孕育，以及每一阵美丽的好梦。 ♂ 守时是一种文明： 一个恋爱失败过好几次的女孩问我，她新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赴约时她该不该晚到三十分钟，拿他一下。“如果他是个俗男人，也熟悉你这套世故把戏，你这样作肯定会十分有效。”她说，那个人是个硕士，很有现代气息。“那你会永远失去他。”不过，这个女孩子似乎听不懂我的话，终于还是晚到了半个小时，以显示自己尊贵。遗憾的是，当她姗姗来迟时，她的这种尊贵也没有了观众。 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人靠不守时来表达诸如“我不想马上给复印机厂回款”、“我的身价不低，所以我想知道那个男人能不能容忍我的小脾气”、“我本来不想参加你的婚礼，所以也没给你带份子钱”。我们习惯了曲意表达，就像骡马市场中那些贩子一样，要在长长的袖筒里推扳着对方的手指，暗中讨价还价。但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并没有因为隐晦而缓解紧张关系，反而浪费了很多脑筋和时间。实际上，生活原本有着更为澄明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去表达。比如，尊重别人的面子（如守时），尔后，艺术地宣布我们的看法（如“我恐怕不喜欢热闹，因而无法使你的晚会增添一个人”）。这样，我们大家就都会生活在明白之中，清楚地知道谈判失败、爱情破裂、为什么无法吸引那个不愿赴约的人的真实原因。 而守时，是对他人的时间和人格的尊重。商业谈判不守时，是一种恶劣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恋爱不守时，显得市民气十足。社交活动不守时，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心和恶感。如果我们想建立起现代化的精神文明，那这些是功利化的世故手段，应该首先被破除掉。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知道，许多内心懒惰的人完全是因为在前一个约会中无原则的拖沓，因而破坏了下一个约会的准时开始。这不倒不是处于什么恶意，只是他的个人习惯颇成问题。此外，当我们在一个地点等候赴约者时，可以不必太苛严，因为我们的交通能力常常不允许我们言出必果，或许我们应该宽容那个因为堵车而迟迟未来的人。此刻，他也一样心急如焚。 　 ♂ 把时光记录下来： 许多二十岁的人都曾抱怨说：“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而且强调说，已经没意思到了连烦恼都没有的地步。我想，多数的人是因为没有从一开始就培养起对生活的兴趣，如果失去激烈的刺激，他们便会感到生活是如此的百无聊赖。而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有较高的智商，因此在永恒无尽的时间里，感到人生苦短，不知为什么要来人世一趟。 人生短促与永恒时间的矛盾，自古以来就被明白人看到。为了使早晚一死的人生能与未来的时间永远有所联系，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去增添人生的“意思”，并想让这种“意思”脱离肉体，永恒地存在下去。关于“来世”的传说，就是对“入世”生活的鼓励，鼓励人们积善行德，以便获得来世的美好生活。而隋唐士大夫，以“建功立业”，一改两晋时代寻求“长生不老”的风俗，以求得事业永存于身后。莎士比亚说：“我的爱，在我的诗里，将万古长青。”这也表达了另外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人们著书立说，传之后人，让自己的精神永生不死。而那些一代代平凡的人们，则在子孙的身上，看到了生命得以长存的证明。 今天，我们的生活原则变得越来越极时行乐，我们愿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而不愿去想死后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们“极时行”的那个“乐”，多少应该有那么一点长久性。假如我们把这些乐趣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当我们翻看这些记录着青春心跳的纸片时，便会因为回忆起从前那种苦中带甜的味道，发现生活有那么“一点意思”。如果我们不间断地写日记，我们还会回忆起日常生活中那些微妙有趣的小故事——春天第一只燕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残冬时最后一次寒潮如何冻死了坚忍地熬过一冬的热带鱼，第一次长薪是在哪个月份，提出存款去桂林度假是怎么玩的，旅途上怎样发生了爱情纠葛，失恋后又是怎样度过的，怎样又渐渐忘记了“永不再爱”的誓言。只有在将来翻看这些日记时，我们才会明白，一切事情都不像当时想得那样糟，那样淡而无味。 此外，我们可以尽量多拍一些照片，记录下脸上没有皱纹时身后飘过的白云，脚下的青草，以及我们当时的男朋友。因为，二十三岁以后的照片，再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欢跃和轻松。我们还可以偷偷录下好朋友之间的热烈谈话，八年后再放给大家听，王粲赋中“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之句的通感，会一下子抓住每个人的心。 时间是青春最难对付的一个老家伙。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牛顿说：“所有的运动，可能都是加速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是的，时间已自信到一无反顾的地步，在它四平八稳的步伐中，许多人生化为泥土。但愿我们都能珍爱未成泥土之前的每一个日子，也永远不要在某一天里，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王二世那样悲伤地感叹：“我曾消耗过时间，现在，时间却在把我消耗。”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伟大的尝试性 伟大的尝试性 笛卡尔指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寻求者，那么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时期，要对一切事物都尽量怀疑。” 没错，怀疑意识是探索和尝试性的开端，是观察力的母亲，是真理的老祖母。马克思博士曾把他著名的人生格言“怀疑一切”讲给女儿，写进篇章。可以说，怀疑精神正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根本原因，它是生活中那些稍有头脑的人们的共同特征。诚如罗素在《宗教对文明有过贡献吗？》里指出的—— 具有科学的公正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如果幻想有某些事物他有责任非相信不可，他便很难具有这种品质。 怀疑意识的孕育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尝试，它蕴藏着真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怀疑精神包涵着摧毁力，因此在青年时代，如果我们是在对自己毫不怀疑的前提下，去怀疑其它的一切，我们青春的敌人就会在我们摧毁环境的同时，摧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留下一块禁地不容怀疑，尔后再去狠狠地怀疑别的存在，严重的问题就会由此产生。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罪过，不在于“怀疑一切”，而恰恰在于没有怀疑“一切”。它是在绝对肯定一个人的前提下，去绝对怀疑其他的一切人，这使马克思的伟大格言，失去了平衡，走向了反面。如果一个人长期纵容自己的一切，却对周围的一切喋喋不休地谩骂，那么他就破坏了健康的怀疑观，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态和观察力，破坏人们的欢乐情绪。 此外，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怀疑情绪应该是一个短期状态。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用审慎的头脑得出结论。发现它错了，马上进入批判状态，以寻求答案，去建设或重建。发现它是正确的，那么就支持它。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长期生活在对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状态下，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送进医院。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经过怀疑而不断得到充实的确定性，而且踏着一个个确定性向前走，去观察新的事物。 敢怀疑未必是真的会观察，也不能保证观察得正确。但不敢怀疑，则肯定不会观察，并且肯定得不到真理。观察，离不开怀疑的态度和客观的眼睛。在采访盲人文学家海伦·凯勒时，记者问她：“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眼睛？”海伦·凯勒回答说：“不，不是，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一个善于提问题而又有眼有珠的人，会懂得如何留意和发现，对于世界、事业、个人行为，他都有着恰当的态度。许多人举止不当，如，露骨地表现自己，或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都与他们从未冷静地进行观察或观察结论错误有关，他们之所以那样作，是认为别人会羡慕自己，根本不知道那是在招人骂。 理论上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应该是缄口观察、在学业上和工作上默默钻研的年代。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作。我们有了最初的一点点浅得不能再浅的社会阅历，便自信可以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凭借已知的几条定理和几个不甚准确的事实，我们就想确立起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测，并几次想宣布说，自己已有了可以与名家抗衡的理论体系。于是，我们大张着嘴，无休止地争论，认为什么都不合理，都值得怀疑，并能举出几条数据去证明自己。 那时，我们尽情地希望赶快证实自己的看法正确，因此，盲动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和观察的领域，而是整个青春都处在盲动之中。不过，盲动却是探索的前兆。这种探索，尽管在没有发育成熟的观察力和知识结构的指引下，常常显得出格，但它对我们的一生来说，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我们怀疑吸烟禁忌的说教，抓起一支烟，放在嘴里，尝试性地点着了火。比起那些一辈子没敢触动烟盒的人，我们多了一份洒脱。在得到了这份坦然之后，我们或者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扔掉了后半支烟，或者干脆上了瘾。我们尝试着证明自己的海量，一连喝下三瓶啤酒，并学着在酒杯前刁难别人，以展示自己像个爷们儿。女孩子在场，我们会愈演愈烈。 那个时期，我们与父母走得更远，初步开始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男孩子们否定、挖苦、摇撼着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成年人的人生。所有少年时不许作的，现在都要一一尝试。多数人二十二岁以前，已经有了性尝试。在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中，爱情因素只在男孩子心中占据着一点点地位，我们多半只是为了尝试，认为自己该有最终得到那部分神秘经验的权利了。就像罗素在《婚姻革命》中指出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采取了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 可是，假如我们始终在这些非实质性的自我证明中沉溺不前，我们将溺死在烟瘾、酗酒、泛性乐趣之中，永远跨越不了成熟的门槛，最多不过是抓到几张成年人的标签。当一支瘦得可怜的手，拿起粗大的雪茄，当我们在酒桌上没有学会风雅随意的原则，而是像野蛮人那样醉心把人灌倒，当我们把伟大的情感扔到床下而单单体验床上的迷醉，我们还是没能最终长大。这时，我们需要审视怀疑自己，需要使自己的胳膊粗壮一些，去健身房，需要找到交际之中相悦的轻松方式，把民族习俗中的陋习扔掉。当我们寻找可心的姑娘，如果我们真的熟透了，就会赞同卢梭的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观的享受，主要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 在这个时期，女孩子显得心事忡忡，小心翼翼。对于人生、爱情、性、社会的认识，女孩子一般不是源自尝试。女性的生活意识多半自发于内心深处，这是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她们是先验的，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偷偷看几本相关的书，听几句过来人的话，再多作几个浪漫的梦，就可以在一般意义的生存智性上，超过同龄的男孩子。这时，除去一部分天性泼辣者之外，大多数女孩子都是通过学习温存待人、谨慎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改善服饰和化妆，以此来展示自己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另外，结伴赴约、去公共场所、舞会，是她们普遍期望的尝试，幻想突然而至的爱情，则是每一个少女的美梦。 女孩子更多的不是怀疑什么，而是无边无际的期待。她们怀着一丝惊疑和难于割舍的好奇心，迎接来临的事物——第一张邀请赴约的长信、第一朵传递相思的礼品花、第一个吻、甚至其他，她们被动地尝试着那些主动到达她们身边的事物。女孩子渐渐从社会中失去中心地位并且时常显得忧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女人不及男人”的文化熏陶在其童年埋下恶果，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酵了。特别是当她们在恋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作她们丈夫的人时，她们便毫无惋惜地终结了一生的尝试，成为一个专司丈夫的女人。如果不能在开始人生的前夜，铲除这些恶果，女性就有可能一代一代成为社会的附流，最多只能在家庭中以管教丈夫和子女的乖张暴戾，来宣泄自己的不平。 我们说，十年青春中最大的敌人，恐怕要算是屈服于工作的不理想状态。在二十岁的前三年里，尽管我们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说教，怀疑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但是敢于向自己工作条件挑战的人却少得可怜。除了抱怨头头不行之外，很少有人想到去尝试一下被提拔的乐趣。或许我们走进社会时地位太低，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蓝图和合理化提案，我们都无从使长者和官僚们看上一眼，甚至无法交给他们。但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足球场上为争夺一个射门机会摔倒二十次，为博得一个男孩子的好感而无数次地默默改变自己以取悦于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劲头，失败一千次，调整自己一千次，去争取一项更适合于自己的任务和职位呢？ 日本人在职时都有一个信念：“忠于公司，渴望提拔。”当然，中国人的性格中存有太多的阻碍英雄出头的症结，那种“木桶理论”（构成木桶的那些竖板中最糟糕最短的一块，决定着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使家庭质量将就于夫妻间水准较低的一个，而且使整个民族都习惯于把出色的人拉回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程度，以此来告慰于自己的嫉妒和敌意。我们已习惯了指责杰出的人脱离群众，而对群众脱离英雄，被远远地落下，却并不担忧。我们要求杰出者屈就，拍一些水平低到每一个群众都能看懂的电影，但从没有强迫群众使其欣赏水准提高，以求得看得懂杰出者最高水平的杰作。这种严重的社会弊病，一方面不太允许杰出产生，另一方面不允许杰出者向要职进军，不允许“渴望提拔”，以致于常常将这种升迁尝试，推向卑鄙和阴谋的一端。 可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众矢之的的女孩子时，在挽起她的手臂时，我们是否在意过世俗的眼光、情敌的嫉妒、不择手段的挑动以及许许多多不测的凶险？如果没有，让我们持有同样的勇气，为在事业上争夺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一刻不停地劳动吧。 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严歌苓说：“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作一个平凡的人。”是的，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作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提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以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的奔走中，发现自己的无限能量。一切新鲜而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寻找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想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二十岁开始，就作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十九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的实力，就是厄运缠身，英年早逝。实际上，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的。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坏牌不一定输(1) 坏牌不一定输 ☆ 修正理想观： 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语文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低能而担忧，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去作一个职业小偷。但是，我们那种好高骛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切实际地要他吹牛，写一些纸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智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也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都是烂货和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作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作蔬菜售货员，他们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简直是思想颓废。可如果谁声明要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是放肆妄想，有狼子野心，仿佛那个职位只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作一个政府机构以外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不要命的战士、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职位蒙上了神圣的纱巾，划出禁区。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极度的自卑会使他们走向美好理想的反面，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听。 诸葛亮曾寄语他的儿子：“志当存高远。”他是个聪明人，他这样说，一定是因为他曾认为自己的儿子有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他不会勉为其难。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必然要过平凡人的生活的，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观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业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的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60分，那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位，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职业。而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并且一经定夺，再不轻易更改它。实际上，单单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并不难。我们只需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自己爱好的那种职业需要多少员工、对员工要求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真正难的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位攀登。 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作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一个才华横溢而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而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求得一个中等地位。这是我们中国人极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之分的——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次，标准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当然，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也能向高一层次跨上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地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已于社会都是有益的，我们的辛勤劳动都应该在自己的层次里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测试规则去作，我们便可以大致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作领袖，还是适于作中级人员、或是适于作蓝领劳动者的答案。参考这些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大致适于作哪种领袖，作哪个行业里的中级干部，以及该从事哪一类体力劳动。 ☆ 坏牌不一定输：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声明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 这是因为，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没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能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我们多是降生在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力欠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比这还要糟，也许我们的父母早早离了婚，带给我们一个阴郁的童年，或许我们有着伤感的心和伤残的器官。面对这一切，我们无法不对未来的人生抱有极大的怀疑。 但是，一定要记住：① 如果我们摸到的是一副不算太差的牌，一定要争取去赢。② 即使不幸摊上一副不能再糟的牌，我们也应该尽可能找出一两张还算不赖的牌，以它作为强项，使结局变得相对好一些。牌桌上不只我们一人，它是一种机制，如果能利用上下家的环境机运，把一张张没用的牌巧妙地打出去，或许我们还是能赢。坏牌不一定非输不可。③ 诗人荷马是瞎子，海伦·凯勒聋哑瞎三位一体，比谁的牌都糟，但他们最终没有输。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坏牌不一定输(2) ☆ 成功的秘诀： 能使我们追求成功的努力得以善始善终的保障，首推持久的热忱和自甘寂寞的实干精神。人的天性中存在着太多喜新厌旧的和易于善罢甘休的情绪，这种情绪尽管还不至于使我们停止工作，但它那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特征，却严重破坏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具备的性格，即，长期性和热忱。这种情绪不是不能克服的，如果我们每天都为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迷人的赞美作好一番沸腾的想象，恐怕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热忱，着迷于这个目标的持久性，也会渐渐成为我们的习惯。不过，假使我们不能在具体而微的努力中，暂且忘记一下沸腾的想象，把全部的静思投入进去，我们就可能陷入另一个泥潭，即，空想和轻浮。我的许多小咨询者都曾有过“等到我成功了，我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向别人介绍经验了”的想法，这种沸腾的病态空想，消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没能有机会真的向别人介绍经验，因为他们总是在幻想，没时间实干。 其次，乐趣会使追求成功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一九八四年的时候，张海迪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次提出，人应该“爱一行而干一行”，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看，张海迪当然是对的。我们姑且不谈那种把一个人强行安排在一种行业中，并试图强迫他喜欢这个行业的作法是否人道，我们只是很难想象，那种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乐趣的人，怎能把事情作得不同凡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爱上一行，哪怕这一行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的枯燥乏味，他却会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能否保持乐趣，是我们能否执著于某项事业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学习英语时总因愈加感到乏味而每每半途而废，一本英语书总是学不过第五课，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最后一课向回学。这样，会有一些新的乐趣，至少能让我们多学了后五课。或许，在新鲜感的刺激下，我们还有可能意外地全部学完它。 再次就是考查一下社会对我们的可接纳程度。如果我们一直从事京剧艺术而又始终找不到增加其听众的办法，或许社会是在告诫我们，放弃它，去寻找一种更加接近于人民的形式。如果我们醉心于开办一家营业性赌场，哪怕是文明经营，那也是痴人说梦。有两种道路最容易走向成功：第一，找一个冷门，另辟蹊径，一炮打响；第二，投身于一个即将热起来但暂时还没有热起来的事业。 第四是要知道，人际关系可以把我们扶上天，也可以把我们摔下地狱—— ◎ 知识分子应该在走向社会的第二年，尽量使除了人事部以外的人，忘记自己有学历。此时要注意两点：第一，我们的目标是作成几件事情，不是以卵击石般地向习俗挑战。说心里话，这个社会是不喜欢我们的，它更喜欢大老粗，因此我们刚出校门的任务是，扎下根子。第二，别傻息息地相信同事们个个都是好心眼儿，也别认为到处可以挣到钱。过不多久，我们便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 ◎ 少说话，特别要注意的是，少说别人的坏话。如果我们对某个方案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地说出来。每一项提案的真正出台，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上海，都有它一定的出台时机。假如我们刚刚进入一个企业或科室，可以默默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未能全面了解各个环节的情况下，任何议论都显得不切实际，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别相信那种轻飘飘的热情，历史上有几件好事是热情有余而沉稳不足的人作成的？也别想念自己“一看就知道”的小聪明，我们刚刚二十二岁！ ◎ 对各个阶层的合作者，进行一下分析。上司和女人喜欢赞美，越肉麻越爱听。别忘记处长夫人要我们转告处长的话。厂长秘书不喜欢我们不通过她便直接闯进厂长室。工人们愿意我们和他们一样，有一身泥污的脏衣服。政要和工程师惜时如命。外商不喜欢低三下四的崇拜。不要得罪工商局的人、税务审计、水电人员、形形色色的记者。在中国，司机是个不可怠慢的、无时无处不在索要实惠的特殊队伍。最后一定要记住，没有哪位作了爷爷的人不曾当过孙子。 ◎ 在我们这个老年型的社会里，对老人和上司的尊敬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他说得不对，我们必须用一种不伤其面子的办法提醒他：“我们可不这样认为。”心理学家杰姆斯说：“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别人的欣赏。”因此说，学会赞美，我们也就接近了成功，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观点。 ◎ 团队精神是中国人自古缺少的，几十年来它又淹灭在集体主义的那种变态的求同伐异之中。实际上，青年时代比张扬个性更需要学习的，是相处和平衡。我们有必要学会带着个性，融进千百万人之中，真正作到彼此间的求同存异。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团队的。 ◎ 容忍别人的缺点会使我们成为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假如我们讨厌吸烟，千万别因为讨厌烟草味而讨厌抽烟的那个人。要知道，我们的事业需要他。 ◎ 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表现出自己的兴趣。不要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不要大讲那些显然比听者优越的事情，也不要大讲自己的异性朋友。即使轮到我们说话，也要常常问一问听者的意见，这显示出我们很重视对方，甚至可以随时帮助他。不过，我们可要学会在乐善好施的同时，不惧怕说“不！”，拒绝我们不该答应的事情。 ◎ 和那些与我们事业有关的人，保持不断的联系。但不要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有求于他们，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喜欢他们，愿意跟他们作朋友。过节的时候，打个电话或寄张贺卡，准确记住他们的生日、他们的妻子甚至孩子的名字、他们由于沾沾自喜而曾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过的光荣历史。只是要记住，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深夜打电话，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 与同事保持适度的距离。生活中常有这样的女人，当她与密友要好的时候，便把一切，甚至床上的隐秘，也全盘告诉她们。可一旦关系破裂，她们便水火不相容，双双忙着把对方告诉自己的秘密散向全城。所以说，保持自己多一些的秘密，以求得人际关系间恰当的距离，既可以求得相互尊敬，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此外还可以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 最后是，我们需要多与成功者交往。这会使我们发现一些真谛。当我们看到袁隆平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奖赏，依旧保持着农民的模样，看张海迪怎样面对厄运，看聂卫平横扫日本后怎样对记者说话，看到刘欢对于艺术的痴狂，看到深居简出的大人物是怎样地运筹帷幄，一句话便结束了一场风波，我们会为之心动。当我们尽览了这些过去和现在的成功者，我们就会对自己在未来的成功率有个真切的估计，并且了解到成功前，成功之时、成功后，我们该作些什么。 ☆ 新世界远远没有到来： 二十岁时，我们有一种冲动，认为自己不是已经全线崩溃沦为渣滓了，就是已经全面出击胜利在望了。这些都不对。实际上，除了很少的几个童星、运动员、神童之外，其他的人此时才刚刚开始人生，在尝试。因此，颓废的人应该振作，未来还有无数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不停努力，一切会有所变化。而那些过早陶醉于速胜论之中的人，应该找盆凉水，泼在脸上。我们现在只是站在大门口，抬眼瞥见了门外的一小片阳光，一切真正的，还都未开始，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热恋·慰藉·归宿(1) 热恋·慰藉·归宿 爱情与成功构成了尝试性岁月的两大诱人的主题。如果我们成功的幻想在刚刚走上社会时，由于各种意料之外的打击而破灭，那么爱情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主题。爱情对于人生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关键性的支配力量，它能恢复关于成功的信念，也能让我们提早地退避到安乐窝之中。 爱情观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有着极大的跳跃性的变化。十八岁的爱，是一首流行歌，我们一见钟情，或者依照心中的偶像，按图索骥地寻找一个能让我们寄情的人，但我们找到的大多是痛苦，十八岁的爱结束得很仓促。二十岁，星空进一步迷乱，我们的心灵充溢着夏日傍晚的气息，我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了大量思潮，让许多异性同时走进了我们的心扉。二十二岁，我们经验过了一些失败和成功，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待爱、性、婚姻理想。二十三岁，长期的努力或者令我们更加伤心，或者促成了我们相对美满的婚姻。在婚姻历程中，我们第一次为自己短暂的流年而黯然神伤，感到伤心和无奈总是要比快意多许多。 由于中国社会很晚才放任少年独立发展，因而中国人爱情心理的成熟进程是缓慢而绵延的，大约要从十三岁的萌动状态一直发展到二十四岁才得以完成，甚至更晚。假如我们处在正常的人文环境，心理和生理的发展相协调，那么理应是十七岁开始真正意义的恋爱（马克思就是十七岁时开始与燕妮恋爱的），十八岁的人可以结婚，二十岁便已成熟到完全可以无愧于作父母（这也是我始终不渝地反对所谓“早恋”说法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爱情成熟过程，比起其他文明国家来，长出去了整整一倍。在中国，二十岁开始起步尝试，完全属于正常，这之前的爱还带有太多的孩子气。而直到二十岁之后，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即双方言明的，接触性的，视角广阔的，结成家庭可能性更大的初恋。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在实践中，学习爱人和被爱。 Y 第一次，永世难忘。 我在那时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这是周作人在他的散文《初恋》中描述的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我们十六岁时曾尝过一口。而今，它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我们坦诚布公而且名正言顺的恋爱，有了完全的使命感。我们遥想到未来的家，想到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甚至连将来儿女的名字也想到了。这时，我们已说不清爱过几次，但如果细细盘查它业已扩展的范畴和责任，它却是第一次，真正的初恋。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的影响都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使是那些由十九岁延续下来的恋爱，也都会由于二十岁的到来而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更宽的领域，仿佛是新的一样。那些由于纯情而无暇虑及身体、门户、学历差异的爱情，很快瓦解了一大批。 十八岁之前，正常的男孩子都曾经历过猜想吻住眼前那张女孩子翕动的嘴唇，或者触摸一下她的手臂皮肤是什么滋味的过程。去试一试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心。直到社会的约束力由于他们的成长而一点点放松，他们才第一次鼓起了尝试这个猜想的勇气。因此，在20位被调查的男孩子中，真正出于灵魂之爱而进行初吻的，仅有4个，其他均是为了体验。而且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从中发现书中描述的那些乐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约翰生说：“只有在动情时去吻你的初吻，你才体会到沉醉一般的境界。”可惜的是，过于压抑情感的社区文化早早毁灭了“动情”的可能性，忍耐过久的饥渴一改它应有的面孔，使尝试心远远超过了爱心。也许这就是人们主张初恋时不宜接吻的主要原因吧。这种弊端，往往还会造成终身的不良后果，成千上万的妻子抱怨丈夫在作爱前不注意兴致和亲吻，而是粗暴地单刀直入。男人们的这种疏忽大多与初吻时没有得到陶醉有关。 女孩子对初吻的想象，要比男孩子早得多，但一般不与沸腾的性欲相联系，它只是渴求慰藉，寻求美丽的幻觉。但是，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女孩子的初吻，20人中竟有13个不是与自己的第一个恋人发生的，而是被他们的中学老师或者邻居的大哥哥所占据。不过，女性对于吻的爱恋，却均不因此而减灭，这是因为女人的心是诗情画意的，而吻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句。后来，当她们经历了与第一个恋人的“初吻”时，无论对方怀有怎样的尝试心理和不真诚的把戏，她们依旧会永远记住那个时刻，并且一时涌起终身相许的庄严。女孩子的初吻总是不由自主，应该被提醒的是，把我们的“第一次”献给自己真正爱的人。拜伦说：“初吻并不能当作是永远相爱的保障，但它却是盖在生命史上的一个永久记忆的印章。”是的，吻我们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但必须是我们认为值得记忆的人。 第一次性爱是个敏感的话题，是隐私中的隐私，我们永不吐露，却终生难忘。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Y 别让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 不成熟的人在爱情目标上有偶像心理。这个偶像是由各类艺员和角色、前人和同龄人的直观向往、模糊的儿时印象融汇而成的。我们甚至把自己偶像特征叙述给别人，自己满世界寻找的同时，还要别人帮着寻找。一旦发觉目标，我们就会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实际的交往告诉我们认错了人的时候，上了当的委屈让我们恸哭失声。这种情况大多出于女性，男孩子很少见到，这是因为男性倔强的独立意识不容易使他们顶礼膜拜，特别是崇拜一个女孩子。但男孩子又易于陷入另一种缺陷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大街上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都值得他去增大她的回头收看率。 偶像心理是必须破除的。天下没有完美的男人。我们只能学会与男人的优点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与他的缺点相毗邻，在接受他耀眼的长处的同时，现实地承受他的不足。另外，在与他的不足和平相处时，还要特别精心照顾他在梦呓中的夸大其辞。男人的人格是双重的，而且时常分裂，他既生活在现实中，又活在理想中，当他不满意现实中的自己时，理想中的自己就会说起梦话。我们爱一个男人，就等于同时爱上了两个。不要讥讽和打灭他的梦幻，想个办法去浇灌它，去除过于不实际的杂草，使他的花朵转变成果实。 作为男人，如果还像十六岁那样，按照衣着和面容姿态，再加上一点点可怜的性格特色去寻找可心的女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得来的女人一天比一天黯然失色。假如我们连连失恋，又连连交上了新友，我们还会徒然感到女人和女人之间竟然相似得令人苦恼。但如果我们不甘将就，我们就会希求找到一位无论是情操和智性，还是在阴柔世界的观照上都能有助于自己成为完人的女人。那时，我们的目光还是会因为街市上漂亮女孩子而闪亮，但这已与窥见大自然的美景没有太大的区别。街市上的女人只是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而我们真正的爱情目力，却集中在了一个能使自己趋于完善的女人身上。 我们不必用某种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拒绝一个在大多数情形下值得我们去爱的人。只要有爱，我们都会以妩媚的方式，修改各自的习惯，以求得与爱人的嗜好相适应，就会如同无悔于牺牲物质利益和自己的一些自由那样，无悔于爱上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不会觉得，爱上眼前的这个人亏了，那边的那个更好。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完美的石膏像或者几条达标数字。实际上，爱人类并不难，但爱一个人却很难。这是因为人类不会跑到我们的家里，展示它的缺陷，每时每刻折磨我们，但我们爱的人却终有一天会被请进门来。或许，我们害怕与其一同到来的缺憾包围我们的心，但是想一想看，我们也同时请来了欢乐。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热恋·慰藉·归宿(2) Y 选择应该自己去作。 人的审美心理和择偶理想，一个国度与另一个国度不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也不一样，一个人又与另一个人更是不同。美国人喜欢沉默能干的人，中国人却多半喜欢会说话的人。八十年代以前，军人是中国人择偶的第一目标，尔后是文凭第一，身高第一，全才第一，直至今天变成了洋人和有钱人第一。有的人喜欢白面小生，另一些则只能对身强力壮像运动员一样的人情动于衷。因此，择偶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毫不相干。 我们不必打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为自己定夺犹疑不决的目标。第一，别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是觉得我们这样作是有点傻的，而且有可能认为我们无非是在显示追自己的人多。第二，没准儿自己的目标也正是自己请来的这位仲裁人的目标，我们可能因此得到错误的指导，或者干脆是引狼入室。实际上，征询别人的意见无非是想映证一下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的答案，正中不怀的我们接受，不中听的我们依旧不听。如果真的拿不定主意，这说明我们对心中的那两条影子还都不算了解，而只要我们去实地接触，我们便会发现，总有一个人会让我们厌倦一些。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在同一个水准上一样吸引我们的人。 Y 有话直说。 在我们终于胆战心惊地求爱之前，常有一段长长的游移不定的迷宫般的岁月，有的人甚至在其中煎熬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接触和尝试，越早打破这种隐晦酸涩的朦胧状态，对我们的生活就越有益处。我们不应该让爱情的向往和青春的光阴白白消磨在毫无接触的长梦之中。有时，曾经为我们魂牵梦系的人，在和我们相爱不到一个月时，便由于各种致命的冲突，完全毁掉了我们心中幻想出来的完美形象。由此看，接触之前空想所耽误的时间很不值得，不如速战速决，早看分晓。仔细想想，就算经过真正的交往考验，我们心爱的人被最终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可那段长长的自思自量的日子却没有对这个过程有过什么推进，相反只是推迟了幸福的来临，并且是自己折磨自己。 对女人说“我爱你”，是对她的赞美。无论她是不是喜欢我们，此时，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张开一枝鲜艳的花朵。所以，不要害怕直言不讳，只要我们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我们会害怕一个因为得到了赞美而心花怒放的女人吗？而且，我们是有勇气向亲朋言及目标的，甚至还虚荣地已在背后把目标谎称为“密友”，那为什么不去把这种勇气施展在目标面前？不要让胆怯和病态的不屈服，凝结在我们的胸中。当一个伟大的人蹲下身去，与一个稚童说话，当他承认为另一个人的动人之处而臣服，他显得更加伟大，而且必将赢得那个孩子和那个得到了夸奖的人的爱戴。 东亚的电影文化中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它总把爱情描绘成好几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凶神恶煞般的追逐。这种古典艺术传统，无疑缠绕着男孩子的心。然而，实际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过于主动，不是轻浮，或者不漂亮，再就是无法压抑的单相思。这些都对承接这个女人的人不利，就算是第三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在我们的多次调访中，凡是女方主动而促成的婚姻，都呈现出一些问题，比如妻子无时无刻不疑神疑鬼，而且常常使这个家庭达到了无法继续的程度。所以在婚恋中，男人主动发帖子，对自己，对对方，都有好处。而古代弱文人想象出来的爱情传统，除了会使我们不明不白地延误机会，剩下的就是让我们自作多情，病态地自尊。 在男人的求爱方式中，有一种成功率最高但危险系数最大的方法，那就是跪请钟爱。如果把握得好，女孩子是最吃这套大礼的。在一个宁静的美丽的地点，我们跪下，向心上人求爱（但最好是单腿跪下，而且别总是这样干），抬头期待着她，挺起胸，让高贵从这种臣服的请姿中渗透出来。很快地，我们就会看到那种由惊讶慌张转变为疼爱感动的表情。除此之外，用一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几次随机的电话，或是某种场合下顺水推舟的幽默语言，都可以转达“我爱你”的意思。此外，女性最易受到坎坷经历和歌声的迷乱。 要女孩子直言不讳地回答，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女孩子，假使我们并不反感求爱的人，那么当我们回信时，尽管在关键问题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模棱两可，但我们一定要写一封长一点的信给他。对于幽默的口头求爱，我们的回答无论能否满足对方，但都必须也是幽默的。我们可以用显而易见或水到渠成的方式表达婉约的“是”或“不”，但切莫直白地嘲笑他，这样会使他感到我们是个粗俗而没有情趣的人。要知道，痛快地认可他，可以一下子抓住他的心。 在发放爱情的要约和承诺时，我们考验不出对方什么，因此没必要假托拒绝，这只能表现出我们的市侩气和庸俗。许多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摊牌、争吵，不像是为了爱，反倒像是敌对的双方在过着谈判生活。在许多问题上，恋人们完全可以采取明白却无损于自尊的态度，更多地说一些实话。如果我们拒绝，也不要以无所谓、轻蔑、甚至是愤怒的方式来处理。大家都知道，我们无非只是想以此表示自己高贵，就像天鹅肉一样难得，可是我们的作法却太像一只蛤蟆。在我们得意扬扬，四外张扬那个倒霉鬼的动人的情书时，我们有着一副自己无法看到的丑恶的嘴脸。 女孩子要记住一点：好男人需要长时间地一点一点发掘。求爱只是开始，不必在意他的笨拙。相反，善于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必定有一天会让我们吃尽苦头。 男人也要记住一点：追求的过程中，充满着乐趣，不要轻易放弃拒绝过自己的女孩子。几次切磋而终成眷属的家庭，比比皆是。持久的进攻，更显得我们真诚。 Y 可夺之爱，并非真爱。 这句话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应该常常被提及。从初恋失败、婚姻破裂、同志背叛，直到儿女不孝，我们都必须知道，一切可被夺去的爱，原来就是脆弱的，只值得深思，不值得为之悲伤。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躺倒在女人面前的人，怎么也支撑不起来沮丧的精神。他们哭，消沉。单是，我们也同样见到过一些坚强的人。我的大学同窗陈戎，在历时两年的恋情消逝时，同舍在为她悲泣，但她却在朗诵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抒情诗。是的，无病呻吟故然令人生厌，但有病呻吟依旧不会使人愉快。每每看到那种面对突然打击而不在人前流泪的人，特别是女人，我们总是感到由衷的敬意。 我们应该知道，不牢固的爱的消亡，是一种迟早将至的必然，也许不勉强为之反而对自己有利。失恋一次，我们就会对自己是什么人、将会有什么改变、让什么人伴随自己的一生，有了更深刻和真切的认识。失恋后一段黑暗的日子，往往能使人专注到一项事业之中，历史上许多诗篇和伟业，恰好是失恋的人创造的。这段时间，对失败的爱情的沉思，有助于我们洞悉人生。这段时间，无论是学会吉他，四方去游，还是拼命工作，都会有助于我们在排遣坏情绪的同时，意外地掌握一些新东西。 在慰藉失恋后破碎之心的办法中，切忌使用“赶快再找个恋人以弥补心灵空虚”的方法。在失恋后，人的情感形成了真空，对于企图介入的关怀几乎达到了饥不择食、无以抵抗的田地，这时最容易铸成新的错误。对于失败，我是指的是所有失败，我们必须首先作到冷静。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热恋·慰藉·归宿(3) Y 情感车站，从家到达另一个家。 从父母的家走出来，走累了，害怕了，失望了，便找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家。二十三岁左右，我们的情感到达了一个车站。在那里，爱情告一段落。也是在那里，我们从车站出发，继续前行。我们为之梦寐以求的家，竟然如此平静地来到了。一间小小的陋室，一套再基本不过的生活用具，一个渐已熟悉的朋友，一段以往感情的记忆，以及一本极好的关于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我们希望，这一切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地，一种慰藉。 一段时间过后，妻子不妨省问自己一次—— ① 你还继续给你丈夫干事业和广泛社交的自由吗？你对他的事业还像从前那样投以兴趣吗？ ② 你还像以前一样静静地倾听他的大话、烦恼、不安吗？你还为他保守这些秘密吗？ ③ 你还愿意在业余生活中投其所好吗？ ④ 没钱的时候，你能默默地度过难关，并且给丈夫以鼓励，始终不把他与其他富人相比吗？ ⑤ 你还时常使家庭布置、饭菜、活动安排有所变化，以图丈夫能大吃一惊地高兴吗？ ⑥ 你对自己的衣着颜色和式样，对化妆，还像恋爱时那样顾及丈夫的好感吗？ 作丈夫的，也要经常问问自己—— ① 你允许她因为工作的缘故，晚一点儿回家吗？允许她从前的男朋友们继续与她交往吗？ ② 你是不是能避免当着别人的面，指责她的缺点，并能陪伴她，度过每一次疲劳、焦躁、易变易怒的不适？ ③ 你仍旧时常买一些她喜欢的小玩意给她，而且不忘记她的每一次生日，时常作出一些她意想不到的温存吗？ ④ 你留心赞美她吗？是否一直避免使她的治家本领，与你母亲或是别人的妻子相比较吗？还常说“我喜欢你”吗？ ⑤ 你仍像初恋时那样，向妻子献殷勤，抢着干活，保护她不受劳累和伤害吗？ ⑥ 你在背后说妻子坏话吗？对她额外的小帮忙，是否像初恋时一样，报以微笑和谢意？ 如果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家，就是快意的，真的是一个安慰，一个港湾。假使我们因为一两条没有作好，出现了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我们不必太烦躁，那些烦恼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现在，我们是二位一体的两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上苍，它赐给我们一个爱人和一段难得的情爱，使我们从没有遮掩的沙漠太阳地，找到了绿荫，进入了一个可以栖息的避风港。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从一个个体生命的降生到死亡，其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要历经无数次的重大变化。最初来到世上，我们一丝不挂，彼此相似得很，男婴和女婴之间也不过只有一处区别。但是两岁前后，我们的个体意识开始成长，开始排斥其他孩子，有时我们会与陌生的孩子厮打起来，抢夺他们手里的苹果。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那首广泛流传的儿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一个好朋友。”社区文化中的这种团结意识，注入了我们的心灵。于是，除了与所有的人保持平和，我们还凭借天然的好恶，特意与那些邻居的孩子，夸奖过自己、给过自己糖吃的人，以及比自己有本事的小朋友保持密切来往。大约七岁左右，我们第一次较为明显地以家庭的光荣，区别我们所见到的人，罪犯、穷人、父母关系不正常的孩子，受到歧视，有生理缺陷和体质弱、智力差的人，也受到集体的冷落。到了青春期，男女的性别差异极度加剧，异性之间的交往受到明显阻隔，来自遗传的因素、十二年来的经历和幻想，在我们身体里进一步生根发芽，使我们在十四岁时，明显分出了各自的交际圈子，有共同志趣的人走到了一起。十六岁，我们与父母的隔阂越来越大，十八岁发现社会有问题，历史书上尽是假话，二十岁时我们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至此，人和人之间常常隔墙而邻，甚至自己和自己闹起别扭，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感到万分孤独。此时，我们需要两种东西以慰心灵的清苦：一种是爱情；另一种就是友谊。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有头脑和心地都很善良的朋友。” 有许多曾经被我们一度引以为近友的人，由于经不起漫漫岁月的消耗，已渐渐疏离了我们。剩下的一些，有的或许能与我们一同走完生命的长路，有的依旧慢慢地与我们分离。我们理当珍视早年的交情，当年我们不曾把密不可喧的烦扰和扑朔迷离的壮志告诉父母，却无一保留地说给了朋友听。当我们力不胜任的时候，我们曾为了同胞般的情谊，相互提携着。凭经验而言，儿时和少年时的友情，在人到中年时，常常变为手足关系，这对人生的快意而言，对在事业上形成鼎力相助之势，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失去它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尽管我们可以摆出许多理由说自己只是出于无奈：性格志趣越来越不相投，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一个敌人，即，那个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顽敌：苛求完美。寻找没有缺点的朋友的人，永远不会有朋友。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步步合拍、一模一样的人。 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面对更强大的孤独和更复杂的人生，本着现实的宗旨结交一些新知，就显得同样的重要。这是我们结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最后三年。 培根说，真正的朋友具有三种人生意义。首先是“通心”，他说：“你可以服撤尔沙以通肝，服钢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胶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药剂是可以通心的。”此所谓，快乐说给朋友，欢乐从一份倍增为两份，清愁说给朋友，忧愁由一份减半为二分之一。其次是告诫，朋友从旁观者的角度，时常提醒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作更好。第三即是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至理名言：“朋友者，另一已身。”也就是朋友之间的互助关系。 二十四岁以前的朋友可以胜任这些，堪称“永远的朋友”。但此后的朋友却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除非我们经历了一段较为特别的遭遇（就像后面将要提到的一段贫寒的日子），并在这段落魄时节里得以知音，就如恩尼乌斯所云：“在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否则，那些朋友就只能是临时性的生存同盟，或者由于我们暂时有求于他们，或者由于他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利可图。恐怕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他们和早年之交不一样。他们有可能锦上添花，但不会雪中送炭。 以前，我们找到的都是与自己性格相近的朋友，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易于交谈，使人轻松。但是到了二十二岁，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交友范围太窄了。我们尝试着交一些和自己不太一样的朋友，以便弄清楚自己以外是个什么样子。这些独具特色的朋友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也通过这种新尝试，变得更加善解人意和乐于合作了。 这种尝试有利于日后为事业结成功利性友谊的建设，也利于我们提早从心理上扫除模范文化的偏见和博奕论“有胜必有败”的狭隘竞争观念。比起统一或斗争来，世界更需要艺术性、丰富性、谈判双方互益的合作性。许多人在事业上不举，在世界观上格外狭隘，其主要原因之一，恰是他们一直缺少和自己不一样的朋友。 除了恋人之外，我们有了其他异性朋友。有了年龄或比自己小或比自己大的忘年之交，以打通时间的隔墙。我们有了更多的海外朋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时，朋友们构和的总体已不仅仅是“另一已身”，它代表着社会和人的各个不同的断面。朋友越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越全面和丰富，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快速灵敏，生存能力也就越强。 朋友对我们是那样至关重要，我们也当涌泉相报—— ♀ 我能理解你：儿时我们曾有过无数伙伴，现在却已无影无踪。回想一下，活到二十三岁我们至少会经历过200个同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所有这些人交上朋友？精力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多数的人不能与我们互予理解。我们的朋友之所以也把我们当作手足，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懂得他们。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而始终如一地理解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些启迪，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被他们从心目中的名单上，轻轻地勾掉。此外，我们一定要作到，不要把他们的秘密泄露给他人。 ♀ 我愿倾听你的心声：就像对恋人和配偶一样，倾听永远是一门动人的艺术。倾听除了可以获悉许多人和事的知识，还可以让朋友觉得他很重要。至少，倾听是一种行为语言，它的含义是，我对你的生活感兴趣。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对朋友的事情不算很关心，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头，莫名其妙地用诸如“特逗”、“真的”、或者“就跟我那回一样”，谈起自己的事情，比如自己如何被好多个异性追逐，自己如何赚了大钱，如何如何不可被公司缺少……正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人太多了，才显得乐于倾听愈加重要，更为动人。 ♀ 我为有你而光荣：当我们有了恋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多年来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交的八方朋友统统忘在脑后。我们可以让他们出席我们的婚礼，依旧可以结伴交游，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说他们出的主意使我们得以在某件事上成功了，我们甚至可以被自己的独生子起名字全力交给他们，使朋友们感到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点点滴滴的光荣。 ♀ 你悲伤的时候有我在：不要取笑朋友的懊丧、失败、软弱。他们作了错事，需要我们去鼓励改过，并且找个办法摆脱困境。失恋时，他们需要我们给出一个信心，一个证明，让他们觉得自己还不至于糟到没人要的地步。丧失亲人时，他们需要我们无言的问候，轻抚他的背，握紧他的手。实际上，他们在快乐的时候，并不像此刻这样需要我们。 ♀ 我永远是你的劝告者：凡事最怕遇到道德冲突。比如一个朋友因为偷了巨款被发现，或是因为酒后暴怒打伤了别人，在警方追捕下，他要求我们帮忙藏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叛卖朋友是一种罪，违背法律也是一种罪。假如这种冲突已经到了必须背向朋友而支持法度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为没有提前劝告他中止犯罪而追悔，别无选择，只能力劝其自首，然后告诉他，他依旧是我们的朋友。 ♀ 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襟怀的人不会有朋友。歌德说：“我再次发现，误解和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和恶意更多的过错。”的确，误解和冲突在生活中来得太容易，而且每个人又都总是轻信自己可以无须深究细问便能得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总爱轻易地把朋友的行为误解为恶意。假如我们真的被误解了，不妨忍让一下，退一步，等待一个时机，恢复自己的形象，给朋友一个更正自己的机会。 人们每失去一个朋友，就等于经历了一次死亡，每获得一个新知，就会多出一份新力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伴侣过世后，天天坐在暮阳下。数一数家珍，他们的全部财富只是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家的根据地，一群散落四方而不常回家的子女，银行里一小笔积蓄，一段为期数十年的回忆，一副行将化为泥土的躯壳，还有几个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那时，最代表生命意义的，只是一根拐杖和三五个默不作声的老朋友。六十岁时，朋友已经化为了同胞兄弟和姊妹。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沟通四面八方 沟通四面八方 人类文明史上有过几次绝对的隔代质变，而且每一次都会形成一道鸿壑难填的代沟。离现在最近的要算本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次，那是一次青年人与大战前成长起来的父辈们最为严重的冲突。希特勒时代费解的残酷和斯大林可怕而固执的铁幕，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新人关于历史、世界现状与未来、人生道德的认识。当时的世界青年几乎全部采取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由此构成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代沟（Generation Gap）。 这道深刻的大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裂变，原因有四点：（1）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战地情况，环境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的注意力在大战后不久便转移到了内战之中。（2）整体的文明素质低劣，对于令人困惑的灾难性事实，缺乏洞察力，那些灾难不足以使国人的世界观发生震颤，人民只求活下去。（3）五十年代，为了抵御西方干涉，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性国界，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下，力求独立，在经济重建上有求于苏联。（4）集中制原则只允许一种生活态度：把一切交给共产党和祖国。 这一切不留余地地截住了世界青年转折性步伐在中国的回声。此后三十年，所有中国人的文化信念依然故我，和民国时期相比，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条浅浅的小沟，没有层次上的变化。不管生活多苦，人们还是相信有某个人，有某种东西可以救世。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自己救自己。那时，开放政策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人们在赶路，三十多年前的那条世界性大代沟开始默默地向中国蜿蜒。于是，整整一代人背叛了原有的生活，就像五十年代的世界青年一样，混乱地在寻找。 但是，尽管共和国史上这道最刺眼的代沟，与世界性大代沟在层次上有着承接和延伸的关系，但由于时代和环境毕竟变了，因此它在特征上便很独特。我们是以对十年动乱痛苦的反思开始叩问自己的灵魂的，尔后新诗的论争、经济大潮的刺激、各种迷人的理论的输入、大多数人朝外看和向里比得到了朴素的认识，所有的这一切拧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代沟的这一面。我们坚硬的观点，无时无刻不在与对岸强硬的老人们，碰得叮当乱响。 我们的父辈停留在代沟那边，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生下来就去捍卫一种自己没有读过的理论。讨论问题时，他们火冒三丈，思维混乱，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整个民族的经历。他们常常把“政府”和“祖国”混为一谈。在生活上，他们为自己的旧衣衫扬扬得意，夫妻之间缺少看得见的恩爱形式。他们认为看报纸就是读书，他们喜爱的所谓“艺术”，基本上与艺术无关。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年朋友，没有一次真正的和和气气的对话，但却想当然地坚持说，青年人不可救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但当一个香港人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要评一评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的香港。他们总是把人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好人，另一部分是坏人。 在这个父亲们握有权柄的社会中，我们被视为一批不招人喜欢的害群之马。他们把我们与他们不相同的信仰，睁着眼睛指责为“没有信仰”。当触及复杂性时，我们对一件事物的优与劣的细致论述，被他们说成是爱憎不分明，前后矛盾。他们企图让我们和他们一样，过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对我们的夜生活和晚睡晚起，对我们的畅所欲言，读所有的书，听所有的广播，开展异性友谊情，他们均认为是对生活的不恭敬。当他们显然是门外汉时，他们却能天花乱坠地把我们最清楚的事情，分析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为难过的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也不能彼此接受，我们在代沟的这一面挖来挖去，营造了纵横交错的小沟小坎。我们各自抱着自己的杂七杂八的生活观念，相互诋毁着，表示着对对方的轻视。于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经济领域和爱情领域里出现了日渐其多的骗子，而在每一种反抗社会的行为中，都隐隐显露着矫枉过正的报复心理和破坏性。我们的一部分人寻欢作乐，十分可怜那些穷酸的有教养的人；另一部分人钻进象牙之塔，不齿于走入尘世。 当我们由于对社会的不公道表示不满和无奈，开始过上得过且过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时，我们终夜投赌，溺于酒色，我们不是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采取破坏环境的办法去发泄。但是，这样作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服长辈认同我们的思想，我们已由最初可以被理解的消极，蜕变成混世魔王，这又怎能不引起长辈们的激烈指责？ 我们一边翻着书本，大谈新思维，一边却在想着个人的实惠。看一看考场有多少人在作弊，看一看至今仍没有学会排队的人，看一看食堂里浪费的粮食和无人熄灭的盏盏室灯，我们是不是的确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纯粹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去任何一所高校看看，看看有哪一幢宿舍楼的墙壁能在刷洗过一个半月后还保持洁白！ 世界从来不曾被简单的仇视和几套支离破碎的原理所改造，其污垢也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清除。它需要几代人默默地工作，既不失于信仰的初衷，又与世界找到调和的基点，去接近社会管理的中枢，慢慢使之趋于完美。 颓废主义不能证明我们所信奉的东西是正确的，相反，只能更加招致社会对我们的排斥。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这本书已经反复强调过几遍的合作精神。相处——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是二十一世纪的颜色。确立了这个原则，我们会清醒的意识到，父亲们不会认可我们的信念，正如我们也不会认可他们的一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间里两种经历不同的移民，但我们必须相处在一起，保持和平，承认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也存在价值。 〇 和自己相处—— 巴尔扎克十九世纪时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与别人和睦共处，却跟自己过不去”。实际上，二十世纪的人在与长辈和同龄人过不去的同时，也和自己过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和什么都过不去。从这个角度上看，当代人更接近于自杀的边缘。有时，看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父母，我们甚至禁不住流露出羡慕。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生哲学，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显得很有奔头儿。但我们不可能为那种闭着眼睛摸来的幸福而关闭自己的心扉，自甘作个乐呵呵的白痴。于是，现代社会中内心矛盾的三大根源——远虑、自卑、时间短缺——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这样作： ——“立足于今天” 我们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和无以捋清的矛盾，实际上它们与眼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的源于历史缺憾，有的则是未来的问题，总之那都是些我们毫无必要杞人忧天的远虑。如果我们总是把眼前的生活小事扯得很远，再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批判一番，那大多数欢乐都将终结。生活就是生活，它只需要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太需要波澜壮阔的理论去指手画脚。 ——“欣赏你自己” 很难想象大自然会造就一个全然没有长处和用途的人，让他来占据现代社会不算充裕的空间，它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以使其他人感到深深的自卑。漂亮的人由于自小常常轻易得到夸赞和宠待，变得凌傲而思想浅薄。聪明人仍有其解不开的难题。那些有性情的人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力，但却会被世俗的积习所摧折，生命之树一天天枯黄。成功者招致的抵毁，使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再也得不到普通人的宁静生活和安全感，失去了逛商店和游泳的自由权。那些缺乏人之亲情的权贵子弟，在其卖弄显尊时绝对猜不出，仰观者的妒慕中藏着多少想唾他一口吐沫，或者恨不得把他剁成肉酱的念头。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些不足，因而是值得自我欣赏的。 ——“留下一点隐私” 我们理应有一块秘密的空地给自己，它包括藏信件的抽屉、不为人知的隐私、小小的阴谋。我们还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用于睡眠、思索、独处，以生发出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就像金钱一样，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珍惜。假如我们要在一连几天的电话里分别告诉各方朋友，自己最近在作什么，我们就有权表示厌烦。如果我们总是被人打扰，用自己的时间作无益的奔忙，那么下决心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自己“渴望回绝但又总是违心应允”的老毛病继续折磨自己了，我们的嘴要和我们的心协调好。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和同代人相处 〇 和同代人相处： ——“自己的理想是否公道”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守护者，他们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唤爱的真谛和真善美，一面却借口爱的解放去欺骗爱。他们可以一面发自真心地争取自由和民主，一面却又咬牙切齿地在内心里盘算，计划着得势后该怎样把对立面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说穿了，这种理想只为自己服务，它没有对全民（包括对政敌）的公道。 ——“自己是否有绅士风度” 当我们从那些不愿排队而蜂拥挤向车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且远远地看着他们为无关紧要的一席之地仓皇争抢，我们除了可怜他们竟是那样如临大敌之外，还会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这种狼狈不堪的竞争而暗自庆幸，即使为此只得再等下一辆车，我们也还是会因为没有使灵魂蒙垢和汗流浃背而自感光荣。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份小小的礼让含笑送给儿童、女性、老者，把一点点温情送给弱者和残疾人，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是难以描绘的。可是，问一问自己，我们这些文明人有过这种自豪吗？ ——“真理是否只有一个” 胡平在《哲学随感录》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持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如果我们还是像父亲们那样，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且自己的那一个就是真理，全社会都必须服从它，那么我们就和父亲们没什么两样。依旧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不会相处和合作。事实上，真理有许多，我们不能让真理和真理相互厮杀。 〇 和社会相处： 在观念大裂变的时代，人们可以有三种生活方式去选择。第一，以我行我素的方式，对抗社会，一无成就，自我牺牲。第二，完全听命于积习，同样一无成就，过一种不生气的生活。第三，像芥川龙之介在《水虎》中说的那样，即：“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又在生活中丝毫不违背它。” 这第三种方法最值得推荐，它可以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接近目标。 ——“不断声明基本出发点” 一个很难办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被看作是越来越没有道德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进行所有推论时扣紧出发点，不断提醒他们，我们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愿望，只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结论对大家的初衷更有益处。苏格拉底发明过一种“问答术”。即，与论敌争论时，不要从分歧出发，把他吓住，而是强调共同之处，先使对方说“是”，取得一致后，再转入自己的主张。 ——“不要与不相干的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常和火车上的乘客或者退休在家的老父亲无休止地争论政治大事。可是想一想，就算我们赢了，我们能就此获得什么？这种争论不仅没有，而且还破坏了亲情和快乐。 ——“别为小事恼怒” 在大问题的对峙中，我们不必对小事纠缠不休。不必把社会和长辈的小毛病看成是他们的大问题的一部分，那样只会增加敌对程度和范围，而且还会使我们在观念冲突之余，很可惜地在生活乐趣上也丧失了求得唯一一点一致的机会。 ——“用一语不发表示反对”：在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场合去系统地批评一个早已枝繁叶茂的体系时，决不要用三言两语的指责，去随便地触动它。那样，我们的观点会被轻而易举地肢解歪曲，我们自己会被最终封上嘴巴，忍受现在和未来的、当面和背后的奚落。如果是这样，倒不如用沉默表达我们的异议。沉默柔中带钢，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态度，可以以守代攻。 ——“留下完好的树皮” 如果我们以为重创掌权者的面子，使他的精神全面坍塌崩溃，然后就能使他在废墟上重建起和我们一样的新观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那样，只会使他对我们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去郊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老树，它的树干已被蚁虫吃空，成为小生命们随意出入寄栖的领地，可是它的绿意不减当年，而且并不在意寄居者的蚕食。这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小生命从来没去破坏大树的皮表。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事实，即，与社会习俗的隔膜不算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与环境的不和谐，就像罗素在他的长书《幸福之路》中说的： 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但它并不是非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们愚蠢，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反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高贵而不幸的少妇维维安妮没有被迫进修道院，雪莱就不会写出《伊壁斯去亭翁》，如果威廉斯可以不是一个相当贤慧的妻子，他也不必只是写部《回忆录》，这位杰出的诗人所痛斥的那些社会积习，对于他的事业，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所谓“困难创造解决困难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区别于严复、孙中山、秋瑾的一代，蒋介石、李四光、周恩来、邓小平的一代，华罗庚和钱学森的一代，以及叶选平、李鹏、李铁映的一代，七十年代直至今天的赴洋者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区别于世纪初俄国人往之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往之美国，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又被看作是“第三次大流亡”的主体。有人说：“有路便有丰田车，比比皆是中国人。”许多人已在漂泊，另一些人急待出发。《美洲华侨日报》描述了这些出走的中国人：“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 有很长一段时间，出国者与其说是为了逃离铁板一块的生活，追求自由和更高的学位，或者多多地“扒分”，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放逐”。无论登上座机时是多么的如愿以偿，但当他们走下飞机，特别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异域生活，他们就会感到某种流亡的孤苦情绪，就会知道在一个没有屏弃国界意识的世界里，失去了祖国和原有的社会地位，即便多赚了些钱，也无法寻见想象中的天堂。学位并不新鲜，汽车只是代步工具，房子依旧买不起，大家躲在别人的屋檐下，从昔日粗糙窒息的生活，逃到了另一种全新的困扰之中。关于他们在海外多么风光的传说，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那不是真的。但关于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也仍然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那也不是真的。 他们在别人的美丽富裕的国家里，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空气，但也承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无言而垂泪地回望着东方。他们大都订阅华人报纸，而且人手一份，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这边的一切有着一颗放不下的心肠。可想而知，这块土地上又是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问题，以致于他们夜夜思归不敢归，甘愿忍受自我放逐。 冰心在《往事（二）》中写道：“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 谭轩在《故乡的云》写下：“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的路是那么漫长。” 张慈在《继续漂泊》说：“土地和语言！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阿忆也在《爱你五百里》中写道：“人们泪如雨下，却头也不回。” 无论出国大潮与我们是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瓜葛，或者根本与我们无缘，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确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朦朦胧胧地触及祖国、生活状况、劳动尊严等等问题。 首先是爱国主义。世界华人都热爱故土是个极清晰不过的事实，就像梁启超在流亡海外时所说的：“衣冠虽异，肝胆不移。”当他们刚刚看到这块土地上有一点点转机时，他们便会像美国人去阿拉斯加，日本人去北海道一样，怀着拓垦的决心，不顾一切地回到祖国。这一点在历史上几经得到证实。他们期待着变革。他们所惧怕的不是洪荒和艰苦，而是使洪荒和艰苦不能得以改变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滞留不归似乎与爱国心相抵触，而且无可否认，大批出走的人多少是与国家有对立情绪的，似乎是对爱国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不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介意他们一直在奢谈国际主义、世界公民、地球村，但也不必对爱国主义深信不疑，这个概念一直是功过参半的，它使美利坚成了独立富饶的联邦，却使德意志走进过深渊。此外，在政治学上，祖国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祖国是永恒的，而政府是暂时的，当爱国心指引我们爱自己的土地和民族，它就格外高洁，当它要求我们去讴歌某一个政府，爱国主义就因为阻止我们挑毛病而埋下可怕的恶果。 其次是生活理想。一个接受过启蒙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再过启蒙之前的生活，习惯了畅所欲言的人再也不会重新接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环境。一个每天洗澡如同每天洗脸一样的人，已经很难适应在简易房屋里居住。在空气清新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一个尘土飞扬、痰迹斑斑的污染区，他的神经就不会轻松。一个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人，在只允许一种生活模式的社区中，将会感到暴躁郁愤。对于那些渴望前一种生活，甚至已经在过着前一种生活的人，让他们回到后一种生活中去，无疑是一种折磨。假如，我们认为后一种生活可以净化灵魂，并且执著于让每一个人净化一番，接受这种折磨，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仅是外边最优秀的人不能回来，而且是里边最优秀的人也将大批走光。 最后是工作环境问题。五十年代，华罗庚曾在世界应用数学界，被尊为“十大”，但他回国后，由于长期囿于闭塞的环境，一切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尽管他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屈一指，但在国际上他和他的国家已经排不上名次了。就他的个人素质而言，假设他能留在海外，他依旧会是个主领风骚的大家。如果其他归来的人也同此命运，那样无论是对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灾难。八十年代，陈省身进入应用数学界的“十大”，他曾是华罗庚的学生，但在科学面前，陈省身没有给老师留面子，也没有给中国的人才环境留面子，他说：“中国的应用数学等于零。” 我们缺乏的，是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为人才开道！” 如果我们不打算在这个年龄汇入出国大潮，那么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如果也出去看看，那我们便需要看看下面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苏格拉底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遵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我没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如果我们的想法长期不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我们对逐步地改变这种局面不抱什么幻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苏格拉底的前一种方法，换到一个自认为可能被接纳的环境。这样，对我们发挥个人才能，对国家的安定，都有好处。春秋战国时代，如果一个士大夫闲居三月，自己的主张不被国君采纳，他们便不会长久地住在这个国家，他会驱车行路，周游列国，寻找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或许，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发现一个能使自己感到惬意的地方。即使一切有悖于我们行路前的初衷，但在这个尝试性的岁月里，我们有用之不竭的时间、体力、精力。即使由于依旧无处容身最终还是会回来，但那时我们以不是空手而回。只是，我们应该提前预测一下，我们的收获与为之付出的代价之间，成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已决意要走，或尚在犹豫，那么不妨找一个知情人，咨询一下。我们会发现，在手续上，从办理护照到申请签证，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得简单。而我们最该关心的首先不是护照和签证问题，而是—— 第一：“我们的语言过关吗？” 到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语言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和成功的可能性。没有语言，我们将丧失乐趣、认知、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失去获得高薪职业的可能。没有语言，无异于残疾青年。如果我们在语言方面很愚钝，那么不妨暂且打消计划。 第二：“有一定的硬通货币以维持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吗？” 如果没有，那么推迟一下计划，筹足这些钱再作打算。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没有钱也能勉强地活下去。如果是在海外，特别在自己尚且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时，那种日子是无头无绪的，没有钱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第三：“出去能使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吗？” 如果肯定不能，不如推翻出走的设想。如果我们没有申请到全额或半额奖学金，我们的生活将陷于维持生计的忙碌之中，除了一张文凭之外，身无它物。如果这张文凭不能保证我们找到较好的职业，我们还得回来，但是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体力，远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只弄回一纸空文，回来后却又过着与出走前并无异处的生活，这值得吗？尽管我们得到了更高的学历，但我们却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国晋升职位所必备的时间资历。对于没有可能赚到大钱的人来说，地位的设计比赚些小钱要重要。小钱改变不了太多的生活。 我们这代人可以有两种人生设计：其一，是去一个没有束缚的地方大获全胜地干一番，跻身于世界；其二，是根杆在本国的土地上，步步荣升，及至目睹墙外的世界，自己的地位也已立于世界的一隅。尽管这两种方式极不相同，但它们所必须付出的操劳、智慧、勇气、胆量却几乎是相同的，它们最后到达的高度也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海外华人倾心奋斗，为的是争得一席之地，国人则是为了争得看世界的机会。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魅力是由健康心境、内在的胆识和自信、沉稳的自制力、好的思维、一定的知识和口才、适当的外部修饰诸因素构成的综合性吸引力。它常常表现为开朗幽默、温文尔雅、对环境的通融忍让。魅力只能经由一段的漫长时间而形成，由于终于有了相当的工作背景，一部分二十三岁的人便开始有了最初的魅力。可以说，这种萌芽的魅力将随着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光彩。 魅力的释放一般是在社会交往的场合。一个人衣冠楚楚故然可爱，但假如他的谈吐举止总是不得体，那么他的灵魂就依旧如同裸体行走在街市上，使人忍俊不禁。魅力，在文明社会中是最美的服饰，赫拉克利特说：“比起人来，最美的猴子也还是丑的。”因为，最美的猴子依然不会有一件像样式的文明外衣。 魅力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它可以从容地面对任何一种失败。即使十点钟要上绞刑架，八点钟却依然安详地下棋。迎面泼来一盆水，弄湿了衣服，不过是耸耸肩，坦然地走向洗手间。简居的房间，高朋满堂，尽管是陋室，但它却“惟吾德馨”，而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魅力可以不眨眼地对待这一切，因而使旁观者涌起千般敬意。魅力指点出了人们的真实身份，并把殉道者、罹难者、落魄者，与那些羞耻的失败区别开。如果把“平凡”视作生活的一种失败，那么面对这种失败，魅力便有了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自育为饱有魅力的人，我们可以抵消这种失败的色彩，我们可以坦然地拿起钳器，走向充满油污的车间，我们照料排泄系统出现了故障的病人，或者身处严寒的草屋，拥衾执笔，写下一般化的诗篇。谁都会相信我们将来会变好，因为世界上没有哪能种持久的魅力会永远滞留在简单而粗糙的生活中。二十三岁以前，我们应该培养自己这种风范，向自己反复重申要作一个有身份的人，在胜利面前不失态，在失败面前不惊慌，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诗。 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准确、完整、良好的自我感觉： 自知：许多人，甚至那些确已成功的人，没有魅力。这倒不是由于他们不修边幅，或者长得不漂亮，而是因为不自知。假如我们的弦外之音，总是传达出比自己的客观水准高得多的自满，或是比真实水平低得多的动摇，那么周遭的人就不会认为我们吸引人。相反，不是认为我们在恬不知耻地吹牛皮，就是以为我们在假模三道地谦虚。自知意识的得来，一是靠自己冷静地内省，二是靠观察旁人的眼神（千万别相信别人的嘴巴，嘴巴尽管里面是臭的，但外边却很甜）。自知的原则是，使人感到适度。 自豪：没有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会看不起自己的遭遇、家庭、未来。许多人之所以缺乏魅力也正是由于他们除了看中个人奋斗之外，常常把他的社会背景扔到了一边。他们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经历有着不衰的美好回忆，对家庭充满感激，对爱情和乡土有着自豪，对未来和信仰有着健康的陶醉，那么他的身体里就会每时每刻地渗透出活力，这种活力会深深地感染别人。自豪是一种乐观的情绪。 自持：自持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滔天洪水，有着大畏惧的安详和镇定。从就义者不朽的最后时刻，竞技健将们大赛前的恬静，领袖们大战前的从容，伟人们面对突然的打击而依旧沉静的描绘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自持精神。一个经常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人，很难具有魅力，他缺乏与成熟和稳健相关的自制力。而自持使人感到庄严。 自嘲：成熟的人善于用自嘲为自己的困境解围，强大的人敢于揭自己的伤疤。实际上，自嘲不会使人变得低贱，反而会生成大度和诙谐的魅力。它既是良好的自我认识，又宽广的胸襟。自嘲使人感到潇洒。 这“四自”离不开构建魅力的各种基本要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会有什么魅力，流氓英雄时而显现出的也只是可爱，一种偏邪的美感。即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假使我们迫使他穿上从厕所里捞出的破棉袄，剃光他的头，再把一手煤灰抹在他脸上，我们知道，这下子他的魅力肯定完了。 另外，在使自我感觉得以调整后，我们还需要与环境达成默契，以使魅力得以最后实现。生活中有的人无论在哪一群人中，我们都可以把他们从人群里一眼分辨出来，此所谓“冲破环境线”，它主要取决于内在气质能否透过躯壳和衣着，散发出夺目光芒。他们在任何场合，凡一举手，一投足，所有的言谈话语，全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好地施展出自己的魅力，此所谓“主导社交圈”。实际上，作到这些也并非难事，除却我们此前提到过的种种作人方法，只要在社交环境里稍稍把握一下契机，就完全可以拥有这种谈笑风生的魅力。比如，要大声介绍自己的姓名，给对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要接触对方的目光，显示出我们的自信。要作交谈的中心，但又不时向对方发出诱导性的提问，给受问人以鼓励，而且刺激谈话的继续深入。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时间拖得太长，及时结束谈话，干脆地道别，做一个让别人留恋的人。当环境气氛围绕自己一段时间并呈现出微微的醉态时，我们要适可而止，别让人们的注意力长久地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免引起嫉妒以及行将产生的过于单调的感觉。 魅力是个迷人的东西，它可以在很多时间里左右人们的判断力，为拥有它的人增加更多的支持者。魅力还会以无形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李是个慷慨好施的人，但他的恩泽并没有施于每个人的身上，可是由于他有魅力，人们却乐于竟相传诵他的故事，形成口碑。假如这种口碑崇高肃穆，它就有可能传播得旷日持久。伟人们死后仍有人惦念，正是这种无形而巨大的魅力所至。 女人的魅力主要表现为美丽，这毋须多谈。“追求美”是女人毕生的职业。我们今天的社区文化并没有多少压抑女性形成魅力的因素，问题大多出在男性上。古去今来，培育男性阳刚之躯和健康心理的养分，变得越来越少。今天的文化已不适合男性心灵的成长，因而比起魅力十足的女性来，有魅力的男性则为数很少。无论是从性别到位的情形上分析，还是从仪表追求上观察，中国男人都不能与中国女人相媲美。以致于一位美国佬曾对我说：“中国的女孩子，嫁给中国男人，亏了。”我们的文化革命在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同时，一再疏忽了告诫男人们有挺身而出捍卫生活的义务。纵览中西历史和传说，自古至今，中国的女英雄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环境本末倒置，阴阳颠倒，中国的男人需要补课，但我们无法用雌性文化去滋养出雄性血色。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世界需要热心肠 世界需要热心肠 一九八七年初，沈阳205路公共汽车站务室，一个遭歹徒追杀而前来求救躲避的青年，被包括站长和共产党书记在内的九名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轰出门外，送进虎口。在他们眼皮底下，那个青年成了贼人的刀下鬼。 同年夏天，在山西长治市，四个在小南关护城河游泳的人，其一不慎溺水，其他三人竭力救助无效。岸上观众超过300人，许多人表示：“不给钱，不帮忙。”当医院主管把2000块钱高高举过头顶时，人群中才涌现出四个雷锋。在打捞上尸体后，四个雷锋先派人把钱点清数够，才把尸首交还。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空军军官、一级飞行员李鹏礼在哈尔滨与歹徒搏斗，现场百余人袖手旁观。最后，这位四次挺身而出勇擒歹徒的侠义军人，失手倒在血泊中，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昂然消失。 九十年代之后，这类报导更是不胜枚举。到处是镇关西，鲁达却很少，打赢的鲁达更少。在这个大读武侠小说的时代，恶霸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另一种怪现象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人对弱者十分冷漠，对恶人却献出媚态，显得有些热情，并把这种媚态称之为“侠义”。 上海于双戈盗枪杀人案，曾轰动全国。于的女友蒋宣布，要与于生死与共，于的密友徐，慷慨解囊，协助其出逃。案情公开后，蒋和徐受到大批人的赞叹和支持。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丑恶和强盗微笑，而这微笑并不能为他们换来什么，可他们习惯了这样作。我想，这大概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即，我没去救助受难者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强盗。这样，他们便可以推托掉行侠的义务。这种人面对贫弱时，却会突然拉长面孔，甚至在其背上狠狠推搡一把，享受一下作主人的快乐。 似乎人们是作坏人不合格，才屈就作了好人的。 究其根源，侠义观的沦丧有着深刻的原因。 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不要管闲事，要文明，要忍耐。而教育子女“作一个不可欺辱的好人”的父母，却为数不多，教育孩子“面对欺辱别忘记自己的拳头”的父母，几乎没有（或者又变相为怂恿孩子去欺辱别人）。因此，一个乖张暴戾的少年坏蛋，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发现，只要他敢于大打出手，就没人敢出来干涉。那种对坏人绥靖、却严格限制好人的文化氛围，只能造就看客、屈服者、越来越多的恶霸。邪恶抬头的必要条件，正是好人退避三舍。如果环境不过分要求好人们恪守规则，那么坏人也就不会如此容易生存，好人在冲过来的坏人面前，也就不必只是不停地朝天上开枪，浪费子弹，直至被歹徒掰断所有的手指，成为屈辱被杀的“光荣牺牲”者。好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实施的新《刑法》，有了一个可喜的突破。针对六类正在进行中的犯罪，其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无限防卫权”。即，当我们遇到1.行凶、2.杀人、3.抢劫、4.强奸、5.绑架、6.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防卫限度，置罪犯于死地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因为，在坏人拥有太多自由的时候，侠义救助便使“多管闲事”和“没事找死”之间离得更近。“歹徒是带刀的，而我们却没有”，这句话让我想起美国最初讨论《持枪法草案》时的论点——不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只允许罪犯持枪，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好人和罪犯一样有枪，于是有了自卫和救人的可能——我们常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好人哪有平时带刀的？这个社会会认为带刀的是好人吗？古时多侠客，大概因为他们有刀，至少在心理上与恶霸先打个平手。 除了束手束脚之外，实施狭义行为还有许多严重的后顾之忧。五十年代为把三个小孩子从火车轮下救出而不幸严重致残的戴碧荣，当年曾誉满神州，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那位小英雄。今天，她不得不自己去应付终生的残疾，就像是吃了苦果，要独立去面对穷困的生活。我的昔日同事刘宽，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只身捕获了两名持刀杀人犯，被奖以120块钱，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家人终日因人犯亲朋的恫吓而提心吊胆。的确，古时候的侠士在每次壮举中，从未领受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赏钱，但是他们依旧除恶安良，对于一个没有职业、独身云游的人来说，行侠仗义的本身就是满足，就是奖赏。但今天就是今天，如果没有社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进行支援，行侠将是一句空话。 此外，在我们的教育中，关于如何有效行侠的介绍实在是太少了。我们最常听到的胜利，大多是侠士们用生命换来的，与歹徒搏斗，死的是侠士，下水救人和入林救火，死的还是侠士。这样的牺牲太多了，谁还敢贸然赴死。我们的社会应该作出一些努力，除了教给勇敢的人一些技巧，还要教给那些不敢直接上前去实施救助人一些参与办法，使他们不只是麻木地围观。遇到火灾，我们不是可以打119吗？遇到有人出了意外，生命不保，我们可以拨打120，遇到歹徒可以打110。实际上，我们可以作的事情有很多，在罪犯嚣张无备，全神贯注，打算落刀结果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的性命时，我们可以给他后脑勺一板砖。这时，我们不该放下杂念吗？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个人，他多么想活下去，他有妻子儿女，有老母亲。 嫉恶如仇，应该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一个人不能对恶势力大打出手，本应引以为愧，假如他佯装不见，或许他尚有一丝苦衷，但假如他偏偏还对歹人献上一笑，甚至还在歹人的拳脚下向罹难者补上一掌，那他的灵魂一定会下地狱。 侠义不仅仅只在路见不平时，我们不是常常感到社会不公道吗？可是问问自己，当这些不公道发生在自己周围时，我们作过些什么？像对待自己受委屈时那样大声骂过吗？向受委屈的人伸出过手吗？一块滋生了大量不公正的地方，正是由于那里有着大量对不公正视而不见的人。我们需要大量行侠仗义的人，也需要赞美这些人的人。当然，在芸芸众生中，最多的不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而是普通老百姓。但是，我们可以洁身自好，尽量不参预到不公正之中，并且尽可能地减损一些不公正。世界需要热心肠，需要行动，需要所有人能对暴行以及丑恶的小动作报以冷对的横眉。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我们劳动，我们收获(1) 我们劳动，我们收获 古往今来的人生有着三大共同的永恒主题——爱情、成功、金钱——其中金钱被看作是身外之物，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与人生内在之物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供养关系。今天，金钱更是势如破竹地渗入人民的生活，甚至完全可以买来快乐和爱情，爱默生在《唯名论与唯实论》中说，“这个在公共场合谈起来就脸红的东西”，而今“它的实际作用和规律，却像玫瑰花一样美丽”了。 人们对于金钱的需要有着素朴的认同和本能的希冀。一方面，只有有了一定数目的钱，我们才能购得家庭陈设，彩色电视和大容量冰柜，才能保障自己不受疾病的摧残。有了钱，才有了生活的一般状况。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在心底企盼得到财富的某种捷径，以最小的付出，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潜意识里总幻想着创造一件服装而得到一百件成衣的税后净利。尽管社会文化要求我们把拣来的钱，如数交给某些官方组织，以使物归原主，但是当我们意外发现地上散落着一大叠钞票时，最初一刹那的想法却是：“哇，这多好呵！”因为捷径比劳动本身赋予人们更多的本钱，而本钱越充足，生活的意义也就越充分，受教育、享乐、为了虚荣而挥霍的资本也就越雄厚。 人生需要钱，这是无庸质疑的。中国，哪怕是在最痛恨钱的时候，钱也没有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过。现在，只要一个人不至于太糊涂，他就会懂得，这些“玫瑰花”比起从前来，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钱一天天变成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迫切之物。 起初，金钱观念造成了新老中国人的一个代沟。长辈们对钱的认识停留在生命基本需要的素朴阶段，并把捷径意识锁死在心中，他们坚持要作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清贫，曾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哲学，也是维系内心平衡的支柱。他们并不知道，共产主义得以实现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拥有怎样的财富，只知道那时应该没有了钱。他们也并不知道他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假如离开恩格斯源源不断的经济资助，就会饿死在书桌前。由于缺乏历史知识、社会学和哲学的基本常识，他们没能对马克思的学术著作看上一眼，当然也不会知道，这位伟大的哲学博士在一生的所有文献里，没有一丝对于金钱偏狭的厌恶。 那个时候，青年人却认为“钱，即幸福”，对于捷径异想天开的美梦甚至可以生长在不劳而食和坐享其成之上，他们打算作那种务实而头脑灵活的人。 九十年代一过，这个代沟几乎被填平了，那些屡屡被枪毙的贪污犯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 我们说，八十年代重大的转变之一，就是官本位思想受到了金本位的致命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本位的茁壮成长有着它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唯利是图者、妒慕富人的人、守财奴在人口比例上占了绝对多数时，社会就因为拜金主义狂潮，呈现出不良的倾斜。大多数普通人，由于其内心深处的拜金情绪与贫朴现实相冲突，丧失了原有的乐天生活。 在金钱面前，青年人很自然地划分成了四类人—— $ 拜金主义者。 拜金主义者是人类本能乐趣的体验者，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大量攫取着。八十年代中期，一部分没有读过书但却胆量过人的人，首先发了大财，他们和妒慕他们的人，成了最初的一批拜金主义者。那时，中国尚不繁荣，发财者不知道该如何花掉手中的钱，于是守财奴们把钱锁进抽屉，砌在墙壁中，另一些人武装了家庭设备，追加了一部分生产投资，为了不让穷亲戚索要财产，他们甚至早早为自己修建了棺墓，以示钱已花光。到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的英明，过去作个体户受人歧视，现在他们有了钱，翻了身，成了人们可望不可及的人物。有了钱，可以买到权益，出入豪华设施，网罗众多女人，置下洋房和汽车，可以下大赌，再滚出大钱、生出大息。大进大出的迷醉更加助长了拜金的疯狂。他们掀起了一股大风，盗匪偷骗、卖淫赌博、职业倒爷，以权营私、黑社会终于出现了。他们已忘记钱的本体意义，正如越来越不明白何以非要爱情来充当肉欲的调味品。在他们由于得到了钱而创造出更大的行为能力的过程中，无数可怜无助的生灵因为受到伤害而哭泣。这种低文化和高消费的畸形搭配，使许多美丽的生活成为往事，化做乌有。 萧伯纳曾在《收的再分配》中这样写到：“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认真努力去发财，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小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了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拜金主义是一种恶性的文化毒瘤，但染病的身体常常并不因病态而痛苦，相反还会更加迷醉，比如可卡因对于吸毒者，体味对于习惯了体味的人，还有生病对于不想上班的人。 $ 观念人。 许多有头脑而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或以口头或以行为的方式，在从事着一种理念工作。他们力图恢复金钱的中性面貌，告诉人们，金钱只是对社会行为进行奖赏的计算工具，只有亢奋的拜金潮和顽固的恐金症，才是与罪恶有关的疾病。如果金钱是一种劳动的计量，风险的承兑，身心损耗的补偿，那么得到它就是一件既理所应当又光荣自豪的事情。 武宝信是八十年代我曾追随过一位大老板，那时，武先生即曾倡言说：“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一分钱也不要。是自己的，金山银山也要拿。” 有许多时候，为了伸张正确的金钱观，强调其中包含着劳动的意思，许多有教养的人会在报酬上显得斤斤计较，虚张声势。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说明一点，那就是，“请尊重我的劳动！”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我们劳动，我们收获(2) $ 自甘清贫的人。 这类人中又包括三种人——懒惰而自卑的人，超乎尘世的人，极少数极少数承袭了长辈的金钱罪恶观的人——懒人们有着拜金主义的幻想和甘于贫寒的怯懦。不识人间烟火的人无视“金钱是现代化社会中劳动成果的中介”的事实，那种误国误己的清傲，注定了他们的一生穷困。与老人们一致的人比较简单，百分之百是神经出了毛病。总之，他们站在拜金的对立面上，是另一个极端上的人。他们走在时代的末尾，多少有些病态，已虚弱得听不到时代的足音。 $ 潇洒的人、验证自己的人、金钱的主人翁。 这类人为数甚微，但却可以作为社会和青年人的楷模。他们往往能与金钱保持一种健康的距离和主仆关系。 潇洒的人热爱生活的轻松，他们对金钱没有观念上的拒斥，也不被金钱完全占据。没钱时并不烦忧，有钱时也不吝啬，他们懂得金钱只不过是快乐青春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目的。验证自己的人属于那种精力充沛、自信、从不屈服的人，他们拼命挣钱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挣钱。钱依旧不是他追求的目的，而只是他有此能力的一个标记和说明。金钱的主人翁指的是经济巨人，他们大量地得到钱，然后合理地支配，多少是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多少进行扩大再生产，多少投入到新的行业和研究部门，多少去投保险，资助公益事业，多少捐给慈善组织。另外，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影响，左右着货币的流向。 这种具有健康的金钱观的人，往往在死神面前表现出坦然，他们的生命会在健康的生活中走向终点。 二十三岁时，我们更加感觉到金钱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崇拜金钱，崇拜富翁富姐，对商品社会的未来感到一丝恐慌。有时，我们是个小气鬼，有时又冒出个作亿万富翁的念头，所有实惠的人生设计，争夺着我们。在寻找对象时，我们都希望上帝能赐给自己一个富翁的女儿。 如果我们认为拜金和赤贫都不健康，那就请杜绝不择手段的欲望和自卑服输的心理。如果我们认为“闭紧嘴巴走路”比“哗众取宠地标榜正确金钱观”来得踏实，我们就不必总是为了在理论上标新立异而去捅马蜂窝。让我们开创自己的生活：一个与金钱相处的人，一个自信有能量的人，或是一个经济巨人。让我们热爱金钱，就像热爱劳动本身一样，去作工索取报酬，节俭而又能合理地支出，去炒股投资，去捐赠奉献，去旅游，去受教育，去保健自己，去生育后代。一切都为着获得更大的生活范围，更自由的脚步，更健康的生活。 在另一部著作《巴巴拉少校》的前言中，萧伯纳说了这样一段犀利无比的话： 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的堕落。在我们的城市里，所有人都知道，金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东西，是我们社会良心的闪光之点。它代表着健康、力量、荣誉、高贵、美丽，这就如同它代表着疾病、软弱、耻辱、下贱、丑陋对它的需要一样清楚明白，不容置疑。它使穷人变得绝望，使富人更加高贵。这一点并不是它的错误，只有当它大量聚集在一部分人手里，对他们来说它已变得没有价值，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求之不得时，它才成为一种可诅咒的东西。 是的，金钱原本是无罪的。如果我们缩手缩脚，没有通过加倍的劳动去获得更多一点的金钱，我们便没有机会乘飞机去看看天外，没有机会穿最合体的衣服，以最清洁的体表生活在舒适的家中，我们将失去很多益于我们身心的快乐。当然，假如我们不能洒脱地睨视手里的这些纸票子，我们也同样无法享受宁静的午餐，面临暂时贫困，我们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怕丢失、怕人借债、怕被打劫、怕国有化，我们将成为金钱诚惶诚恐的奴隶。 ※※※※※※※※※※※※※※※※※※※※※※※※※※※※※※※※※※※※※ 青春十年里，二十岁至二十三岁这三年，显得比别的时期相对漫长。它内容丰富，充满了小故事。它空白的日子很多，时间被用来幻想。这个时期，我们可以三天不睡觉，两天不吃饭。这个时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和数量最多的彩色照片，也留下了最多的叹息和遗憾——没有与自己喜欢的人多处一段时光，匆忙与另一个人结了婚，而且婚期那么早；当时不该疏远老朋友，还应该多交些新朋友；当时，少点幻想多点尝试该多好；当时真该改行，或者当时真不该改行；当时该看些书——这三年，无数次发誓，无数次毁约，因为这是一个尝试性的岁月，一切错了都可以重来。那时，我们作错了许多事，但当时还满以为正确，当时作对的，我们却曾怀揣着犯罪心理。我们在行路、争论、观察、总结中，渐渐形成了自己一生的格调，一种风格。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长期贫穷的国家 第三部分 缺钱花的日子 （23岁—25岁） 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一旦他们脱离于整个社会的竞争、脱离于渴求一条通往金钱的道路时，我们则认为他们缺乏精神和雄心。 ——W·詹姆士《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 贫穷是一种狰狞的状态，令人讨厌，又使人同情。如果贫穷不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无论是对于世界或某个国家，还是对于某个集团和某个个人，那都是一种严重的戕害。实际上，长期的贫穷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屠夫。 不幸的是，中国刚好一个经历了长期贫穷的国家。 在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度，我们时常感到绝望，感到悲愤，因为我们不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没有环境。在这里，我们没有真正从事过劳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时间是用来喝茶品烟，浏览报刊，谈论与职业无关的事情的，因而大家处在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状态中，又显得合理合情。可是，那些重任在肩的人和许多天才，在劳碌着，却没有获得科学的计酬，白白付出了惊人的“剩余劳动”，而所有坐在流水线旁日复一日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的蓝领工人，他们浸着汗水的劳动成果又因为整个社会各种巨大的浪费和失误而无法使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 我们还得到了许多令人望洋兴叹的信息，它们又加重了我们自惭形秽的悲伤。比如，爱因斯坦一本杂乱潦草的相对论手稿，价高600万美元。梵·高的油画《向日葵》拍卖成交价竟高达2250万英镑。而我们自己却是个没有洞房的新郎。 这时，为了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已不得不学会了与社会相融，与许许多多自己不喜欢而又必须交往的人保持适当的联系。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一句话打发掉了与自己不投缘而又至关重要的人物。在短短几年的职业道路上，我们已真正懂得了“钱来之不易”的真正涵义。我们无力如月给父母一些钱，更羞于再向他们伸手求援。有时，我们打算好好孝顺他们，以使他们活得更长久，但却每每因为没有能力而感到不安和焦急。有时，我们又大声骂他们，冲出门外，究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贫困。贫困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我们无法痛痛快快作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至今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在一次次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中，我们清晰地察觉到，这些磨擦以及其他使我们总不能在娱乐和自我发展设计中尽兴的原因，总是与匮乏的收入有关。二十四岁，我们已经意识到，贫穷很有可能将是我们终生的生活状态。 远离二十岁那些踌躇满志的日子，少年人的风发意气已变得遥远。时至今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多么不希望未来就这样匆匆地到来。从此，二十四岁的青春变得铅一样沉重，就像戴望舒在《我的素描》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 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当我们无计可施时，我们一般有三种应付生活的常规方法：第一，把责任推卸给父母，指责他们没有对自己一贯鼓励，没有使自己从小拥有勇气和智慧，抱怨他们没有钱和地位，没有眼光，不善交际。第二，在酒和赌中，排遣愁绪，把从事了不起的大事的梦想和拼搏，闲置于暂时的规避和简单的对垒之中，在烟酒中忘怀，在麻将桌上把在世界上捞点什么的本能转移消化掉。第三，全线退回到生活的小圈子中，满足于一般化的婚姻，在抱怨配偶的拖累时，又倒在她/他的怀里，再不出来，永远地低下头，过那种随遇而安的个人生活。 我们还常常习惯于对贫苦导致的弊端视而不见，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穷困会赐给我们一些富裕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譬如真善美，理解和爱，还有吃苦和节约的精神。我们还认为清贫会带来一个更为干净澄明的世界，能使我们的灵魂因为洗净了铜臭气味而晶莹剔透。 但是，这些都不对。 事实上，我们只有消灭贫寒，灵魂才会得到升华，否则它将永远地窒息在生命的底层，昏迷至死。贫困带给人民疾病，而掠走了受教育和向社会挑战的机会。它不能教给人们宽容和大爱，相反只丢给我们一副狭隘和惊悸过敏的神经，一种对无意中触犯了自己的人牙眦必报的记仇习性。在贫穷中长大的孩子，一般说来，智力测验都作得很差，而极少数有幸避免的聪明鬼又因为在未来生活中缺乏眼光和大智，渐渐沦为不明不白的凡人。 我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或数次饥寒交迫，会造成以上的麻烦。相反，这种短期贫困反倒会成为这个人受益终身的经验。它使饱尝欢乐的人，知道没有欢乐是什么滋味，并在他回复幸福之后还会充满同情地回望别的依旧在受难的人们。但是，这种贫穷只是因为它的短暂性，才在人生中显现出意义。如果它长久地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会像魔鬼一样蚕食我们天性中温良和美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里，早早地死在活尸中。鲍斯威尔在《约翰逊传》中，记叙了约翰逊这样一句名言：“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这是一条真理。 贫困不良，是我的基本观点，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断章取义地把詹姆士激烈反对的金钱观，引以为本篇题记的原因。詹姆士原打算把“赞美贫穷的歌”唱起来，而我却是想用他抨击的对立面，渲染本篇的气氛。本书此部分的中心问题，是消除贫困，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再去解决面对贫困的三个问题：① 如何最终摆脱贫穷，达到相对丰足的生活。② 如果一段时间里不能一步跨出贫困，我们将如何就着贫困，过上健康自足的生活。③ 有朝一日，我们变得富有，那段穷酸的记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几十年来，关于精神追求的宣传已经太多，而且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是流沙和流水，它除了与某种诱引人们逃遁现实的教义一拍即合外，不符合任何一种唯心或唯物的思想。我们需要精神幸福的现实意义，我们只能站在大地上去拥有天空。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作之后的两三年里看到环境由于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观，如果我们二十年劳苦的结果还是坐在一张三条腿的破写字台前，我们始终操纵着震耳欲聋的破机器，住在漏雨的陋室里，那么我们就不会对生活和未来怀有明媚的心情。如果总是不能自如地支付舞会、夜场影院、健身房、游乐园的门票，我们就会觉得青春的活动范围受到了约束，就会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享有精神，我们必须学会追求物质幸福，使自己的生活基准超过平均线。如果二十五岁之前，我们没有沉重感，我们的一生就有可能永久地潦倒下去。别为自己过去没有培养起成年人的健康心理而胆怯。这个年纪，为了成功而稍稍调整一下步履，还不算晚，也不算太难。一切只要我们敢于去作。 ▲ 作成两三件小生意，比沉迷于一桩天方夜谭般的伟业要聪明。因为，现实的目标会带给我们收益，不现实的目标，无论多么诱人，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一九九○年春天，刘从长沙打来电话，说他结识了毛泽东的一位表侄。这位“国侄”手里有5000万人民币，正在寻找贷款客户。如果帮他找到客户，经纪人可得到5%的佣金。我告诉刘，且不说紧缩政策下处处缺少资金，找不到要钱的公司实属玩笑，就是这么大的数字掌握在私人手中，也足以令我们生疑。然而，刘初操生意，并为250万佣金所吸引，所以依旧南北奔忙。十个月后，他一无所获，而且倒贴了些钱，因此渐渐心冷。 同一时期，何在储运人员的协助下，转卖给一位法国观光客100辆新型自行车，又从画廊回扣中挣了两份钱，这些钱加起来，一共是3500元。这在当年，已可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何还有作导游的固定薪水以及客人们偷偷给的小费。比起刘的计划收入来，何的全部所得显得过于平淡，可是他却实实在在地把计划变成了现实。 为虚无缥缈的营利目标奔忙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些初涉生意或者身在生意圈但却从未深入某桩具体买卖之中的人。他们对经济政策和形势不甚了了，又不打算脚踏实地地首先弄懂相关的常识。他们总是一站一站地奔跑，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无所收获。实际上，有经验的人正好相反，他们从不在不着边际的机会前停留。而在其投以精力的生意中，他们对每一个细微的枝节末梢都了如指掌。他们在作前者不屑一顾的小事，而且对前者的自我陶醉不禁暗笑。 在我的企业工作经历中，我曾见过各色各样的所谓要作大事的人，专门倒卖塔楼的，倒卖奔驰汽车的，炒七位数美元的，要开科工贸一体的大公司的，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未曾看到过他们为此真正风光过，只是几经窥见了他们曲张的虚荣心、极端横流的权欲和情欲。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尚老的国家，自古又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十年不晚”的说法，那么二十四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积累经验的年纪。我们不必急于求大功，发大财。不妨耐心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体尝一下成功是什么滋味。另外，这个国家民众生活的一般水准并不高，大多数城市人的月收入400-900元，如果我们可以超过这个平均基准两倍，那么我们就完全过上了较为自在的生活。我们的知识，特别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程度，还没有使自己具备走出国界观光和生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行踪只是局限于这样一个低消费的国家时，月薪2000元就完全可以当作我们突破贫穷的最低目标。 如果不懒惰，不好高骛远，任何一个掌握着一种小技巧的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一九九一年，杜在一家服装公司做案工，但无论那些以计件报酬支付薪水的条规多么动人，可谁也打不破老板控制工人收入的巧妙限制。于是，她决定在业余时间想想办法。她弄来了一些边料，自己精心拼凑设计，做成了许多漂亮衣服，并挂到了好朋友的服装摊位上。由于样式是唯一的，所以一个月卖出7件不成问题。在当年，这些衣服的平均售价是45元，减去10元成本，还剩35元，交给摊主5元意思意思，每件衣服可以净得30元，七件210元（业余收入）。那一年，北京白领的月薪也不过是300元。 假如有一个真实的发大财的机会，我们当然不必避而远之。我们只是说，对那些来历不明，在经济惯例上不能自圆其说的机会，没必要为之动心。这些年中，商业圈里徘徊着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必须在对一桩事情决定信以为真之前，仔细审视一下向自己提供信息的人。后来，我曾在北京黄庄的一家旅店里，见到了那位“国侄”，是黑瘦的干巴老头。他缩在墙角里，自言自语，始终不停地翻着一个密密麻麻的电话本，并用一只手挡住不让别人看。他的眼里闪着神经质的光芒，这样的人，我们怎能相信他？ ▲ 矢志于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同时观望几桩买卖。这样，我们既不至于心神分散，又不会在一条死胡同里，消耗掉全部时间，失去其他的成功机会。 黄最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富有和少年得志，也不是他的朝气，而是他的一句话：“我不喜欢作我不熟悉的事情。”黄在光大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供职，他和我认识，是因为一桩由我介绍的房产生意。这是一桩楼房租赁交易，这座楼房原先的经营者在进行内部装修时半途而废，留下了27万元的乱帐。于是，在整个交谈中，黄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如何妥善摊划这笔乱帐上。他的目标就是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建筑、装修、房产地产——并用与此相关的经验和技巧，使这桩房产生意得以完成。至于日后承租者的经营，黄根本不打算插进一足。他对经营一知半解，陷进去很有可能是白耽误时间和精力，根本挣不到的钱。珍恩·卡莱尔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愿意鼓励每个人都变归同一个类型，我宁愿用粉笔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个圆圈，劝告他们不要踏出圈外，而尽力发挥独特的自我。”黄正是这种不出圈子的人。 但是，假如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把精力放在一桩生意上，恐怕他既不会给雇主带来利益，也不会使自己得到更高的报酬，他必须在圈子问题上显出保守，而又要把全部胆识和开拓精神，集中在圈子内部的全部开掘上，做到数事并举，东边不亮西边亮。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一起买卖明显没有成功可能性时，无论它多么令人神驰，我们都必须立即彻底地把它忘掉。别在死胡同里一意孤行，而且，我们越早知道这条胡同是通还是不通，就越对自己有利。换一条胡同走走，或许会走通。那位倒贷款的刘，接到我的回话后也曾将信将疑，但是5%的手续费的诱惑却依旧弄得他不辞劳苦地从南京跑到郑州，又从沈阳跑到北京，此事无成，一了百了，把别的机会也耽误了。或许，这与他刚刚从医护工作辞职而来有关。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圈戒”，而且对新圈不熟悉。 针对新情况，改变自己的圈子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是，我们必须尽快专心于新情况，了解一切相关知识。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工作时，我经常去祥云计算机通用设备公司坐坐。那时，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许许多多行色匆匆的电脑倒爷。抽空聊几句话，便可知道，他们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几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但几番摔打，又凭借自己的特殊渠道，他们竟也成功地与那些博士硕士做起了现代生意，发了不小的财。他们跨出了原来的圈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即贸易环节，并很快搞清了与电脑买卖有关的一切常识。这就像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照样可以熟练操纵一架复杂的车床一样。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世界也好，中国也好 ▲ 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发财的不全是商人和实业家。相反，倾家荡产，关门倒闭的，除了赌徒，全是工商业主。所以，可以离开万民皆商的大潮，去寻找自己的码头，就地开源。 我们没有必要统统削尖了脑袋，钻到实业界，为商业潮推波助澜。一位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从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专利中得到收益，或者按比例从施用厂家提取出数十万元的新技术转让费。一个撰稿人，只要写作速度不至于太慢，一年只需出版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缴纳完20%的定税，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版税。而一位普通歌手，可以在各类迪厅和夜总会演出，或是走走穴，就像音乐王国那些灿烂的巨星一样，从无名小卒慢慢变成著名艺员，渐渐获得经验、名声、巨额财富。 今天，发达国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凡是最出色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都可以作富翁。中国暂时还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但是财富不平衡的原因，却不完全归罪于制度，一半的原因在于很多有专长的人不是局限于老观念，自认清贫，就是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善于开发经济头脑。然而，他们却怒气冲天，把贫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如月交给他们大把大把的工资。实际上，我们既不必埋怨制度，也不必轻视自己的专业。目前的制度已提供给我们很多致富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每一处领域又都等着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自己已经从学多年劳动多年的熟悉的行业，无论它怎样冷落，多么遭人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都可能发现新的突破口，使自己就地成功，就地改善，就地发财。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不畏书斋生活清苦，向一批批学生讲授现代文学史。他写的文学理论书，出版社每次只能印不到两千册。但他长年严谨治学，终于在90年代前后被邀请去东京讲学。六个月中，他给教育部挣了大量日元。那时，我为了去加拿大留学，请求孙老师为我写一封教授推荐信，孙老师一口答应下来。我去他家时，发现原来墙徒四壁的孙宅，已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 不得已改变自己熟悉的行当，最容易使我们变得在新环境里笨手笨脚，这对成功是一种严重损害。因而，欧里森·史威特·马登说：“一流的拉砖夫，比起其他任何行业的二流人物，都要出色。”有时，我们出于不得已，被迫要改换一下环境，但我们没必要非改行不可。王刚先后辞去了解放军前进歌舞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职务，但他并没有改行去练柔道。沈是一位青年医生，一九八五年辞去公职，自己挂牌行医，专治牛皮癣。十几年下来，他和夫人已有了数百万存款。他的经验是：“你最熟悉的事情，就是你最容易成功的事情。” 可是，毕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却杀进了我所在的祥云饮料公司，干上了与机器设备全无关系的生产供应业务，终因无功，被排挤到仓库去看守货物。最后，他无法忍受这种待遇，再度出走。我们的交情还可以，但我始终不明白毕何以要从广东中山的那家机械公司辞职，跑到北京来。一九八九年前后，他的薪水降到了最低点，更不用谈发财。 二十五岁之前，我们应该学到一种本领，要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牢牢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 ▲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移动电话、汽车、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我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儿太亏。时至今日，他和母亲的积蓄也不过只有50000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不过18000元。而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便挣够了父母一辈子攒下的钱。不过，我现在不那样想了。父亲是军人，他的地位可以使他在京城拥有120平方米的住宅，仅以7000/㎡计价，总价就高达84万元。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全部由空军负担。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那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父亲为空军装备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赢得了这些变算过来的财富。 D·艾森豪威尔在给岳父尼克松的一封信里感慨说，在美国，投身政府职位，“搞政治是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个人生活而言，政客不可能像企业家那样，得到大批财富，而其公用配置和私人所有权之间又是井水不犯河水。在那些富有的国家里，其政府人员的富裕线，通常是偏低的，可是在中国却常常相反。实际上，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岗位干部，如果把国家给予她/他的方便和待遇折为金钱，她/他的生活就将比普通人好得多。他们只是在帐面上比摊贩和沿街叫卖的手艺人少几十块钱。 这是一个提示——关键位置！ 如果这种位置处于国有企业中，它往往更能带来直接的行动便利和激增的收益。比如我们是一个承包协议的承包方，是个厂长或者承包集团的某个成员，那么我们便可以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的政策保证下，得到基数以上的余额。当我们的各种行动花消就像差旅费一样可以在相对的职务专项基金里得以报销时，我们就不必去索要什么高薪。 那么，我们可以抱着与作买卖时同样的热诚，去努力争取获得一个关键位置，以突破贫穷。这是和作生意一样的劳动所得，只是需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气质罢了。 首先，要从作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联系在一起。假设有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堂，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座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能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第三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总裁，他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与上司保持通畅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又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作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的相随迁举。 再次，要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作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性格。 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多年前，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说了一句戏言：“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这让他大吃了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二十五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这个有特色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殊方法变算物质待遇的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可怜巴巴的钱袋 ▲ 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试一试看，与海外客人作笔交易，挣洋人的钱。这并不难，不仅收益很大，富佬们还不会觉得花费过高。 一九八七年盛夏，我在北京西单商场大宝化妆品零售专柜，当了两个月的售货员。每天看到那些对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啧啧叹息的中国消费者，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忍的苦痛，觉得我们的定价好高，中国人好可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两个信条。第一，为了使人更像人，必须消灭贫穷，第二，永远不在自己的同胞口袋里打主意。 中国是个低价格的国家，但时而会有些在海外走红的小商品卖到极高的价格，同时国内市场反映迟钝，依旧维持低价。这种时候，内外两种异常悬殊的价格就会形成有利可图的落差。如果我们把这种产品略微抬起一些价格，买给洋人，不但没有混乱国内市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水货不因低价出国而毁掉它的国际售价。我们又可以把抬起的那段差额抽归己有，作为自己操劳奔波的补偿。 与洋人交往中，不必拒绝小费（Tip）。施小费是文明国家的文明习惯，它是客人对侍者良好服务的奖励。如果我们不是传教士或者慈善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就不必小里小气、紧紧张张地拒绝它。这种拒绝，实际上并不能像宣传上讲的那样，受到洋人的尊敬，相反他们会认为我们像野蛮人，有一种原始的不开化的豪爽。 我们还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佣金（Commission）。在成功的交易里，我们一般可以得到2-5%的佣金。如果是私人帮忙，我们还可以更主动地争取让受助者提供更高一点的报酬。和接受小费一样，洋人不会因此而讨厌我们。相反，如果我们无私帮助他们，一般的商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会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劳动，奸商会笑话我们傻。但假使我们有把握为了大鱼而放长线，那么坚持不要第一笔佣金会收到绝好的效果。 在领取佣金和索贿受贿之间有一种难以理清的关系。如果我们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员工，那我们便无权借工作之便，收受这些奖赏。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没有因此而牺牲本国和本公司利益，那么我们无妨接受这种礼金。如果明知一起交易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们却没能克制住自己，那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鼠目寸光的私欲已给自己引入了陷阱。外方可以因此永远胁迫我们，作更多的不该作的事情。有许多外事经理正是因为不想再受洋人摆布而被行贿者残忍地揭穿了的。他们大都还在狱中，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们前面还曾提到过一种挣洋钱的办法，那就是离家渡海。即使是最苦的工作，每个月也可以存上1000美元。不过，最好还是拿回家花这些钱，既是主人，又像个富翁。 最后说一句，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了企业主，千万别把眼睛只盯在国人的腰包上，那太残酷了。去挣美元吧！ ▲ 寻找一个使我们信任和倾心的人，支持他，帮助他，使他大获全胜，然后与他共享一起幸福生活。成功经常属于集团，集团里面需要主帅，也需要助手。 发财并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自认为还年轻，或者二十四年的成长经历注定我们不适合自己去主打天下，只适合做个参谋和副手，那么不妨去寻找一个值得我们钦佩，值得我们给予其帮助的人。这样，对自己更实际，也更有利。打赢几次，我们有了经验，也有了当然的报酬。打败几次，我们有了教训，损失的钱完全由主人承担。事实上，许多成大器者，青年时代都曾作过助手，用别人的钱，练自己的兵。 作助手，对于女人来说犹有现实意义。女人在大约在二十三岁时已达到知觉的顶峰，此后不会像男人那样继续前进，屡进屡智。她们二十四岁时就已渐渐明白，世界是男人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天才和运气，她们便很难再得到什么。我不想谈论女权问题，只想重申，在这个已经如此的文化传统中，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青春要完成一种转变——从“梦想作操持世界的主人”向“通过贤内助的方式间接调配环境的妻子”转变，而所谓男女平等，不是半边天对另外半边天，不是体力、智力、工作职位上的均同，而是人格尊严上的平等。 一个女人领受了上苍造就的柔弱的身躯和后天文化铸成的受式心理，如果她能独自打败前进途中的拦路虎，那简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假如她选中一位她所信赖和爱戴的武士，站在他的身后，为他磨砺刀剑，制造铠甲，提供粮食和淡水，给他以每时每刻的鼓励和安慰，这位武士就会比其他只身一人的武士要勇猛，这对合而为一的夫妻也会在荆棘丛生的旅途中和谐而快速地前进，并在终点一起分享果实和胜利的喜悦。如果不是这样，这位女人或许会在半道上被恶狼吃掉。假如作助手还是被我们习惯地称作“牺牲”，那么请注意，这种牺牲会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回报。 一九九零年前后，我在杭州、北京、哈尔滨对20位卖淫女孩作了调查。她们有的发了大财，那时的每月存款即可不低于1000元，可那种紧张的精神压力和淋病的折磨，却始终追逐着她们。她们有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自己拥有更多的金钱。于是，除了卖淫，没有别的更快捷的办法，她们只得铤而走险。 而另外一些本份而又不安于现状的女孩子则劳累和拼搏，以便求得独立的财富。但是，她们却很少成功，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有着种种成见和限制。 所以，女性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附丽于丈夫身上，滋润他成为大树。自己化为藤，增添他的美丽，而且最后的生长结果，藤不一定比树矮，甚至常常高出一截。最后，让我们记住M·K·芭宁写给《四海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的老板将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但是在家里，在早餐的时候，在床头，我们应该鼓励他，‘你可以成功’。向丈夫说‘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的妻子，只会使这句话更快地实现。”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面包总会有的 ▲ 热忱、不服输、推销自己、常识、现实、服务、继续突破。商业战场上几乎无一不变，但唯有“热忱七大原则”天长地久，千古不息。有了它，面包总会有的。 P·H·怀亭在《售货的五大原则》里说：“避免和那些闷闷不乐的人交往，那些缺乏热心，那些把他们的脚步和心思消磨在天天不变的例行工作上的人。”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追求成功的人应该多与已经成功的各路英雄为伍的同义语。我们应该尽量通过各种机会，各种渠道，争取亲眼看到成功者，而且别忙着让他们签名，别一张嘴就问一些傻话，请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周围，看看他们是如何应付这个世界的变化的，看看他们身后若隐若现的某种依靠。只需这么一点点接触，我们就完全可以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了一种与之相似的精神，甚至我们还会不自觉地学着用他们的手势和口气。他们坚实的信心和超脱的沉静，会给点拨我们，使我们调整步伐，确立一种天天向上的热忱。这些影响，是那些心灰意冷或亢奋不已的人所无法给予的，他们的情绪是低落的或是荒谬的。在二十四岁的年景上，每当自感弗如的情绪袭来，别自己闷在家里，别去找落魄的朋友喝酒，去找一位成功者，认他具有感染性的工作热忱，让他的三言两语，赶走我们的坏情绪。 奚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建筑设计师。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时，奚曾打算要在第二职业方面（Moonlighting）有所作为，丰富一下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几次努力失败后，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婚姻生活。奚告诉我说，他尝试了七起生意，都失败了。可是我却在想，也许第九次他会成功。爱迪生在发明白炽灯第1200次失败时，有人不无恶意地提醒他说：“先生，你已经失败了1200次。”言外之意，再干下去，只会使他更加名誉扫地。但爱迪生回答说：“我准备失败一万次！”接着仰天阔笑。列文曾说：“笑总是表达着人类征服失败的自信和能力。”爱迪生正是以笑和不畏失败的热忱，实现了他的设想。他的白炽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我们无法想象，假如爱迪生在比如说第998次失败时洗手不干了，那今天世界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能相信失败是永恒的状态，只要我们不服输，一个希望就埋在未来的一个日子里。 在生意上，谦虚不能带来任何好效果，哥德说：“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别把客户惹恼了，我们就没必要低三下四。应该尽量把自己的非凡能力和光荣历史讲给对方，推销自己。在中国，经济工作的5%是运用纯粹的工商经验，15%是与法律周旋，而80%则是人情关系和相对的自吹自擂。一般说来，民众和周围的人记住我们的错误，无论是速度上还是持久性上，都要比记住我们的优点来得容易。如果我们选择以官宦之路来改变我们的物质境况，那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就显得更为重要，缺点根本不需我们自己念叨，人皆有眼，优点可就只有靠自己推销了。 张不久前与我谈起他和吴打算承包一个广告部，可是几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却发现他几乎对广告常识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皮毛知识。于是，我对他的成功性表示了直率的怀疑。一个人不可能在对到达率预测、摄影棚、广告代理、电视台播放规则等等业务常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挣到钱，工商厂家会因为在合同谈判中轻而易举地发现他的无知而取消签约打算。在商业交往中，我们常常遭到客商的拒绝或冷遇讥笑，一般正是因为自己在某句不该出错的行话里，出了闪失，使对方怀疑自己是个“二百五”，因而不敢冒险与我们合作。张从前曾打算做许多大业，但都因对改善自己的经营常识缺乏耐心而半途而废。含糊的生意知识不仅无法给公司，而且也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益处。只有对自己的业务了如指掌，才会加大成功系数。 好的生意人懂得发财必需什么，那就是交换和代价，即互惠和妥协的现实原则。为了使一件买卖成功的可能性不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想象中，我们就必须以互惠作为联络对方的基础，并通过妥协作出一些牺牲。但为了尽量缩小妥协的范围，又必须寸土必争，所谓犹太人生意经中所说的“叫价要狠”。在交易条件上的宽容主义，未必能引出对方的合作愿望，相反却会被人误认为是软弱可欺。另外还要知道，成功需要赌注和先期冒险投资。当然，如果我们总是像个蹩脚的赌徒一样，在公共关系和广告宣传上滥下筹码，我们就会在收支上失去平衡。可是，如果我们像个吝啬鬼，决心不花钱多办事，一顿必要的饭钱也不掏，那我们收就会像支一样，也都是“0”。最后，我们的现实原则还需要一种特殊的胆略——走在法律的边缘上——这几乎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成功秘诀。它使我们经常地别出心裁，一鸣惊人，又使我们总是避免真正触犯法规，换句话说便是，要在合法的范围里，最大程度地运动。总之，现实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妥协，而又寸金必争”、“有出，才能有进”、“法的边际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倡导“开通的自私”，其中的一层含义是，社会允许无害于他人的私心合法存在，另一层含义是，只有“开通”，人们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私”。如果一个人总是从私到私地想问题，算小帐，我们不能说他找不到财源，事实上现在成千上万的小业主已经发了财，但这也正是他们永远是个小业主而不是私营企业家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聪明些，不妨向私的反方向想开去，想想怎样能使顾客感到温馨、舒适、眷顾，这样我们或许会拥有更多的回报，更多的私。大发其财的玛丽凯说：“帮助别人是一个最真挚的创业原则，我愿意以我的一生为之赌注。”是的，为别人服务的原则，应该左右我们的私心，它不仅是创业原则，而且也是守业原则，它既是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又是利己主义的真正保障。 成功者总能把握住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总能继续开掘，另辟蹊径，创造新机会，但平凡的人却总以为路已走到尽头。球星们之所以与普通球员不同，就在于他们把别人必须调整步伐和身体姿势才能完成的任何一次射门机会，都看作是理应射门的最佳机会。70年前，希尔顿创办了希尔顿旅店帝国，他发誓“要让每一尺土地都产生出金子。”在别人看似已经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现状之中，老希尔顿依旧不知足地寻找生长金子的缝隙。当他以700万美元买下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的控股权后，一切快速地运营起来。人们渐渐地认为已再无一点潜力可以挖。但当老希尔顿一次次徘徊在酒店前台的大厅里时，侍者们便预感到又有什么新主意已跳耀在老板的脑海里了。这个预感不错，希尔顿发现，大厅里的四根空心通天圆柱，在建筑结构上没有支持天花板的力学价值，于是他叫人把它们改建成四根玻璃装饰柱，里面摆满漂亮的玻璃展箱。当这些玻璃柱被纽约著名的珠宝商和香水商租用后，老希尔顿坐享其成，一年就收到24000美元的租金。每一根柱子都成了一条财路。世界只有起点，没有终局。所以不要相信全面萧条和终局的说法，继续突破原则会创造更好的明天。 有趣的是，热忱（Enthusiasm）的原始希腊字源的意思是“神在其中”（God Within）。实际上，热忱是一切成功的底蕴，也是一切企业家和追求物质幸福者必备的核心精神。 安渡贫穷：在一贫如洗的岁月里健康走过。 我们必须再次申明，不断追求物质幸福是第一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讨论，假如由于某种畸变，一夜之间，贫寒突如其来，或者因为长期的艰难奋斗尚未达到一个地点，我们甘愿卧薪尝胆，委屈在勤俭的生活状态下，这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与贫困相处，削弱它，而不被它摧毁意志。我们要学习的是，面对这样短暂性的贫穷，我们该怎么办。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令人发窘的状态 ▲ 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幽默可以为我们减损贫寒的心理压力。为了化解困境而又实在没有其它合适的办法时，我们可以依靠自嘲，来改变令人发窘的状态。 “幽默”（Humour）一词刚刚出现时，仅仅是个医学术语。意思是，通过四种人体基本液体——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不同比例和组合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不同性格和气质。直到一五九八年和一五九九年B·琼森第一次运用它题名了两出戏《每个人在他的幽默里》和《每一个人出自他的幽默》，“幽默”这个词，才进入了美学领域。区别于讽刺的强烈进攻性，幽默呈现出柔中含刚的静思和审美意义。它不同于耍贫嘴，不是油腔滑调。中国相声和电视小品，乃至除了日本以外的其它东亚文化形式中，引人发笑的常常不是幽默，而是油滑，是靠反文化的傻乎乎的滑稽，靠戏弄他人的生理和心理缺憾来构成笑料，其核心主旨是，以拙劣的手法使他人狼狈不堪，并以此娱人和自娱。然而，幽默却是与人无害的东西，它的温而能厉，最多扩展到自嘲的地步。 实际上，幽默是美满人生的一个终身佳物，在任何时候，它都为人所需的。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想探讨如何在经济窘境中运用它，以便在不理想的生活中保持达观。当幽默把我们炼就成一个达观的人，有涵养，旷达飘逸，善于自我放松，那贫困以及和贫困有关的其他烦恼又能算什么呢？ 通常，贫困会带给我们两种损害：第一，迫使我们放弃理想中的自己，使我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失去大视野，失去救助其他可怜无助的人的天然愿望。这是贫穷带给我们自身和心灵的真正打击，是什么也无可救助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彻底消除贫困的关键原因，对它来点幽默，不过是自我欺骗。第二，贫困造成了面子上的损害。约翰逊在《拉塞勒斯》中说：“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对别人隐瞒贫困。他们依靠权宜之计，每天都忙于计划着翌日的生活怎么过。”对于这种心理伤害，我们有三种办法可以医治它：① 像约翰逊说的那样，用“权宜之计”隐瞒事实，比如穷苦人十分铺张地大办婚丧。② 像流浪汉一样，用恶语咒骂它。这种办法无济于事，反而会坏了脾气。③ 用达观的幽默和从容的自嘲为自己解围，不回避，也不自卑。 我要推荐的是第三种方法，但同时又必须解释，这种办法也只是针对贫穷造成的面子问题的“权宜之计”，它对于贫困的真正后果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法期望它解决复杂的生活问题，只能利用它应付惨淡的人生。 幽默中透露着笑看天下的涵养，它能使我们在最糟糕的时候不失态，反而以良好的心态去应付一切。它反对用恶语中伤的方式发泄。我们知道，使我们脸面扫地的常常不是来自别人的辱没，而是我们自己对这种辱没的失态和措手不及。那些恼羞成怒的肝火，脸红耳赤的反唇相讥，不顾场合的拳脚不仅不能恢复面子，反而使自己显得也不怎么样。我在北大读本科时，有一位叫不上姓名的低年级同学，他来自江西农村，是个穷孩子。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与另一位来自上海，当时在北大小有名声的郁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不允许郁把脏水泼到自己身上。郁在盛怒之下叫嚷起来，要作为上海城里人，收拾这个江西乡巴佬。在大家慌乱地拉住郁时，这位穷孩子始终镇定地洗着脸盆里的衣服，好像他早已料定了，即便郁冲上来，也会在满地脏水的水房里滑倒。事情果然如此，郁不幸被大家放开，舞着小拳头冲过来，一下子跌到了水池子下面，嘴里还怒吼着“乡巴佬、乡巴佬”。穷孩子瞥了他一眼，笑道：“城里人也会摔到池子下面去吗？”郁的这段传说，一度像他的小名声一样，流传甚广。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穷孩子如法炮制，和郁厮打起来，恐怕两个人都会在水房里出尽洋相。 幽默中蕴含着的机智，既可使自己对困境含笑，也可以抵御他人的羞臊。 美国幽默大师R·奥本为了更好地生活，不得不天天上班。当人们问及他关于出勤的打算时，他说：“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要看一遍美国福布斯富翁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当然，谁都知道幽默家不可能凭借幽默变成最富的人。可是这种诙谐的幽默似乎在对这种不得不疲于奔命的生命状态微笑。 幽默也有其严厉的一面。有一次，萧伯纳遇到一位无礼大富豪。大富豪讥笑他说：“看到您这么瘦，我就能想象出英国人过得该有多穷酸！”萧伯纳当即回答说：“看到你这么胖，我也就知道了为什么英国人会过得如此穷酸。”这个厉害的回敬，已把幽默推到了讽刺的边缘。但它必须如此，因为生活中充斥着许多讨厌的人，他们专以嘲笑别人的痛疾、奚落失败者、挖苦别人的穷困状况为乐趣。对于他们，我们不必以口干舌燥的谩骂去迎击，而是需要这种烈性幽默，混自嘲和讽刺于其中。比如，一个阔公子哥儿想在炫耀其富有的同时，嘲弄一下我们：“喂，穷光蛋，能给我换开30块钱吗？”这时，我们就可以朝他耸耸肩，微笑地告诉他：“真可惜，我身上一般没有小于50元的整票子。”在贫寒期，除了真实、坦然、达观，也需要必不可少而又收得住劲的自信自尊以及能真正维护它们的武器。 然而，“幽默的根本是人性善良的一面”（李卡克语），它最一般的面貌是轻松如风的。 我们知道，贫寒的家庭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喜气和乐，因为贫寒已破坏了人们的心境。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曾通过那个拥挤不堪的小家庭和深刻的心境冲突，揭示过这一点，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张贤亮的《绿化树》也都阐述着“仓廪实而知礼义”、有物质丰裕而后才有人性的温良的道理。那么，一个没有钱的人家如若想保持温良和和乐，恐怕只有求助于幽默的轻松和善良来缓解情绪冲突了。你比如说，一位母亲惊恐地发现幼儿把一枚硬币吞进嘴里，她慌乱将他倒提起来，轻轻捶打他的脊背，终于使孩子吐出了硬币。不过这孩子吐出的是两枚硬币，于是，母亲大叫丈夫：“亲爱的，我们的儿子吃了一分钱，却吐出两分，这可怎么办？”如果这个不景气的小家缺少幽默的话，坏脾气的丈夫就会大骂孩子胆大妄为，骂母亲废话唠叨，然后为这点小事自己再唠叨挖苦个没完没了。然而，幽默的丈夫却会开了个皆大欢喜的玩笑：“噢，这下咱们家可发财了！赶紧再放一分钱到他嘴里。” 无休止的唠叨和挖苦从来没有造就过一个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有所作为的人，然而幽默却利于栖息，安度短时期的贫寒，甚至可以改变环境，创造转机。我在美国《读者文摘》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学毕业生急于找工作，他冲进加州一家报馆，对经理说： “你们需要一个好编辑吗？” “不需要。” “那么记者呢？” “不需要。” “排字工人需要不需要？” “我们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 “那么，你们肯定需要这个东西了，买下吧！”大学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无空缺。” 经理看了牌子，笑起来，并给总裁打电话，说报馆遇到一位可爱的小伙子，随后对大学生说：“到我们广告发行股吧，你能行。”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这家报馆出色的经理，使报纸日售量从六万份提高到了三十万份，也使自己从学生变成了富翁。 H·福斯第说：“笑的金科玉律是，不论你笑别人怎样，先笑你自己。”人，有时需要笑自己的信念、遭遇、缺点、失误，笑自己的狼狈处境，通过真实的直视，通过自嘲为自己的面子解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光彩的事，愈是掩盖，它就愈是暴露无疑，而且人们也正是通过我们小心翼翼的遮掩和保护和不厌其烦的解释，看到了我们的胆怯和穷酸。相反，如果由我们自己主动道破不足，却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和谅解，他们反倒替我们打圆场，安慰我们说：“这真不算什么，真的。” 自嘲和真实观可以使人即使在穷途末路时也显得坦荡无畏。鲁迅自嘲道：“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人们并不觉得他的颜面可怜，相反却认定这是一个必定东山再起的落难英雄，他主动点破真实处境的勇气，显示出他对困境的控制力。真实揭露自己，可以减少心理压力，而掩盖自己却会双倍增加压力。你看：穷酸破坏了面子，第一层压力；维护面子，拼命装阔，费劲心思，有一层压力！而且这种“权宜之计”的挣扎，总是枉费心机，即使我们说破大天，过去自己多么富裕，现在也不算太差，将来会更有钱，或者干脆狠下心来，铺张一次婚嫁，可是，人们却依旧会从我们急不可耐的说明中，在婚后的憔悴中，在为了还债的忙碌中，看破我们的假面具。这一切都没有用，还不如留一份任之自便的洒脱，穷也要穷得叮当响，再不增加多余的痛苦和压力。 自嘲之所以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就是因为它必需一种敢于触犯自己的力量，而这种触犯又必须以健康和尊严为前提。如果它再向前迈半步，它就会超过自嘲的限度，走向自辱。那些向众人袒露短臂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告诉路人：“我什么也不行，可怜可怜我吧！”而另一些人却只是言明：“我的确不如你们完美，因为我只有一只完整的胳膊，可是这没有什么，而且和你们一样，我活得很好。”他只是不想让人们对自己的空袖子永远充满好奇，干脆告诉他们。 自嘲是一种冒险的自尊，它不是每一个弱小和心胸狭窄的人可以学会的。一般说来，它只属于生活中的那些英雄。一个敢于自嘲“破帽遮颜”的人，终有一天会有一顶新帽子。尼采作诗说：“我嘲笑每一位没有嘲笑过自己的大师。”这是因为他认为，尚不敢自我嘲笑的大师，缺乏英雄本色，还不完美。其实，在人贫苦和落魄时，不妨自嘲一番，与其让别人去说，不如自己道破。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自己幸福的东西 ▲ 看到能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应该不惜血本地买到它。花钱买欢乐，买一方舞台，买一件心爱的东西送给心爱的人。它于低薪不算相称，却凭空增添了美感。 每月一笔有限的收入，一般说有两种计划法。第一：精打细算地把衣食住行小心翼翼地考虑进去，事事顾全和平均，尽管万事且过，不过每一件事情却都因收入不足而没能得到充分发展。第二：尽量把钱集中投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如果诸事不可能全面满意的话，还不如先满足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别的事情上尽量勒紧腰带。 第一种办法叫做“生存”，它只会给我们留下空空如也的回忆。回首往事时，我们想不起自己曾为更好的生活做过什么。第二种方式是“快意的生活”，尽管清苦常常比快乐的时候要多，但那种有效使用有限收入所带来的难忘的快乐，在人生的记忆中却将清苦全部抹去。 罗是个快活的女孩子，家住北京，月薪1000元，150元交给父母，再余下300元作零散的月花销。在节衣缩食和减少交际的情况下，她每四个月就会存下2000元，然后只身跑去外省去旅行。她说，每一次都是一次永生难忘的光荣历程，她看到了外省的东西，也相信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至于为此曾饿过多少天肚子，她说她不会记得，她只知道当她一个人在天边探奇时，别人还在原地踏步。 郗有一个嗜好，要走遍天下豪华的餐厅。他的职业是记者，薪金和外快是2000元。父母不要他孝敬，只要他常常给他们写信。但即便这样，他的个人交际和婚姻花费也得占去1000元。然而，他还是定期带着妻子到大饭店撮饭，享受一下集中积压起来的欢乐。他认为，这样定期有一次大乐，比终日平淡要好。 F·美娜德在《花钱买欢乐》里说：“有些人对于把钱花在那些有益的并能为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的事情上，总是犹犹豫豫，只想着攒钱备荒，放走了大好时光。”吃饭、增补新衣、住好房子如果不是我们特别专爱的目标的话，则只是维持生命的手段，每天吃饭穿衣就成了与情趣毫不相关的事情。除了这些生活的基本要求，如果我们有着额外的高尚情趣，比如集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有限的收入里，大幅度削减生存开支，去供奉一枚价格昂贵的旧邮票，尽管它会使我们一连吃上一个星期的方便面，但它却给我们生命以另一种光辉。我们除了生存以外，或者说除了生活得更苦一些之外，却有了欢乐。 在没有钱的人家，能得以过上自得的生活，就只能节减一些与个人情致无关的事情。另外一个办法是灵活精细地运用有限的钱，使每一分钱达到两分钱的效果。这通常需要更多的聪慧。小时候，我的家里不很富有，但每逢春节，家人还是掏出一些钱，买些烟花。这时，同样是五毛钱，我只能买到三只礼花，可母亲却能买到更多的品种，而且样样比我的好看。在治家方面，父母是出色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因为钱的问题有过哪怕一次不愉快。现在，妹妹继承了这个长处，一九九○年她刚刚去一家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工作，节余无几，却在一家不起眼的布店看中了一种类似于舍味呢的衣料。后来，她用这种不能再便宜的“舍味呢”，为男朋友（现在的丈夫）作了一身新潮的双排扣西装，就连行家也不能一眼判定出它的真实成本。尽管它的成本廉价，意义却是无限的。 人们都认为买礼品是最花费钱的，那些礼品制造商似乎最知道它的必须，因而下狠心狠狠地宰不得不送礼的人。可是，假如勤于奔走，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东西。一九九○年末，正值我钱囊羞涩，然而郝却偏偏打来电话，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他的婚礼。那时，我手里只有25元钱，可郝与我的兄弟之谊已长达21年，我必须去，必须有祝贺的表示。最初，我只是不抱希望地上街转转，大点的横匾和装饰画都需要65元，一整束玫瑰要50元，一只玩具熊63元。但是第二天的游逛，终于使我发现了一件漂亮大方而有趣的电动玩具，三只小鸡爬楼梯，才17块钱。随后，我又用剩下的钱，买了五根货真价实的孔雀尾翎，还有两串刺儿红，一只迎春和一线牵牛花，并把它们绑在一起，放进一只纤细的白花玻璃瓶中。看起来，像是80元左右的礼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会与别的佳宾送的礼物相雷同。婚礼那天，是个寒气逼人的日子，但那几缕蓝光闪闪的孔雀翎子，却借着婚房里点点阳光，脱去一路的寒意，渐渐挺立张开，醒人夺目地拥在朵朵小花之中。桌旁爬梯子的小鸡，吸引了所有晚辈小生。 二十四岁的时候，人人尚有着秘密的人生设计和心愿，但是，我们收入的状况却很难满足它们。可如果它们能使我们有一份欢乐，那么就别怕多一份破费。中国大酒店的周，月薪1600元，但她仍要每月花去600元，去六次卡拉OK，登台演唱。我问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她说：“第一，花钱买舞台，展示自己；第二，年轻人就应该放声歌唱。” 有时候，女朋友和妻子并不在意我们的礼物有多重，她们只需要一点点，只要能代表我们的关怀和爱意，一个价值连城的注视和微笑，一个电话，一枝小小的绢花和胸针就和倾城的财宝没有太大区别。如果她站在柜台旁有所犹豫，那么买下她注目的东西，假如100块钱可以为她买来欢乐，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她是个好女人，有了这种欢乐，她就会怀有感激和我们一起度过随之而来的几个腹不果食的日子。有过快乐的人，代价并不算什么。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精神胜利法 ▲ 精神胜利法并非一文不值，它常使我们发现自己拥有而又被忽略的东西——清洁的衣服，老式脚踏车，几本好书，一段情，五六个知音和随时可以提取的时间。 在和平年代，我们大多数人并非一贫如洗，特别是那些有着稳定职业和客居在父母家中的人，如果非说自己一无所有，那可能是指精神的荒漠。一个人被紧张的日子所征服，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当他毫无情感地环顾四周时，他就感到一无所有，没有一点可以值得“阿Q一下”的东西，既不珍惜自己的精神财富，也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精神胜利法有着维持心理健康的好处，并非一文不值。虽然我们不必像被曹丕批评过的那样，认为“家有弊帚，享有千金”，但是却可以如鲁迅一样，“敝帚自珍”，发现一下自己富有什么，然后好好珍爱他们。 我们发现，自己至少有一身不算时髦但却清洁的衣服。尽管走进四星宾馆会感到超豪华设施带给自己的无地自容的压力，可那里毕竟不是我们天天出没的地方。在其他场合，这身衣服并不显得寒酸。我们去公共食堂，去中档餐厅，去运动场和电影院，去赴老朋友的约会，它都很适合。我们不用在每次出发前苦思冥想地排练，觉得哪件衣服都不算合适。看到穿着5000元的西服，上了汽车连坐下都怕弄脏衣服的人，我们很可怜他们。我们一时贫寒，却有幸没有使自己沦为衣服的奴隶。 我们发现，自己有一辆老式脚踏车，从重庆骑到北京要花掉我们50多天的时间，就算在市内奔忙，也难说不会被骤然袭来的一场山雨和看不见的尘埃弄得皮肤发痒，还有赤日炎炎的焦灼。可是，我们用不着为何时给它加汽油而担心，也无须交什么养路费，车祸的可能性也不算大。那些拥有飞机的老板，有着比飞机更大的麻烦，而我们只是骑着自己的家藏破车，像堂·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走自己的路。我曾经三次从北京大学去房山县云水洞，所乘工具一次是汽车，一次是火车，还有一次是自行车。第一次简直虚无得很，从起点到终点，匆匆而去，匆匆而归。第二次我们必须先骑车到永定门火车站，然后乘火车，由于我自作聪明，男生被送上了去周口店的火车，我领着女生上了直抵目的地的列车，然后一路惊险。可我觉得那才是生活。现在，那些女生都已结婚生育，但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朴素的岁月，还一直不能忘记那些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在薄薄暮色中无辜受罪地跟着我走进野山坡的女孩子们，也忘不了第二天在孤山口与男生相遇时的欢腾。第三次是我自己，献了200CC血，换了90元路费，只身去十渡和山顶洞，路经云水洞。那是四月天，我骑着破车，在漫漫无期的盘山路上感到醉心的静谧，在寒水冷月中的深夜，体尝着山里的风。我在云水洞小宿了一夜，静静地想起两年前的往事。尔后又去周口店，与老祖宗和农民们厮混了几天。有时候，人们游览风景变得像是在赶赴人潮拥挤达到摩肩接踵程度的足球联赛场，而不像是去感受自然荒野的寂静和纯洁，他们打算在最少的时间里看完最多最美的东西，匆匆地拍照，匆匆地跳下旅行包车，又匆匆地跑回旅店，蒙头便睡。他们走过很多地方，却没有增长灵性。可是，脚踏车却可以使我们感受到老式生活中那种厨房伙计的充实。 我们又想到，自己有几本好书。那是我们生活发生深刻转变的几个催动点，有一些闪光的人物以及里面细腻的篇章是我们熟悉的。有时，一看到它们就想起往事——童年的终结，青春期的探知、受过伤害的爱情——继而，我们发现，从前的记忆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这样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是贫乏的，你怪不得它。你应该怪自己还不够像一个合格的诗人那样，唤醒它的财富。因为，对于创造者来说，世界已没有贫乏，没有贫乏而无关紧要的地方。即使你蹲在监狱里，它的墙壁使你听不见世界的喧嚣，那么你不是还有自己的童年这笔精美珍贵的财富，这座记忆的宝库吗？”是的，即使我们不幸生长在上海里弄最破烂不堪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因为童年的贫寒而没有一个美丽的日子，如果真是那样，我们恐怕早已成了残酷的打劫者，站在强盗的行列之中。然而，我们没有那样，也没有自杀，在我们最为无聊的时候，还是站在纺纱机前，在噪音严重污染的车间里受着文明秩序的约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过夹杂着美梦和零星快乐的时光。 我们还有五六个要好的知音。还有充裕的时间，它不能像钱一样储蓄，却可以随时在生活中提取。还有洋溢的思想，也许大亨们原来也有，后来渐渐遗忘，也许那些走红的艺员从来没有，只有一张父母遗传的好脸，我们可以在肚腹中咯咯地笑他们造作，再笑笑那些不知道叶利钦是何许人也的小业主们，他们是贫穷的财主。 我们发现，自己有许多劳动成果。尽管作出它们之后，我们再没有拥有它的机会，或者按照某个更为合理的标准领取创造它们的报酬，可那毕竟是我们的杰作。法拉第在进入皇家学院前，介绍人告诉他，科学研究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所得却甚少，然而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我的好朋友陆，本科毕业后没有马上去作厉以宁院长的硕士生，而是向研究生院打了先工作两年的申请报告。也许当年的300元月薪并不符合他在北京制呢厂销售科的操劳，他可以马上拿到学位，毕业后谋个更好的差事，或者去美国。可是他告诉我，他不打算马上离开这家工厂，因为他亲手制订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才300块工资，但你看到一个集团在自己的计划下运转，那种快乐就是补偿”！后来，陆上完研究生，又回到制呢厂。一九九七年，陆二十九岁，却成了这家国有大厂的厂长。 这样想下去，我们简直就是个富翁。我们不过只是用暂时的陋具在栖息和云游。我们采用这种离生活更接近的方式，完全是因为我们想把事情看得更真切些，得到更原始更真实的厚重感，这正如坐在坟地的荧火中所感到大地上曾经劳动、歌唱、生育过的人们真的一去不返的历史感，远远超过我们坐在火葬场烟囱旁边得来的一样。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特点，但虚无是它致命的弱点。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比如劳动成果带来的欢欣，大亨比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沮丧。因为我们的成果最容易被我们察觉，我们看到街市的人们穿着自己设计的花布，或者喝着自己灌装的饮料，我们的自豪就比非得抱着一叠烦人的资产损益表才能从枯燥的数字里发现成果的百万富翁，来得真切。我们的财富是直观的。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金钱贪欲 ▲ 伟人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贫穷，甚至比自己还惨，所以不必自卑。另外，真正折磨我们的，往往不是伟人们也曾有过的贫穷，而是他们曾经避而远之的金钱贪欲。 M·C·Eschelr一八九八年出生在荷兰一个水利工程师的家里，中学时曾两度留级。后来，他由学习建筑，转而专攻绘画，但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缺少青年的心境和朝气，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人。”不过，Eschelr锲而不舍，周游欧洲。假设他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肖像和动物画中继续努力，他很有可能在同时代的版画家中，夺得一席体面的位置。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画越发心理化，越发突出画面中的潜在冲突，越发热衷于对规律性、数学结构、连续性、无限性的描绘。他不再坚持在外部视觉中散发美感，而是在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上探索，因而他失去了评论界和拍卖商的兴趣，而且知音无几。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Eschelr的画才被数学家、物理学家、结晶学研究者发现，因而走红火暴，使他大发其财。但此前的漫长岁月中，Eschelr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经济上完全由父亲支持。 一七九四年一个阴沉的黑夜，二十五岁的拿破仑沿着塞纳河堤心情沮丧地走着。孩提时被贫困压迫，年轻时受政治迫害，现在他离开了军队，身无分文，几乎想带着二十五年的辛酸往事，投入一江寒水。 大作家W·福克纳因为生计问题，小学五年级辍学，去作房屋油漆匠和洗盘子的杂工。他一度梦想上大学，可是一年级就因为语言考试不及格而被迫退学。后来，他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谋到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因为他总是把邮件搞得乱七八糟而引起了群众的愤怒。直到二十五岁之后，福克纳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走上了后来使自己富有的写作道路。 杜鲁门总统在青年时期的穷途困境，更令人难以忍受。由于视力不佳，他没能进入美国西点军校，他在药店、银行、装瓶厂、铁路调车场等等十几个工种尽心尽职，境遇却很长时间没能更改。林肯和孙中山，还有许许多多大人物也都曾有过比我们难过多少倍的艰苦生活，甚至还倍受虐待，但他们却坚忍地承受着艰辛，用恒久的努力，打破了它们的重重围困，在排除了贫穷之外，又排除了平凡。 电影界把一九八八年称作“王朔年”。这一年，王朔的四部小说——《顽主》、《浮出海面》（电影名《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电影名《大喘气》）——被改编成电影，轰动了中国，把评论界扰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观看，权威们风声鹤唳地批判。那一年，王朔和崔健占据了青年人的大半个心灵。可是，不知有多少会知道，当王朔一九八四年退职并于次年开办了餐馆时，他过的却是极端穷困的生活。那时，他与舞蹈艺员沈旭佳相依为命，沈旭佳跳一场舞只能挣5块钱，并且不得不吃掉大部分工资奖金，以强化身体。因此，他们从经济拮据到人情的恶劣，体会到了五味俱全的生活。直到一九八六年“一半一半”在《啄木鸟》杂志发表，他们的窘困才得以初步缓解。回首那段时常饿肚子的日子，王朔没有嫉恨它，依旧像当时那样泰然视之。他说，人在贫穷中怨天尤人，是因为额外的欲望。在《我那令人难以理解的追求》一文中，王朔说—— 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很可能，我们受到的不是贫穷本身的折磨，而是变态的贪欲被阻止时的不满。伟人也一样经历过贫穷，但之所以伟人没被贫穷当场打倒，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态度是散淡的。他们争夺世界时，往往并不把金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是为实现崇高理念而奋斗，物质财富只是随之而来的东西。这就是常人所说的，一心挣钱的人，得不到大钱，当我们有了伟大襟怀时，大钱却会自己来。很难想象，一门心思要挣点钱花，能使林肯奋斗成美国总统，或使王朔写出《看起来很美》。即使艾柯卡转道克莱斯勒公司想给福特公司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他的主导目标也不是使自己单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按照美国人的复仇方式，在同行业中依靠竞争手段，打败对手，报小福特把他从总裁贬为零件仓库副主管的一箭之仇。从健康欲望上讲，这些有钱人是愉快的。 希罗多德说：“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这是准确无误的发现。我们并不是说，应该减少追求物质幸福的欲望，而是说，第一，这种欲望的确应该有个止境，第二，这种欲望的满足，常常可以或者必须不以挣钱为直接目的。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发现真正的生活 ▲ 在《人的文学》和许多散文里，周作人写道：十六世纪发现了人，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但愿二十一世纪，我们能发现真正的生活。 柏拉图在《国家》一书中，记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阿曼托斯的这样一段对话—— 苏格拉底：“当一个陶工变富了时，请想想看，他还会那样勤苦地对待他的手艺吗？” 阿曼托斯：“定然不会。” 苏格拉底：“他将日益懒惰和马虎，对吗？” 阿曼托斯：“肯定是这样。” 苏格拉底：“结果他将成为一个日益蹩脚的陶工，对吗？” 阿曼托斯：“是的，大大退化。”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陶工没有钱，不能买工具器械，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作得那么好，他也不能把自己的儿子或徒弟教得那么好。” 阿曼托斯：“当然。” 苏格拉底：“因此，贫和富这两个原因，都能使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退化对吗？” 苏格拉底得到的这个结论是非常精彩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在缺乏健康的生存希冀时，富与贫实际上变成了同一种东西，导致了退化。那么，追求物质幸福就和维持贫寒现状一样，都不是人生的理想境界。我们要找出一种贫贱不卑、富贵不淫的理想方式，找到二十世纪以来，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一直在寻求的尽兴的生活。找到了它，也就找到了真谛。那就是，无论是努力致富，还是保持富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找到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适于精神栖息的生活。 必须消灭贫穷，指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首先达到不贫穷的目标。一旦达到，金钱就是无所谓的东西了，那时除了维持这个目标，剩下的就是努力寻找使自己不至于退化的精神幸福了。而且，没有实现目标之前，对于金钱本身的淡泊，注重其背后的东西就已经显得极为重要。这种对金钱拿得起又放得下的健康态度，使我们日后某一天会成为比吝啬鬼、守财奴、钱串子更为出色的富人。而那些小气的人，无论是在脱离贫酸的过程中，还是在享有了一定的财富时，都只能与金钱站在一样的高度，而不能统领它。这样的人发大财的历史已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港片《至爱亲朋》作了最后终结。今天，一个舍不得广告投资和公共关系花销，并千方百计在员工身上克扣榨取的人，再也不会占据总裁办公室了，甚至连那扇门也接近不了。 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身兼雕塑家、画家、诗人、建筑师，收入可观，但却不是富翁。他说：“不管我多么有钱，我的生活始终过得如同贫人一样。”他并不把钱放在眼里。对穷人，他慷慨大方，分赠掉了自己大量的作品和收入。一九六四年，当萨特由于其“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索真理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我们的时代授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公开申明，“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说，学者的荣誉就是读者喜欢自己的书，它与奖金和官方鉴定无关。 这些就是伟人们尽兴的生活，它由金钱提供了作伟人的机会，又因为注定是伟人而不被金钱所束缚。爱因斯坦曾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张大额支票当作书签，并解释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科学。”居里夫人没有用自己提取镭的专利和Know-how换取巨大财富，以结束自己长期的贫病生活，她说“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继而将一切技术秘密公诸于世。一六九五年，当被任命为国家造币厂厂长的牛顿，面对权势们的贿赂怒不可遏地吼着“我希望你们立刻滚出去”时所表达的，也是这种不让金钱困锁灵魂的信念。科学和良心，是他们人性光辉的顶点。 塞内卡在《致卢奇里论道德的信》中写道：“财富太少的人，并不是穷人，渴望更多财富的人，才是穷人。”当我们对于金钱达到了不健康的迷恋时，我们就一刻离不开它了。母亲的去世也不如丢失300块钱所流的泪水多，在一朵可以随手摘下献给妻子的玫瑰旁，却非得打开一箱钞票去表达爱，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而耗资巨大，最终沦为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富裕的白痴”的人，忘记了生活的真实含义。 有两种富人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 一种为了世人的夸耀而玩命挣钱。他只会在一大桌过剩的饭菜前，感受到一点点可怜的欢乐。他牺牲掉情操，变得冷酷无情，把大多数时光和精力投入到如何挣更多的钱之中。他忽略了学习作一个尽兴的人，而只是迫使自己像只贪婪的动物。他不知道如何延长一分种，去脉脉含情地注视妻子，不知道雅座举杯的轻松自如的乐趣，而是大瓶大瓶地灌醉别人和自己，像野蛮的游牧人一样，醉吐一番，躺在桌下。他们不知道除了拼搏之外，生活还有哪些可以使人尽兴而又深沉的内容。另一种人，为了使自己能够实现梦想而劳动。他的生活既不空虚，也不匆忙。他把富裕程度的目标，划定在某个足以使自己的生活游刃有余的高度，努力去实现它，然后轻轻地享受它带给自己和友人的欢乐，购买自己喜爱的家具，帮助难友，去青海湖远足。尽管挣的不算太多，而且很快又花掉，但精神却因为健康的金钱观和尽兴的生活内涵而越加饱满。他们用金钱养育着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养育金钱。 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只需具备挣钱的能力，而不必躬造显现这种才能，特别是我们处在水平线之上而又有愿望关心一下与钱无关的兴趣时。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里，讲述了泰勒斯的这样一段故事：世人曾经轻侮泰勒斯，因为他以哲学见称，但却贫苦得几乎难以自给。人们嘲笑说，哲学是救不了贫的学问。为了提示人们懂得道理，泰勒斯打算成事以醒世。某年终，他凭着星象学知识，预知来年夏天的油榄树要丰收，于是他把自己所有的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个油坊当作定金，租得这些油坊的榨油设备。此时，没有人和他竞争，因此租金低廉。但当收获期来临，比往年多多了的需要榨油的人，涌向了这些油坊，泰勒斯凭借垄断优势，定下了高价取酬的原则，却没有人能够不接受。这样，这位哲学家一举获得了大量金钱。但他只是想向世人说明，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们的志趣不在于金钱。因为生活有着更广阔的领域和意义。如果我们自信身处一般状况，甚至贫寒交迫，我们仍能在一种健康的生活中找到尽兴的乐趣，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追求金钱感到急不可耐，我们完全可以执著于业已冷落的本行。 罗斯金在《到此为止》中写道：“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财产，是生命。最富有的国家，是那些养育出伟大而快活的人的国家。”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里指出：“在最穷的国家中，虽然那里的人们处于贫困之中，但他们仍是乐天的。在这样的穷国里，人们对生活用品的需要甚小，他们很少受到欲望的熬煎。在他们看来，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所乞求的奢侈便是休息。”如果人们能以健康的心态对待生活，那么生活的确是这样。 我并不是提倡用贫穷净化心灵，本部分断章取义的题记早已说明我站在詹姆士的对立面上，我也不是说索取财富应该见好就收，因为人的层次使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适可而止的界标，我也并不企望每个人都能像伟人那样对金钱有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因为凡人毕竟是凡人。我强调的只是，要以健康为度，寻找生命最真确的兴趣依托，过上尽兴的快意生活，而这正是二十一世纪的生命哲学所要寻找的新式田园气质。 让生活的幸福感成为人生的中心吧，金钱只是道路，是劳动的回声和勇气的标码，是对中心幸福唱颂歌的孩童，它只是美丽生活的外围形式。而面对贫穷，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坦然的健康情绪。这样，失窃的家庭和银行就会少一些，遗失的钱包会完璧归赵，离婚者也会少一些，濒死的双亲就会得到尽力的赡养。我们远离那些捷径，这样，在自己晚年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我们不会每夜都像小孩子一样被噩梦惊醒，因为早年发迹时的罪孽深重而受着良心的折磨。 享受贫穷：向苦难的生活索取教义 如果一个坏人与我们相处一段时间，我们就得学习对他的坏的痛恶，以防止同流合污。另外，又得千方百计，别让这段时间白白过去，学点他的长处。比如一个杀人犯，我们知道杀人不可学，可是我们却可以学学他对死的凛然，他敢想敢作又敢当，甚至还很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过，这种从坏人身上学习教益的冒险办法，必须有一个我已重复了多遍的前提——一段短短的日子。假如我们长期生活在杀人犯周围，我们就会渐渐对他的劣根性习焉不察，随波逐流。你看，由于战乱和运动，我们中国饱有一百年的时间习惯了赶也赶不走的贫穷，这种贫穷由于我们长期与之相处而使我们产生了某种好感，于是，它很难从这块土地上走开。贫穷作为一种不良状况，恰恰和杀人者一样，在短时间里它会教给我们一点点教益，甚至是很好的教益，但时间长了，它会哭丧起脸，露出狰狞的神态。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贫穷是一所学校 ▲ 贫穷是一所学校，里面有两种教师，一种教人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另一种教人咬牙切齿的野心、奋斗、不屈不挠、以及一定程度的同情心。 赤贫人家，曾被宣扬为儿童成长最为理想的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念念有辞地自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我的观察却得出了大量的相反的事实。而且，穷人的孩子常常比别的孩子最先学会骂人，大约一岁半的时候，他便在父母的笑声鼓励下，学会了简洁的骂法，八岁时简直就是一位猥亵骂法的行家。为了在没有秩序的穷环境里争得生存条件，父母不打算压制他天性中对争斗的渴求，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被怂恿去打架，直到成为高中里的骁勇善战的害群之马。去监狱里看一看，那些不思悔过的人犯大多属于哪种家庭的孩子！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不是感情用事地否认这个事实，而是找出办法去改变它。如果没有全社会在理论上和宣传上对贫穷进行声讨，贫困就会安然存在，并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自我安慰中，更加逍遥自在。由此，我们也就无法劝说那些把不到十六岁的子女拖出学校，逼他们早当家的父母，无法使历史举手同意——改变社会人员素质的根本条件是幸福的环境。 我不是断言穷人的孩子注定是不良分子，我只是在重申必须从改变贫困入手，根除上面那些谁也不愿相信、不愿看到的现实。与其只给穷人一个“孩子早当家”的安慰，不如想办法，使他们的环境有所改观，使他们的孩子从生命的开始就有保健的权利，使这些人家买得起启发婴儿智力的玩具，能请得起家庭教师，能上最好的学校，穿合体的衣服。实际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一种再可悲不过的悲剧。 幻想穷人的孩子有朝一日会出脱成性格健康的人，也是不实际的。穷孩子一般有长大后心理过于灰暗的特点。他们一大部分由于苦环境的摧折而很早过上了颓废生活，很少一部分由于天性的刚韧而击败了艰难，成了较为显赫的人物，但他们的灰暗心理却显得更为可怕。这也就是罗素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反对“青年时的穷苦可以造就天才”的提法的原因。在他们的青春磨难中，绝大多数原本有可能在幸福环境中成为天才的“天才”，悲惨地早早夭折，剩下的几个突出重围的天才，却又有病态的心理。看看那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三届，他们经受了出乎意料的苦难打击，为期大约十年，可是今天，无论他们是作了学者，还是依旧带着农村户口在省城开出租汽车，当他们对待别人时，大都怀有过分的警惕和保护自己的过分自私。 人，只有自己首先充溢着幸福感，才会给别人带来幸福。那种患难之中相救助的传说不能说不真实，但可以肯定，那种情况不普遍。这也正如杯中的水，只有水满时，才会溢向桌面，或分赠给其他缺水的杯子。想一想当我们被爱神的弓箭射中时，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好心情去对待别人的。可是每逢失恋，我们还能对别人那样好吗？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留恋穷苦状况，特别是反对用它去“陶冶”青年。我们只是说，假如我们不得不暂处困境的话，不妨暂且把它当作学校，索要善的那方面的教益。 一个有过幸福经历的人，幸福的回忆会成为他贫困时期的指路明灯，使他不至于不迷失在长久的黑暗中。没有享受过幸福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和静思，以自省来照耀自己，在抑郁的苦环境中保持天性的纯洁。所有历经贫困的人们，请记住自己曾拥有过的贫穷，直到我们富有以后，直到我们死去。惠特曼在一首诗中说： 无论是谁， 假如心无同情地走过咫尺的路程， 他就是穿着尸衣，走向了自己的坟墓。 当我们自己饱受着饥饿的折磨，拣煤渣的手变得皮肤粗糙，纹路漆黑，居住在一间透着寒风的草屋，抱着一条散发着霉味的毯子抄写“致富金链锁”时，请记住这种感受。有一天，如果运气和苦斗把我们变成了身肩大任的人物，别忘记仍有许多人和自己青年时一样，渴望着幸福，别忘记同情那些落难的人。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五十例调查中，我发现无论是“穷人”之间，还是在富人对“穷人”的关系中，最缺乏的是同情——而相比之下，反倒是富裕青年会由于诸如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自我炫耀的做作、天性中柔情的一面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穷人多一丝同情。而最是互相鄙夷的，恰是“穷人”与“穷人”之间。 宋和我结识多年。他出身在北京的一个中等人家，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守旧而本分。这样的家庭实际上根本算不上是穷人，但中国人对贫穷的认识十分混乱，似乎更愿意把一般人家和中等人家都视为“穷人”。这种混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把国内和国外区分开，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把欧美和日本的水平，当作判定自己幸福与否的标准。宋就认为，他自己与街头巷尾弹棉花的无家可归者，都是穷人。他对自己不能尽兴的家庭怒不可遏，又因为苦于不能马上挣到大款而常常狠狠地诅咒现世。他对京粤和海外的富翁们羡慕不已。我曾写信告诉他，必须改掉对穷人没有同情心的缺点。但是这个曾经受过一点酸楚的少年，却始终没能改变丝毫。他根深蒂固的意识是，穷就是猪的生活，受穷的就是猪，越穷的人就越是该侮的笨猪。他曾当着我的面，对蹲在我家院门口的太阳地里收酒瓶子的人和在胡同里走来走去的磨刀人，表示过歇斯底里的讥笑。 中国恐怕十亿以上的人口和宋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甚至更不如。他们有着乏味的童年和难于大获全胜的工作环境，还有一大堆情爱上和婚床上的烦心。如果按照那种糊涂的贫穷标准来看，大家都是穷人。于是，从心态上讲，误认为自己是穷人的人，也就会真的显现出穷人的心态——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觉得受了生活的欺骗和社会的虐待——在他们混乱的思维中，低收入总在与高消费相比照，而不是和自己环境的低价格相联系。但实际上，财富太少的人在心理上并不一定是穷人，而渴望更多财富的人才是穷人。那些由于渴求更多财富而自贬为“穷人”的人，破坏了中等人家来来应有的怡然自乐，所谓的“穷人”和“穷人”之间也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 请不要首先想到我们对与自己要好的那几个“穷”哥们姐们有过多少次帮忙。想一想，我们对武汉的乞丐，对安徽的保姆，对江西的木匠，对于每一个穿着七十年代破军装的素不相识的农村人，有过深深的同情吗？对手提鹿鞭的藏民，我们不敢惹，他们来的地方太神秘太敏感，他们强健而勇猛，还配有腰刀，可是对其他流落街头，夜无宿处的人们，我们是否有过挑衅和刁难？我们是不是在掏粪车停留的地段，捂住鼻子，小跑几步，甚至嬉骂两句，使那些工作人员心理更加阴冷？我们尊重过街头的清道夫和公园里持着扫帚铁箕的老太太吗？我们对父母的养育有过发自心底的默默的感谢吗？是在那些没有蔬菜的日子里，他们曾把最好吃的偷偷放在我们的碗底，甚至至今依旧残留着苦日子里养成的无私。对于这一切，我们有所明察吗？ 如果没有，那么贫苦就没有教会我们同情、尊重、善感。当我们捉弄卖袜子的乡下姑娘，或者由于看不起服务性职业而对一个女招待存心发难时，也许我们自己感觉到无限光荣，可是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很像一只鬼。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一直想做上等人的潜意识在作怪，可是上等人对穷人并不是这样。 一八三四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去，建立起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具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人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他们送去了100万比索。将军若有所思地接下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他便开始询问秘鲁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曰，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宣布，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毕加索对仿他真作的赝品从不追究，最多不过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他解释说：“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作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是西班牙人，不能和老朋友为难。而且那些鉴定真迹的专家也要吃饭。这些毕加索假画使许多人有饭吃，而我也没有吃亏。” 有时穷人需要的很少，他们不需要我们真实的资助或口头同情，他们只需要我们不去为难他们，需要一点真心的关怀。有一次，屠格涅夫外出，遇到一个伸着枯槁的手，向他讨钱的乞丐。屠格涅夫的手伸进口袋，正欲取钱，却发现钱包忘在家里。他只好怀着愧疚的心情，拉着乞丐的手，紧紧地握了握，说：“真对不起。”那个乞丐也紧紧地攥住这位大诗人的手，感激地说：“兄弟，够了，有这么点儿，就足够了。”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请记住哥德的一句话：“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使人视野广远 ▲ 富有固然可以使人视野广远，贫穷却能使人深刻。富有使人多看了许多东西，贫穷却使人有可能多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运用头脑，贫穷就能和富有平分秋色。 我们有时真嫉妒，每一位洋人，无论他是作什么生意的，都知道各种公证如何办理，传真机和自动取款机怎么使用，股票交易是怎么回事，米洛舍维奇的身世，从巴塞罗那到芝加哥有多远路程，电喷装置是作什么用的，还有许多卫星和空间站的知识，他们全知道！他们可以坐在家里，却能知道一切想知道的信息，他们都会操作电脑。洋人的修养、知识、文明程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 但实际上，许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加拿大4/5的人口属于他们自己确定的文盲。他们之所以富有和蒸蒸日上，完全是因为其余的1/5精英掌握着政权。而那些文盲之所以能够知道上面那些知识，完全是因为他们身处开放的信息世界。如果我们在多伦多或者蒙特利尔住上三个月，我们就会发现，那里多数人的文化层次并不算太高。一个蓝领工人知道意大利有个帕瓦罗蒂，知道人生应该勇敢和自由，并不表现出他的文化层次，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一九九零年，北大中文系的葛晓音教授去美国讲授古典文学，她曾叹息说：“那简直是文化沙漠。”那些在自由的国家养成了提问题的大学生固然使人心花怒放，但他们所提的问题之浅薄，又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幸福的城邦养育的人们轻浅、活跃、视野广远，而不幸的土地造就的子孙才会深刻、严肃、坚韧执著。 人要抵达深沉，必须要有过一段穷困破落的记忆，或者善于有意识地主动接近穷境。一辈子饱食终日的人，不可能理解穷人，也不可能因为幸福而深刻。港台的艺术常常轻浅得像条小溪，淡淡的忧愁和轻松的快乐，他们的富有的生活使他们的思索变得现实而简短。但是俄国和中国的艺术却不是这样，我们最出色的作品常常像大河深壑，在凝涩和沉默寡言中滚滚流长，幽暗深邃。那些一二流作家的作品常常神游八极，决意不打算就事论事。我曾为谢晋、姜文、刘晓庆的《芙蓉镇》鼓过掌，也曾因为台湾的《芙蓉镇》结尾那个冲着苍天大喊大叫“人道何在，人道何在呀”的角色倒过胃口。前者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后者却肤浅地把内地中国人渴求平静生活的愿望弄成一种可笑的样子，就像是七八流导演的处女作一样。富人由于不懂得穷，因而失去了对穷的理解力，并且很明显地不知道富本身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看，假如我们暂时不得不卧在贫穷的谷底，为悲愤所占据，我们不妨借此对许多使我们感到悲愤的东西思索一番。这多少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完整的生活有着深刻认识的人，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成为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人。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法国葛德芝写下的一首诗—— 我洗过无数车子 我擦过无数鞋子 它们愈是闪光 我愈是满手污垢 我们为了生活，过着最艰辛的日子。但仔细想，人的许多活动只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这些需要除了可以延长我们可怜的年龄，本身没有价值。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些艰辛和需要谱写成诗和歌曲，一朝它们变成艺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无论什么，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生活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是的，一个不放弃机会在不愉快和贫饥中思索和写作的人，他的作品会比出门就有钱乘坐出租车的人要深刻。历史上，最伟大最不朽的诗篇和乐章，不是迸发在失恋之后，就是产生在恋爱之前，而沉醉在爱情之中时，文字却没有思想深度，只有华丽的词藻。这时诗的寿命，恐怕还没有爱情本身的时间长。人们常常需要用苦难提高自己。如果我们打算苦斗成一个有名的人，那么更不能放走或怠慢贫苦。让我们听一听孟轲的那句千年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如果二十四岁时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到贫困，我们就不会幸运地使交友的黄金季节得以延长。贫困之中得到的爱情和友谊，常常是上苍恩赐的最为珍贵的礼品。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借巴斯妇之口说：“贫穷虽然可恨，却是一个好友，且能使人屏除愁虑。我相信，对于能忍的人，它还是一个悔过从善的良师……贫穷好比一面明镜，它可以反照出真心的朋友来。” 这话再好理解不过了。在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能够爱上我们的人，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家室有名望，有财富。他们只是爱我们本人，一个刚刚学会飞翔的雏燕。他们是我们真正的知音，从一开始便从我们的只言片语和一举一动中，看到了我们的铮铮铁骨、怀才不遇的智慧、在困境中保持的从容。这时打算和自己交朋友的人，只是无所希求地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喜欢我们的习惯、性格、品味，同情我们遭受厄运的身世。 《后汉书》记载这样一段故事——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终日闷闷不乐，光武帝便让她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挑选新爱。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看中了宣平侯司空宋弘。于是，光武帝绕着弯子问宋弘：“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呼？”皇帝哪里想到，面对如此攀龙附凤的好事，宋司空的回答却是：“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那意思是，贫困时交的朋友志同道合，是真的知音，一起吃过糠的患难妻子，情谊深重，最难相得。因此，这两种人，最不可丢。 大约在二十五岁时，人们之间的友谊已因为性格差异和时间匮乏而越来越变得淡漠。许多人只能与我们走上一段路程，便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以后的新交恐怕与我们走的路会更短，由于事业上的相互求助关系，即便走得很长，也不会尽情地边走边聊。他们不会像挚友那样，熟知我们的缺点和隐私而不抛弃我们。 此时，人们在恋爱中有一种共同的愚蠢的心理，与情人相见前必先打扮一番，作出比真情更动人的假象去吸引对方。这种掩饰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在以后漫长的婚期中始终掩饰住缺点。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不耐烦，再也不经意化妆，不再穿性感但却累人的高跟鞋。那时，我们会减损大半的魅力，显出本来面目。于是，双方在心底一同大叹上当和失望。但是，如果本着“一无所有时得到的爱才会更牢”的思路，我们就会采取与此不同的方式。我们就会在恋爱时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这时爱上我们的人就不是只爱我们的假象，他的爱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待到他和我们真正携起手来，我们再“为悦己者容”，特别是和他一起光顾某些正式场合时精心打扮一番，他就会因为我们的焕然一新而感到爱情也在更新。 人同样还表现着另一种愚蠢，我们几乎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百万富翁，然后再去吸引女人。不过，穷光蛋的本来面目不会隐藏多久，最多能骗到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另外，被钱吸引来的女性，多半好逸恶劳，而且不易安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把自己领进了陷阱。聪明的人，包括聪明的富翁，在争取爱情时，都应该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普通人。假如那个使我们迷恋的女人，由于错以为我们没有钱而又决意不打算朝我们的其他才华多看一眼，那么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个真实的结论——她不值得我们爱。并且，好男儿永远不要接受她的回心转意，有一天我们破了产，她还会走开的。反过来，女孩子应该想一想，眼前这个正朝着自己挥舞着存折以炫耀其财富的人，是不是一个假装百万富翁的傻瓜蛋（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屡屡破费，不懈地讨好自己，并坚信用钱就能买到我们的爱的人，是不是对爱情有着纯厚追求的人，而那些穷光蛋是不是真的没有一点让我们爱慕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一点在未来某一天发大财成大事的可能。 贫贱时，逆境便成了织情和识友的试金石。它使我们认清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人，也使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不被什么人所喜欢。 在患难之交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贫困时期结下的姻缘，如果不是配偶也同样是落难之人的话，多数的结合便并不像理论上分析的那样稳固。有朝一日，落难者蒙恩重新衣锦，他就再也不能忍受和一个下层人生活在同一张床上。多数人后来都使“糟糠之妻”下了堂，这是自古至今的困惑。历史上有过胡适和李大钊，但也有过陈世美。这里不作过多的探讨，因为“易妻”时，人多已不在青春。友情问题上也有过无数次的历史悲剧，朱元璋落魄时一切帮助过他的人，后来无一不被他砍下头颅。很多人在权显之后，再也无法容忍昔日的老哥们粗浅的兄弟之爱。在贫寒时，只有同层次的人建立起的友谊，才会在日后的荣辱中相映衬，写下凯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可以“共苦”，却不会“同甘”，一旦原有的逆境得以改变，他们就会因为分“甘”不均而很快分道扬镳。这种事情留给我们的痛楚和震惊，比什么都大。 不忘“贫贱之交”的故事，不完全是事实，而只是人们对那种困境中结下的友谊的确应该持续的理想的向往。大凡生活中最美的东西，能从漫漫无涯的往事中大浪淘沙般地留下，总是不容易的，为数也总是不多的，但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又的确是人生中最最美好的。 ※※※※※※※※※※※※※※※※※※※※※※※※※※※※※※※※※※※※※ 从本篇后两部分的书写中，读者不难发现，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去挖掘贫穷能给我们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的收获并不多。即使有，也常常被代价和其他的变化削减殆尽，比如“糟糠之妻”和“贫贱之交”的遭遇。 因此，我们最为根本的措施还是——消灭贫困！ 我们必须放弃“贫困磨练人”的看法。如果只有苦难才能使一个人一个国家变得深刻、净化、灵魂完美，我们不如宁愿不要这种成功，过那种和平但却一般化的惬意生活。我们不能为上一步阶梯而付出摔倒二十次的不合理的代价，那样我们还不如就坐在那节阶梯上，看看日落和脚下的浮云。我们要的是成功和幸福，不是别的东西。 那种忽视了作人所需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活，是很愚蠢很大意的。我们这代人的担子很重，既要改变生存条件，又要校正思想。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让纸币超过灵魂的价值，或者让机器活得比人金贵。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继续追求不朽 第四部分 梦灭时分 （26岁）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席慕蓉《青春》 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浪费了多少时间，走到了二十六岁。我们从梦中初醒时，二十岁的年华已不自觉地悄悄走过了一半路程。有时，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烂摊子，我们一筹莫展，真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哭一场，为青春的短暂，也为容颜。二十六岁，无话可说的年纪，有人在升华，有人在沉没，有人则在平静地生活。这个年纪，少年人一往直前的精神没有了，我们也没能给自己再加上一个新的推动力，我们之所以走过来，完全是因为以往残留的惯性。 这时，愈加苍老的父母，家室的重任，不满周岁的孩子，一切新的责任终于永远夺走了我们那没有重负的早春岁月。我们明白地看到，青春的时间所剩无几。而且多数人已亲眼目睹过死亡，悟知了时光的严酷。我们望着那位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亲人，他目光苍茫，仰望着天花板，冷汗一滴一滴渗出额头。这时，我们爱莫能助，心底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解，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的生命夺回来，或者给这个垂死的人一点点力量，一星星勇气。时间如飞呵，在这逝水流年的春深季节，已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像小时候那样，盼着下一个生日的到来，每个人都像悭吝人一样计算着自己的时间。 这是最后的期限，这一刻已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对生活中悬而未决的状态，请快快抉择！ 作凡人，还是继续追求不朽？ 这是命运之神向我们画出的第一个问号。 一九八六年夏天，彭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夜，正忙碌着从司法系统艰难地转向外经贸部。有一天晚上，他来到北大咖啡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曾发出的一声叹息：“我不比你们学文学的，有一天会成为作家，名扬天下。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公务员，从这里跑到那里，从白天跑到黑夜，一辈子默默无闻。”那年，彭二十一岁，在那个尝试性的岁月里，他那种不得不做凡人的叹息，不过是个模糊的预感。 一九九一年春节，彭二十六岁，来我家拜年。那时他的境遇真的证实了当初的预感。他在海外贸易公司谋了一个轻闲而实惠的职位，舒坦地作着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在轻松的工作之余，打打乒乓球，玩玩电子游戏机，在游泳馆里泡泡，再看几本流行的理论闲书，并且结了婚，有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小家。我相信，他这时可能一点也没有了在偶然机遇里超越凡人的想法。实际上，他一谈到超越，便觉得夸张而好笑。 二十六岁时，我们更加体会到历经失败后那种深深的疲惫以及对于不朽功名的疏懒。我们想过一种与世无争的人的生活，既不作神，也不作鬼。我们只求自由一点，只求把手里的事情作好。我们也真正知道了，作一个不凡的人需要怎样的精力、勇气、天才、机运，那是一件多么艰难多么巨大的事情，不可及，也不可望。 当一个人吹嘘说，他要办一个大公司，或者组织一个地下民主党，一年之内出名，两年之中撼动山河，我们只会在心里嗤嗤地笑他们梦呓，笑他们可怜，断定他们不是个“二百五”，就是“大儿童”。我们更愿意听一些小事情，因为它离成功更近一点。 我们不太喜欢那些要作神的人。 这之前，我们也曾希望过。希望生活在一个不断充满事变的时代，以便被它造就成为力挽狂澜的神。我自己就曾抱怨过，痛惜没被生在北伐时代，好作一个英武的少年将军。可是，现在我们都已悟彻。对于一个少年，有此壮志，可能依然颇堪鼓励。但我们却要时常向他们，也向我们自己，重复那两句先哲的冷语——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 那些历史记录读起来平淡无奇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城邦。 真不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城郊炮火连天的地方，或者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走着游行队伍的城市，我们将怎样安寝。我们有时深深爱上了这种安宁，这种举世无双的停顿。能在平稳的生活中求得一份属于自己又不伤害别人的风格以标榜自己的独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这时，我们又像二十岁以前一样，想到“成为自己”。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已清扫了许多偶像，摆脱了极端主义，要成为不受英雄鞭策的平凡的自己，就像北岛祭奠遇罗克的诗——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过去，我们为了成为不凡的人，读过一些自传，并且学习电视名人的样子。为了模仿他们，我们如醉如痴，把个性统统扔在一边，把“成为自己”实际上误弄成“成为偶像的复制品”。二十六岁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偏差，也发现了最妙的事情实际上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于是，我们大部分人接受了平淡无奇。 另外极少的一部分人由于具备不凡的天资，依旧追逐着远大的梦想。不过，此时的梦想都应该叫作“计划”，这个年纪有关未来的设想，早已和梦无关。过去，这类人有过另外一种作英雄的设计，打算作一个巴顿式的军人，作周恩来，作艾柯卡那样的汽车大王，作王朔那样的小说家，作姜文。可是这时，他们已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连凡人都希望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以使自己与别人有所区别，那么英雄就更应该各有各的特色。而作二流的费雯丽和三流张曼玉，都是很不聪明的想法。当卓别林第一次电影表演时，导演坚持要他模仿当时一位有名的德国喜剧家，卓别林无奈只得这样作了，结果他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人们记得他，是因为后来他搞出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设计，使自己别开生面。而此后一味模仿卓别林的人，无论学得多么像，多么以假乱真，却不能使观众记住他们的名字。 二十六岁，我们必须马上作出的回答是，选择作哪类人，一经决断便义无返顾地走完人生。我们不能继续长久地在其间徘徊，既苦于不能当英雄，又不屑于作百姓。 此时，作凡人，要作一个热爱生活的凡人，快活自然而心安理得。作超人，要作切于实际的超人，意志高远而又脚踏实地。这样，这两种生活方式就都是健康的。 我们按照自己青春初期的经验、自己的环境、自己的遗传特点，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或是快乐的普通人，或是百折不挠的大人物。我们都在自己的天地里耕耘，在自己的生命乐章中，演奏着自己的乐谱。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面对竞争 面对竞争，还是逃避考验？ 把自己放在人群中，首先作出判断，作凡人还是作伟人。作出这道判断后，接下来就是考虑有关竞争的问题。不论是哪类人，凡人有凡人的竞争，伟人有伟人的竞争。那种把天下建成“合作多于竞争的世界”的理论，至今还只是个初步的设想。今后很长的时间，竞争恐怕依然比合作要多。 你看，我们不能从月薪中拿出一小部分钱去“报得三春晖”，而且要长期居住在父母家里。不要说正常社交和生活习性受到压抑，就是那份养家还恩，独立成人的自尊也受到了伤害。要改变这些，就要去竞争。 我们的时代比父母成长的时代更需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丰富内容，但微薄的收入不允许我们满足自己哪怕多一点点的欲望。为了突破贫困，我们需要竞争。 这时，情感问题也在作怪。已婚的人度过婚姻之初的兴奋期，进入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开始了一段企图在婚姻之外寻求新刺激的危险期。未婚的人由于年长和经历的原因，已越来越不易被爱情的假象所迷惑，更加冷峻和挑剔的眼睛使之更难于与异性保持长久的关系。为了使自己超过别人以便不使配偶感到厌倦，为了继续成为令人注目的寻偶目标，我们也必须竞争，强化自己。 这些我们将为之奋斗的东西，不是我们想去作的，简直是被逼着不得不去面对。它们时时敲打着我们的脊背。 想一想十八岁的理想，简直可笑。我们真正需要为之奋斗的，不是通过竞争去争担大任，而是通过竞争夺取更多一份的作人的轻松。不作伟人，并不是怯懦的表现。在许多时候，我们都情愿笃信伟人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人，他们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天智和精力。我们不去与之竞争，是一种明智而自然的选择。但是，面对凡人和凡人之间的竞争，我们的回答却只能有一个——迎上去，别无选择——可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萎靡的，我们拖着疲倦的双腿和勉强支撑起来的精神向前走，带着伤痛和生理上先天的不足，去无力地击打着顽敌。空余的时候，我们常希望找个地方躺躺，睡上一觉，把严酷的考验忘得一干二净。起床时，我们总想再多睡一会儿，有时真有一股被老板炒了也不在乎的情绪。我们还曾浪漫地想象过自杀。但是，我们不能那样作，也没有那样作。 凡人中也有自己高低不同的层次。青春后期，也正是我们向高一层次的凡人进军的关键年代，只要我们有一步疏忽，或者在一次令我们感到畏惧陌生的机会面前犹豫一下，在以后漫长的凡人生涯的结尾，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举足轻重的一步注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就是它使自己一步不前，步步跟不上。问问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曾有过诸如此类的青春遗恨，或者因为一念之差没去上大学，或者因为当时的一级工资没长，没有去争取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结果四十年后他们发现，那些当初仅比自己多进一步的人，而今已是高官厚禄，甚至越出凡人的边界，成了显赫人物。不是吗？当刘晓庆勇敢而机智地脱离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时，她也许并没有完全想到今天。 如果我们因为疲倦，总是在机会和考验面前退缩，我们就倒在青春的敌人的脚下，感到踏在自己脊背上匆匆走过的后边的人流（他们也疲倦，但却不停地依旧在赶路）。这时候，有机会不该错过，没有机会也要支撑起来去试试。看看周围那些不开心的人，他们都曾是考验的逃避者，而那些胜利者尽管和我们一样失败过，灰心过，和我们一样疲惫不堪，但他们不久以后的生活却是志得意满的。而且，过去多一处伤疤，日后就多一份厚度，多一份领受奖赏的资本。 二十六岁时，流于叹息和诅咒的人是很不聪明的。 另寻一个美差，还是继续混日子？ 二十六岁时再不对自己的职业作出最后抉择，一切就太晚了。要知道，二十六岁改变工种已经有点儿像四十岁的女人分娩，既痛苦，又危险。 青春的烦恼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得不到理想中的有情人，另一个便是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美差。这两个生活内容占据着我们每天的绝对时间和大部分情思。可想而知，如果长年累月我们必须与自己讨厌的人和烦恼的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该是多么难以忍耐和不幸的事情。所以，解决好职业与工作兴趣的问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时，我们应该弄清楚自己究竟爱什么，以及所爱的那件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便去寻求这样一种可行的职业。许多人认为，寻找所爱的工作就像寻找值得爱的人一样，纯属天方夜谭。他们把工作好坏的标准降到了有多一点的奶就更加像个好娘的水平。钱少的工作不可爱，他们边干边骂，钱多一点的工作可爱一些，他们边骂边拿钱。实际上，他们爱的是钱，不是工作。而把钱和工作截然分开的人不会发现美差。因为除了拿到高薪的一刹那他们咧开嘴笑一下之外，赢得这笔薪水的工作却并不让他们开心，也从没有使其津津乐道过。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对一个喜欢自己工作并认为它很有价值的人来说，工作便成为生活的一个十分愉快的部分。”好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地位和薪水，而首先应该是其本身对于我们兴趣的影响，这正如一个人满足于一杯可口的咖啡。一方面，我们要尽量争取高薪以消灭贫酸，另一方面，我们要找到自己爱不释手的职业，此两者合而为一，才堪称有了“工作幸福”，堪称得到了美差。不过，当两者不可兼得时，我们最好应以后者为重。特别是当我们酷爱的职业比不喜欢的职业仅仅少几百块钱时，我们完全可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就当是每月花去了几百块钱，为自己购买来了工作快乐。而且，我们少拿了些钱，选择了心爱的职业，很有可能因为以后长期的尽心尽力而有所成就，甚至发了大财。 在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继续从事现有工作，发掘它的价值，以增长兴趣。这种选择有似先结婚，后恋爱，可行而且方便。第二，试着找到更适合于自己的新工作。这种选择很艰难，但很刺激。第三，哪儿也不去，混日子，终此一生。这种听天由命的“选择”，是青春的一种敌人，半数以上的人将被它击倒。这是一条我们应该鄙视的道路，但最糟糕的是，我们都因一致认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不得不”而对它听之任之。在此，我们暂且不谈它对于青春和勇气的害处，只是来揭示一下它的一个副作用，即，混日子对整个社会的工作心态的破坏性。 我在北京三露厂任职时，常听厂长批评员工和其他属下“素质太差”，后来又普遍听到各个科长和主任相互诋毁，说对方“素质太差”，最后我又惊奇地听到车间工人抱怨其他人“素质太差”。这个人云亦云的口头禅据说至今还在那个工厂流传。这就是说，这家2000人的大企业中全体人员的素质都很差，而每一位念叨这句评语的人自己却不在评语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环境呵，每个人都淹没在相互毁誉和推卸责任的坏情绪之中。究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对手头上的工作缺乏兴趣，认为它既不能陶醉自己，又不能改善生存状况。而且他们既不愿挖掘现有工作的乐趣，也不打算勇敢地离开那里，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泡在那里煎熬岁月，并把无心对待工作所造成的整体恶果指责为“别人不能干”。为了显示高深，最该首先受到批评的人，却在热衷于批评别人。 现在，这种坏情绪污染已不只是一个工厂的事了。它已蔓延在北方、中原、广大的内地，成了破坏国家建设的一个严重的事实。人们普遍对于工作没有兴趣，并且既不培养兴趣，又不想跑到沿海或者海南岛去冒险，更不敢杀出国界去大干一场。大家只是站在原地，相互乱骂，却没有多少人为改变社会环境去作耐心的工作。 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昆德拉塑造了一个为自己的工作而着迷的医学家斯克雷托。这位医师很想自由地周游世界而不钉死在捷克一个地方。可是，他必须打消游乐的念头，因为他毕业的宏伟计划未竟，他还要继续他的伟大事业。他用自己的精子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和自己一样智慧、正直、完美的孩子，让他们能在未来使捷克变得更美一点，人和人相处就像在兄弟之间。当他那受尽政治迫害也同样迫害过别人的密友——职业革命家雅库布——就要永远离开祖国去西方国家寻找新生时，斯克雷托在大篇温柔的话语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哪一个作了什么使祖国变得更好？我们又做了什么使它更适于居住？使它成为一个我们真正感到安适的国家？ 中国和捷克曾有过共同的制度背景，因此斯克雷托的这些话语也同样可以叩问我们。我们中国最糟糕的不在于积重难返的体制，不在于北方遏制不住的黄风和大河上下的滚滚泥沙，不在于两亿多文盲和暴涨的人口，也不在于通讯和交通的不便利，最糟糕的我们失去了很好的工作心态，被坏情绪污染了。 制度改革和环境的状况，说穿了都是社会心态的产物。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劳动生活的价值，不去寻找我们乐于挥洒汗水的行业，而是耗在一份别人送来的，或者是法定继承的工作之中，同时又散发着无休止无目标的抱怨，我们就永远无法从退却转为进攻，国家就永远没有家园的含义，个人也就永远停留在无所事事之中。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无论是对于国家欣欣然春天般的成长，还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精神健康，都是有益的。不能再拖沓下去了，赶快决断这个问题！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改变积习 改变积习，还是顺应它？ 二十六岁时，积习已正点到达，而且枝繁叶茂。这时，生命历程的印记使得个人习惯瓜熟蒂落，改变习惯就像戒烟戒毒一样难。可是想一想将来，为了不至于百病缠身，我们却又真的自觉地根除了一些小毛病，不再用凉水冲头，总是精心地穿上袜子以防脚部受凉，喝热水和茶以利胃的保健，时常吃些自己不喜欢而据传说营养丰富的食品，并且下决心节欲，以积蓄精力，保持体魄。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大意，似乎已经开始要惩罚我们了，我们直接感受到了恐惧。不过，对那些更重要的，尚且没有呈现出的威胁，我们却还是有恃无恐。 我们的衣领、袖子、指甲还是脏的，头发还是乱蓬蓬脏兮兮，皮鞋沾满泥垢。我们没有考虑黄种人的脸型特征，竟留着几根稀疏的胡须，显得又脏又刁蛮。当我们被人事部主任谢绝聘用时，还是不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牛仔裤太脏了。我们还是像妓女那样，打着浓妆，招摇过市。 我们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或者饭店大厅里大声喧哗，还是在吃饭时发出令人讨厌的声响，特别是吃面条。在悲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地上，一边拍打着膝盖，一边嚎啕大哭，没能学会节哀自重。我们坚持认为在公共场合搂抱缠绵是件很开化而且吸引人的快事，殊不知谈恋爱就像拍马屁一样，容不得第三者冷眼旁观。你看，洋人们从不在大街上勾肩搭背。 我们还是像个小无赖一样，执著地要在众人面前揭某个无辜人的伤疤和短处，认为这种没有教养的活法很痛快，或者还是表现出过分的谦卑，把自己的不足一股脑地抖搂出来，在别人的眼镜上为自己涂上颜色，使自己永远罩在那种色彩中。我们还是习惯于在别人用餐时或者深夜给他们打电话，引起他们深深的厌烦。在交谈中，我们还是不停地提高“我”和“我的”这两个词的出现率，使对方插不进话，感到乏味。 …… 实际上，这些习惯都是应该早早弃绝的。 另外，我们最好能学会通融一些社会的集体习惯，学会一种健康的顺应。有时，一个坏毛病由于种种原因却在广大群众中得到普遍而巩固的承认，如果不顺应它，我们就很不容易得到别人的看重，最后会使罩在玻璃杯里的个性渐渐枯萎。 突出的例子就是：吸烟和谎言。 我们有3亿烟民，我们的烟草工业每年可以给政府上缴好几百亿的利税。这种恶劣的环境令人痛苦不堪而又逼人入瓮。如果一个餐厅里，包括所有女人也都自以为风雅地叼着一支坤烟，那么我们也只有忍着烟熏火燎的气味，接受这个事实。假使我们屡次拒绝点上一支，大家就会在心中窃笑，认为我们不懂得生活，是个胆小鬼。 当然，事实很有可能正好相反，是我们比他们更热爱生活。可是，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烟态”，为了让大家喜欢自己，使自己的位置得以牢靠，使自己的事情可以办成，获得支持，我们又不得不学点坏东西，仿佛杨子荣打进威虎山，必须要学会几句土匪黑话，牺牲一点个人的脾气。事实上，只要我们坚信可以“不陷进去”，只要别像烟鬼那样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弄得卧室或者整个车厢里乌烟瘴气，那么，时而吸两口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说起来很奇怪，似乎抽烟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光荣。其实，对于文明世界而言，人人叼着烟卷如醉如痴的样子。是个很难看很招人讨厌的国际形象。 与吸烟比起来，谎言恐怕更让我们熟悉，甚至熟视无睹。 我们在谎言中长大，接触过各种谎言——美丽而纯情的谎言，不得已而为之的善良的谎言，虚荣和私利的谎言，习惯性专司欺骗的谎言，为夺取胜利而蓄意制造的谎言——而且可以说，我们自己就是现实和谎言的共同产物。如果不是那些适度的谎言慰藉着我们伤感的心，我们恐怕早已不堪生活的重压，命走黄泉了。 记得卡夫卡曾说过一句话：“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谎言不能被对立的谎言清除掉，这倒是肯定的，可是我真想不出一个光有真理没有谎言的世界该是多么冷酷，多么的索然无味。一个从不说谎的人显得和绝对不抽烟的人一样隔塞，他会缺乏对生活的宽容和涵养，毫无幽默感，甚至根本不具备生存能力。而且，他不可能一句谎话也没说过。“我从不说谎”本身就是一句谎言。 当大家都在说谎，而这个谎言又不至于害人时，别像法国佬那样不留余地地对气功师说：“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可以报以无声的微笑，作个沉默的谎言。众人认为我们是绅士，气功师生气之余，感激我们的无言，也害怕我们的目光。如果无关紧要的谎言能决定我们至关重要的职位，不妨说两句恭维的谎言。如果人死之前希望听到我们的承诺，说一句美丽而无法实现的谎言，安慰他的西行之灵。如果我们希望丈夫变得更好，当他卑怯时，告诉他：“你是个勇敢的人！”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在中国需要比别的地方更多的谎言，为的是修补各种各样的面子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又是那样无视谎言的艺术性和它那温良的一面。 有些习惯要顺应，有些习惯也可以坚持。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比之长辈差异越来越大的睡眠习惯。那种早睡早起的习惯，始于原始状态的乡野生活，由于晨鸡早鸣，夜无盏灯，这种积习从静养和时间的利用上考虑，便有充足的道理，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已把那种时代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医学也已证明，黎明前的片刻，是人体活力最低的时候。这种活力是渐渐增加的，到深夜时达到神合的高潮状态。这就是许多发明和杰作大多诞生在子夜前后的原因，也是英国国会通常傍晚才开始，以及世界各国重要的审议机构没有一个是在中午十一点之前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因。依据这个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把创造的时间，坚持定在深夜。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二十六岁时有些因为性格而形成的习惯，已不可能强行改变，但顺应它又是绝路一条。这时，无视其恶劣的特征或者想当然地打算革除它，都是错误的。此时，习惯业已根深蒂固。对于那些不良的习惯不如因势利导，利用它，将恶从善。我的早年朋友梁，多年来一事无成，他所有的朋友和他自己一致同意问题出在他的习惯性的大话上。他张口就吹，浮躁得很。大家都认为假如他不把这个致命弱点改掉，将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倒不这样认为。梁此时已年逾二十七岁，大话讲了多少年，有时连他自己都会被欺骗了。他最擅长就是大话，改变它不仅极其困难，而且未免可惜，不如顺着这条危险的道路找一个成功的突破口。我想起了另一位同学，他的大话在北大是出了名的，毕业时他觉得我的建议对，去了北京广告公司，挑起一摊业务，后来往返与中美之间，活得也不赖。于是，我支持梁投身广告业，施展自己的本领。广告，需要的正是大话。 二十六岁，重要的不是改变盘根错节的性格习惯，而是利用它。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继续反对父母 继续反对父母，还是招安和好？ 我们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天天与父母生气。自己已经是一个十足的成年人了，完全可以压制自己的怒火。我们的精神也因为工作而变得疲于应战，我们的神经已不再那样敏感。少年时，当我们用肺腑之言发问时，他们曾用陈词滥调来反问。久而久之，我们便打消了梦想有一天他们会像朋友一样懂得我们的心思。我们也深知，父母只有有了与我们同样的感受时，才会具备和我们谈同一件事情的资格。然而，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具备。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不足，并对长辈愧疚，抱以歉意，看一看西方社会学家为之惊呼的“社会四大危机”——失业、吸毒、犯罪、学生骚动——我们已应有尽有。 年龄的增长，又使我们多少与长辈有了某种沟通感，在许多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十九岁的孩子与父母发生冲突，我们竟会有一种去调解的冲动。看见自己一岁的女儿喁喁私语，艰难地学习表达和行路，我们对父母的看法又有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变化。这时候，时而与父母短兵相接，只是由于坏情绪在兴妖作怪。 对于代沟问题最现实最省事的解决办法，就是到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去生活，隔离开习惯、性格、观念信仰的冲突，并让长久的别离轻托着时而涌动的思念。不过，住房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上辈人的陋室状况仍然是巨大的包袱，压在建设者的肩头。于是，绝大多数的二十六岁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而这时，我们的婚姻却又在家里增加了一个大活人，也许不久还要添了一个小生命。如果增大了的家庭还是不能改变剑拔弩张的对立，那这个大家庭的集体生活就未免太难过了。 因而在坚持自己，还是服从父母这个问题上，抉择是必须柔和的。如果我们想作个窝囊废，逆来顺受便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但如果想继续在风格上与父母保持不同，我们只能选择抵抗作为暗流，潜藏在柔顺的方式之下。我们的选择，实际上，不是在剑拔弩张和逆来顺受之间，而是在明波暗流和窝囊废之间。 假如我们还寄居在父母大人的房间里，理想的方法，就是避免在大问题上以及其他跟生活无关的事上与父母发生争论。至于生活问题，企图说服父母理解自己，那是白日作梦。我的睡眠时间是凌晨两点到次日上午九点，每天共七个小时，不比常人多，我常向父母解释：“这不是懒惰，而是一种与你们不一样的规律性的习惯。”可是这笔简单的算术帐，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算清，总认为大多数时间被我睡掉了。此类问题，如果不想屈从于他们，最多也只能是求得他们的宽恕，使他们别总是每天批评自己一遍。这样，我们也就该知足了。 认为和自己不一样就是堕落，不合规律，应该改变，这是父辈从封建家教中得来的思想传统，是很难改变的。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始终认为小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大节，因此他们更愿意把目力放在小事上，所谓“防微杜渐”。他们也常常是从一些琐碎小事中寻找可以否定我们整个人生的结论。这与西方评断人才时着眼于大业而很少吹毛求疵的传统，截然不同，实际上也违背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开明时代的祖训，比如《史记》里说的“大行不顾细谨”，曹操奉行的“重才轻德”。不过，父母能缄口不言，甚至看不惯我们还忍气吞声，已经相当难得了。实际上，两代人的愉快和个人的新生活准则都是重要的。我们要维持这种愉快，就必须要牺牲掉一些自己的东西，在形式上作出让步，并且不要把家外的东西带回家里来培养。 结婚，还是独身？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阳光明媚 婚姻在每个年龄段上有着不同的味道和颜色。如果十八岁能有婚姻，该是阳光明媚的。而二十三岁的婚姻属于理所当然，但婚后不久便会发现平淡。二十六岁的婚姻是仓促的，婚前就已经觉得后悔，但并不因此而毁约。三十岁的婚姻是艰难而多桀的，条件也要得现实，好收入，稳定的工作，初具规模的社会地位。三十五岁的婚姻是迟桂花，温馨得很，缠绵得厉害。四十岁以上的婚姻，按钱钟书的说法，是着了火的老屋，扑也扑不灭。 从生理上以及从促进心理成熟的角度而言，十八岁应该是婚配的最佳年龄。如果从心理成熟度、责任感、经济能力上讲，二十五岁结婚最合适。而如果想体尝到青春婚约的滋味，二十六岁已是最后一站。错过了这个机会，漫漫的等待和变了调子的颜色就会与我们的心理不相适应。如果这个年龄时我们还在结婚还是独身的问题上犹犹豫豫，那么弊端就会出现，一些人后来终于捱不过岁月的消耗，匆忙寻一个配偶，将就终身，另一些人不得不过着独身生活，而内心里却渴望家庭，还有一些人，灵魂在街头昏暗的灯下流落，六神无主地不知去向。 渴望家庭温暖而结婚和酷爱自由而独处，都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渴望家庭而又不能拥有，乐于独居却被迫婚配，那么这种勉强的生活则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孤独，需要拥抱，凡事总须有人帮助商讨，如果我们不能对身边走过的对对伴侣所传达出的诱惑漠然处之，不能抵抗住适龄而婚的传统的催促，同时又发现了一个被自己爱慕的人出现在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应该结婚，并以家庭的形式滋润自己的灵魂。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热恋过去后的平淡、夫妻纠纷的麻烦、家务负担，但至少对自己的寂寞，家庭的建立是一种最好的安慰。 假如是处在这样的心态下，独身状态便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所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该静静地想想看，为什么我们那样期待家庭，但却没能实现这个心愿，不妨翻翻这本书的前面一些章节，检讨一下自己的性格和爱情方式。 否则，今后的日子将苦不堪言。 不得已独居的男人，往往在花费上为追求轻薄的快乐，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和大量无可收益的时间，他们大多数人在中年时期便出现了时断时续的阳痿。女性的反应就更为恶劣，会变得异常怪僻，神神道道，善变不定而易冲动，恋爱中疑神疑鬼，惧怕失败，手淫使声音变粗，并且早早处在了更年期心态。 大凡独身者，都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A．失意型：包括暂时或永远没能找到适合的配偶的人。 B．缺陷型：包括粗心大意的人，无性趣或过分胆怯的心理障碍者，生理缺憾者。 C．变态型：包括纵欲者和同性恋者。 D．信念型：包括新生活论者，禁欲主义者，婚姻坟墓论者，奋斗者。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婚姻生活 实际上，失意型的人都应该努力寻找归宿，去过婚姻生活。 缺陷型的人，生理和心理不甚健全。对异性同性都没有兴趣的人，缺乏作人的灵犀和柔情，反感性的人则怀有仇恨注视着世人，胆小如鼠的人实际上对性与婚姻有着强烈的欲望，但他们却让这种正大光明的愿望，躲在黑夜里。 变态型对于中国的公众生活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陌生。在中国，露阴癖患者和由于精神问题而导致的极端纵欲者，会被关进拘留所和监狱，而不是被交给医生。实际上，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为人谦和而本份，甚至是社团的模范人物。同性恋问题是个棘手而复杂的课题，一言难尽，我们很难断定这种天性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是真的有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常常被议论为令人恐怖的怪人，在别人的戳戳点点下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因而他们的心情是阴郁的。 在信念型中，禁欲主义者在花一般的世上，却抱着吸引自己和其他人过那种所谓的“纯洁生活”，因而婚俗在他们眼里是一件罪孽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家庭的任何积极意义，也不认为夫妻情爱是一种美和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仅仅认为，婚姻是一种发泄性欲的合法出路。把婚姻视为爱情的坟墓的人，对于婚约有一种颇为浅薄的批判意识，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多半是因为自私和轻浮，在一段浪荡的独身生活过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鱼尾纹比别人出现得早，皮肤也失去了水分和光泽。而那些为了伟业而远离人爱的君子，成功之后自有一番得意，但在日夜奔忙的竞争中，他们就像独臂将军，一只手要充当两只手的用场。 看来，只有一种人堪称健康的独身者了，即，新生活论者。他们作好了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的准备，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自己面对疾病，自己作三餐，换煤气罐，交水电费，清洗衣物。他们和自己钟爱的异性伙伴们过着自由自主的理想生活。 他们建立起单身家庭，并努力着，欲与传统的夫妻家庭平起平坐。以此，他们求得了家庭中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他们拥有自己的性伴侣，并认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方式，更利于长久相爱。 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来说，爱和孤独都是享受。对于健康的独身者而言，能够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无论多少风雨都一肩担当，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幸福观。但是，由于独身主义有悖于千百年来的婚姻传统，因而呈现出了特殊的复杂性（此问题将在第五部分细论，这里不作更多的阐述）。 一九九一年早春，我在李银河博士组织的一次独身者调查中，结识了二十三岁的高和十九岁的马，她们都决计要过独身生活。高认为婚姻是坟墓，马觉得自己秉性多变，不可能专注在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不使她们反感，我曾小心翼翼地告诉她们，因为没有面临社会习惯和父母催促的真切压力，没有感受到活生生的性的热烈，没有成年人那种找不到听自己说话的人的孤独，这样的时候谈独身，未免太早了。应该到二十六岁，当情感经历已迈过一道门槛，过去的都已化为经验，未来的已可以眺望，那时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该独身。而二十六岁之前，很多人都曾有过不结婚的打算，但跨过这个年龄，却纷纷一笑打消了那些少年的呓语。 当然，高和马都没等到二十六岁，而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先后结了婚。 二十六岁真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唯美主义已不再是择偶的首要要求。年龄告诉我们，闪光的不全是金子。我们还悟出，脚踏两只船实际上并不会鸡飞蛋打，它的结果有害于他人，却对自己有利。我们已不热衷于了解配偶的一切，以便保存心底的安静和对美丽假象的钟爱。突如其来的爱已再不可能像十八岁时那样，迷乱我们的心房，我们可以放下它去作工，回家之后再拣起来亲昵。 二十六岁，工作、性格、婚姻，都应该是某种终结。由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岁月便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去领略新的局面，用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筹划未来的日子。 二十六岁，我们见到老朋友，常常叹息说：老矣，老矣。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我的心呵，我的心 我的心呵，我的心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写道：“当今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人忽略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稍有灵魂的人，在自己内心都隐藏着一大堆秘密。这不是因为不愿意说，而实在是没处诉说。”在青春初期，因为父母和我们的心完全不同，我们曾去找知音，向他们诉说。但是后来，知音们有了自己的事情，跑到了别的领域，或者跑到了国外。我们心中的秘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刻，可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新知，找不到地方去宣扬。 真不知是我们自己的心出了毛病，还是别人愚蠢。于是，当我们看到舒婷回答顾城的寂寞时写下的那首诗，我们会被打动。诗的名字是《也许？》，其中几句是——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终点。我们养育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又悄悄埋葬了它。 这时，我们对不理解自己的人已不那么愤愤不平，反倒可怜自己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们也不再寄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撞见一位“知我者”。而此时，凡是相见恨晚的人，又都是相见匆匆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老情人一般总能猜到我们会作什么，但为什么要这么作，却说不清。有时，我们会恨自己的口才不尽人意，恨自己懈怠，也恨自己敏感。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哥德说：“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 二十六岁时读到它，倍感伤心。 在恶劣的人民中 为了求得全面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曾想出走，躲开和自己相亲的朝夕不舍的人们。想到离开他们，我们不但不悲泣，反而雀跃欢欣。 我们想躲开讨厌的人，找一片桃源。躲开那些自命高贵，或者生就高贵却丝毫不具备高贵心灵的官宦，躲开那些拼命打探我们和小姐单独在屋子里作了些什么的大妈，躲开那些妒忌我们的才华，打算把我们拉回到他们跟前以使我们不超过他们的同事，躲开那些没完没了企图占我们便宜的亲朋，躲开那些心平气和地占用我们时间的职业宣传家。 也许，一旦我们不能压住被他们激起的怒火，回敬了他们，那么战斗打响时，命运就会借他们的手，把我们安排在九死一生的地面爆破队。也许我们没有保持缄默，对经理的计划提出了异议，断送了他暗地里的一笔小小的回扣，那么不久后，我们将要走向失业者的行列。也许只有几秒钟的疏忽，接了一个电话，另一个出纳便拿走了我们刚刚收下的400块钱。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闭紧嘴巴，挣扎着向上生长，而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终身的事业。讨厌的人分布在上下左右中，无所不在的领域里，而在一个有法规却没有法权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们却时刻可以消遣我们一下，就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而我们却不是。正像北岛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在阳痿的土地上 在阳痿的土地上 一七九二年，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她那光辉灿烂的《维护妇女权利》之后，本来就已在逐渐减少的父权，终于在文明史中开始全面退却，男女平等的口号日益喊响，甚至超过了限度。在很长时间里，西文绅士们尊奉着“妇女优先”（Ladies First），在男性握有大权的同时，施舍给女人们一点礼节上的面子。但是今天，女权主义者们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男人们的这种居高临下的照顾。一个英国女人曾对我说，她喜欢来中国，中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理由是，中国女人要和男人们一样去挤公共汽车！然而，早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之初，当女权主义者热情地鼓励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和男人相同的职业时，爱伦凯女士就曾指出，这是把两性平权误解成了两性功能相等。她主张，女人应该在争得平等权利后，回到丈夫的家里，以自由人的身份从事其最重要的天职——爱和养育后代。 但不管怎么说，从法国大革命至今，西文妇女权益是西方女性自己通过漫长的苦斗一点点得来的。与此完全相反的是，中国妇女革命是由男人发动的，妇女地位也是男人们拱手送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男人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和政治斗争，相互之间重创着对方的阳刚性格。于是，他们解开了女人的小脚，却为自己封上了嘴巴和心灵。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国的男性血气已全面萎缩，以致于刘晓波博士在他的一部书里尖刻地评价说，在中国，男人能早泄就足以自豪了。这是一片阳萎的土地。在这片人口众多的土地，就业机会少得可怜，而且一半以上为女性占据着。与此同时，英国的在职女性却只有37%。 一九八九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短期大学部的70位学生来华观光，那些女学生常常问起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女人要终生工作吗”，“她们必须和男人较着劲干吗”——言外之意是：“女人本该是女人呀！”这些女孩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人生，勾画好了体现着对丈夫、子女、社会责任的奉献图式，她们当然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些中国女人竟为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忙碌得必须把孩子送给别人全日托养。当然，中国人也不大理解为什么山口百惠一定要为三浦友和退出影视圈。 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召唤下，我们的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奔忙着。她们也曾有过萧红的那种感触，“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除了要与男人作相同的社会工作，她们仍然要承担那份沉重的家务，这就是女性解放的现实。她们拖着跟男人一样疲惫的身体走回家，懒得说话，但仍须走进厨房。另外一些打算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女强人，她们无法像撒切尔夫人那样，为了显示自己是女首相而精心打扮，她们只能极力掩饰女性的自我，穿一些不大显露性别的服装，用五大三粗来表达自己不亚于男性官僚，用男性化的举止维持自己的权威。 另一方面，男性的魅力在锐减，。论是心理上，还是形体上，合乎规格的男人要比女人少得多，以致于七十年代末在各种青年报刊和妇女杂志上，出现了大量文章，要“寻找高仓健”。八十年代末，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曾说要表达一种敢爱、敢恨、敢撒野、敢追求的“活法”，但我问很多男人是否知道这部电影的含义，除了读书人，其他人一概不知其所云。 中国的父亲们从没有教会儿子去大胆追逐女孩子，没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谈及与性有关的经验，而完全使之受着和女孩子一样的教育，只是说小便的时候不用像她们那样蹲着。这种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教育”，使女性越发任性，男人越发女性化。在中国，女人遇到困难时常想，我要是男人就好了。而男人却偏偏从小就没有放弃过作小女儿的心理，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周作人、刘半家、巴金、柳亚子、巴人、赵景深、孙席珍、郭沫若都曾用过各种各样嗲声嗲气的女性笔名，反倒是冰心曾用“男士”属名了她的文章。 在出国大潮中，心思恍惚的女人要比男人多。说男人是有根的，不如说他们胆怯于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女性却乐于这样作，嫁给一个蓝眼睛，去看曼哈顿的灯火。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不良的预感 不良的预感 二十六岁时心灵里有一种杞人忧天的情绪。 我二十六岁时曾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世界活不长。”你看，在那漫无边际的星宇中飘满千百万巨大的石头，当地球人可以掠过这些星体时，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严寒和酷热。尽管毫无生息，但它们却有一番处女般的静谧。唯独地球沾满了独一无二的病菌，患着大病，那菌体就是人类。现在，他们仍在大量不停地繁殖，建筑窝巢，排泄废物，侵吞别的菌体。我曾想，有一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要洗洁这块肮脏刺痒的皮肤时，会天降百年大雨，结束一切生命。我坚信，天文家们关于“地球只有45.6亿年的青春年龄因而不会近期死亡”的论断是有欠缺的。许许多多死在壮年的人体，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无法抵制疾病。现在，科学为人类插上了翅膀，可上九天揽月，去破坏臭氧层，也可以伸触到含油层，掘取上百万吨的石油。是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替代品，缓解对自然界的破坏，但这正如一个纵欲无度的人，不得不在青春暮期求助于各种补药以济未老先衰的机体，目的还是去纵欲。 二十六岁还容易察觉到人欲横流。 我们知道，性爱是一种无政府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就会不安于风俗或体力的限制。想一想那些花枝招展在电脑旁边的公司女秘书，望一望迪厅里没有工作却活得开心的坐台小姐，只要有几分傻大胆就完全可以与一个异性在见面的第三次走向床头。忠贞观，在我们全面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打扰我们的神经，破坏生活。我们活在惨兮兮的自信和战战兢兢的狐疑之中，甚至怀疑自己的伴侣也一定作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古的世道只能使人暂时开一下心，继而便坠入深深的郁闷情绪之中，并为这个世界强烈担忧。 我们盼望能有一段时间使自己得以锻炼，充分补养，以便有一天醒来时我们的身体和精力都会好起来。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那样一段闲暇，没能恢复那种活力。我们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处于疲惫困顿状态，以致于我们真的怀疑青春是不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光要与精力衰竭斗争，还要克服来自遗传的生理不适和童年留下的疾病与隐痛。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完了，自己也完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不良的预感是怎么回事。我们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好，把现在看得比什么都糟，而情愿把明天描绘成地狱。可是没办法，忧伤的情绪缠绕着我们。为此，我们谱写了许多令人心醉的流行歌曲，并为之陶醉。 在个人生活时，纽约歌剧院女指挥西尔丝说：“我并不幸福，可我快乐。这有区别，一个幸福的女人是无忧无虑的，一个快乐的女人有烦恼，有忧虑，但她懂得如何去对付它们。”可是在中国，我们却很难清楚地区分开快乐和幸福，对快乐和幸福都有一种与自己无缘的感觉。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多么小的空间呵 多么小的空间呵 一九八零年有一次著名的大讨论。那年五月，两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合名“潘晓”，向《中国青年》杂志投去了一篇困惑的书信。他们写道，自己刚刚走向生活时，“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们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然而，“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于是，他们在信的结尾，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感叹：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今天，也许肯定是比那时好，我们现在要到二十六岁才会有一种穷途末路的伤感袭上心头。这一年梦灭，与从前的自己判若两人。我们闭上眼，挣扎着想作些好梦，可是窗外太阳已高，我们无法再睡着。在那清晰的阳光下，人生的意义显得那样单薄乏味。每一天，我们要在睡意最香最浓的早晨，被一阵最不愿听到的闹钟叫醒，我们昏沉沉地洗漱，来不及安稳地多吃几口早餐，便急匆匆奔向办公室或车间，在八小时满负荷地磨洋工之后，换得一笔仅够生存的收入。我们在一年里仅有的几个可怜巴巴的假日里，望着成长的孩子，时常想，他们将来也要有这种无聊的情绪吗？这一切竟与我们童年向往的理想生活，相距得那么遥远，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天天穿越狭窄的里弄，我们散步和驰骋的天地以及我们栖居的住房竟是那么窄小，令我们绝望。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生理，安全，归宿，尊重，自我实现”的人生五种基本要求，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究竟哪一点接近了它们！看着那些从缅甸飞到加拿大，从北京直往埃及的西方人，我们有时强烈地感到自己难以称之为“人”。由于没有一点把握能使自己的后代称为“人”，当然也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长辈那样的责任心，我们许多人决定不给世界留下自己的孩子，免得在他们遇到同类痛苦时责备我们竟狠心地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 我想起李书磊博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发出的一声长叹。那时，他每每学习晚归，回到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面对拥挤的床和灰暗的蚊帐，以及小屋的天花板，他感到压抑。后来，他写下了很短的一篇散文《我们的空间》，记录下了他坐在上下连铺的床头所领略到的心事——我们的空间，多么的小呵。 这就是大多数二十六岁人所觉察到的一种自然的感情。 二十六岁是反省的一年。这是因为人过二十五岁，从时间印象上看，有了一种走过一半路程的感觉。这时，二十六岁也就自然有了一个停顿，我们打算回首一下，再感知一下未来。 二十六岁，比哪一年过得都快。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丧失的容颜 第五部分 新世界从未到来 （27岁—28岁） 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 ——林语堂《人生自然的节奏》 丧失的容颜 有一天，我们突然病倒。康复后，对着镜子，发现额头上怎么也消除不掉的皱纹，眼泡和鼻梁的皮肤已经松弛。这就是中年的征兆，它趁我们不注意，不期而至。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堆积在眼角大量的鱼尾纹，是不是在渐渐消褪。可是，日复一日，它们毫无去意。 这时我们有了中年人的所有慢性病。这些痛苦无一不是青春初期和少年时代没能听从教诲而大意于保健造成的。关节炎，胃病，鼻窦炎和头痛，腰酸腿疼，窦性心律不齐引发的严重心悸，只要一丝疏忽，它们就会跳将起来，把自己打翻在地。我们的床边和书柜里，多了三五本医学手册，女性已从初为人妻时一直搞不清孕期究竟在哪段时间的女孩子，变成了自己和丈夫的保健医师，并爱吃药和补品。我们曾为二十七岁就已沉疴难起而感到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能享永年。我们试着坚持跑步，可是三天后便发现，自己还是那个缺乏毅力的人，难于像那些濒临死期的老人们，为享受多一天的阳光而花出大半天时间去锻炼。我们抽时间加入一个不需要毅力的健康团体，或者试着跟公园里比比划划的人们练套道家玄功，但不久却发现，这些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牛皮大王，纯粹扯淡。我们时常老老实实地花钱看医生，不再像二十三岁那样打算把小病挺过去。 这时牙黄了，脸上没有了光泽，笑的时候充满细小的褶皱，近处看会发现毛孔粗糙。这时记忆力在下降。女人们经历过生育的苦痛和辛劳，大多数人已无法恢复豆蔻年华时的身形，脸上出现了隐隐的斑痕，需要依靠化妆来掩饰。这时，睡眠更沉重了，但却更加挑剔床的舒适和环境的安静。轻微的神经官能症使我们不能上床便睡，由于轻微的响动，或者第二天有件令人兴奋或紧张的事要作，我们就会惊醒，难以再睡。我们头昏眼花地爬起来，借着月光抽支烟。在那忧郁的烟雾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凄清，一种与青春不相称的感觉。望着熟睡的二十一岁的小弟弟，我们感到自己已从丛林普遍的高度耸出了没有遮盖的头颅，承受着风的鞭笞。我们相信，青春结束了，而这种结束又是一切事物的终结。我们已失去了价值和轻快的全部生活，我们已不再有向往和奋斗的权利，没有人再需要我们了。借着如水的夜色，我们会想到幽灵和另一个世界，想到遥远而飘忽的死亡。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与死神交谈(1) 与死神交谈 重病时，我们猜想死神就站在床边。一方面，我们抱着自己不会死去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却又疑心自己就要完蛋了，会一睡不起。我们多次想爬起来，在临死前把所有秘密一把火烧掉。这时，我们第一次有了机会真正贴切地想到“死亡”，把握这个概念的实在意义，去思索它。或许，这对我们康复后的日子以及未来的人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就像弗洛依德在《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中写道的：“你想和平，就得奋战。”我们可以恰当地将这句话意译为：“你想长生，就得准备去死。”就着这股劲儿想下去，只为了中年时代，我们不会因为去看望一位朋友而在她的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只为了预知一下时光的冷酷，以热爱短暂的生命。我们最好睁开疼痛的眼皮，把手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抽出来，别怕冷，凝望着它，想象一下，这只丰润却因为久病而变得昏黄的手背，有一天死神会使它变得苍白僵硬，没有痛神经，最终变成历历白骨，化为尘泥。 触知死亡，是开启悟性的最好经验。 二十岁的时候，妹妹写给我一封急信，说我那感情笃深的大姨在弯腰拿面盆时，倒在沈阳我儿时嬉戏的土炕前。她一生苦难，却乐善好施，那菩萨般的软心肠使她在每一次的电影观赏中都要静静地流泪，但却没有一次在恶人面前保持过沉默。她膝下无子，却养育了我的母亲，两个饥荒年代收养的女婴，还有我和妹妹。她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能识字。她活得清白，走得干净利索。我能相信吗？走得最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那时，我忍受不了同舍人的嬉笑和无忧无虑，日夜坐在寒冷的湖畔，荒芜了那期考试。我凝望着封结的未名湖水，望着发亮的皮鞋下凝冻的黄土，第一次感到大寿和人生的不同。 二十三岁，我来到北京三露厂供职。四十九岁的梁把一切欠物交还给我，和冯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二天，冯从洛阳打来电话，告知梁病危。半小时后，梁过世。数天后冯回来时，梁和一大堆冰块躺在车后。翌日，梁从殡葬场回来时，已变成了一只铮亮的匣子。当办事员不得不承担了把那只匣子从拉达车上捧回厂长办公室的责任时，他含羞地偏着头，微微泛红的脸色像是在说：“我只不过是不得已才沾上这滩臭狗屎的。”走廊里，所有的女服务员佯装惊叫，躲闪着这个生前与自己熟识的人。入夜，别人都已回到各自的家中安睡，我却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写着悼词。地面一张暗红色的地毯，身后放着那只匣子。凌晨任务完成后，我在幽暗的座灯下打开匣盖，里面是半盒充满蜂眼儿的青灰色碎片。这就是梁吗？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爱看言情录像的人，七天前把录像机和几盘带子刚刚还给我的人，还有三种化妆品的新配方。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一种归宿，就像《圣经》上说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复归于尘土。” 后几年，我熟悉的许多普通百姓无声无息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早年近邻的两位骠悍的老哥，严和杨，一个是骨癌，一个是脑瘤误诊，一一死在青春壮年，带走了“其鸣也哀”的歌声和熟操三种外语的头脑。还有一些生前曾会见过我的著名人物，王力、朱光潜、鲍昌，一一命归西天。我知道了死亡并不择人而释。 二十五岁时，我永生难忘的一个人倒下去了。屈玉德教授，一个坚强地从政治迫害中走过来的了不起的女人，在与咽癌持续了十多年的斗争后，终于败北，与世长辞。长期的痛苦毁坏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和发声器官，她竟使用鼻音，面对刻薄的北大学生，讲授了十多年的民间文学。记得有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本来就不乐意听到教授那难捱的鼻腔的学生们，这下就更不愿那么早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去上课了。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时间过去了，一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地坐着七个学生。她没有像往日一样点名，把没来的人记录下来。她望了望窗外的风，低声说：“有七个人，我也会一样地授课。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当时，我们七个人都很难过，课后向没有来的同学讲起这些，大家后悔了。我一直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二十七岁时，我感到时间一刻不停地从指间、从耳边流走，像穿越篱笆的风。我站在阳台上望太阳东升，送其西沉，仰观它留下的冷却的穹隆，像站在大河岸堤的孔丘一样慨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年龄，处在生和死的中间地段，对生有着朦胧的记忆，又遥遥闻到死亡的味道。我便猜想过自己将如何死去。据说，林彪说过一句很中听的睿语：评价一个男人，一要看他选择了什么样的妻子，二要看他选择怎样的死法。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里也说：“一个人的结局，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我对许多友人说过，当我认为自己快要不能自由行事时，我会像海明威似的，给自己一下子，但不会像他那样残酷，最好只是给自己一把药片。因为，我想告诉上苍，我已结束了我该作的事情。我还想给人们留下一个与活着的时候一样完好的印象，而我的一生都是健康和自立的。我还想告诉后人，我不打算赖在世上不走，占据他们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上，健康赴死的人不多，比健康生存的人还要少。 二十七岁的人，对死亡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想法：一是惧怕它突然而至；二是认为它遥遥无期。可是，每个七十岁的老人在他蹒跚走向坟墓时，都还依稀记得儿时的光景，而每个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有恍惚一世的感觉，不知何以这样迅疾地走完了几十年的路途。我们花了不算太长时间，走完了二十七年的第一段长路，第二个二十七年比第一个似乎时间还要短，第三个二十七年正是大多数人的死期。那时，时间简直是向终点跑了起来。因此，那些看不到死亡威胁的人，实际是很不聪明的。很多人不久前还蹲在街头的路灯下，喊杀着象棋，一副决不服气的样子，不久后便已白发染鬓，口齿不清了。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与死神交谈(2) 不过，那种过于怕死的人，又显得极为可笑。他们还在青春的时候，坐在脚踏车的后座上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实际上，健康的人既能以挽留时光来珍视生存现实，又能把死亡当作是自然的东西。比起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的“引导到凄凉坟墓的道路有许多条，条条是阴森的”，我们更喜欢休谟，他想到死后不再存在，与他出生前也不存在一样，没有更多的不安。是呵，凡人有时真可怜，他们并不在意李唐盛世时没有自己，却为二十一世纪自己必然消逝，感到万分恐惧。 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敌人，我们只是在它试图过早地伏击我们时，才选择了向它作战，就像屈教授那样。 面对死亡，我们首先可以像休谟那样想，我们的过世就像大唐王朝时没有出世一样，无足以怕。其次，当我们有些倦态地陷在一张沙发里，满足于收获，渴望休息时，回首自己劳累和愉快的一生，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没有得到抚慰以至非要拒绝死神退场的要求呢？我们不必为终有一死而不爱人生，人生正如一个晚会，它的用途是把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愉快地消磨时光。没有哪个健康的人会因为舞会无法永远继续下去而认为收到请柬是一种讽刺，只有林黛玉那样病态的人才会因为害怕散场而弃绝一次热闹的宴席，也只有那样的人不会对世界微笑，不会从容地离别和长辞，因为他们没有尽兴，在告退的时候感到有许多东西被落下了。第三，死后我们依旧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没人请我们来，也没人要我们走。起初，我们已存在于祖辈的身体中，存在于枫林间，我们是6000万个精子中的一个，由于偶然的邂逅，与来自母体的一个卵子结合，后来我们便在母腹的一个不见阳光的小角落膨胀起来，把大量的米谷果水转化为人的模样。九个月后，我们再也忍受不黑暗，躁动着穿过世间最狭窄的甬道，无所畏惧地闯到生活中。我们是大自然和祖祖辈辈的结晶，我们的身上或许承接过亿万年前一颗彗星从太阳边缘撞下的一粒物质，一片桃林的几只果实，天上的冰花流雪，地上的兽毛和尘埃。我们之所以畏惧借形于万物的躯壳还形而去，完全是因为人造文化的影响和对死法的忧虑。记得二十岁时去洞庭湖探望八十一岁的老祖母，在繁星低垂的夜幕下，她坐在河堤上，说很想去北京，“威武地死”。后来，我发现伯父和姑妈们似乎并不在意祖母会听到大家议论她的死，而祖母自己也愿意兴致勃勃地听到别人的意见。这些朴素的农人们触及死亡时，黯然的神情要比一直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少得多。死对于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特别是在和平而安乐的年代里，他们不担心死得委屈而痛苦。因此，他们看待死的苦处，并不比看待婴孩穿过阴道以求生的苦处多多少。他们日日犁锄在离祖坟不远的稻田旁，并且淡然地对待这种比较。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也在那里，没有走得太远。实际上，对于死亡，那些真正超越了文化的人比起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看得更为真切，麦尔维尔说：“我的身躯不过是我本体的残渣。”是的，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副躯壳，再度飘归自由的风，而那残渣化为尘迹，化为土肥，结成别的形式，构筑起别的生命。感觉一下我们手抚的白杨树，说不定那上面就有自己祖先的细胞，而今它依旧承受着阳光。 有了对悲观的这些乐观认识，我们就不会战战兢兢地去度过晚年，更会很好地对待即将到来的中年。我们不妨真的一个人骑上自行车，找个远村的坟地，静静地坐在正午的阳光下。那里，香柔的炊烟轻缓地飘过，燕子从茅草棚里吐出呢喃。远处耕牛在叫，猎号在响，却再也不能唤不醒地下长眠的人们。但他们的玄孙却在不远的棉田里清理春天第一批野草。长眠固然舒适，但想想同时失去的东西，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暮春，热爱生活的权益，去听、去说、去写、去唱、去跳舞、看大海、听雨声、享受一切活生生的事实，因为时间过得匆匆。 二十七岁，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还远远不够。除此，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时间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在大地上永驻，却不能在时间里永久地行走。 为此，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中说—— 我们感到，时间的延续像一条我们无法逆行的小溪，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就像我们感到的那样，它是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本质。 热爱生命，不仅要爱自己的身体、土地、川流，也要爱无声流淌的时间。十八岁时，我们不是认为青春十年的路是漫长的吗？可现在，在十年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觉得短短的十年是漫长的吗？时间是个怪物，在人生的后期，它会越走越快，直到飞跑起来。此外，就像二十世纪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一样，人生的三十岁生涯和中年意识往往在二十七岁就已开始启步了。这时，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 在青春将尽的岁月里，必须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这时，我们在事业上的努力，呈现出静态，有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常常让观察守望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然后等到百分之百可以成功时才一跃而起，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把胜利抓到手里，然后又去观察守望。我们总是把交谈限制在最少的程度，不再把理论和历史搬到实际的小问题中，而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它。我们再也不会为一个毫不重要的论点与一个偶然遇上的人争论大半个夜晚，第二天还在对那个人辩论中的错误耿耿于怀。我们总是在倾听，很少表达自己。适当的时候，我们会打起呵欠，表示自己的冷却。对于工作关系中暧昧不明的东西，我们变得容忍，既心明眼亮，又秘而不宣。 我们放弃了个人奋斗的原则，把那种壮怀激烈的个体方式转移到集体的合作之中。我们已不打算单枪匹马地一鸣惊人，而是进入社会轨道，默默地以稳健的办法向高层次潜移。这时，工作牵扯我们的精力说大又不算大，我们总是静守度日，说小又不算小，因为我们为在既有的位置上站稳脚跟，操碎了人事关系上的心。这段时光，除了家庭情感问题之外，人际算计超过了工作本身的操劳，成为成功的代名词和中心环节，也成为生活中不起眼又离不开的东西，轻描淡写，而又举足轻重。 这时，与上司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一切—— ★ 尊重上级的权威：尤其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决策的得失，而是承认他们有调派、指挥、控制、评定工作水平的权力。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一句客观的评论，总会被一些人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上司，所以“闭紧你的嘴”是一句很好的箴言。不要当众纠正上司的介绍和决定，有时我们这种冒失会一下子打破他们故意设置的错误，也会损害他们的面子。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草创未就时，有过这样一个小小故事。那时，所有员工都与徐经理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有一天徐经理送客时，对一个爱斤斤计较而又至关重要的客商说，他的车前天坏了，被司机开到修理厂修配去了，所以抱歉不能送他，说得情真意切！实际上，徐只是想让司机好好休息，明天凌晨要安排远行百余里。但，一位新来的推销员善意地提醒经理：“车昨天就修好了，现在就在楼下！”结果，他的好心造成了极大麻烦。记住，要养成单独给上司提建议的习惯。 ★ 你不会马上获胜：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而言，“马上获胜”的自我评价，尽管可笑，但情有可原，但对于二十七岁的人来说，继续存在这种想法则显得过于天真。这样想，只会使自己屡屡失望，认为劳而无获。生活的真实面目是按部就班的，而为官的人又常常是冷酷、吝啬、轻诺的，因此不要被事情刚开始时的欣欣向荣的假象所迷惑。此外，别认为上司会主动给我们一方职位和多一点的经济实惠，这些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去反复和他们申要才能得到，而且他们并不因为我们为自己争利而轻看我们，也不会因为从来不去争利而喜欢我们，他们总是把一些小利丢给急红了眼的人，以替自己解围。要记住，等到自己的要求被上司明确否决后，再去磨洋工。 ★ 甜言蜜语使人笑逐颜开：上司一般都喜欢假装民主议事，自我标榜。实际上，越是不厌其烦宣扬自己爱听意见的长官，越是爱听颂词。如果我们能给他们一连串肉麻的赞扬，他们就会像被我们牵动着细绳的木偶一样，为提拔我们而忙碌起来。假如我们批评了他们，那无异于在他们心底那本来可以因为甜言蜜语张开一枝花朵的地方，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早晚有一天它会收拾我们。 ★ 掌握一柄杀手锏：上司对于能为他独当一面的下属，总要更为尊重和关心一些。如果我们能够独立主持一项非我莫属的工作，那么当一些意见不被采纳时，我们便可以亮出杀手锏，以辞职相要挟。 ★ 节省上司的时间：不要在上司的办公室里泡时间，更别坐在他们常坐的地方，上司在业务中有很多秘密不想让我们知道，在那里逗留会妨碍他们。 ★ 与上司的夫人和亲信搞好关系：与这些人搞好关系，实际上就是与上司本人搞好了关系。我们必须忍耐他们的傲慢无礼，因为反抗他们就和反抗上司一样危险，甚至更为甚之。不要在上司面前抱怨他们的不是，否则情况会更糟。他们之所以成为亲信，正是由于上司的纵容，而我们尚是圈外人员。去一个新地方工作，起码要到一年以后，我们才会被亲信们当作自己人。另外，别在他们面前争揽过多的任务，应该隐忍地做他们的助手。在我们羽毛未丰的时候承接过多的业务，绝不可能得到经济上和资历上的好处，反而会引起上司亲信们的猜疑。此时，我们拿不到回扣，但却往往被认为已经拿到。如果你想长久生存，就要避免提早介入广告、供应、技术秘密、财务、赴闽粤推销等最容易被猜嫉的领域。记住，那些升迁的和日后作了大事的人，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大张旗鼓的人，他们的功绩少而精。 ★ 搞好越级关系：泰普特行包装部有一位出色的青年，他是一个最下级的营业员，但却以才智打动过芝加哥商业大亨菲尔特。当时，为了得到更重要的职位，这位青年曾接二连三地向自己的监工提出过，但屡屡被拒绝，于是他不得不通过菲尔特的直接提携，去改变怀才不遇的境地。事后，菲尔特质问那个监工和棉织部主任，为什么不提拔这个青年。回答是：“没有人能代替他，其余的包装员都不行。”过了四十年，监工和主任依旧是监工和主任，而那个青年却创立了世界上著名的塞尔弗里奇公司伦敦百货商店，他本人就是塞尔弗里奇。当我们的直接上司明显力量不足，或者缺乏眼光，属于那种不能带领自己一同迁举的平庸之辈时，我们要巧妙地通过各种机会，与他们的上司直接联系上。但中国毕竟不是英美，所以对待越级交际这个问题，就越发需要巧妙，需要以不伤害自己的直接上司为前提。但是一定要记住，别让平俗的上司，贻误了自己。 比起与上司的关系来，与同事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重要。与上司的良好关系使我们的工作状况变得更好，与同事的良好关系只不过是维持现状。关于自己的提升问题，上司只是与他的亲信们商讨，不会向我们的普通同事征求意见。但是为了不出现多余的麻烦，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尽量少与同事们接触。我们的上司之所以成为上司，就是因为他们很少像我们这样与同事打牌，频频交游。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卷进同事之间的人事纠纷，这种算计比对上司的算计花费的精力还大，并且没有多少用途。 第二：别认为“人人可交”，实际上能与自己真正相好的人是极少的，依赖工作上的泛泛之交只会对自己有害。我们知道，铝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当它的切痕一经暴露在空气中，其表面就会马上产生一层透明的薄膜，把内部再度密封起来，以防止继续腐蚀。我们在与工作伙伴的关系中，也应该确立起这种快速应变的原则，对那些轻诺寡信、嘴比手灵、口蜜腹剑的人，要避而远之，立即封闭自己，以防受到他们的再次伤害。 第三：寻找严师畏友。严师是我们的导航灯，畏友是我们合作伙伴和将来提升后的干部力量。对于未来而言，这笔财富是意义是重大而无可估价的，他们将是我们的力量。 如果二十七岁，我们有幸作了一介小官，那么要记住三个常识：第一，“要把责权利要齐了”，千万别因为热衷于虚名而作那种责任重大而无权无利的工作，那样对工作本身和对自己一样毫无好处，结局常常是使自己很委屈地遭到毁灭。所以不妨要齐了成功的要素后，再答应上马。第二，对于别人接受自己的领导，要感到“当之无愧”，不要报以感激和怜悯。对于别人理所当然的服务，不要像奶油小生一样，没头没脑地谢个没完，人类是需要领袖的，有时人们受到奴役反而觉得无比自然。第三，“别让自己的下属轻易得惯了物质好处”，多给他们一些口头赞美，一般讲，这比小恩小惠效果要好，而且不会养成下属们行必多酬的份外贪欲。 二十七岁时，多数的人没能走上仕途，而是越变越普通。我们看到舞台上出了名的小伙子和小丫头，他们许多人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可他们红得发紫，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而我们却沉默地走向了三十岁。也许我们的顶头上司也比自己小三岁，可她刁难起我们来可真是居高临下，只因为她有一张并没有多大名气的学士文凭。 这时，我们不再寄语明天，天真地相信未来埋藏着一个日子，一个令我们飞黄腾达的日子。想起青春期里的梦幻，我们在灯下一笔一笔写下《我的理想》，真是荒唐。我们曾以为二十七岁会看到美梦成真，而今，上了当的感觉袭上心头，这就是中年人阴暗的忧郁。我们重复着难以置信的年龄：“噢，二十七岁！”我们彻底明白了，自己不是伟人，只是我们自己——一个理发师，一个公务员，一个小记者，一个没有课题的科学家，甚至是一个流浪的画家，无家可归。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宽容 宽容 由于失落和渴望，我们甚至愿意更多地接触一些无聊的神秘主义理论，尽管我们已不会像二十五岁时那样把手伸给手相先生，满怀希望地问婚姻问事业，并因为碰巧有一点解析与自己的经历相吻合便对那个骗子百分之百地肯定。可是我们还是伸出了手，想找点好话慰籍自己。也许正是因为想找慰籍的人太多了，所以迷信才会在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莫名其妙地走红起来。但二十七岁时，我们已开始不对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到惊慌，而是发现它们的合理性，由此多了几分雍容大度。譬如，我们会热爱见义勇为的好汉，对邪恶嗤之以鼻，但却对爱憎百分之百分明的人感到可怜和厌倦。相反我们喜欢那种能对犯人微笑的警察，认为那些有着通融沉静的心，能对一切人微笑的人，很可能是个历经沧海、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的人。这些人一边秉持正义，钳制罪恶，一边对促成罪犯不得已而卷入犯罪的经历带有同情。他们不再对敌人，像古人毫不留情地屠宰战俘一样，也不像秋风扫落叶般地残酷无情。 当然，我们的宽容也表现在我们开始对迷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许多迷信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公理性习惯和文化传统，我们完全没必要在葬礼中佩戴红花，以声讨这种迷信。而且，我们平淡的生活需要一些迷信的小刺激，忧郁的心灵需要抚平、慰藉、几声轻快的笑声。我们甚至认为，一个百分之百破除了迷信的人，既不可能有绝顶的科学创造能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真正解放思想。在知识的最高境界里，科学和迷信，这两种在凡人心中绝对矛盾的东西，却经常是相互融合、互为光辉的。迷信有时是探索广泛的无知领域的向导，完全迷信的人是弱者，显得傻气，百分之百拒斥迷信的人是僵尸，也显得傻。而许多事情并不像史书和文件所记述的那样好坏分明。 我们说，迷信大规模还营扎寨的原因一般说有两种：一是人们希望逃脱现世的苦楚，有所寄托，二是愚昧为之提供了沃土。 迷信作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文化心理，它要求我们接受某种不得深究的习惯说法。当我们试图抗拒它而真的一败涂地时，未必是鬼神的捉弄，而是我们自身由于背叛那种约束而产生的内心怀疑，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极度惊慌，以致于在自我压力下心神不安，手足无措，终于把事情弄糟了。实际上，这种枷锁性的迷信的确应该破除（把青春时代当作是一段特别奇异的时光，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迷信。尽管这种迷信离鬼神之道远了些，但它招引人们在格外注目十年青春之时，视其余五十多年为粪土，这种枷锁性的观念却像其他迷信一样，对总体人生不利。实际上，青春不是终结，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三十岁会更好，而中年才真正是创造新世界的年龄）。把精神托寄给迷信，无异于寻找绑绳，值得原谅但不值得表扬。 我们需要两种准备：其一是避免极端迷信，支持对于巫术行骗的打击；其二也应该避免极端科学化。的确，迷信害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民，但是科学杀死过多少的生灵呢？一六零零年以来灭绝的130种动物，其中75%是科技干的。然而唯心主义大师、神秘主义、迷信却始终为环境和节制人类贪欲敲着醒世钟。一九八九年，伍岛勉对努斯特拉达穆斯的《诸世纪》进行专著研究，写出《大预言》，在他耸人听闻的描绘里，透露着焦急和爱世界的不安。 这时，我们看传统也像看它的组成部分迷信一样，有了几分温静恬淡。我们依旧不会像五六十岁的人们那样对于昔时怀有不加思索的好感，我们也不再像十八岁时那样热血沸腾，让拒绝一切的天真占据身心，对古文化报有否定一切的狷傲。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落后的原因既不是传统文化的束缚，也不是西洋文明的破坏，主要是机制问题。而文化本身，说到底，只是一种风雅情调，既没有破坏旧世界的能量，也没有营建新世界的雄心，诚如萨特在《文字生涯》中说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它永远不会是落后的关键症结。但是，在从新文化运动直至经济改革时代的70多年中，那些有影响的大学者们都在致力于找到一种可以拯救中国的文化工具，在他们对于东西文化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既没有赶紧确定下一种文化从事营救，也没有使两种文化融解调和。于是，局面变得更糟，西洋的没有真正地走进来，传统的又被破坏殆尽，得到的是两亿多文盲和九亿徘徊在十字街头的人们，既无西学，又忘了汉学。 文化救世的理想，只是抓住了这个不能胜任的东西，把一项伟大的事业和梦想一并压在它的肩头，压瘫了它，新世界也不会到来。实际上，旧文化从来不是狰狞的恶魔，消灭它以摧毁旧世界，无非是错宰了一只代罪羔羊。 传统对一个民族的存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代表着这个民族的至尊、昨天的荣耀、未来的梦想。传统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着传统。那种认为传统沉重得使人折腰的观点是荒唐的。第一，传统只会使人腰杆更直，我们或许听说过法国人对美国人在情绪上的轻视，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历史。第二，想想那些被历次农民造反屡屡摧毁的文化遗址和被列强夷为平地的园林，我们缺少的恰恰是传统的熏陶。漫步在伦敦街头，几乎几十米就有一座百年以上的历史高楼，处处是博物馆，行人就像走在传统和历史的光辉之中。可是在北京，除了几处可怜的古迹之外，剩下的不是现代化街景，就是不堪风雨的破民房，我们缺的正是传统自豪。哪一个人能在只有一家历史博物馆的城市里感到漫长历史的覆压？我们可以在日本看到和服艺妓，可以在樱花时节看到成群古装的人民，可是，我们在上海或者西安的街头，见到过穿马褂的市民吗？我们已没有多少传统的外在形式了，而且传统心理又早已被无教养型心态所取代。 法学中有这样一种论点，好的司法机制使坏人不得不作好事，而糟糕的机制却使好人也能作坏事。文化传统正像生活在不同机制下的人们一样，同一种文化心理，在较为完善的环境里呈现出勇气、正义、欢乐，在另一种不得体的环境中却完全可以沦为包袱。 机制是变革的中心支点。 如果我们还是在东西文明的对话中，支持某一种狭隘的意识，继续唠唠叨叨地诅咒一个无辜替罪的文化，我们就会从事破坏和盲目的批判工作，继续荒疏对人民和对自己进行随便哪一种都可以的文明教化。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你是否已经成熟(1) 你是否已经成熟 一个正常的人，在几个年龄界标上，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应该有着相应的几次飞跃性变革。八岁时，我们发现父母“不要说谎”的训诫有问题，因为不说谎总是办不成事。青春期时，对于家庭束缚和社会时弊的批判惊天动地。十八岁，我们发现全世界都错了。二十六岁，我们觉得自己也有不少错。而二十七岁起始，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一次脱胎换骨。古时候，四十岁的人才能晓知天下，但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未免太迟了。实际上，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应该熟透了才对。此时，我们应该能作到给以往负有罪名的许多观念昭雪，同时剥去另外一些观念久赋盛名的光环。 如果我们还是谈到迷信就迷醉，或者义正辞严地呵斥，谈到文化与传统就站在某个极端，或者重复着那句白痴也会说的废话——“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我们就很难说完成了向成熟的转变，而且很有可能到四十岁仍然进入不了不惑。因为，在二十七岁这个重要的年关，我们没有成年人应有的那次质变，即，彻底解放一次思想。于是，谈到“崇洋”，就一定认为会“媚外”，使自己陷入前面提到过的思维定式，谈到资本主义就大谈“垂死性”、“寄生性”、“腐朽性”，不过脑子地愚弄自己的脑子，而谈到“无知”就感叹说，这是不好的呀！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大半个思想仍受着束缚。 如果我们在美国人面前大谈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纽约，说那里一切都好，那么他会哑然大笑，宛如一个大都市人面对一个把自己所在的都市夸得滴水不漏的农村人一样，心里会暗笑我们纯朴得可怜，甚至会对我们从客观合理的“崇洋”堕落到货真价实的“媚外”，感到轻蔑。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不足，它的媒体充溢着专家和人民的刻薄的批评，这一方面反映了它的民主自由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不足。那么，美国人自己会不会在一个外乡人把纽约夸得天花乱坠时，接受这个人不切实际的赞美呢？不会！他们知道纽约有贫民窟。 而“无知”的确毁坏过国家和生活。可是，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我们曾经讨厌一个无知的婴孩吗？我们喜爱他们的纯洁，正是因为他们处在未曾有知之前。 科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依靠着他们的无知。无知给他们留下了新天地去征服。他们可能在自己领域的现有知识上，达到了顶峰，但当他们继续工作时，一切还是一知半解。苏格拉底在他70岁时所认识到的知识，是“自己一无所知”。无知创造了伟人们探索行路滚滚惊雷般的脚步声。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关于自己未来和死亡的一切枝节末梢，那么他可算是大智之人，但他却失去了无知的乐趣。他只能按着命定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履行天意。 在《无知的乐趣》中，R·林德写道： 人类感受过的最大的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蒂，就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开始僵化。 看过专家的话，细细品味，我们常会恍然大悟地认为他们说得真对，然后感叹自己何以不能如此明晰。记住：因为我们只解放了一小部分思想。虽然一部分定论被我们果敢地推翻，但是还有许多定论始终是我们无力触及的。这就是幸福而又有所建树的人与普通人的根本不同之处，他们解放了思想的全部。 这些思想彻底解放了的人，对世界有着比常人更加温和的态度。他们不会对那些被历史定罪为“反面的”人物怀有不共戴天的仇视。他们深知，历史需要帮助，而不是推倒重来的新世界。他们相信，“凡是合理的就将存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语），而和平时期，新世界不需要热血，只需要混凝土。 二十七岁，我们能怎样把手通融地交给手相先生，就应该怎样通融地对待迷信、传统、一切被暂定为荒谬绝伦的事情。在那些未知领域得以盖棺定论之前，请保持这种审判前的宽容，这也正是那些对罪犯微笑的警察更值得我们热爱的原因。即使我们根本不相信手相术（Chiromancy），我们也有理由为快乐一下，让“未来你会在某一天翻天覆地”的好话安慰一番寂寞的心灵。梦灭之后，我们不再雄心勃勃，但在理念上，我们还是喜欢伟业的。 当然，实际生活中我们完全相反，有时甚至想像愚者一样过那种闭着眼睛的生活。我们更愿意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不想遇到风暴，哪怕是为了委任而考验我们的那种风暴。我们的生活原则就像诗人北岛写道的：“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比我们小的人说我们不到三十岁，就被生活磨成了没棱没角的鹅卵石。我们自己却不这样看，我们坚定地扔掉了燃烧的火焰，为了自己的家，也为了别人家，我们在静静地制造混凝土，在航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了二十七岁人的城府—— （ ）1. 我们是不是首先作完手里的工作，再去看南斯拉夫局势的报道？ （ ）2. 我们是不是在秘密状态下将一个计划实施，快要成功时再宣布出去？ （ ）3. 我们是不是拒绝传播自己不大清楚了解的事情？ （ ）4. 我们是否乐于狠狠地赞美一切有益于自己的人？ （ ）5. 我们是不是敢于在出纳员少付给自己钱的时候去索要？ （ ）6. 我们是不是不再轻易为一个异性而动情，不再轻易让其占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 ）7. 我们是否拒绝在朋友面前暗示自己不满意自己的配偶？ （ ）8. 我们是不是总在一番亲吻之后，才开始作爱？ （ ）9. 我们是不是反对教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骂人？ （ ）10.我们是不是尽量避免与父母发生一切争论？ 这十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肯定回答在七个以上，我们就受之无愧，堪称二十七岁的人。如果在五、六、七之间，我们则接近了二十七岁人的城府。如果在五个以下，那我们就太嫩了，尚需修炼，否则这种低级心智将会影响中年生活。 这时，青春风暴中最后一个大浪行将过去，而中年生活正像风暴过去后大海所呈现出的那种宁静，表面一派平和，海底却涌动着暗流。这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在这种新世界到来之前，风暴将要过去之时，有一种电影接近尾声时场内萌动的那种散场的气氛。这时，如果我们只是感受着青春飞逝的忧伤，却没有在心中为人生下一个阶段埋下一个继续和重建的动机，而把自己当作尚无建树的破罐，然后漫不经心地破摔，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被青春时光里的最后一个强劲的敌人征服了。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你是否已经成熟(2) 记得十四岁时看《苏捷什卡战役》，铁托在影片结尾处说了一句当时被我认为是十分卖弄的警句：“结束，真正的开始。”现在想，他大约是说，一个阶段的结束是另一个更好的阶段的开始。就阶段的上升性而言，在结束和开始的转承点上，如果人们因为第一阶段的不成功而放弃下一个阶段的新机会的话，那将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二十七岁的人有一种恶劣的习惯，特别是谈到青春时期一无所获时，男人常把这个罪过推给女人，认为是她们严重地拖了自己的后腿，女人则指责丈夫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渴求上进。这时，家庭冲突再一次成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工作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显得相对平静，所以情感状况则显得更加耀眼，变成绝对突出的问题和决定性问题。很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使我们再过一个一无所获的中年。 客观地讲，在大多数情况下，婚姻的确是一个包袱。因为，人们在结婚时往往毫无共同的准备，只是在约定俗成的“男大当婚，妇大当嫁”的婚期逼迫下，对温馨家庭抽象的渴望和潜在的性要求催促下，仓促为婚的。 在婚后两年之内，人们要经历一个“家庭冲突危险期”，特别是那些婚前没有任何性关系的伴侣，冲突的可能性更大。旧日的激情已忘，终日相守的小磨擦和厌倦，婚前恋爱时的假面具一层层剥尽，我们可以像庖丁解牛一样，透过配偶的楚楚衣冠，看到其体、其思、整个灵魂。一切变得平铺直叙，而最令人失望的是，婚姻不但没有像幻想中的那样给自己带来更多更新的东西，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我们和夫人坐在树下，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却相互什么都知道，该说的以前都已说完，剩下的只是打发时光了。这时，每一对配偶对于其伴侣的兴趣，都明显低于对自己的兴趣，婚姻失去了交流和蜜意。夫妻一体时，对于其他人显露出自私，尔后夫妻之间又由于双方不再愿意主动把兴趣投在对方的爱好上而暴露出各自的自私，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着：“哦，我算是认识你了！” 因为婚约，我们还曾吝啬地不把任何一点时间分给过去的老朋友，怕妻子不愿意。妻子也在减少朋友，怕丈夫的妒火。然而谁都不知道，就在我们同时做出“高尚的”牺牲时，却遗失了共同的东西。亚当·斯密说：“在文明社会中，不论在什么时代，人都需要许多人的合作和帮助。但在他的一生中，仅能得到几个人的友谊。”而我们却毫不吝惜地忘掉了这仅有的“几个”，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完全置身于没有调节的小天地之中。这时，旧友之间产生了一种不能尽兴的感觉，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在生长。其实，如果我们想让配偶感到在自己家里还能像其作孩子时一样快活无忌的话，就不应该在深夜将其旧友逐出，完全可以放任他们开心地聊上一个整夜，而我们自己独自去睡觉。 在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问题上，也出现了矛盾。在每次丈夫的雇主发来实物时，比如20斤桔子，我们是怎样一次次减少着送给父母的斤数，把绝大部分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不能完全怨我们，小时候我们也曾看到过，自己的母亲是如何阻止父亲多给奶奶一份桔子的。现在，我们只是如法炮制，并认为不把月薪交给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我们的父母接过那些被自己三番五次克扣过的礼品时，却总是那么由衷而天真地高兴。对于我们客套的晚宴邀请，他们一般不去，但却高兴得不得了，并且永远渴望我们能不断“邀请”他们，直到他们死去。 看到过去的老相识还没有结婚，无论他们自己心中有着多么迫切的饥渴，我们却坚持认为，他们是聪明而潇洒的，认为他们对婚姻有着深刻的先验。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向独身挑战 向独身挑战 然而，独身者在中国是苦涩的，他们的处境并非像结婚者想象得那样超脱。尽管青年人业已变异的观念是宽松的，但我们还没有掌权，没有形成有力的势力。社会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认同依旧取决于尚持权柄的老年人。在这些掌权人以及他们掌握的人民大众的思维里，权本位、血本位、家本位占有相当重量。在孟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中，“齐家”是第二位的。尽管今天的长辈们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求子女必须适龄而婚的原始冲动源自这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古训，但这种千年影响，恐怕早已渗入他们的血液。因此，一个不能“齐家”的人，在他们看来，无以“治国”和“平天下”，这已是无人细究出处及其正确与否的公理认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个不能“齐家”的人是残缺的。 在西方国家，单身现象已是普遍的事实。在独身者中有一小部分人，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的归纳分类，仍属于“传统模式”，他们是希望结婚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如愿以偿。而绝大多数人则属于“先锋模式”，他们完全不打算结婚，社会也承认他们建立了“单身家庭”，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单身家庭完全可以与“夫妻家庭”相媲美。可是在中国，单身作为一种公认的残缺状态，是不能被视作家庭的。人们总是把“有情人终成眷属”和组成夫妻家庭，视为社会安定的一般条件。单身就是未完成状态，就是疑问。 于是，在物质利益上，独身者便看到了第一种苦恼——没有房权。在我们这个低工资、高福利的大社会里，一个月薪1000元的人，必须完全依赖雇主提供每平米数千元价格的住房。而得到雇主住房优待的不成文条件是，婚者优其先，有子者更优其先。问一问今天二十六岁左右的青年人，那些仓促登记，迟办婚仪，或者存心早育增加居住困难的青年们，他们百分之百是出于排队要房的心理。他们不惜勉强结婚生育以争夺房权。实际上，如果从缓解人口压力上考虑，独居生活的合理待遇可以大规模减少早婚和早育现象。但是，尽管独身者的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一般都远远超过从婚者，但现实却是他们无权得到住房优待。而且在公众意识没能在思想解放的状况下对各种各样的感情和方式有所宽容的时候，现实往往可以用一句“世道将不古”的预言，理直气壮地打消掉独身者的住房梦想。 从精神待遇上讲，独身者便会看到了第二种苦恼——没有人权。独身者如果不想沦为禁欲主义者或泛性爱好者，他们便需要正常的社会交际活动、工作关系中的礼遇、爱情和性生活。但是在一个认为只有结婚的人才可以合法拥有这些人所必需的生活的国度里，独身者就会自然地受到委屈、歧视、谣言污蔑、监视，并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刘德，自留学结束回到北京，就曾因为打算独身而不能得到住房照顾，并且受到了人们舌头的困扰，最后他痛苦地宣布：“在中国，不结婚就没有人权。”然后，怀着悲愤，飞回德国。 当这些独身主义者没有自己的基本生存空间去过隐秘的个人生活，当他们不能在精神生活中感受到人的尊严的时候，独身所带来的自由和欢娱便被抵销殆尽，独身变得不幸。 可是当他们安静的时候想到婚后的麻烦，甚至强烈地感知婚姻制度的荒唐时，他们就会依然坚定地对抗那些烦恼和挑衅，继续走下去。至于将来会怎样，无人细究。 一般说，与本书第四部分提到的独身四种类型相对应，独身者总的说来由三种执意不婚的人（真正的独身者）和一种需要帮助的人（暂时独身者）共同组成。 第一种独身者是对人生粗心大意的人，他们几乎从少儿时代就显露出不能持久的根性。过分活跃的天性和精力充沛的好奇心，使他们不断地见异思迁。他们喜爱全新的事物，热爱自由，缺乏责任心。他们最讨厌与小孩子打交道。他们一生所需要的，就是崭新的感情，并凭借这种情感使自己不厌倦生活。这种天性使其不愿成家。面对这样的人，我却觉得他们十分善良，他们一方面知道自己内心的不安分，另一方面又不愿给别人带来伤痛，因而只是私下里与一些性格相类似的情人约会，满足自己每一段时期的感情。当情人们另有所爱时，还他们自由，自己也正想另寻新知。一般说，艺术家常常属于此类中更为特别的一类，他们终其一生，不能像凡人和其他伟人们一样，使自己成为那种把稳固的爱情当作人生幸福的顶点的人，他们要的是崭新的艺术以及滋养这种完美艺术的全新的爱情。你能找出100对白头携老的艺术伴侣，我就能把100个平淡无奇的艺术庸人指给你看。 第二种独身者是对性生活格外贪婪的人。区别于第一种仅仅由于性格原因导致不婚的人，这种人突出的标志是有着贪得无厌的性冲动。他们更愿意借用未婚者的身份，无休止地欺骗异性，满足自己畸形的欲望。他们长期遭到不正常情感和性抑制的折磨，在被允许多一些行为自由的时候，便会加倍反弹自己的原始冲动，张扬积蓄已久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不顾惜身体，把事业和感情外衣统统抛到九霄云外的地步。 有一种愚昧的社会认识，认为一朝放任独身作为一种从者广泛、为数众多的成人生活方式，第一种无心的人和第二种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弄脏整个社会的心理。不能说这个忧虑没有道理，在欧美，自由的生活方式已的确引起了许多严重问题。可是，我们能不能认为靠旧有压力迫使这两种人结婚，对于他们可怜的配偶是有益的？那只是在劝说这些天性特别的人，用合法的方式，随便凑合一个异性，然后由于他们的特殊癖好，在法律保护的家庭中生活一段很短的时间便去离婚。我从来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遏制他们难以遏制的放纵，而是一直在想别把那些古朴守旧的人推进他们的火坑。 第三种独身者，是那些对婚姻制度有着严肃认识的人们。在他们成长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的知识水平常常较高，他们自己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也较为良好。他们像史书中许多伟人一样，批判着婚姻方式，认为婚约违背人性的自由，败坏了爱情，本质上是不可能带来幸福的。这种方式，一边把人类最高级的情感——爱情——放到琐碎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加以煎熬，一边使夫妻总是依照两人中较为平俗的一人的水准去应付生活。 实际上，一个有思想的人，哪怕她/他是顺从婚姻制度而终其一生的人，也会在其内心深处不满于一夫一妻制的弊端。比起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一夫一妻制度并没有进步多少，它只是在性合作的法定方式中，显示了男女人格尊严的平等原则，而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情感遭受束缚的问题，也没有在爱情与生育的区分上，跨出革命性的一步。 在世纪之交，两个截然不同的伟人——尼采和罗素——曾一致要求把爱和婚姻区分开来，反对以爱情作为婚姻基础，主张它的基础应该是优生优育和婚外爱情的自由。阿兰后来补充说，婚姻基础应该是逐渐取代爱情的友谊，莫罗阿最后修正一笔：“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由此完成了迄今为止较为圆满的结论，即，婚姻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养育后辈而铸造的友谊，而爱情与这个核心处于游离状态，在婚内有之，在婚外也有。 而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个年代，人们完全可以宣布以数量制规则缔结婚姻的法律最终崩溃。事实上，在那四位生命哲学大师的思想里，已经蕴含着这种倾向。但是，只要世上生存的人们还不能具备普遍的自制和高尚的情愫，并且找到一种妥善养育后代的新方法，这种崩溃就不会，也不该，仓促地到来。而崩溃到来之前，我们这些过早窥见了婚姻制度弊端的人，就只能积极地盼望等候，消极地采取独身方式，以回避夫妻家庭的局限性。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婚姻的局限性 罗素曾这样批评婚姻的局限性—— 因为婚姻而拒绝来自他方的一切爱情，这就意味着减少感受性、同情心、和有价值的人接触的机会。从最理想的观点出发，这是在摧残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婚姻双方常常认为自己的配偶使自己减少了工作和创新的灵感，减少了活力、接触社会、造访大自然的机会，减少了对无力自养者和好朋友的同情心。其实，制造这种局限的不是配偶，而是婚姻制度。人们在这种制度的暗示下，为了维持这种制度所肯定的道德尊严，追求约定俗成的幸福感，就不得不去扼杀他们认为很可能毁掉幸福的东西。试想，活跃的灵性，丰富的机会，旺盛的同情心，难道不正是家庭稳固的天敌吗？它浪费家庭的时间和财产，并使家庭生活在大庭广众的天地里，显得简单狭小。所以，雪莱曾这样写道—— 我从没有和那伟大的宗教发生过关系， 因为按照那伟大的宗教的伟大的教义， 谁都只能从那人群中选出一男或一女， 不论其余的是何等的聪明何等的美丽， 我们却只能从惨淡记忆中把他们忘记， 啊，这就是当今所具有的道德和法律。 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可怜而疲倦的奴隶， 唉，他们终于来到坟墓似的家庭那里， 这家庭从来立足于这世界的大道上面， 带上被束缚的朋友或许是吃醋的劲敌， 从此踏上那漫漫的旅途既遥远又迷离。 看来，一个人要想保持自己不受折磨，理论上讲，只有独身。这一类型的独身者常是婚姻实践的旁观者，由于在别人的婚姻那里，看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苦痛，他们便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婚姻现状的批判。按俗人浅薄的说法，他们是不愿像别人那样被家事拖累，不必害怕戴绿帽子。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对婚俗有着深不可测的蔑视。 这类人一般以两种方式满足自己的情感生活：一是事实婚姻；一是奇妙的友谊。 他们在实质上，或某几个阶段上，过着和结婚者一样的幸福生活，只是他们反对依赖法律和一纸证书来维系自己的爱情，反对这种外在压力所一同带来的局限性。他们并不以稳固为目标，而是随时随地享受即时的快乐，有十天的结合，就要有十天的货真价实的幸福。如果一旦失去欢乐，那么一天也不凑合。 由于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充当这种结合的保证，事实婚姻中的情人们只能凭借自身的魅力去维系他们情缘的长久，因此，许许多多真正感人的爱情便产生在他们中间。 独身者的友谊，特别是异性友谊，常常是极为深刻的。蒙田就曾设想，男女间最美满的结合方式不是婚姻，而是肉体得以分享的精神友谊。尽管世人的眼睛总是不允许这类搀有依稀爱的水分的友谊，然而莫罗阿说的好，“既然身为男人和女人，若在生活中忘记肉体的作用，始终是一件疯狂的行为”。 莫罗阿举出了三种异性友谊的例子：第一，一方单恋，而另一方默认；第二，一方或双方均已过了恋爱年龄；第三，旧日的恋人渐变成友人。实际上，这些情谊常常是最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天才的生涯中，它们起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在他们的伟业中起推动作用的，常常不是他们的配偶或情人，而是他们的异性挚友，只要稍稍想想歌德和贝多芬的贝蒂娜，瓦格纳、赫尔岑、罗曼罗兰的梅森葆夫人，尼采、里尔克、弗洛依德的莎乐美，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就足够了。性的力量在这种友谊中起着不言而喻的作用，但这种力量却因主观调控或客观的制约而被局限在有益无害的范围内，有异性之交的温馨情趣，却没有占有欲望。 这类性格的人，属于本书第四部分中提及的信念型。对于这里没有论及的缺陷型和变态型独身者，他们如需得到关于幸福的答案，则不是本书所能满足的。他们只能去问医生和病态心理学专家，或者坚持忍受生理缺陷和继续对社会习惯的背叛。此书只能说一句份内的话——过你认为值得的生活。独身者中，此书有能力特别关心一下的，是失意型独身者。其他人可以天马行空，而这类人却不能独往独来，只要看到别人的家庭之情，只要有一股可以吹拂空寂心灵的晚风，他们的情绪就会跌入谷底，孤独得苦不堪言。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寻找一个家 寻找一个家 我们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创造出了一个概念：“大龄青年”（实际上，这种称谓和把配偶称为“爱人”，而把另一些人蔑称为“第三者”一样，令人生厌）。按照这种庸俗概念，二十七岁而未婚的人便自然被概括在了这个范畴中，家人和社会便为此操碎了心，他们谋划各色各样的主意，大有非为这些人骗来一个对象不可的气势。其实，能救他们的只是他们自己。 此时，我们不该再像二十三岁以前那样，把每次恋爱失败的原因，推给对方。年龄应该使我们反省自己—— Y 看看自己的模样 取一方干净的镜子，坐在它面前，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带给别人眼睛一种愉悦。在感情活动中，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首先，看看自己的头发，向周围人请教，找出一个真正适合于自己脸型和身材的梳法。不要自以为是，对打扮效果的[判断，旁观者比我们自己更有发言权。如果自己头发浓密，作出个绅士发型，这样显得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有准备。不要分缝，也不要像个小傻瓜似地过分遮盖前额。如果自己的头发稀疏，不妨自然地露出秃顶，这也能成为一种风度，或者去买假发套，千万别把几根头发抿得满脑袋瓜子转圈都是，那是一种最恶心的办法。然后，我们一定要把东方人绝对不适合的胡子，全部刮净，特别是那些皮肤黑糙，胡须稀少的人，蓄胡子不是性感，而是肮脏。另外，无论自己的眼睛是大是小，一定要尽量张开它，要把心底的灵光释放出来。看看那些魅力无穷的人，他们到死都是这样看世界的，那是活力的象征。如果我们戴眼镜，尽量别使眼镜滑到鼻尖，那像个呆痴儿，或者干脆去买一副周戴的博士伦隐形镜。要尽量少抽烟，多刷牙。别总是驼背弓腰耸肩膀，寻找一种松柏的风骨。花钱买一套新潮便装和皮鞋，虽然这要花上上千元，但穿上它再去揽镜自照，会焕然一新。 女人迟迟未婚，在容颜打扮上，不是和男人一样不体面，就是太过火了。男人看我们时，大多把美放在第一位，即使那些年纪大一点的男人已不再深究这个问题，但他们却仍然认为：“女人至少应该不丑。”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干净、可心、别太农村气的、外表不至于令人讨厌的女人。即使在婚后，美感的吸引力依然会左右丈夫对我们的兴趣和性渴望。另一部分过分的女人则是因为不晓得男人的另一种心理，男人可以喜爱一个花枝招展浓装艳抹的女人跟自己调情，但却决不希望作她的丈夫，安全感和绿帽子，一刻不停地在他们的脑海里打转转。你看，许多时髦女郎惹得男人垂涎三尺，却没招来一个人从内心里愿意作她的丈夫。所以，不妨收敛一下过分展示自己性魅力的作法，妆化得淡些，高跟鞋矮一点，裙子不必太短，不要急不可耐地和所有人约会。 此外，不要依据别人是否多看了自己几眼，来判断自己的美丑，别人看我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滑稽。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Y你的涵养怎样 Y 你的涵养怎样 我在一九八九年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从事车间劳动和服务性工作的女性中，大多数人热衷于在工作时间把床上最隐秘的事情，粗俗地讲给别人听。她们的谈话没有文明的外衣，在未婚少女面前也赤裸裸地毫不避讳。陈在天津百惠饭店工作，从十七岁时就听惯了一些粗鄙的戏言和玩笑。刘是北京一家大型机械企业的工人，属于那种有所追求有一定知识的女人，我看过她发表的小诗，很不错，但由于长期在这样的下流环境里习焉不察，故而在与男友第一次作爱后一股脑地讲起了她已习以为常的不中听的性笑话，于是断送了他们的爱情。直到接受我的调查时，她才知道是因为自己故事里过于粗鄙的戏语，引起了男友的反感和怀疑，那些话不像好女人说的。 在男人的习惯中也有类似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企图以性故事去挑起欲火。韩在一次与我的私人交谈中提及他的浪漫史，无意中显露出这种毛病。他是靠性幽默，以及对自己以往性经历的大吹特擂，得以很快与女友发生感情的，而且在以后发展感情、频频作爱、筹划未来的婚事时，始终不厌其烦地把往事讲给女友。我不禁问他：“你向她，一个很有可能是你太太而不仅仅是暂时的性伙伴的人，大谈这些事情，对你将来的婚姻有好处吗？”他开始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进一步解释：“你是要培养一个女孩子作妻子的忠诚，还是要挑动她的淫乱意识？”他顿时如梦方醒，想起一些不祥的征兆。像韩这样的谈情说爱方式，在那些青春初期试图以此快速松懈对象防线的恋人那里，在那些以性生活为主要目的的调情中，比较容易理解，令人惊奇的是，在二十八岁纯粹意义的婚恋之中，如此幼稚的手法竟然比比皆是。这种方式的结果只能有两个：第一，恋人当即转身而去；第二，即使迷乱成婚，却为未来家庭争吵的话题和解体，埋下了恶果。 相反，失意型单身者却由于天性怯懦而一言不发，特别是男性，他们易于空想女人如何如何，却害怕与她们交往。有很多人为了掩盖自己胆小的事实，装出一派不屑一顾的样子，但在经历上却总是暴露着由于缺乏勇气和狭隘的自尊心作祟，而始终没能与任何一位女性有过深一点接触的不足。女人因为可以在感情问题上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在胆子问题上也就不会感觉到什么障碍。而男人，一旦缺乏勇敢，就完全失去了接触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机会，也丧失了吸引女人的关键性格。实际上，女人并不是太在意我们求爱时结结巴巴的样子，面对三番五次不顾天地的勇猛攻击，她们反而会感到得意，并且重新认识我们。求爱，是男人最光荣的生活使命，它并不降低我们的身份。千万别在读物里、别人嘴里、自己心里空想女人，使自己越变越猥琐，直至曲张地仇视女性。去接触她们，一切都不像我们想得那样难。 我们还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性格是否可以承受两个人的生活。刘离婚后新近结识了金，一个美丽的女人。金喜欢跳舞，刘却很不适应这种现代化而且鱼目混珠的场面，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发生冲突。我告诉刘：“要么热情地学会跳舞，共同去舞场，要么禁止她去。前者意味着你爱金，并情愿投其所好，她会感谢你，后者表示你很嫉妒，很在乎她，她会在抱怨你管制得太严的同时，感受到自己在你的占有欲里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是起先，刘的想法令人啼笑皆非。他想继续陪金去舞场，自己只是坐着，在昏暗刺激的灯光下看着大都不三不四的色鬼请金上场，然后在散场时用沉默和郁闷表达自己的醋意。这说明，他尚未学会从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没有学会两个人合而为一的方式。 有很多在恋爱中莫明其妙地不欢而散的恋人，其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彼此都不能从对方的要求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Y 你有安全感吗 安全感有两个含义：一是保护功能；二是对爱情专注的可信度。 如果我们在陌生人面前总是羞于言谈，或弯腰含胸地低头行路，或者不断地说大话并且不断地实现不了这些个大话，我们就会引起女人们对自己养家本领的怀疑。如果我们向她们吹嘘自己曾有过无数女朋友和性经历，并且对于身旁走过的女人目不斜视地跟踪，我们就不能使她们感到将真情系在我们身上是安全的。这时，我们已不能毫无节制地去寻欢作乐，我们是在为组建一个家庭而努力。这时，男人的安全感表现在工作的良好状态上，女人很看重这一点。 女人的安全感仅仅在于交际问题，最好把行踪和谈得来的异性朋友提早告诉男朋友。另外，在他面前，不要表示对孩子和老人的憎恨，男人喜欢妻子具有强烈的爱心。 美的标准、涵养状况、安全感，这三者对于二十八岁打算结婚而不能者，有着重大意义。除此之外，不要让哀愁打碎自己对家庭理想的向往，别去一个人喝闷酒，别让暂时的失望破坏我们的好脾气。把自己打扮一番去茶话会、舞厅、各种宜于人们直接交流的地方，不久我们就会发现，结交和自己志趣、年龄相仿的未婚者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只要我们对生活怀着不倦的信心，我们就会成功，无论自己漂亮与否，是离异者甚至还带有孩子，还是煤矿工人，我们都会找到各自的伴侣。世界很大，而且人口众多。 我们该对自己的境况抱有洒脱的看法。乐观教人行路，悲观使人彻底躺下。斯宾塞终身未婚，却可以愉快地告诉老友：“我常常这样宽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作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当然，斯宾塞的哲学与我们不同，但我们的确可以在没有找到伴侣的情况下，学会一些旷达的幽默，应付无涯的独处。 二十八岁还没能找到意中人的女性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有才气的女人。这是一个独特的课题。我们应该同情她们，并且反对世人以“高不成而低不就”来形容她们。人不该有美好的追求吗？一个满腹经纶的女人下嫁目不识丁的清道夫，只有在畸形的年代才可能发生，并在人的时代里必然崩溃。化解这种难局，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因为在中国，像样的男人并不多，而初具规模的女人却比比皆是，这正是大多数婚外恋中的外力角色常常是才女的原因。她们只能在与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共享一个男人的痛苦中，得到不足二分之一的爱情，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二十八岁以后，家庭更为其渴望，她们的路也越发艰难，而她们最终难免随便嫁个一个不喜欢的人，这种命运令人心碎。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夫妻冲突·婚外情·离异(1) 夫妻冲突·婚外情·离异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幸福的”婚姻，那里没有青春的敌人，让我们把眼光放在各种不幸的家庭之中。 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幸的家庭，归类为三种—— 非根本性冲突的家庭：由于各种原因，夫妻间时而不满、口角争吵谩骂、打架、或者充斥着相互猜忌的家庭。 这属于最普遍最普通的婚姻冲突类型，没有哪个家庭能够始终没有此类冲突。所以说，家庭危机并不是很可怕的东西，人们说锅碗瓢盆总有碰得叮当乱响的时候，这是这个道理。只有当这种冲突在某个问题上产生了时断时续的绵延，或者变成了根本性分歧，家庭才有可能走向瓦解。 性格和业余生活上的冲突，是婚姻纠纷的基本原因之一。在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头脑中始终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要求青年的恋爱期尽量长一些，以便去认识对方在性格和志道上能否与自己合而为一。这种考虑不仅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还相当深刻，但是老人们又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性关系的互知，永远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反对婚前性行为又是他们最为坚决的主张。这种保守主义作法，最终使了解成为一句空话。甚至，即使恋人们偷偷有了性行为，在双方放松的交往中快速缩短了认识过程，加深了认识程度，并一下子发现了双方很不合适的时候，由于封建主义的理论压力，他们也得被迫勉强结婚。 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延期崩溃。但道德家们觉得这种更为长期的折磨，比起婚前意识到分歧而分手，从他们自己的心理上讲，来得更塌实些。实际上，绝大多数青年在婚前都曾有过性行为，而在传统说教的心理压力下，不懂性知识，不择地点和时间的仓促试探，使每一个医院作人工流产的队伍一次次地加长了。人们把一切责任推给了开放，却不知这是职业道德家无视现实的结果。如果让青年人自然地生活，情况肯定会好得多。 几十年前，当B·林赛法官在美国丹佛少年法庭工作时，他提出实行一种新的制度，那就是后来变得广为人知的“试婚制度”。不幸的是，当时的美国不比今天的中国开明多少，林赛法官丢掉了职务，因为三K党和天主教会得知他提倡这一制度是为了促进青年幸福，而不是使青年意识到婚姻和性的罪恶，于是联合起来把林赛赶跑了。那时，林赛的建议曾引起美国中年人和报界的恐慌。可是今天，文明国家都已公认了这种办法——同居，然后决定是否结婚。 我并不主张在一个人民文化水平低劣的国家里歌颂这种方式，正如我不愿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看到全面的西民主制度一样。没有文化的人对待充分自由和开放性的生活，不可能具有良好的自制力和高尚的情操。我只是想说，该给青年更多一些的宽容和性知识。 没有性交往，不可能使恋人们具有相互最透彻的完整的认识，这是一个理论上讲得通的论点。应该承认，人们在经历裸体时和衣冠楚楚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掩饰自己本来面目的程度也极不相同。如果在一个已经堵也堵不住的缺口上继续蛮干，不做疏导，问题将会更严重。 实际上，有了性交往也未必全部知道对方是否能使自己满意。比如，因为没有一整夜的共寝，婚后我们才会发现配偶夜夜鼾声雷动。我们在婚前相互介绍时，曾把自己伤感的记忆，令对方担忧的伦理，对好朋友的算计，对对方父母的不敬，在忘乎所以的煽情中口若悬河地说出，也只有在婚后的长期相处中，我们才会意识到当初的恶果已经发酵，每每争吵，那些话全部变成为积怨的论据。在心情不愉快时，对方会出其不意地把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引到那些积怨上。这时，我们才会清醒地意识到，过去不了解配偶，以为她/他会很大度。 张告诉我，有关他妻子的性格问题，他在婚前已经看得很清楚，但“为了对她负责”，他们还是结了婚。那时，她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这倒不是主要原因，婚后她还是打了胎，其关键还是在于长期的教育让他必须“对她负责”。婚后，他们在性格和志趣上的冲突是严重的，而且愈演愈烈。九年之后，他们只得开始讨论如何办理离婚，并要顾及一个八岁女儿的心灵。 当然，这类冲突的家庭多半可以自我调剂，恢复常态。这时，要问一问自己对离婚后的生活作何打算。如果我们不可能就此独身，或者现在就想与加一个我们认为可心的人新婚，那么我们大可不必轻举妄动，我们能保障新婚不会像旧婚一样吗？现在的这个人，我们也曾认为是我们最佳的伴侣。最根本的是，婚姻逃脱不了冲突，与其换一个新冲突，不如改变现在，调整性格，消除旧冲突。只要我们各自放弃一些自私和任性的小脾气，对对方的志趣多一分投入和理解，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像张那样在成婚之前就感到不适合的家庭，恐怕只能由非根本性冲突发展为根本性冲突了。他们也许只能选择离婚。 性生活和生育方面的冲突，也是婚姻矛盾的主要焦点，它一般包含着四类导因： 第一是心理和外遇所致的性冷谈。性冷淡多半起因于遗传或对早年人文环境中抑郁情结的记忆，它是一种可调治的非机能障碍，只需耐心等待，求得夫妻双方心理、观念、性活动时的和谐，就可以治愈。轻微的性冷淡只需配偶耐心，便能助长出性乐趣。严重的在性交中常常周身出汗，恶心呕吐，腹泻和心悸，必须求救医生。性冷淡绝大部分患者都是女性，但并非所有患者都呈现出病态，他们都有较为接近正常的性生活，只是没有感到过多的乐趣。而外遇造成的性冷淡，由于生理构造不同，有外遇的男子往往冷到极点，而女性尚可勉强应付一下丈夫的欲望，但总的说来，这毕竟损害了夫妻的心理健康。 第二是生理缺陷。原则上，生理缺陷者应该在婚前进行治疗。如果是婚后发生病变的，则需要夫妻双方同步的耐心。但假如真的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离婚从人本道德上讲就应该成为必然的事情，童养媳和查特莱夫人的时代早该结束了。只是在作出这个决定时，需要慎重，不要把非根本性的东西误认为是根本性的。韩国的马先生，二十一岁起便伴有时断时续的阳痿，可他一生中共有三子三女。我陪同马去哈尔滨第四医院男性科时，见到一位风风火火的大小伙子，因为妻子不能生育而仓促离婚。但经过检查后他才得知，他自己的精子也有问题，而且属于那种百分之百没有生育可能的男性，其生育力完全是零，比原妻还差。这时，在医生的指导下，他才匆匆跑出去，再寻那位被草草休掉的妻子，去复婚。 第三是性文明的匮乏。从心理幻象上讲，女性无论处在多么低劣的文化层次上，她们的心却都是诗意的，而且绝大多数女性喜欢柔美的诗，需要性生活伴以柔情蜜意。只有一小部分女性在调查中表示她们愿意被自己喜欢的男子粗暴强迫，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是愿意在一段时间的温情方式里掺杂一两次急风暴雨。这类女性酷爱变幻，以及由甜蜜转换过来的狂飙急进的烈性诗。但是男性经过婚后一段时期的厮守，渐已忘掉了女性喜欢零星和柔情的调味品，常常把妻子当成泄欲的工具。另外，女性在忧伤、恐惧、疲劳的时候很讨厌被纠缠，不会借以性交去排遣情绪，她们只需要紧紧地拥抱和语言上的安慰。此外，发现妻子不是处女时，不必大怒和记恨终身，我们只有权力要求妻子以后的忠诚，没有权力要求她在见到自己之前就为一个尚属未知的人保持贞德。应该相信她那样作是有道理的。 第四是性交环境的困扰。在住房严重紧张的时候，许多是与孩子和父母共处一室的，那么作爱时就只能抽个空，抓紧几分钟时间快速开始，匆忙了结。长此以往，男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可是女人由于生理反应和高潮的抵达都很慢，而且其高度兴奋的实现常常有赖于好心境、好情调、好环境，所以每每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反而造成失调、不痛快、身体不适。有时梦醒的孩子还会认为爸爸在欺负妈妈，因为妈妈在低声地哭。 过去，人们对性冲突诸问题是回避的，只是强调“志同道合”。实际上，婚姻的真正目的就是夫妻房事，生育也不过是一枝边花。如果在思想意识上不能恢复婚姻生活中性关系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对其艺术性有所认识，那么这个隐秘的矛盾冲突就将长久地躲在幽暗中，损害家庭的肌体。 家务上的冲突也是不容忽略的。在一个男女平等过了头的地方，那种不作家务的丈夫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没有“丈夫养家，妻子守室”的分工原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家庭收是自己和妻子共同赢得的。对于这个家，我们贡献的并不比妻子多。如果把全部家务再推交给妻子，我们是不是认为这样作很合理？这也正好向男女平等提出了一个质疑，这种高唱男女体力平等的作法，没有真的使女人们得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相反她们除了承担令其心力憔悴的社会工作之外，依旧还要承担丝毫没有减轻减少的家务劳动。既是职业妇女，又仍然是家庭妇女。 在处理家务问题上，西方社会有着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仆人制度。在冲淡家务矛盾的努力中，这种制度起着绝对积极的调节作用。很长时间以来，这简直是西方社会的共同习惯。马克思在最穷困的时候，家中也有两个仆人，这并不是富有的标志，而是风俗，就像穷人也必须结婚和生育一样。但是，近期的中国恐怕很难学习到这些，加为我们的薪水实在不能支付这笔开支。在这个大部分福利掌握在政府手中、月薪只是维持生存的国度里，我们很难硬性地额外拿出一笔钱去聘请家仆。 在西方仆人制度中，比如保姆（Babysitter）实际上就是子女的一种教师，是文化人的职业，而真正的家庭教师（Tutor）就更是。但中国的保姆劳务市场中却没有一个文化人，百分之百由进城的农村女孩子构成。她们中的多数人染上了好逸恶劳的坏毛病，在城市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人纷纷转入低级的服务性行业，喜爱在个体餐馆、发廊、临街摊铺打打下手，除非是得到相当的报酬，她们一般不会委屈自己去管理家务，照料孩子和老人。 中国还有一个症结，长期压抑的性欲望，在保守教育松动的情况下，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在许多雇佣保姆来料理家务、服侍婴儿的家庭中，都出现了丈夫与保姆的私通。仆人非但没有缓解家务的压力，反而繁衍出许多额外的家事和安全问题。 但是理论上讲，良好的家庭服务制度，对于从家务矛盾中解脱夫妻，以及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村闲散劳力得以找到就业机会，的确都是件好事。谈何容易，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现在，我们面临的家务，在没有正常的仆役制度的情况下，家役完全就是我们自己，或是夫妻双方的某一方父母。面对那些琐屑而并不算繁重的劳动，男人们应当主动分担一半，至少要像婚前那样对妻子的劳动抱有心底和嘴皮子上的感激。女人有时需要的只是丈夫的一句话，要求丈夫能看到自己的牺牲，并对这种牺牲给予赞扬。 夫妻与对方父母的冲突也可以构成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和父母大人居住在一起产生的摩擦，婚前与他们有隔阂，比如婆婆曾声嘶力竭地反对过这门亲事，久而久之都会发展成积怨，在影响大家庭的和乐气氛的同时，也破坏小家庭的情绪。这类冲突部分原因出于长辈的保守思想和太多的老规矩，另外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青年人的自私。如果我们不能回家吃晚饭时总是不注意事先打回电话，或者总是深夜才溜回家里，并且大声洗漱，或是宁愿闲躺着也不愿陪父母去一趟商场和公公园，那么我们的父母必然忍无可忍，并对我们无视长者存在的作风施加有意无意的报复。 在赡养费和赡养方式上，我们更不能过多地从私利考虑。我曾见过不计其蠢人，他们寄居在父母家里，白吃白喝，然而分文不予父母。我不想过多地提醒人们去注意良心，只想问一句，是交上100元钱买得全家快乐重要，还是留下这点钱与配偶一顿涮肉把它花光更好？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夫妻冲突·婚外情·离异(2) 另外，我还应该注意—— Y 尽量作个“哑巴”，在无原则的问题上，少说令父母气鼓鼓的话。 Y 支持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不要张扬属于我们自己而他们无法理解的爱好。让父母们觉得，他们的书法和养鸟嗜好比我们的跳舞癖好更优雅。 Y 不要在婆婆面前打扮得太像个女人，别忘记她曾成长在无视性别存在的年代里。别在父母面前与妻子过分亲昵，他们老夫妻相处了几十年还从未叫过一声“亲爱的”。否则，他们会在潜意识里认为我们不庄重，认为他们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妻子重要。 Y 对父母青年时代的容貌和业绩，应该加以赞美。他们对于现状有着很深的难过，赞美其过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温馨的安慰。在骨子里，父母对我们的年龄和生活很嫉妒。 Y 与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地位特殊的亲戚，保持良好关系，因为父母们常常从他们嘴里，听到关于我们的描述。 经济问题的冲突，由于我们愈来愈意识到生活的窘迫与越来越大的美好意愿很不适应，因而呈现出了相当严重的危机。这时，诸如夫妻工资的高低比较、合不合钱、由谁理财、怎么支配，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每个家庭都必须为之辩论的，问题在于把经济匮乏引向毁灭婚姻的倾向。 过去，深圳作过一次调查，250个青年妇女中只有12%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安分守已型的丈夫，而72%的女人热爱事业型的男人。换句话说就是，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接受嫁给一个不能拥有地位和金钱的普通丈夫，而绝大多数妇人向往有权或者是发了大财的男人。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女人比男人更不甘于不良状况。她们在追求家庭幸福和物质富裕方面的欲望，远远超过了男人。在赶超时尚和以丈夫的成就作为攀比标准的斗争中，在与嫁到海外的女友们相比时，女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嫁给中国人委屈了的伤感。许多女人在有钱有地位的男人追逐下，很快放弃了现有的家庭和孩子。特别是那些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漂亮，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而又偏偏嫁给了一个不出色的男人的女人们，就更容易产生这种委屈感。她们在不满的时候常常扯起旧账，为当初自己也曾同意的不铺张婚礼的简约形式感到不平（实际上，一个像样子的婚礼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女人一生的回忆来说，简办仪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伤害），她们在分娩前夕的夜晚，不断地不由自主地哭泣，觉得自己好可怜，很吃亏。 这里，我们必须要问：“中国的男人，我们为什么那么不争气？”我们也有必要把彼德·史坦克在《如何停止谋害你自己》中的一段话，写给中国的女人：“这种女人，天生就是追求名利的人，或是因为受到熏陶才得到了这种特性。我曾经看到这种人，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 我想起十九世纪那些跟随丈夫，提着简便的行装，坐在敞蓬马车上去洪荒的西部拓垦的女人们，他们共同写下了美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们留给儿女们一笔巨大的财富，辽阔的土地、城市、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战天斗地的自信心。看看那些男人，几根锄头，一把破手枪，却不服输地面临巨大的困难，再看看他们的太太，在最艰苦的冬天里照顾着丈夫，拉扯着一大群儿女，他们最为珍惜的家产就是手拉手、两个人去面对苍凉的土地。 我们呢？一个像胆小鬼一样萎缩在沙发里，另一个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心事。有一种我们无法不承认的恶劣意识闪动在我们头脑中，那就是，得到好处而不通过艰苦。男人渴望坐享其成，女人设法嫁人以得鸡犬升天。我们说，尽管这种经济冲突不大可能被强劲的外力加剧，以致瓦解家庭，但它潜在的伤害却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婚姻的本质。 婚外恋家庭：家庭成员与家庭以外的人培养出新的感情。 有婚外恋隐私的家庭一般很蠢，向配偶讲解婚外恋合情合理从而为自己开脱的人更蠢。他们被新式文明熏昏了头脑，昏迷中只抓住了文明的一只脚步而未见其身，甚至只是抓住了一只脚趾，连脚面也未曾见到。爱情永远是排他性的，人一般只有在自己有婚外情人而配偶没有时，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不会妒忌配偶像自己一样拥有另外的恋人。那种缺乏人情味的说教，违背了婚姻的基本事实。不用说人在有外遇的情况下有没有精力去照顾好家，有没有心思去照顾，仅仅那每日必临的醋意就足以破坏家庭的和美。 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与自己配偶像谈买卖一样谈起外遇自由的人，我没有觉得他们文明开化，反倒觉得他们除了冷酷的自私之外，剩下的只有故作严肃的可笑。 这并不说我是对婚外恋现象心无同情，正相反，我觉得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也许未来还会普及为全民的习惯。且不说长期身处异地的人的情感需求，就是终日厮守的夫妻有时也需要一点额外的情感。但是，这种适时适量的情感补充必须以不破坏现有家庭为前提。否则，不必在婚外恋阶段停顿，直接发展到离婚会更好些。人是情思复杂的动物，时时逃避着伤害。千万别让这种伤害太暴露，别让它变成长期的折磨。 在非根本性冲突的家庭由于疏于调整而走向最终解体的过程中，大都有一段婚外恋状态，这些有着离婚企图的家庭，必须持借这种外力以坚定信心去宣布崩溃的事实，其中感情纠葛的道理不是夫妻可以全部公开和全部说清的，因此也就不是我们可以“调节”的。 从促使一个必然崩溃的家庭抵达结局上讲，婚外恋阶段作为解体的过渡，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就是我始终反感职业道德家们把外力篾称为“第三者”的原因，因为有许多家庭是应该被破坏的。实际生活中，常常是因为勇敢的外部力量，使一个很糟糕的家庭得以土崩瓦解。这里，我很想引用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的一段精彩的话给社会道德家： 如果每一个外部的刺激，每一种伤害都足以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那么你们是否还会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呢！ 这一段话的弦外之音是：第一，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力，而是自身；第二，通过外力摧毁自身有问题的家庭是合理的。 可是问题却不在这里，因为现有的许多婚外恋家庭并不想走到离婚的地步。由于不愿在亲属、友人、雇主那里造成影响，另外还考虑到孩子的成长，人们只是把婚外恋与家庭生活当作并行的生活内容，而且严重伤害了家庭感情和孩子的心。这类家庭大多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婚外情由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正名昭雪，并从这些少数人的专利，扩展到全社会。这种风气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到有了心无肝的地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时髦。 第二，由于周围人的榜样力量，许多未介入这种时尚的人也对这种时尚有了恍惚的加入欲望，设想逃避现有婚姻的烦恼，而不是努力消除它。与此同时，大量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新思潮的幌子，借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情欲，把精神扔到了一边。 第三，婚外恋的组成形式，一般是已婚男人和未婚女子构合而成。婚外恋人没有稳定的性关系，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性关系，一切走在精神恋爱的边缘。 从进步意义上说，这种横冲直撞的潮流是对过去长期忽视爱情的婚姻现实和社会习俗的冲击，是对“低质量而高稳定”的家庭特点矫枉过正的批判。这种时髦是难以抵御的，它在伤害家庭情感的同时，又刺激人们自结婚时就必须矢志于为营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健全家庭而不懈奋斗，鼓励人们不再草率地组成更多的徒有虚表的婚姻。 但总的说来，婚外恋行为对家庭生活还是一种威胁。婚外恋的女子尽管可以勉强招待丈夫的性要求，但是爱心却一去不返了。婚外恋的男人尽管依旧乐于持家，照顾妻与子，但却很难再有热情去与配偶缠绵。这种家庭在基本内容上已变得残缺不全。说这种既不能继续投入全部的情爱给家庭，又不能完全满足婚外情人感情的方式是高尚的补充，不如说它是在偷偷摸摸地体验犯罪心理的乐趣。长期下去，当事者心中就会有一种阴森的想法形成——泛性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触及婚外恋现象时，人们可以隐约地感到，谈及这个问题时所溢出的世道不古的叹息中，隐含着一个“女人是祸水”的潜台词。实话说，我们不该把不忠诚的女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卷入这个浪潮的女人多数生性敏感，她们从青春期时就已变成犀利的精灵。从内心世界上讲，他们比男人更容易感触到痛苦，更容易对异性的诱惑动心，只是她们掩饰的程度要比男人深得多，她们梦想的完美生活也要比男人逼真得多。当一切难予实施时，她们就很容易伤感和孤寂，很容易通过种种方式排遣自己作为女人的不幸。稍长的年龄使她们自信在几个朋友那里得到不同的感情安慰是安全无害的。那种生性纵欲和对物质利益贪得无厌的女性，尽管我们处处可见，但静下来算一下百分点，还是很少很少的。每当我熟识的女孩子，由于感情的需要超出了众人的容忍限度而被描绘成那种女人时，我对我们残忍的深入骨髓的庸人心态便会感到全身的憎恶。 中国自古以来是用束缚妇女的方式保持她们的道德，人们似乎从不设法使她们获得内心的自制力，或者消除使她们不得不“不道德”的隐患。大家所作的一切，不过是把她们关在家里，裹上小脚，不让一切机会接近她们。所有这些观念性的错误，使女人置身于受其难而又必须负其罪的悲惨境地。人们把批评放在女人的不检点上，而让男人逃之夭夭。 实际上，婚外恋现象的起因还是在根本的婚姻制度上。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种制度的暂时存在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该着手对结婚的人进行高质量的婚姻艺术的培训，让那些渴求家庭稳固而又心灵敏感的人们，每当遇到问题时都能尽量在家庭内部寻找答案，以维持这种婚配制度合理的假定性。目前，许多人分床而栖，以保持新鲜感，经常去外省出差以增添生活的丰富性。一部分人利用这种方法达到了调节生活的目的，然而另一部分人，却仍旧不能，对他们来说，婚外恋恐怕还是一种愚蠢而又离不开的办法。 离婚家庭：感情确已破裂的家庭。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夫妻冲突·婚外情·离异(3) 一九八六年冬天，北大研究生会女生部举办《爱情与婚姻问题自由演讲晚会》，我率先作长篇发言，明确表明我对离婚的看法。大致意思是：离婚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如果应该离婚，离婚就是一件好事。这个发言赢得了二十岁以下的学生们的热烈掌声，与此同时，我看到许多四十岁以上的记者在摇头叹息。那时，离婚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儿，全社会都公认它是贬义词，而离婚者竟被认为是道德上有缺陷。那篇讲演录音今天听起来平淡无奇，当时却引起了巨大骚动，听众当场就怒不可遏地相互吵骂起来。可是一到九十年代，离婚却如同婚外恋一样变成了时髦的事情，以致于我倒想对离婚的轻率态度适当说几句劝谏的话，不是像八十年代的职业道德家那样，劝说人们在婚姻业已崩溃的时候不去办理离婚，而是奉劝大家提早防止婚姻走向崩溃，用艺术的方式浇灌它。 如果我们对洋人说最近自己离婚了，恐怕他们都会感到不知说什么好，然后打破沉默说：“那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的，美国人对于离婚很熟悉，很能接受它，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认为离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们只是在认识到自己的婚姻困境已经无法挽救的时候，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果断地同意离婚。但他们并没有那种对于离婚的幸福感。奇怪的是，我们却能从许多中国人的话里听出，他们对离婚似乎是感到自豪的。如果是在前些年，我们很容易解释它，它是对保守的离婚观念的变态反抗。可是现在，离婚的保守观念早已被连根拔除，因此我们已失去了为它高唱颂歌的基础。 一九八零年《婚姻法》实施不久，“遇罗锦离婚案”率先爆发，曾沸沸扬扬地引起很长时间的观念冲突。尽管遇罗锦像她的哥哥遇罗克一样，曾被中国人认为不是好人，但她勇敢地挑起了那场旷日持久的对离婚问题的论争，毫无疑问，这场争论极大地推动了国人婚姻观念的进步。今天，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他们可以直接去婚姻登记机关，直接办理离婚，无须通过法院裁决。过去，我所知道的办理离婚时间最长的诉讼是25年，而今天处理一桩离婚案子的最短时间只需几个小时。总的看来，社会环境对于破镜子粘好了裂口也要重圆的要求，早已不再严厉。 不过，对于个人生活而言，离婚并不等于说不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尤其是对女人的荣誉感而言。这里，我想把恩格斯的两段话，一段抄给保守主义者，另一段抄给放浪形骸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抄给保守主义者的，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话。这段曾经非常非常著名——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抄给放浪形骸者的，是恩格斯写给卡尔·考茨基一封信里的一段话—— 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么他自己应当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别人都陷在无心境的悲剧冲突之中。 逻辑是这样的：一对夫妻在形成家庭和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由于性格不和而基础不好、一方或双方在大事上有过失、性生活不谐调，由于爱情没能保持自我更新，原有的储蓄又很快被挖掘一空，于是爱情精疲力竭地枯萎了；而青年人又很难像垂暮的老人那样，用渐渐培养起来的家庭友谊，去取代劳累的爱情，于是生活变得黯然无光；这时，一旦有外力出现，家庭便自然加速度瓦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双方基本已依照各自的意志，慢慢培养起了对对方浓厚的敌意。及至提起离婚诉讼，一切成为无法改变的定局。所以，马克思说：“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崩溃的记录。” 这个逻辑一方面告诫着保守主义者，应该彻底放弃圆镜的迷梦，另一方面则蕴含着一种启迪——破坏家庭和气的症结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加以杜绝——我们都非常了解自己的配偶，非常清楚地知道按动哪个按钮能使其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们也同时知道配偶爱听什么，按动哪能一个按钮能安抚他。静静地想一下，情况就是这样简单。可是，由于那种忘记不了的积怨和敌意，我们一遇到冲突，反而偏偏去按相反的按钮，而且双方都孩子气地按个不停，把事情挑大，事后还认定这就是必须终结这门姻缘的全部理由。 弗洛依德曾经描述过人们对于配偶的过高的预先估计，即“理想情人”的梦想，也就是二十三岁时的那种浪漫的梦想。实际上，恰恰是这个梦想从根本上导致了婚后的强烈失望。心理学家伊斯瑞尔·查尼在一次对婚姻的有争议的研究中，也对这种爱的神话提出了质疑，因为美好婚姻的主要困难在于，生活中的“不健康者”和没有真正“成熟的”人，为数众多，因此查尼认为：“绝大多数婚姻，都公开或秘密地，充满了深深的毁灭性的紧张感。”在弗洛依德看来，即使是最深的爱恋，也不可能避免矛盾心理，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也一样会储藏着一些敌视的感情。而查尼干脆提出要把日常婚姻，重新定义为内部紧张并充满争端的关系，而它的成功和继续，需要爱与恨的某种平衡。 在情感领域里，爱与恨常常是同一种感情。 在给台湾一家杂志撰写的一篇小品文中，张晓风记述了这样一个情景：张向她的学生们发问，爱的反面是什么？学生们不假思索地一起嚷：“是恨。”张感叹说，你们太年轻啦！随后，她举出一个例子，以引导思考——一个老太太在暮年的一个黄昏，遇到了另一位老人，她青春时期的恋人，她兴冲冲地问道：“你还记得我吗？”假如那老头的回答是：“是的，我记得，六十年来我一直恨着你！”这无疑是说，他爱着她，六十年来因为爱而不能满足，始终保持着仇恨，难道还有比这更为执著的感情吗？但假如他处在爱的反面，他应该是怔怔地问：“你是？真抱歉，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张晓风的结论是：爱的反面是漠然。 人们应该在珍惜爱的同时，也珍惜恨。当我们明白了恨只是因为没能比齐早期梦幻中“完美情人”的标准时，请抛弃那个谎言，然后再把恨转变为正常的爱，献给现实中的配偶，按一下该按的键钮。这才是我们为了巩固爱和家庭而真正应该作的。不要用粗俗不堪的怒火，取代美好的感情，只要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阻止敌意向漠然转化。 请相信，拿到离婚证书一刹那，那种感觉是难言的。 但如果漠视真的出现，已无可逆转，那么离婚时也请好好说一声“再见”。 离婚原因中，“基础不好”指的是门户问题。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种难局由社会宣传一手造成，就像宣传“脚踏两只船”是很坏的行为一样，道德家们已齐心协力地把“门当户对”宣布为谬论。可是，平心想一下，祖先许许多多的训诫实际上都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只是当它们被当作牢不可破的教条时，才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一个成年人不难看到，始终没有并向发展恋爱的人，也就是那些纯真善良坐在独木舟里的人，他们恰恰是爱情一贯失败的人。而其他“满天撒网，重点培养”的人，往往很成功，因此“鸡飞蛋打”之事并没有像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多。门户问题也如此，无数离异者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有一种通感，觉得“门当户对”应该适当地得以正名。两个来自于不同教养层次的人，在未来长期的生活中对于各类大事有着必然的尖锐冲突，门户低的子弟普遍染有劳动人民的陋习和阴暗心理，而出身上流社会的人常常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傲。克服这种矛盾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全社会倡导共通的文明教育以消除家庭差异，而不是异想天开地抹煞门户客观上必然存在的影响。否则，过于忽视门第差异而造就的婚姻将会继续伤害天真的人们。 从离婚结果上说，道德家们善意地猜想说，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实情不是如此。当然，离异对孩子身心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父母离婚的孩子在小学校里，在社会中，都有可能受到别的孩子的歧视。但是比起夫妻双方自己心灵受的创伤来，孩子的只能算是第二位。在那些离婚的和正在为离婚争吵的家庭中，绝大多数夫妻正是出于不能委屈了孩子的心理，而使孩子得到了比其他孩子更优越的物质待遇。在离婚判决上，绝大多数夫妻都想把孩子争夺到自己这边来，认为对方不配教育和关心子女（在海外也是这样）。判决书对于赡养费的规定着实荒唐，平均每月只有100元，这意味这个孩子似乎没有必要去学习钢琴和电脑，仅仅吃饱饭就行了。不过，大多数离婚夫妇的日后实际给付，远远超出了法院判决的标准。而且，离婚诉讼中得到孩子的一方，可能拥有原来的住房，以便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此外，这些孩子还加倍得到了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隔代之爱。 可是这一切，比起孩子们应该得到的正常的一切，又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比起夫妻自己在离异中受到伤害时孩子所承受的微不足道一样。家，孩子只有在家里才会感到自由，才会敢于说笑，感到温暖。就连那些预言家庭制度必将最终被淘汰的人，对于家庭消失后孩子的成长问题，也仍然感到茫然，无所是从。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再多想想孩子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想想孩子，再多想想孩子。 当初我们是怎样热烈地希望给家庭增添一条小小的生命，或者只是在兴奋的情爱中稍一不注意，种下这颗调皮的种子。四个月时，我们还曾想打掉它。但是后来，我们的孩子还是出世了。无论过去我们曾如何看待孩子，迫切希望，还是很不情愿，可是当孩子啼哭着开始呼吸时，一个又一个新的梦想曾是怎样地接踵而来，埋入了我们的心田—— 我们梦想使他们不遭受任何哪怕一丁点身体上的伤害。（可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计划过高了。而且，为什么要把一株将来必将承受风雨的小树，包裹得那样紧，以防止它留下任何一点点伤疤呢？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曾受过伤害，而今我们不是依然活得很好吗？） 我们自认为比父母更出色，而且期望塑造出比他们塑造的孩子更出色的人。（不久我们就会为否定父母对自己的喂养之恩感到内疚，知道养活一个人比豢养一只小猫着实困难。） 我们隐隐地把自己失意的东西，没能实施的理想记起，寄希望于孩子的未来。（正像里尔克的诗所说：“孩子是未来，也是回归。孩子是孕胎，也是海洋。”可是，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们为孩子一相情愿的人生设计已经有些先入为主。这里，我想抄录一段歌德的话给小夫妻们：“我从旁观察他们，从细小的事情中，发现他们有朝一日所需要的种种品德与才能的萌芽，从他们今日的固执任性看出将来的坚毅与刚强，从今日的顽皮放肆中看出将来的幽默乐观以及轻松愉快地应付人世危难的本领。每当我发现这一切还丝毫未经败坏，完整未损，我便一次一次地，反反复复地，吟味人类导师的这句金言：‘可叹呀，你们不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他们，这些我们的同类，这些本应被我们视为楷模的人，我们对待他们却像奴隶，竟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意志……都在照着自己的模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们还想到了永远占有他们，就像占有一套家具。（为了使孩子不遭受不测，也为了对自己的忧心负责，我们认为有权知道孩子的一切，就像自己的父母作过的那样，迫不急待地想看到孩子的日记本。我们认为有权阻止他们与自己分离，因为离开我们，他们就分不清对错。可是呵，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怯弱地不敢一个人去幼儿园，不能够承担天赋责任，我们作为父母一直没能忍住对城乡的巨大忧虑而把孩子狠心交给它，设法扩展他们和别人的联系并教诲他们和环境中其他的人平等合作，我们已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想到孩子是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不，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只是借助我们的一个精卵开始发源，他们是风雨和松林的亲兄弟，是自然的产物。我们不过是他们羽翼未丰时的代养人。） 在美丽的回忆录《说，记忆》中，费拉基米尔·纳波科夫说，他曾凝视着刚刚出生的儿子的眼睛，看到了“古老的、神话中的森林”的影子，那里“飞鸟多于猛虎，果实多于荆棘”。 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妇女吗？马尔库塞认为，女性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世界相分离，因此她们比男人更人性化，更多地保持了根植于土地，单纯而未受过太多污染的本能和感情，所以社区中的男人们需要女人的陶冶，以使自己不忘记大山和池塘，不忘记大自然。那么现在，大自然交给我们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然婴孩，他们刚从风暴雨雪中转变而来，由于体内没有多少毒素，他们的眼白呈现出漂亮的蓝色。在他们那未知的眼仁里，还滞留着美丽的关于自然景观的记忆。如果我们幻想保持住孩子眼中的森林，遏制猛虎和荆棘的蔓延，那么我们就必须约束自己，比如别那么早教孩子骂人。 看到那些根本不合格的父母，我曾经想到，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像为人父母那样，未经任何培训就可以匆忙上阵的了。然而，正是这些不称职的父母始终从事着全人类最重要的事业——生育和教育——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一八八三年，英国人高尔顿创造了“优生学（Eugenice）”这次词汇，并以进化论和遗传学为根据，奠定了这门旨在研究人类遗传素质及其改善方法的学科的基础。其中，包括消除劣质的预防性优生学和促进体智优异个体出生的演进性优生学。不过，无论中国把优生喊得多么响亮，大多数夫妻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兴趣去细听，因为向他们宣讲优生学的职业宣传家们大多处在水平线以上，那种宣传只能是使优生流于一句空话。因此，每个人都熟悉，但谁都不再想去搞懂它，它不过是一个被四处张贴的标语。 在对形体和智力的遗传可能、授精时期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以及对胎教的意义全都不甚了了的情况下，我们草草地生下了儿女，把优生论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我们又想当然地开始育儿，而育儿的教义大多来自于自己父母的经验以及自己的猜想，又把优育论扔到了一边。一方面，我们买了大堆昂贵的玩具，打算开启孩子的智力，另一方面我们只是把他们催养成超标肥胖、只会拆毁玩具、小脑袋瓜里一片空白的小霸王。 人会在三个教育阶段中度过一生。 从我们蒙昧在母腹第三个月的时候，母体吸收的营养构造了我们的大脑沟回，我们迷迷糊糊感受着父亲抽着烟在对母亲讲话，而母亲喝了酒，有一阵爵士乐飘过，我们感到春夏秋冬的更替，也感到母亲为了什么心事而垂泪伤感……直到出世，直到我们七岁，第一个阶段——家庭教育阶段——才告一段落。此后，我们完成了第二阶段——学校教育阶段——在这个时期，家庭的影响显露出强大的力量。到了二十三岁左右，走出学院的本科生最后一批开始了第三阶段——社会教育阶段——这个阶段里，我们的一切成功均取决于前两个阶段奠定下的基础。 大约在第二个教育阶段时，我们就已记不住孩童时代的大部分事情了，但这并不是说七岁以前父母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作用于我们敏感的童心。早期教育常常已作为感受，铭刻在了一个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心灵中这些模糊的印痕（Engram）贯穿了我们生命的首尾。这正如语言之于人生，我们记不住七岁以前说过的话，但我们却学会了语言，并且一刻不停地说个没完。如果把学龄前的孩子比作出膛的子弹，那么这一刹那，只要我们闪失半毫米，在他们生命的终点，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与自己的初衷已相距十万八千里。而在第一阶段里，孩子们完全空白的脑海和心灵对于这种半毫米的闪失，又是那么的敏感。他们无法记住这种闪失的真实情况，以致于成年时无法溯及根源，去医治它。比如，我们把打翻了奶瓶的女儿放在一边，任其惊恐地大哭，我们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拼命地擦着地毯上的奶水，那么若干年后，我们这个胆小怕事的女儿便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养成了怯懦的毛病，正如我们也说不清楚一样。 德国动物学家洛伦兹，提出过一个“关键期”理论。他说，两至三岁是幼儿学习口语的好时候，四至五岁是学习书面的最佳年龄。如果我们的孩子处在这两个年龄段上，只需稍加一点力量，他们就可能在成年后成为口若悬河的外交家，或者一个多产的撰稿人。但是这时，如果我们一味强迫他们学习工具性的知识而不让他们享有作孩子的乐趣，那么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只会趴在书桌前演算而对周围美好的一切无心观赏的人。实际上，人首先要成为人，然后再具有某些工具性。而知识不仅仅应该包括爱、生命实质、死亡的知识，而且首先应该是关于它们的知识，此后我们再交给孩子田字格本和圆规，帮助他们学习自然的常识。在孩子们小的时候，要教给他们必胜的信念，多教他们一些快乐的知识、爱的知识，爱熊猫也要爱老鼠。此外，我们尚不敢断定该不该把男婴女婴分开，多教前者一些勇气，多教后者一些阴柔，因为很多人反对这种区分，但是我们必须要教给他们有关阳刚和温静的知识。 我们必须强忍住笑，强忍住不耐烦的情绪，回答孩子那些关于性的提问，比如“女厕所里都有什么”、“为什么不许男孩子进去”、“我是怎么生出来的”。不要置之不理，答法又需要艺术。我们还要天天解释那些关于汽车火车、飞机、以及雨的来源等客观现象，对他们不厌其烦“为什么”，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回答，否则无异于是暗示他们：知识没有用处。如果真是那样，二十多年后，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回答不出儿子问题的青年父亲。 提起教育子女，人们总有一种趣味感，可实际上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许多在事业上一事无成的人，往往失败于缺乏耐力和坚韧，惧怕艰难，然而他们却往往很快地结了婚，而且草率地生了孩子。这一切，都比成功的人干得麻利。可是，如果他们像在事业上一样不能耐心忍受孩子对于世界的求知欲望，他们便会继续失败，不会有优育上的成功。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人们真应该把这件艰难的工作当成自己最后的杰作和一项伟大的事业去干。否则，不如像西方人那样，找一个自己看得起的人，让他充当孩子的教父，多给孩子一些自己给予不了的关怀。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孩子的成长，对于父母原有的自私，是一次巨大的净化。人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可以百分之百为之奉献的人去证实自己的无私，觉得自己是个保护神。这时，人们对自己的父母有了一丝好感，对配偶有了多一点的依赖。在自己孩子面前，最自私的人也会体验到自己的无私。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逝水流年 逝水流年 孩子的成长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时间在奔跑。庄周曾经在《知北游》里漫不经心地写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是呵，看着孩子在变化，从伊呀学语，到朗诵第一首唐诗，我们可以感到他们咬住自己手指时的一排新牙。他们学会了追逐游戏，表达自己初步的想法。如果我们离开城市去远方，回来时，便会发现他们又长高了一寸，结交了一个邻居的小伙伴。这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操劳，又是那么仓促。 一九九一年早春，我约上李和她的小儿子去玩。李是我的小学同窗，无庸隐瞒，我对她一直怀有超越友谊的爱感。但是她已结婚，还有了这个小孩子。那一天，我们一起去了元朝古城墙——古城墙由于岁月苍老，已蜕变为东西绵延的土坡，土坡上栽满了小松树——我们翻过这道岁月之墙，来到它北面的护城河畔。望着晶亮的太阳光下李的背景和长发，以及在她身后追赶的儿子，我一下想起七岁时第一次见到的李，那个漂亮而跋扈的小姑娘，现在她身后这个奔跑的儿子只比那个小姑娘小五岁。而今，李已在安详地承受了儿子嘤嘤的喊声，“妈妈，妈妈”，已变成温静的少妇和母亲。 “俱往矣”，我们已经走到了青春的结尾，走向三十岁和中年。我们已经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没有停留，静静地航行。我们都曾惧怕这一天的到来，就像十八岁时谈起结婚，一边渴望得要死，一边感到畏缩。因为伤叹“青春像一只小鸟”，迅速“飞去就不再飞回”，我们曾经深深地怀疑生命，厌倦生命。可是自从彻底扔掉那些谎言般的梦想中不切实际的纷扰，我们却发觉人生是那样的实实在在。这时，我们的生活到了又一个车站，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好，而新世界还从未到来。这里，我将引用已过世的三毛的话，作为本部分的结尾—— 说到最爱的年纪，就是中年。尘埃落定，这时候，人生不问答案，播出去的种子，开始收获了……我们还不老，还有权利去恋爱，还没有走下坡……年轻人，千万要对你的中年抱着一个很大期望。 中年时代失去了容貌的美丽，但是得到了更多更好的东西。越到中年越知道衣着不重要，漂亮不重要，但是健康重要。这种快乐，跟很多的好朋友去交换心得，都说中年好的不得了，大丰收噢！它不一定是金钱上的，也可能是金钱上的。我爱这个年纪！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秋天的早晨 缀语 三十岁，秋天的早晨 现在到了为你的青春写结束语的时候了。 这时，青春的帷幕已徐徐下落，人生的新章在新幕的背后已酝酿成形。仰观十年，青春是一条无以穷尽的长途，但当回首，它却像一阵蒙蒙春雨，来也匆匆，去亦匆匆。有时，你真想回到十六岁的花季，重新来一遍，那样你就会比现在更好。你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考上大学，不放弃每一个学习机会，因为后来你发现需要某种知识时，也每每发现对于这种知识的厌烦曾使你不止一次地逃学。那时，自己的东西丢了，不该上纲上线，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断定自己的东西被人“偷”了，或许别人会把你的东西还给你。假如你重新再来一次，你就不会太早地恋爱，而是多看一些事情，多接触一些新人。在以后的中年岁月中，你遇到过许多比现在作了自己妻子更好的女人。你不会急于结婚和生育，也不会为一个对你不合适的丈夫而糟蹋了一生。那种能使自己得到力量的爱情和家庭太少了，你是在养活配偶的同时获取了法定的性生活，并把自己拴在了一只包袱上。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上一个又一个浪费你有限精力、金钱、爱心的人的当，也不会交那么多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的朋友。你会在一个公司，像现在这样，安分地干下去，一点点爬向高层，而不是在许多雇主之间调来调去，得到了许多不值钱的经历，却没有攒下一点益于提升的资历。如果重来一次，你肯定不会为社会、政治、活法问题，与父母多次吵架，因为他们并不掌权，决定不了什么。你也就不会总是看不到希望，错失良机，一连好几个月里无所事事，苦闷得自己和自己下着围棋。 你好后悔呵。有那么多事，当你没有经历时，你的经验无法使你把握它们。一旦过去了，一切又都晚了。 你渴望长大，却并不愿意年老。而青春的敌人也的确不是衰老，而是不曾长大。 你曾苦恼，时常想起旧日恋人，设想当初与她/他结合，或许生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然而，就像吕承明写过的一首歌唱道的：“遥远的她/是永远燃烧的火花/是我记忆中一个回不去的家……”在这种淡淡的清愁中，你不会再像十八岁时那样去写日记，不会去找知音以求宣泄，也很少流泪。就像舒婷在《路遇》里写道的—— 也许一切都不曾发生 不过是旧路引起我的错觉 即使一切都已发生过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 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 《青春的敌人》有这样一个尝试：让读者打破时空，看一看青春各个阶段的颜色。特别是当你还没有跨入下一个阶段时，提前触知来日的忧郁对你眼前的生活是有助益的。但是，我几乎又可以肯定，你不会同意你所不理解的意见的，因为以后的一切，你尚未经历过。对于未来，你有你自己坚信不移而又牢不可破的预感。这就像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说“亲爱的，别这么早就接受男孩子的求爱”一样，无济于事，因为她需要这些。也如同对一个尚未毕业的中文系学生说“英语很重要”一样，纯属对牛弹琴，因为他自负得很。 二十六岁以前，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幼稚，并且害怕被别人和被自己发现幼稚。然而，人只有经常感到自己幼稚并敢于承认它时，才能算真的成熟。这种真正的成熟在青春的末期才会出现。而当它姗姗来迟时，人生大局又已基本定下。一个十八岁就决定弃学从商的人，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没有进入学院，那个“无业青年”的社会地位，将对其向高层次攀登构成决定性的障碍。 不过，只要是看过这么一本言介青春时分各种阻碍人们成长的劲敌的书，你至少可以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有可能遇到哪些困难。至于如何我行我素地解决它们，你自有你的办法，不必遵从别人的意见。本书只是展现困境并为应付它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参考，只要读者因为这本书而看到了自己人生中的景致，以及其中隐约可见的危险，并通过这本书的光照使那些危险在眼前得以显彰，我的尝试就已经达到。 很奇怪，自从我很小的时候操笔书画，就确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多用任何一个美丽而又恰如其分的词汇，把每一篇公文写成美国宪法开头的那种样子，把每一篇不似说教的说教写成诗篇。为此，我曾很不适应上中学作文课和作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一九九零年，看了张慈临去美国前发表的一篇散文《独步人生》，很欣赏她的一句金言：“我对世界的感受，就是语言的美。”没错，这也是我的信念。 《青春的敌人》正是禀承了这个信念。 一九九九年，我再次回到母校北大，攻读法律硕士学位，抽去大部分精力，投身法学研究。间或，我刚刚写完105万字的鸿篇巨制《共和国日记》5卷，记述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间的五十年历史。在这些法学论文和这部通俗历史著作中，我均没有忘记“语言的美”。此后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完善《香港：明月照耀下的奇迹》、《北大百年——往事如烟云》、《水木清华九十年》、《200年鉴中美风》等等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文字的宗旨依旧是“语言的美”。当然，我不会忘记安布罗西乌斯布道时说过的另一句金言：“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 早在一九九二年秋天，正值《青春的敌人》第一版下厂印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福利学院的朋友们曾来信说，希望得到《青春的敌人》的赠书。我很高兴她们的兴趣，但却同时申明，书里只有“语言的美”给她们看，而书的内容“出境无效”。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必需的是一种与之相符的“落后的”策略，这种策略应该比中国实情略进一步，又必须落后于海外现状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根据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找到的答案，不具有世界意义，而具有世界意义的答案，又离中国现实又太远了。 十八岁时，我确立了另一个建设原则：作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不作先行的思想家。我对说出崭新的思想不感兴趣，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在实施先人的思想并研究它们的可能性上。早在北大求学时代，我曾因不惮于重复百年前伟人们说过的旧话，常遭同舍好友孔庆东博士的嘲笑。但是我相信，孔博士与我对理论和生活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要创造全新的思想和主义，寻找从未有人光顾过的壮丽美景，而我，只想让伟人们已经说过已经不新鲜的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为此，我将继续重复伟人们伟大的箴言。 我不打算不朽，相反希望我的文章快快死掉。 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批判，仍有存在的道理的话，那就说明它所批判的东西至今犹存。 我屈指估算，《青春的敌人》的功利影响只有七年左右的寿命，它所针对的就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其他人，它没有和我的主观目的完全一致的影响意义。对于它2002年仍能换一家出版社又一次加印，实在在预期之外。 记得，戴高乐将军在他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下：“夏尔·戴高乐（1890— ）。”我猜想这位总统是希望他的一世英名和伟大精神能与未来永存。可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依稀记得，我出生在很远很远的年代，经历过生物从海洋走向陆地的漫长的历程，经历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古代民主，经历过各国移民争相汇聚于中原的李唐王朝和满清盛世的转折，我似乎清楚地感到血管里流淌着孔孟的血液。而今天，我更加相信，我出生在一个我自己也不清楚的年代。面对死亡，我想我会使自己变为山角下的一抔泥土、风中流云、以及闪进麦田的红狐的尾巴。后来我想我应该把每一次死亡作为每一次来世的终结，每死一次就标志着我此生大事的完成。我很尊崇萨特的一句狂言，“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并且和他一样，认为生生世世“我是赋有天命的”，所以在自己身后竖起的无数次死亡的墓碑碑文上，我将采用和戴高乐将军截然相反的作法，标明自己的每一次终结，却确定自己来源于久远的传统和历史，是它们的胚胎，却不知道授孕的编年。 我愿根植于这种习惯推算我的作品寿命，它们来自永恒，终结于越早越好的一天。 《青春的敌人》不想不朽，也不想太深沉，请我那些治学严谨而意境高远的教授们和品位出超的各路朋友，能够不嘲笑我蹲下身子去同一个孩子讲话，拉着手与二十岁人攀谈。我希望所有读它的人们能够认真，也能够轻松。它和我自己一样，是一种有用但不永存的功利主义的东西。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王跪榕和表姐王瑛，她们是第一批悉心倾听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的人。还有我的父亲周复旦，由于要会晤海外来客，应筹太多的老朋友，谋划秦皇岛四通公司的北戴河展销会，还要翻译文章，所以此书写作绵延于一九九一年整个春季，其间，我不得不一直寄居在父亲舒适的家中，过着饭来张口、晚睡晚起的纯脑力劳动生活。此次改版重印，正值我在各电视台之间疲于奔命，如不是妹妹周忆红、妹夫黄钰、妻子李陵大力帮忙，我将无法应付这个举措。此外，无数我曾经历过的人们促成了我的经验，这里必须感谢他们的深远影响，他们同意我运用他们的事例而隐去其名以谋此书的丰富性，令我十分钦佩他们的通达。 我希望他们和所有的人们拥有更加美丽的生活。 我所通篇诱导的“健康精神”与他们同在。 一九四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的开头写道：“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实际上，成熟、心理卫生、健康精神，这些就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能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为此，马克思曾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付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 青春十年中，你所扮演过的角色始终是儿子和女儿，而在青春最后的时日里，你已向父亲和母亲转折，成为一座跨越代际的桥梁。那么，把一颗健康而青春的心留给中年，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人吧！请不要那么不健康地看待青春的尾声，人生没有因青春的消逝而完结。不要认为自己真的人老珠黄，油尽灯枯。三十多岁，不过是秋天的早晨，一轮新的太阳刚刚升起。这时的果树，承受着新的雨露和满枝的收获物。我相信，你甚至会像芒克一样激动地咏唱： 啊，秋天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你同样是开花的季节！ 我没有认错 你同样是开花的季节！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现状，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一个白天就可以获得，那对于青春的气力来说是一种不幸，至少是一件乏味而无趣的事情。请把健康的直视现实的心态，带到中年。不要不健康地看待没有建树的女人和始终不幸的男人。对于女人，幸福比成功重要。对于男人，重要的是成功，而不是幸福。你不必百分之百地遵奉这个铁律，只要你有把握无论是从自己的虚荣和嫉妒心上还是从真正的灵魂满足上把持住自己的一生，你就可以选择一条别人弄不懂的道路。歌德曾写道—— 一个按成法培养的画家，决不至于涂出拙劣乏味的作品，就像一个奉法惟谨的小康市民，决不至于成为一个讨厌的邻居或者大恶棍。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的清规戒律，不管你怎么讲，统统都会破坏我们对自然的真实感受，真实表现！ 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命方式，换句话说，只要是被人们采纳的活法，就不会是绝对错误的。把这个真谛带到中年，并把它告诉你的孩子。 此外，你还应该明白地向你的孩子转诉一些关于生、死、爱、美梦的观念，回答他们每一个好奇的问题。你必须重视孩子的梦想，浇灌它，只有在已完全失去了幻想的父母眼里，孩子的美好愿望才会显得荒唐。关于性的常识，你休想把一个男孩子蒙骗到十八岁。诚然，你可以把女儿一直骗到被关进洞房的一刹那，可这非但无助于世风清纯，反而会造成大量的社会弊端和不成熟的人。但是，关于罪恶和宿命的事实，请你隐晦，隐晦，再隐晦，不要把这种难局这样早地直接告诉他们。听听歌德的另一段话—— 我们对待孩子们，也应该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当上帝让我们沉醉在愉快的幻觉中，他就是给了我们最大的幸福。 在人生旅途中，过早地认识真理并一定好。让一棵柔嫩的树苗过分呈露在暴风骤雨之中面对吹打，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早早地毁掉了它。让作梦者去作梦绝不是件坏事，你不会见到有人睡眠并作着美梦而非要叫醒他不可吧！ 三十岁，让自己在这个金黄的朝晨，走向应有的成熟和健康。然后再去面对成熟带来的新问题——衰老的光临。 这个时候，你习惯性的面部表情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形成了深深的皱纹。你甚至开始从脑后渐渐泄顶。然而，最为可怕的，却是心理上的衰老。这时，看到二十一岁的人在为一桩爱情而苦恼，如果你倚老卖老，念叨他们太小，认为他们比自己二十一岁时还不成熟，那么你真的是衰老了。事实上，他们只会比你那时更成熟，知道得更多。你所以这样武断，就是因为你在心理上已经承认自己老到家了，看到他们撅屁股，就知道他们要作什么。只有老人和未老先衰的人，才会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 这时，你需要知道一些永葆青春的办法去抵挡时光的侵蚀，以使自己不会在若干年后变得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麻木、保守、武断、自命不凡。他们抵御衰老靠的是注意饮食，舞舞长剑，用唯物主义的方法作作气功。而你，除了想到身体，还要想到心理健康，别像他们一样把精神的修炼忘得一干二净。你不妨试着这样作—— ☆ 更新生活情趣。生活仍然不只是活下去，而是要活得更好。 ☆ 继续探求灵性。广智使人笑，从容使人气沛而不老。 ☆ 交几个正值青春期的朋友。除了让自己年轻，还可以知道什么在流行。 ☆ 订阅《读者》杂志。省悟和通达，那里应有尽有。 ☆ 坚信自己不会老。那么，你就真的不会老。 三十岁的时候，只要你健康，成熟却不苍老，你就会发现太阳西移时的美丽。三十岁，什么都明白的年纪，对什么你都不再迷乱。你不去幻想，不浪费，很少争吵和打架。三十岁，四平八稳的年龄，但是就在这四平八稳的表象下，生活还是在不断地叙述着那句璀璨的、不厌其烦的、更加完善的话：“改变你自己！” 马斯洛曾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人生需要的层次，用一个金字塔式的图表标志出来，即下面的这个样子—— （此处加上原书中的阶梯式图表） 少年的时候，作最优秀的人的梦想使你打算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到最高层次的美的追求，你全线出击，曾想囫囵吞枣地一举拿下。可是后来，在社会环境的阻力越来越大、自身先天条件越来越跟不上步伐的情况下，你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将作人的需要降低到无法降低的地步，局限在畜生的界线之内。尔后，略略成熟的年龄使你冷静下来，并乐于稍稍改革自己一下。于是，你更向往爱和社会的归属感，更渴求尊严。但是，三十岁到来的时候，你曾再一次驻足，打算就此算了。但是如果真是那样，你就将和其他沮丧的中国人一样，没使自己的需要向较高的层次突破，而是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农民们归属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知识分子归属为“无官一身轻，有子万念休”，就像《儒林外史》描写的那些人一样，呈现出中国盛产的那种“自我萎缩型人格”特征。 然而为了继续改变自己，也为了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盲目，你已懂得了首先改变“改变自己”的方式。耐心、沉稳、真切、绝不急功近利。你不停滞，也不急走。你慢慢地实现自己的秘密计划，希求相亲相爱的和平与理解，在每一次举手投足、每一个步伐中表现出优雅和美，塑造出自己成熟、健康、更高层次的人格。 达·芬奇一五零三年至一五零六年创作、现藏于巴黎卢浮宫中的那幅旷世名画《蒙娜丽莎》，使许多因为知道它是大画家的杰作而不懂装懂地赞颂其美的人，现出了可笑的媚态。据行家推测，那幅画是画家给佛罗伦萨银行家弗朗塞斯卡的夫人——蒙娜·丽莎——绘制的画像（但我私下里一直怀疑，那是达·芬奇的自画像）。我不喜欢它，也不相信那种古代的手法和旧暗的色调能真的给其他人以第一感观上的愉悦。我之所以难以忘记它，并愿意时常想一想它，只是因为第一，它值很多很多的钱，令人向往，第二，蒙娜·丽莎的神态，从各个角度看她都是在微笑。这是一种高位人格的写照，也是三十岁人应该达到的人格风度。 十年青春，既是梦灭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古希腊人曾把“能认识自己”作为人的最高智慧，而阿波罗神殿的大门上也写着一句著名的箴言：“要认识你自己。”你心驰神往地奔向这方灯塔，而今“改变你自己”的依据也正是“认识你自己”的结果。你面带着三十岁人的微笑，而三十岁的改变已不再像青春时节认识自己那样轰轰烈烈。你在四平八稳的表象中，显现着冷灰色的阴郁，说不清是保护彩，还是熟透了的成色，而且你那从各个角度上看都很宁静的微笑，也在对这一片冷灰脉脉地含情。 三十岁，可能是阴雨的季节。特别是男人，你已到了无以依赖的年景。父母在衰老，儿女尚幼弱。但是，这个凝重的节气并不比阳光灿烂的春天差多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在收获的日子里看到另一种快乐，儿子成长为出类拔萃的人，你长年的奔波终于赢得了一些必然到来的东西，长级、提升、爱戴、稳定的住房。你那年轻的脸渐渐成为另外一种动人的面庞，安详的岁月和敏于心扉的智性融入你的目光，另一种笑容显得你脚踏实地，另一种流泪的样子并不使你丢脸。一切的一切，因为你花了不短的时间——青春十年。 因此这时，你自然学会了对年轻微笑，学会了对年轻的去向微笑。这时，你重听侯德健的《三十以后才明白》，重放罗大佑的《恋曲1990》，特别是当歌星缓缓地唱起“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时，你摇曳的心重走桑田沧海，双眼在苍茫间含着极难捕捉到的微笑，因为那些漫长的清愁已向甘甜转变。而那些向三十岁以后流注的时光，却因你丰富而光彩的心，没能走向衰老。 曾经，《青年参考》译载了M·乌尔曼八十九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短文，这篇定名为《年轻》的文章，曾被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放置案头，度过了全歼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战争。后来，它又成为了许许多多日本企业家的生活信条，松下公司的元勋松下幸之助，称之为“我的座右铭”。的确，它有一种不老的豪情和继续打世界的雄心，而在豪情和雄心的内部，一切都在微笑——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中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欲望的胆识和气质。而六十岁的男人可能比二十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和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在灵魂上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心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 无论是六十岁还是十六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的心灵深处，同样有一座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空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 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绝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二十岁。但如果这座无线电台始终矗立你的心中，捕捉着每一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八十岁。 是的，青春完全可以长驻。只要你相信它，相信你自己，三十岁，发展自我，便更有优势。从头做起，也并不算太迟。 只要你相信，三十岁，也就不过是个秋天的早晨： 多情，丰满，依旧有活力。 一九九一年春天第一稿 二零零四年盛夏修改稿 于北京 =TXT版本编辑制作TurboZV，更新消息请访问 www.turbozv.com =